草书在中国书道史上并非最后出现的书体,但却是对书写者文化素养要求最高的书体。写草书不仅难度大、需要文史积累等字外功夫和潇洒自如的胆识,也最需要追求富有艺术表现力、内容感染力的效果。形容好的草书作品不仅可以用“行云流水”“烟云卷舒”“气势磅礴”“起伏跌宕”“龙飞凤舞”等成语来描述,还需要从中搜寻出似画、似诗、似舞、似歌、似禅、似仙的美学感受。可见在书坛上,草书是傲然卓立的高峰,而不仅仅是一种独立的书体。
　　草书是内容十分丰富的书道实践与研究领域,细分之,所谓的草书还包括章草、今草、行草、大草、狂草等名目,一般是特指笔画连绵、书写快捷、颇有法度、自成体系、因人而异、随意而变、有内在结构,能在动态中把握整体平衡的书体。
　　今存最早的“草书”首先应该是“草甲骨”“草金文”和“草篆”等,但这些“草写”的书体大都不为后世书家所认可和看重,只有宋儒张轼在《南轩集》中指出:“凡笔画互连,书写不谨,即可为草书。”承认在草书的初创时期,于本质之中就有“潦草”“非正规”和“不经意”等意思存在。当代著名学者和书家郭沫若也曾认为“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正书”。可见前人并没有特别着重从书体的类别这个角度来审视已有的书体变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各种书体都有一以贯之的草写过程及其内在的演变发展规律。所以,在谈到草书与其他书体的相互依存和借鉴关系时,其中的渊源是早已注定的。
　　一般来讲,字体草写最初的内在动机是快速、简化,而逐渐地,人们又有了更为内在的需求,即追求放松的状态、追求能够生成意想不到的艺术感觉效果。可见,对草书之道应在更为开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深入探讨,不能只简单地从草书技巧的层面进行具体的和无休止的分析。
　　写草书首先是要解放创作的心态,书写者的精神状态要尽情舒展和开阔。作为中国古代文字初步成熟后的第一个社会文化发展高峰,汉代提供了草书发展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精神滋养。这一时期是甲骨、钟鼎、大篆、小篆创制之后的各种书体自成体系,并逐渐成熟的黄金时期,也是隶书和章草方兴未艾之时。与此前各种书体的条件与环境不同,汉代的书写条件有较大改善,书写工具和载体也更为优化和便宜,故而书写和参与创作的人群不断加大,而且书者的书写状态进一步放松,在注重和体现书写实用价值的同时,其艺术价值也逐渐显现出来。尽管在汉代,相应的美学理论过多地关注于哲学和文学,但其相关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草书创作及内在需求,甚至已经蕴含着一些对应的文化和美学的理念。如许慎曾说:“书,如也。”指出了书写与心性的关系。崔瑗在《草书势》中也谈到,草书之法像“俯仰有议,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具有“志在飞移”“将奔未驰”“状似连珠”“放逸生奇”“余诞纠结”“头没尾垂”等表现,尤远而望之,可感书者于随势变化中所创造的微妙和意趣。崔瑗指出了草书创作的无禁忌和草书感受的美学价值,这与整个汉代文史、伦理、哲学、科技、绘画等方面的发展是相协调和呼应的。自汉以后,在书道的探索时空中,不管是书写技法,还是书道理论,草书都是最为出彩和最具议论性的,这也再次证明,草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相对而言在书道领域最具代表性。
　　通常被人们认可的最早的“草书”应该是草隶,或称“章草”,该体并没有因隶书被楷书取代而衰落,而成为一种特殊、耐久,并独具特色和风韵的草体。流传至今较多的章草作品也足以使这一书体自立于古今草书之林,向今人呈现出古朴、久远的文化特色。张怀瓘《书断》说:“按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韦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传说中的与章草相近的一种草写公文式的书体)法,非也。’王愔: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惟君长告令臣下则可。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
　　由此可见,今行草书最主要和直接的源头是史游创建的章草,而这类草书多为君上嘱书者对臣下所用的急就之文,而不是平辈或臣下对君上的恭敬之文。从原创的最初意义上看,多为了省俭隶书的笔画和相应的规矩,继而又有了一些追求“纵任奔逸”的审美需求。所谓的“纵任奔逸”既有简化和快速等外在的表现,也有纵情挥洒的内在创作动机,更有任意奔放的情趣追求。当然,我们今天见到的正规章草,还主要是“草隶”中比较规范的一种,其对隶书笔画的省俭也是有创制、有规矩的。一般来讲多源于官方书家的创作,得到君上的认可,与留在今传民间简牍上的大量不规范的“草隶”相比,章草可谓相对规范的草体。从文字发展和简化的角度看,章草的价值是重要的,它不仅为日后字体的简化探索了新路、铺垫了基础,也为字形的“解散”及其表现力的增强,包括隶书向楷书、行书、草书(包括今草、小草、大草、狂草等)过渡,作出了重要的尝试和贡献。观看典型章草的结体,既可见到隶书典型的笔画,又可感受篆书的圆转和精当,还可从因笔画连写生成的许多省俭损益中,观察到由变形、动态等状态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情趣效果,使观者可以自然想见其中的丰富渊源,并能体会到创作者的独运匠心的巧妙之处。
　　论及今草,书界公认以汉末献帝时的张芝(字伯英)为代表,其特点即进一步省俭章草点画、波折,使书写更为流畅放达。《书断》称其曾“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佳,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时著名书家韦诞誉其为“草圣”。王羲之对汉魏书迹,唯推钟(繇)张(芝),认为其余均不足观,可见张芝影响的深远和巨大。传说张芝素来习书刻苦,“寸纸不遗”。晋卫恒《四体书势》言其“凡家中衣帛,必书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该故事透露出的信息极为丰富,不仅涉及了书写材料的变化,也为章草的改革与今草的兴起注入了坚毅、刻苦、勤奋的人文信息,对后世及其草书诸家均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临池”一词、“一笔书”传统等也都源于此。
　　在流传至今的张芝诸帖中,有争议者颇多,但即便如此,其参考价值亦颇可观。在其《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和《二月八日帖》等作品中,今草、狂草的特点和风格已经形成,且蔚为大观,使后世草书各家都不能出其藩篱。
　　应该指出,汉代出现的、至今沿袭和认定的草书是与隶书、楷书相对应的“草书”,且曾影响隶书和楷书的发展与简化。仅在这一范围,张芝可谓“草圣”,其帖可谓“祖帖”。
　　而在汉代以后,草书的变化由于时代色彩、文化特性、工具载体、文人风气的变化而再出新意,然其根本特质已基本定型,未有本质上的改变。
　　到了魏晋时期,文人思想和文化气息随着儒学的衰微、佛道的活跃、玄学的兴起而色彩斑斓。而在文学思想和美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下,世人对书道的深层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关于文品、人品等的评判与追求也必然影响后世对书品的判断与评价。另外,两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出现与逐渐扩大的普及使用,使得书道实践起码在文人士大夫中更加随意与轻松,相应的创作自然也更为丰富与出彩。今存最早的纸本草书墨迹当为西晋陆机的信札《平复帖》。信札是文人间随意沟通信息的短信,内容和格式均有讲究,一般要看对方的书道修养而确定是否草写,如是较为亲近的文友,则会写得比较随意和放纵,也就容易奔逸和出彩;当然,在书界和考古界,对陆机遗迹的真伪还有争议,但多数人基本持肯定看法。《平复帖》不仅是今存最早的字帖真品,也是今存草书最早的纸质真品,被今人视为今存字帖中的“祖本”。 其墨迹有明显的章草遗风,也体现了章草向今草过渡期的书写特点。就陆机本人而言,他在魏晋之时不仅对诗赋、文论的影响巨大,其审美意识的觉醒与提高也必然会影响其本人的书道创作及其同时代书家的丰富实践。
　　与陆机相比,稍后的“二王(王羲之父子)”在草书方面的贡献则是巨大的和无可争议的。王羲之生于当时最著名的豪门世家,在其家族中善书道者甚多,作品普遍成熟,群星灿烂,形成古今无有争议的书道创作高峰。今天人们共认的代表当时文化特征的“晋字”,其成就不仅在于楷书和行书的发展,在草书方面的贡献也尤为突出。在“二王”之后中国千余年的书道历史上,学草书者多以“二王”为宗师。
　　草书起源于突破规范书写的框框,如前人称草书为“破体”,要在快速和飞动中把握和表现动态的平衡和强烈的变化。起初,这些变化是不规则的,后来逐渐建立起一定的规则,随之又继续突破和完善规则,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这是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的,也从书道的角度印证了文化积淀的普世规律。
　　相比较而言,草书是最有难度和最有魅力的书体,因此也最容易与文学、诗歌、音乐、舞蹈、武术等融为一体,甚至能与它们的形式、节奏、韵律、表现都十分契合、相得益彰。即便是同一个人、写数篇同一内容的作品,其效果也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而,在草书具有的独特的艺术效果和书写创作特色中,蕴含了中国古代典型的“天人合一”之道,书写者的意愿、情感、情绪、状态和书写时所运用的手法、技巧,以及纸、墨、水、笔相生、相发、相破的效果,都会成为构成草书书道的重要影响因素。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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