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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所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为主，探寻1939年蒋介石为巩固川、滇、黔等西南抗战基地、控制西康，在西康宁属实施禁烟的历史真相。然而“禁烟”的背后却涉及中央、地方集团之间不断的利益争夺和冲突，以至烟患禁而不绝、卷土重来。
[关键词]西康宁属，蒋介石，禁烟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0-0030-07
1937年11月，继南京、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将川、滇、黔三省作为抗战基地。蒋介石声称“有川、滇、黔三省作基础，一定能够完成御侮复兴的大业”，刘湘统一四川表示拥护国民政府之后，蒋更视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并拟修建川陕、川滇、川黔、川湘公路，借以开通重庆与四川、四川与相邻各省的联系。
1938年底。国民政府相继在重庆、成都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借以加强对西南各省的控制；1939年2月，又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成立于四川禁烟“善后”阶段的“西昌行辕”，任务之一正是继续在西康宁属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禁烟行动，但与此同时，亦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即在蒋授意下控制西康，监视云南，切断西康刘文辉、云南龙云之间的联系。这实际是蒋在“划宁归康”，建立西康省后，对刘(文辉)、龙(云)二人放心不下所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表面看来，是中央不能坐视地方独吞鸦片暴利，堵住地方大开“用烟捐弥补军费、提倡种烟”的大门，但实质是中央对地方势力加强控制的有效手段。
笔者曾赴台，于国民党党史馆所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中查阅到1939年张群、孔祥熙就西康宁属禁烟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之间的有关往来函电，正是蒋介石在“禁烟”名义下，加强对川、康、滇、黔控制的有力佐证。
一、权利斗争中的西昌行辕设立与禁烟
1938年刘湘死后，蒋曾有意委任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却遭刘文辉等联名反对未果，四川省政府主席进而改由王缵绪继任，财政部则委任张静愚为四川禁烟署长。蒋同时又不得不略施手段，同意刘文辉蓄谋已久的“划宁归康”建立西康省，以示笼络。而后蒋介石本人更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由秘书长贺国光代行，并将“四川禁烟公署”改为“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蒋再兼督办(仍由贺代行)，徐孝刚为会办。1939年初，就在“划宁归康”、刘文辉扩大其势力范围、建立西康省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即在宁属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委任张笃伦为西昌行辕主任，明显是要对刘文辉加以节制。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上任后，即委任军事委员会程冠珊、戴笠下属徐远举，及其亲信王襄分别担任西昌行辕第一、第二、第三组(处)组长，另委陈志明、胡博渊、雷孝实等在昌学者、专家为经济专员。
1939年，是国民政府拟定的“(1935—1940年)六年禁烟计划”的最后一年。四川原来的禁烟公署，也已加上“善后”二字，预示着四川禁烟进入“收尾”的后期阶段。历年所缉的私烟几乎均由“善后督办公署”负责集中处理。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全省已没有公开种烟县，征收烟税机关也已取消，瘾民登记只有三十七万人，政府收购的烟土也已解交重庆财政部；大种、大运、大售、大吸现象有所抑制。但暗地里，鸦片吸食、售买从未根绝，烟价却因缉私而大幅上涨。而流向四川的鸦片，其主要来源正是西康宁属。宁属地处山区，国民政府虽厉行禁政，无奈鞭长莫及；刘文辉则趁“划宁归康”筹建西康省之机大开烟禁，发展种烟。此种情况下，在西康宁属实施“禁烟”既与国民政府禁政相符，又是节制刘文辉的最佳理由，自然成为蒋介石设立“西昌行辕”后的首要任务。
对此，刘文辉看得十分明白，他深恐蒋介石进入四川插手西康，同时又惧怕张笃伦骑墙居中，左右翻云覆雨。因此，刘于同年5月率领各厅局处人员亲赴西昌，召开各县、局、地方士绅会议，决定在西昌成立“宁属屯垦委员会”，自任该会主任，委杜履谦为秘书长，杨学端为二十四军西昌行营主任，康季谋为宁属财务监察处处长，名义上是便于即时推行省政，实际则是与蒋设立的“西昌行辕”相抗衡。
西昌行辕设立的次月25日，蒋介石即电告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川康黔偷种(鸦片)夷地，尤应严令赶速铲除，遵即晓谕各头人及士绅，限令铲除，并就沿途详加考察。”
5月中旬，蒋介石再次电告张笃伦：“据报宁属鸦片烟甚多，应积极禁绝，本年应先设计禁绝种苗办法。”张笃伦接到蒋的指示后，立即“针对实限情况，切实筹商根绝之有效办法，严督施行”。与此同时，他一面与时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会商拟定所谓禁烟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却又将宁属彝、汉杂处、偷种烟苗等情况电呈蒋介石，且送交全国禁烟委员会听候指示，运用中央之力积极部署宁属“禁烟”。
而与张笃伦会商禁烟的刘文辉，自1938年5月蒋介石同意“划宁归康”筹建西康省始，至1939年元月正式建立西康省，却始终利用宁属山区地势、彝汉杂居的复杂地形，继续种植已在内地禁绝的鸦片，甚至由“偷种”逐步转向“合法化，面积迅速扩大，由汉区进一步扩大到彝区”。刘文辉何以一再希望“划宁归康”，很大程度上与西康省和二十四军的“以烟养军、以烟系政”有关。因此对于西昌行辕的设立以及禁烟，刘文辉显得十分紧张，此举除了关乎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争夺鸦片利益，更关乎刘的势力走向。
二、宁属禁烟办法和西康督办署的成立
5月9日，中央社所发“蒋介石通令西南各省严禁种烟，盼通力合作认真执行，如有纵容决严惩不贷”电文，原电如下：
查禁烟要政，正本清源，首重禁种。川黔二省去岁即据呈报，决于年底提前禁绝，并经分别电复嘉勉在案。而康省则按诸禁烟法令规定，本系绝对禁种区域。自中正来川之后，更复三令五申，责令切实严查，务期肃清。本年实际情形，所属各地，偷种甚多，而且地域广阔，情形严重，直至最近，已届收割，明知查铲不及与种户重视厚利在握之时，始报派员查铲，衡之实际，何能有效，似此情形，不唯几近敷衍，尤其已报而不能实践，奉命而不能切遵，更有自欺欺上之重大错误，其何以完成革命之任务，言之可为痛叹。兹特再行手令申诫，限于本年内将各该省辖境以及边区地带一律绝对禁种，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容留片苗寸孽发现。各该省党政军各主管长官，务须深自警惕，痛下决心，奉令之后，即应共商有效办法，切实负责，层层督责所属各级机关及主管人员，通力合作，认真执行。关于一切施禁之宣传查铲等事，尤应于下种之前及初种出土之始，即行严办，以免仓促不及之弊，而收事豫则立之功。须知西南各省为抗战与复兴根据之地，而鸦片流毒，则为各该省妨害抗战之心腹大患，吾人须竭全力加以铲除，决不容其滋蔓。凡有包庇纵容或因缘贪利者，即为党国公敌，无论人居何地位，有何关系，均必断然法绳惩处，不可稍 存宽徇，切希兄等恪切遵循，协力以赴，否则届时再经查获，即推党政军各主管长官是问，应以抗命违法论罪，幸勿视为具文，并随时遵办进行情形具报。
中正手令佳侍秘渝印。
蒋介石在电文中表示“首重禁种”，表面看来，之所以要通令西南各省严禁种烟，其意义在于西南各省事关抗战与“复兴”。地处川、滇、黔交界的西康宁属禁烟，关系到中央瓦解收复地方势力，这才是中央禁烟之下的真实意图，对此张笃伦似乎没有真正“贯彻”。同年5月，张笃伦将原本亟待提上日程的中央辖管地方之禁烟大计，转移至当地彝民与禁烟问题上。
5月16日，张笃伦将拟就的“宁属禁烟办法”上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
急。渝。大溪别墅九号张主任钧鉴：稔密。顷接奉委座手令，真。机。渝电。据报“宁属鸦片烟甚多，应积极禁绝，本年应先设计禁绝种苗办法，希详报。中正手令。真。机。渝。”等因，谨呈复办法五项呈察，伏候示遵。
(一)宁属禁烟从未彻底，夷偷种更多，其原因由于夷患未清者。半由于边远藐法，下层机构松懈者又半。
(二)谓汉夷隔河相望，能禁汉人种烟而不能使夷人不种，况在深山更难稽察，坐使夷人以烟土吸收械弹与金钱，于是夷强而汉弱，夷富而汉贫，禁烟法令似将穷于此邦，亦弛禁之最大动因。
(三)职在康定时已面商刘主席，本年禁政应认定两点禁运禁售，应与财政部会通统制禁种禁吸，应与行辕合力根绝，均须以最大决心最善努力完成之前项。闻与财政部已有商决统制机关，已洽宁成立者正由行辕妥订要领与计划，俟刘主席六月初到宁即可商决，期在必行必效。
(四)禁种要领：(甲)整饬夷务行剿，严禁令于军威，以烟苗为讨伐之首恶。(乙)训练夷民使作耳目，此次修筑乐西公路拟组织夷工队二三万人，施行军事管理与政治训练等，推进政令之耳目以此打破单苦夷种烟之谬说。(丙)严密检举厉行军法，凡属具有切实而犯禁之官吏与勾结夷人种烟卖械之奸宄立置重典。(丁)督饬地方政府严密保甲组训民众，普设戒烟医院，使上下贯彻令出风行。(戊)请授行辕以督察禁政特权，并特组查缉员兵配置于各要点分段巡察，构成封锁线，使夷土不能入，偷械不能出。
(五)窃思禁烟实效，若不专在立法之密，而在行法之严上，呈愚见果能实心力行期考核，当见功效是否有当，伏候示遵。
职张笃伦叩文申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央委派宁属的最高行政长官，张笃伦资历深厚，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已位居沪军都督府警卫司令，此后曾参加过护法战争、北伐，担任过多种重要职务，且原籍湖北，并非川康人士，将蒋介石“禁烟令”的焦点转为“打击彝患”，理应不存在包庇地方一说。张笃伦十分清楚，中央意图借禁烟之势以节制刘文辉势力。但张身负大任，不得不考虑如何在刘文辉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力斗争之间自身的处境，进而才有以上呈报张群的“宁属禁烟办法”，这也淋漓透出张笃伦其间的微妙心态。
张群接到张笃伦报告后即送蒋介石。原本对委派资深人士实施禁政还抱以极大期望的蒋，也只能勉强批示“所拟办法尚属周洽，希依此方针切实执行毋蹈空谈，以期实效”。然而，“空谈”与“实效”显然只在一线之间。
中央隐藏在“划宁归康”之下不能明言的“禁烟”真实计划，使“西昌行辕”处境尴尬。“西昌行辕”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禁烟”，这自然与刘文辉在宁属种植鸦片的直接利益相冲突。刘显然不会同意由“西昌行辕”一手操控，除自行成立“宁属屯垦委员会”与之抗衡外，更上报中央要求也参与其中，实质上是不容中央在此时试图以“禁烟”之名来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杯羹。几经争执之下，国民政府为安抚刘部，同意增设“西康省肃清存土督办公署”，刘文辉任督办，张笃伦任会办，下属人员由代表中央的“西昌行辕”与地方派刘文辉系统人员共同组成。
该公署名为肃清私存烟土，实行中央与地方共管，蒋一方面派“西昌行辕”出面召开“禁政会议”，要求除各县长、参议长例行参会外，直属刘文辉部的“宁属屯垦委员会”、二十四军“西昌行营”主任也都要参加；另一方面又由财政部派刘光汉为督收处处长，并派陆军中将李伴奎为军事委员会宁属禁烟执法监。此举一出，很大程度遏制了刘文辉，杜履谦、杨学端等二十四军官员不得不代表刘文辉表态，西康地方军政机关将一致拥护禁政、厉行禁烟。
代表中央的“西昌行辕”，与代表刘文辉地方势力的“宁属屯垦委员会”原本就存在明争暗斗，却又不得不统一在“西康省肃清存土督办公署”的“禁烟”名义之下，公署虽然在管辖区域内较之“西昌行辕”更为广泛，但部门之间就禁烟职权的交叉和重叠，却很难使表面煞有介事的“禁烟”举措落到实处。
三、禁种、禁吸下的矛盾和分歧
7月15日，“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拟电张群，具体内容为：“渝。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钧鉴：范密。真国机电敬悉。康省烟禁之命敢不仰体钧旨，竭诚尽力协助，涤除积秽，兄亦深盼统一，赶速整饬。恳将‘督署条例及办法要点’早赐电颁，以便着手并呈钧察，不胜感祷”，请其颁发“督署条例及办法要点”。张群获悉后立即将“肃清烟土办法大纲及督办公署组织规程”航寄西昌。
此后，张笃伦连续两次电告“国防最高委员会”请求对“大纲及条例酌予补充”。8月6日电称：“肃清私土大纲，及督办组织规程，顷始奉读，偏重于收销，未涉及于种吸，刘主席亦候督署组成，厉行禁政。可否将大纲及规程酌予补充，或特别规定之处，伏乞钧裁示遵。”张群当即复示：“关于禁种，委座迭次电令再三申做；关于禁吸，早已颁有禁烟认罪条理，自可分别恪遵办理，无特别规定或补充之为要。”十分明显，张笃伦的初步试探，并没有得到中央积极响应。
8月7日，张笃伦又以“肃清私土大纲和督署规程”应禁种、禁吸并重再电张群：
“肃清私土大纲及督署组织规程，顷始奉读，窃查肃清私土之根本端在厉行，禁种禁吸，既设崇高之督署，似应将种吸两项一并提示管辖。庶机构健全可责，以贯彻六年禁绝之功令。况第一处由民政厅长兼任厉禁种吸，本其固有机构职责。如不明白提示，恐滋忽视之心。而大纲及规程独偏重于收销，未涉及于种吸，且宁属汉夷杂处，偷种最多，烟民遍地。委座一再手令今后不许一茎烟苗发现。昌辕多方宣传，晓谕官民稍知警惕，刘主席亦候督署组成厉行禁政，是种吸两项必须责成督署管辖之事实，在宁属尤有迫切之要求，可否将大纲及规程酌予补充或特别规定之处?伏乞钧裁示遵。”
表面看来，张群与张笃伦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所颁的“肃清私土大纲和督署规程”，前者认为“无特别规定或补充之为要”；后者认为“宁属汉夷杂处，偷种最多，烟民遍地”，尤应将“禁种禁吸”并重借以促成机构合并，张笃伦甚至为此搬出蒋介石。但就其实际，双方绝非单纯因为禁烟而产生种种问题，尤其在此之后，分歧越大，目标也越加明确。
张笃伦报请对“肃清烟土大纲及规程酌予补 充”未果，8月17日又再提增加禁种、缉私经费问题。他在呈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张群的电报中说：
“六年禁烟计划行将满期，本年禁种工作特关重要。宁属夷巢，禁种尤为特殊困难问题。顷接西康省政府呈达廿八年度禁烟实施计划，对于夷巢禁种，拟派机投弹轰炸，发传单示威使自铲除，乃治标之一端。而根本办法端在深入宣传，封锁严密，应特组查缉员兵配置于各要点，分段巡缉。序成封锁线，使夷土不能输出，械不能偷入。倘有不法之徒，偷械换弹，一经查出，依法严惩。当地保甲不报，以帮同隐匿论罪，果能严厉执行，积弊当可力湔，否则此禁彼弛，反贻奸宄以可乘之机。前奉委座手令真机渝电，严饬设计禁绝烟苗，经职拟订宁属禁种要领五项，复查夷巢禁种，实较困难，非普通力量所能奏效。新设督办署既不能管理禁种，而西康府禁烟计划，对于夷巢禁种，又未规定深入宣传与封锁办法。可否依照核准之禁种要领，特组宣传队，及查缉员兵配置于各要点，序成严密封锁线，以收实效之处，并宣传人员与查缉员兵之经费由何处拨给，伏乞钧裁示遵。”
张笃伦为何对禁烟如此煞费苦心，的确值得商榷。如果说刚开始所提出的“禁种、禁吸并重”还不能彻底表明其意图，那么8月17日电文的真实目的渐已浮出。以张笃伦的政治阅历观之，他应该非常清楚投弹轰炸绝不具备任何可行性，而在上报中央电文中刻意强调，旨在说明在汉彝杂居的西昌进行禁烟任务的种种艰辛，为此，中央既不同意，就应该在其他途径想办法，例如深入宣传与封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措施无不需要大量经费。因此张群次日即刻批复，认为派机轰炸一事不妥，对增加经费事，则需“西昌行辕”先行提出概算再行核定：“所称西康省府廿八年禁种实施计划，拟派机投弹轰炸示威，恐激夷民恶感，转生枝节，似应加以考虑。昌辕将组宣传队及查缉员兵，其经费昌辕应将所拟组织及概算数先行再行核办”。措辞委婉但态度坚决。
至9月15日，张笃伦干脆直接就经费概算要求合并机构报请国防最高委员会：
“遵拟深入夷地宣传及择要封锁之组织及所需之概算，特与自公督办(刘文辉)面商结果，以为肃清私土督署亦需相当之宣传与严密之缉私机构，不如合并执行只需要加重责任充实力量自可收统一合作之效。况督办署既设西昌以后并托职以会办地位处理一切，似无另行组织之必要。窃以为宁属夷地禁种极为艰巨实非他处可比，宣传与封锁合并执行亦属事半功倍，惟督署经费稍需增加而已。拟恳转知财政部对于该署预算特予以垂注。再康省封锁如已严密，难免不向川滇边境偷漏，并恳转知川滇两省军政当局专派员于康境接壤一律封锁，以期贯彻禁政而符委座根绝之令，当否。乞示。”
张群接电后再次声明：“康省情形特殊，关于夷地禁种宣传封锁均属为要，该督署经费自应量予增办，拟转知财政部查核酌办，并分电川滇两省协同封锁之。”须知经由财政部核算等程序相当繁冗，由此看来，张群基本已经拒绝张笃伦要求禁烟拨款的要求，对于张笃伦要求与刘文辉的“公署办”合并一事并不作任何回应。
从禁烟之禁种、禁吸，到地方对于中央经费的索取，再到张笃伦公然为刘文辉要求中央因禁烟问题合并机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逐步升级，甚至趋于复杂化。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原本还有另一重使命的张笃伦，竟然置代表中央的国防委员会指示不顾，反而屡次向上提出各种要求。
至此，在二张往来函电中一直居于幕后的刘文辉才被曝光。对于中央而言具有双重目的的禁烟，对于刘文辉未尝不是。如果禁烟能得以开展，兴许可以改善他与中央的关系，甚至还可能借中央之手铲除异己势力。张笃伦无疑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中介角色，亦向中央传达出了信号：张(笃伦)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中央可控制的范围，甚至充当了几乎不直接与中央联系的刘文辉“代理”。
四、“国防最高委员会”通告四川、云南协同实施封锁
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之下，宁属禁烟于中央或者地方来说，都起了新的变化。如果真如张笃伦向中央谏言合并机构，中央的拨款自然也会有刘文辉的一份，刘文辉借中央大规模禁烟之名反而得利。那么，等同于中央大费周章分散刘湘势力之后，又重蹈覆辙。张笃伦三番五次的催款电文，足以让中央意识：禁烟原本就不该是中央通过张笃伦与刘文辉的单线联系。
国防最高委员会很快于9月28日通告四川、云南等省协同实施封锁：
四川、云南省政府：密据西康肃清私存烟土公署电称，康省实行禁绝种烟将厉行封锁用策实效，惟康省封锁之后恐向川滇边境偷漏，请由三省一律严行封锁查康省禁政前，据呈拟封办法业予核准，兹据电请三省协同封锁一节，自属切要，除电后，迳行商洽办理外，希即会通该署及云南、四川省府妥商办法协同进行为要。
国防最高委员会号国机印。
除了西康以外，四川、云南等省同样也存在禁烟问题，但中央要求三省协同实行封锁，必将涉及各地方利益，譬如主政云南、势力极深的龙云等。而各地军阀长期习惯各自为政，深交不足，协同封锁正是中央重拾监控地方大权的契机。至此，中央部署的禁烟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而距离其对地方政权的层层剥离的目标也越来越近。
就在该通告颁布的第二天，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将此转给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孔正式复电张笃伦称：“九月二十日国机字第4296号公函，西昌行辕主任兼具督办西康肃清私存烟土公署会办张笃伦，电请增加督署宣传队及查缉员兵经费等情，抄同原电函请查核见复等由，准此。查禁种事项，业由内政部提议组设查禁种烟督察团主持其事，并经行政院第四三三次会议通过在案。复查肃清存土事，属运销，与禁种主管各别，且督办肃清私存烟土公署，限期五个月办竣，即行撤销，待至种烟季节之查禁时期，督办公署已早不存在。所以张主任拟具禁烟宣传及查缉员兵之组织，似应并入该省禁烟督察团办理，至所需经费，该团亦另有规定，准函前由，相应函复，即希查照转呈核办为荷。”孔在电文中清楚表明“机构合并”一说因时间差不具实施条件，而就其拨款要求却未有明确答复。
张笃伦随之向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报告，除了阐述对西康宁属肃清私存烟土统制办法收缴价与市价悬殊办理困难的同时，也报告了宁属查禁烟苗工作情形：“近以全力集注肃清私土，查禁烟苗各工作远近观听为之一振，但少数奸顽仍有走私及偷种情事，非严厉惩办难除积垢。铣日密派特务营乘夜驰入冕宁，缉获大批私土20余担悉数充公，并分员兵驰赴各地会同县长立予查铲烟苗，又训练多数汉夷人员深入夷地宣传查禁务期根绝，幸在事人员均尚努力，不知将来有无阻滞……”言辞中透露出些许威胁中央之意，甚至借财政部处理禁烟拨款不力以抒对中央不满。
该电文极有可能传发财政部，因此孔祥熙又在11月29日函复张笃伦，称：“贵厅来函所示张主任笃伦电述办理困难情形，自所不免，惟西康统收烟土定价，已经督署两次改订，仍宜由督署勉为 其难，严厉执行，一面加紧缉私，严禁土商暗抬市价乘机操纵，俾民间存土，得以如期肃清，中央自当随时考虑予以赞助……”相比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政策性指导，财政部拿出了具体的数据，不但在禁烟价格上讨价还价，更为张笃伦增添了另一重压力，即要求及时肃清烟毒。
而此时正值战时，中央政府还必须依靠地方，不可能完全与地方形成早期混战时的对抗格局，只能“柔性”处理、适当妥协。对于反复重申的增加缉私经费问题，12月行政院正式复告张笃伦：“二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国机字第五二一○号公函诵悉。查督办西康省肃清私存烟土公署设置、宣传队及巡缉队业经本院核准，其经费并已列入该署经常费内。该署原电所请，略予增加经费一节，自可毋庸置议。又西康省查禁烟种督察团正副团长王靖宇、杨学端，亦经本院会同军事委员会令派，并已由内政部派该部视察委员余冠琼赴康洽筹。俟该团成立后，宁属禁种事宜，自应准如张会办原电所称‘移交该团办理’”，但究竟是否落实，却另当别论。
“中央要求三省协同封锁”一事，使禁政下的权力之争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中央既不能与地方决裂，又要逐步收回地方权，同时还要求彻底禁烟以长士气，面临如此错综复杂的地方关系，风险居高，一时却无法收到等价回报。
五、结语
自“西昌行辕”设立以后，蒋介石就将“禁烟”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再三严令“国防最高委员会”严督施行，但西康宁属的禁烟始终收效甚微、禁而不绝。
事实上，宁属烟毒在划宁归康后，非但未禁绝反而迅速蔓延。“至解放前夕，全区城乡各地无地不种鸦片，无处没有瘾民。据有关资料反映，各县种烟户均在总农户的60—80％，吸烟户则占各县总户数的50—60％”。
1938年5月，蒋介石同意刘文辉“划宁归康”筹建西康省，这对刘文辉而言，是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途径：即获得了中央所谓的“合法”支持；而鸦片种植又为其带来巨大利益。刘文辉的双重意图决定了蒋介石“一石二鸟”的禁烟计划，必然矛盾重重。
从蒋介石调刘湘麾下部队出川抗日到刘湘病逝，再到“划宁归康”，1939年元月正式建立西康省，蒋断不可能在本已瓦解刘湘势力的优势之下允许刘文辉的崛起，于是决定于是年次月就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以示中央之进驻。紧接着，蒋于三月电令张笃伦“对川、康、黔偷种夷地，严令赶速铲除”，进行大规模的禁烟并授权拟定“宁属禁烟办法”的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可与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张群、孔祥熙保持直接密切联系。很明显，“西康宁属的禁烟举措”实际上是蒋介石控制、削弱刘文辉势力的一种现实举措。
1939年蒋介石、张群、孔祥熙、张笃伦合力开展的西康宁属禁烟，实质是通过“禁烟”以削弱地方派势力，加强中央对川、康、滇、黔的控制。而在“禁烟”的背后，中央、地方的巨大的利益争夺和冲突，才是导致“烟患”禁而不绝，甚至卷土重来的真正原因。可见，“禁烟”只是一种手段，而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才是蒋介石的真正目的。同年，国民参政员、川康建设视察团副团长兼第二组组长黄炎培一行八人到西康宁属的越西县，但见“遍地鸦片”。他在其所写的“越西叹”诗中将其描述为“红红白白四望平(指罂粟花)，万花捧出越西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倾国亦倾……惜哉救人未彻底，皇皇标语空坚决(指禁绝鸦片的标语)。种者、售者、吸者，国有常备设，却看红灯(指烟馆)夹道，兀自半明灭，此矛此盾将何说”，足见一斑。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权力之争并未升级到兵戎相见，但也使其收效流于表面。长篇累牍的档案文件中不乏各式强硬规章，但论及实质，本应得到彻底解决的禁烟问题几乎已经成为空话。尽管如此，在此特殊大背景之下，中央最终赢得了这场暗斗的微弱优势，本应1938年接任刘湘之位的张群，虽然受刘文辉等人的联手抵制，终在1940年担任四川省主席。而蒋也似乎“体谅”周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笃伦，并未有任何惩办。刘文辉却为避免为蒋介石吞并，自1942年后逐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此为后话。而真正令人扼腕的是，原本轰轰烈烈开展的禁烟却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权利斗争中化为泡影。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西康宁属，蒋介石，禁烟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0-0030-07
1937年11月，继南京、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将川、滇、黔三省作为抗战基地。蒋介石声称“有川、滇、黔三省作基础，一定能够完成御侮复兴的大业”，刘湘统一四川表示拥护国民政府之后，蒋更视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并拟修建川陕、川滇、川黔、川湘公路，借以开通重庆与四川、四川与相邻各省的联系。
1938年底。国民政府相继在重庆、成都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借以加强对西南各省的控制；1939年2月，又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成立于四川禁烟“善后”阶段的“西昌行辕”，任务之一正是继续在西康宁属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禁烟行动，但与此同时，亦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即在蒋授意下控制西康，监视云南，切断西康刘文辉、云南龙云之间的联系。这实际是蒋在“划宁归康”，建立西康省后，对刘(文辉)、龙(云)二人放心不下所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表面看来，是中央不能坐视地方独吞鸦片暴利，堵住地方大开“用烟捐弥补军费、提倡种烟”的大门，但实质是中央对地方势力加强控制的有效手段。
笔者曾赴台，于国民党党史馆所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中查阅到1939年张群、孔祥熙就西康宁属禁烟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之间的有关往来函电，正是蒋介石在“禁烟”名义下，加强对川、康、滇、黔控制的有力佐证。
一、权利斗争中的西昌行辕设立与禁烟
1938年刘湘死后，蒋曾有意委任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却遭刘文辉等联名反对未果，四川省政府主席进而改由王缵绪继任，财政部则委任张静愚为四川禁烟署长。蒋同时又不得不略施手段，同意刘文辉蓄谋已久的“划宁归康”建立西康省，以示笼络。而后蒋介石本人更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由秘书长贺国光代行，并将“四川禁烟公署”改为“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蒋再兼督办(仍由贺代行)，徐孝刚为会办。1939年初，就在“划宁归康”、刘文辉扩大其势力范围、建立西康省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即在宁属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委任张笃伦为西昌行辕主任，明显是要对刘文辉加以节制。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上任后，即委任军事委员会程冠珊、戴笠下属徐远举，及其亲信王襄分别担任西昌行辕第一、第二、第三组(处)组长，另委陈志明、胡博渊、雷孝实等在昌学者、专家为经济专员。
1939年，是国民政府拟定的“(1935—1940年)六年禁烟计划”的最后一年。四川原来的禁烟公署，也已加上“善后”二字，预示着四川禁烟进入“收尾”的后期阶段。历年所缉的私烟几乎均由“善后督办公署”负责集中处理。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全省已没有公开种烟县，征收烟税机关也已取消，瘾民登记只有三十七万人，政府收购的烟土也已解交重庆财政部；大种、大运、大售、大吸现象有所抑制。但暗地里，鸦片吸食、售买从未根绝，烟价却因缉私而大幅上涨。而流向四川的鸦片，其主要来源正是西康宁属。宁属地处山区，国民政府虽厉行禁政，无奈鞭长莫及；刘文辉则趁“划宁归康”筹建西康省之机大开烟禁，发展种烟。此种情况下，在西康宁属实施“禁烟”既与国民政府禁政相符，又是节制刘文辉的最佳理由，自然成为蒋介石设立“西昌行辕”后的首要任务。
对此，刘文辉看得十分明白，他深恐蒋介石进入四川插手西康，同时又惧怕张笃伦骑墙居中，左右翻云覆雨。因此，刘于同年5月率领各厅局处人员亲赴西昌，召开各县、局、地方士绅会议，决定在西昌成立“宁属屯垦委员会”，自任该会主任，委杜履谦为秘书长，杨学端为二十四军西昌行营主任，康季谋为宁属财务监察处处长，名义上是便于即时推行省政，实际则是与蒋设立的“西昌行辕”相抗衡。
西昌行辕设立的次月25日，蒋介石即电告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川康黔偷种(鸦片)夷地，尤应严令赶速铲除，遵即晓谕各头人及士绅，限令铲除，并就沿途详加考察。”
5月中旬，蒋介石再次电告张笃伦：“据报宁属鸦片烟甚多，应积极禁绝，本年应先设计禁绝种苗办法。”张笃伦接到蒋的指示后，立即“针对实限情况，切实筹商根绝之有效办法，严督施行”。与此同时，他一面与时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会商拟定所谓禁烟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却又将宁属彝、汉杂处、偷种烟苗等情况电呈蒋介石，且送交全国禁烟委员会听候指示，运用中央之力积极部署宁属“禁烟”。
而与张笃伦会商禁烟的刘文辉，自1938年5月蒋介石同意“划宁归康”筹建西康省始，至1939年元月正式建立西康省，却始终利用宁属山区地势、彝汉杂居的复杂地形，继续种植已在内地禁绝的鸦片，甚至由“偷种”逐步转向“合法化，面积迅速扩大，由汉区进一步扩大到彝区”。刘文辉何以一再希望“划宁归康”，很大程度上与西康省和二十四军的“以烟养军、以烟系政”有关。因此对于西昌行辕的设立以及禁烟，刘文辉显得十分紧张，此举除了关乎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争夺鸦片利益，更关乎刘的势力走向。
二、宁属禁烟办法和西康督办署的成立
5月9日，中央社所发“蒋介石通令西南各省严禁种烟，盼通力合作认真执行，如有纵容决严惩不贷”电文，原电如下：
查禁烟要政，正本清源，首重禁种。川黔二省去岁即据呈报，决于年底提前禁绝，并经分别电复嘉勉在案。而康省则按诸禁烟法令规定，本系绝对禁种区域。自中正来川之后，更复三令五申，责令切实严查，务期肃清。本年实际情形，所属各地，偷种甚多，而且地域广阔，情形严重，直至最近，已届收割，明知查铲不及与种户重视厚利在握之时，始报派员查铲，衡之实际，何能有效，似此情形，不唯几近敷衍，尤其已报而不能实践，奉命而不能切遵，更有自欺欺上之重大错误，其何以完成革命之任务，言之可为痛叹。兹特再行手令申诫，限于本年内将各该省辖境以及边区地带一律绝对禁种，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容留片苗寸孽发现。各该省党政军各主管长官，务须深自警惕，痛下决心，奉令之后，即应共商有效办法，切实负责，层层督责所属各级机关及主管人员，通力合作，认真执行。关于一切施禁之宣传查铲等事，尤应于下种之前及初种出土之始，即行严办，以免仓促不及之弊，而收事豫则立之功。须知西南各省为抗战与复兴根据之地，而鸦片流毒，则为各该省妨害抗战之心腹大患，吾人须竭全力加以铲除，决不容其滋蔓。凡有包庇纵容或因缘贪利者，即为党国公敌，无论人居何地位，有何关系，均必断然法绳惩处，不可稍 存宽徇，切希兄等恪切遵循，协力以赴，否则届时再经查获，即推党政军各主管长官是问，应以抗命违法论罪，幸勿视为具文，并随时遵办进行情形具报。
中正手令佳侍秘渝印。
蒋介石在电文中表示“首重禁种”，表面看来，之所以要通令西南各省严禁种烟，其意义在于西南各省事关抗战与“复兴”。地处川、滇、黔交界的西康宁属禁烟，关系到中央瓦解收复地方势力，这才是中央禁烟之下的真实意图，对此张笃伦似乎没有真正“贯彻”。同年5月，张笃伦将原本亟待提上日程的中央辖管地方之禁烟大计，转移至当地彝民与禁烟问题上。
5月16日，张笃伦将拟就的“宁属禁烟办法”上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
急。渝。大溪别墅九号张主任钧鉴：稔密。顷接奉委座手令，真。机。渝电。据报“宁属鸦片烟甚多，应积极禁绝，本年应先设计禁绝种苗办法，希详报。中正手令。真。机。渝。”等因，谨呈复办法五项呈察，伏候示遵。
(一)宁属禁烟从未彻底，夷偷种更多，其原因由于夷患未清者。半由于边远藐法，下层机构松懈者又半。
(二)谓汉夷隔河相望，能禁汉人种烟而不能使夷人不种，况在深山更难稽察，坐使夷人以烟土吸收械弹与金钱，于是夷强而汉弱，夷富而汉贫，禁烟法令似将穷于此邦，亦弛禁之最大动因。
(三)职在康定时已面商刘主席，本年禁政应认定两点禁运禁售，应与财政部会通统制禁种禁吸，应与行辕合力根绝，均须以最大决心最善努力完成之前项。闻与财政部已有商决统制机关，已洽宁成立者正由行辕妥订要领与计划，俟刘主席六月初到宁即可商决，期在必行必效。
(四)禁种要领：(甲)整饬夷务行剿，严禁令于军威，以烟苗为讨伐之首恶。(乙)训练夷民使作耳目，此次修筑乐西公路拟组织夷工队二三万人，施行军事管理与政治训练等，推进政令之耳目以此打破单苦夷种烟之谬说。(丙)严密检举厉行军法，凡属具有切实而犯禁之官吏与勾结夷人种烟卖械之奸宄立置重典。(丁)督饬地方政府严密保甲组训民众，普设戒烟医院，使上下贯彻令出风行。(戊)请授行辕以督察禁政特权，并特组查缉员兵配置于各要点分段巡察，构成封锁线，使夷土不能入，偷械不能出。
(五)窃思禁烟实效，若不专在立法之密，而在行法之严上，呈愚见果能实心力行期考核，当见功效是否有当，伏候示遵。
职张笃伦叩文申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央委派宁属的最高行政长官，张笃伦资历深厚，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已位居沪军都督府警卫司令，此后曾参加过护法战争、北伐，担任过多种重要职务，且原籍湖北，并非川康人士，将蒋介石“禁烟令”的焦点转为“打击彝患”，理应不存在包庇地方一说。张笃伦十分清楚，中央意图借禁烟之势以节制刘文辉势力。但张身负大任，不得不考虑如何在刘文辉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力斗争之间自身的处境，进而才有以上呈报张群的“宁属禁烟办法”，这也淋漓透出张笃伦其间的微妙心态。
张群接到张笃伦报告后即送蒋介石。原本对委派资深人士实施禁政还抱以极大期望的蒋，也只能勉强批示“所拟办法尚属周洽，希依此方针切实执行毋蹈空谈，以期实效”。然而，“空谈”与“实效”显然只在一线之间。
中央隐藏在“划宁归康”之下不能明言的“禁烟”真实计划，使“西昌行辕”处境尴尬。“西昌行辕”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禁烟”，这自然与刘文辉在宁属种植鸦片的直接利益相冲突。刘显然不会同意由“西昌行辕”一手操控，除自行成立“宁属屯垦委员会”与之抗衡外，更上报中央要求也参与其中，实质上是不容中央在此时试图以“禁烟”之名来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杯羹。几经争执之下，国民政府为安抚刘部，同意增设“西康省肃清存土督办公署”，刘文辉任督办，张笃伦任会办，下属人员由代表中央的“西昌行辕”与地方派刘文辉系统人员共同组成。
该公署名为肃清私存烟土，实行中央与地方共管，蒋一方面派“西昌行辕”出面召开“禁政会议”，要求除各县长、参议长例行参会外，直属刘文辉部的“宁属屯垦委员会”、二十四军“西昌行营”主任也都要参加；另一方面又由财政部派刘光汉为督收处处长，并派陆军中将李伴奎为军事委员会宁属禁烟执法监。此举一出，很大程度遏制了刘文辉，杜履谦、杨学端等二十四军官员不得不代表刘文辉表态，西康地方军政机关将一致拥护禁政、厉行禁烟。
代表中央的“西昌行辕”，与代表刘文辉地方势力的“宁属屯垦委员会”原本就存在明争暗斗，却又不得不统一在“西康省肃清存土督办公署”的“禁烟”名义之下，公署虽然在管辖区域内较之“西昌行辕”更为广泛，但部门之间就禁烟职权的交叉和重叠，却很难使表面煞有介事的“禁烟”举措落到实处。
三、禁种、禁吸下的矛盾和分歧
7月15日，“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拟电张群，具体内容为：“渝。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钧鉴：范密。真国机电敬悉。康省烟禁之命敢不仰体钧旨，竭诚尽力协助，涤除积秽，兄亦深盼统一，赶速整饬。恳将‘督署条例及办法要点’早赐电颁，以便着手并呈钧察，不胜感祷”，请其颁发“督署条例及办法要点”。张群获悉后立即将“肃清烟土办法大纲及督办公署组织规程”航寄西昌。
此后，张笃伦连续两次电告“国防最高委员会”请求对“大纲及条例酌予补充”。8月6日电称：“肃清私土大纲，及督办组织规程，顷始奉读，偏重于收销，未涉及于种吸，刘主席亦候督署组成，厉行禁政。可否将大纲及规程酌予补充，或特别规定之处，伏乞钧裁示遵。”张群当即复示：“关于禁种，委座迭次电令再三申做；关于禁吸，早已颁有禁烟认罪条理，自可分别恪遵办理，无特别规定或补充之为要。”十分明显，张笃伦的初步试探，并没有得到中央积极响应。
8月7日，张笃伦又以“肃清私土大纲和督署规程”应禁种、禁吸并重再电张群：
“肃清私土大纲及督署组织规程，顷始奉读，窃查肃清私土之根本端在厉行，禁种禁吸，既设崇高之督署，似应将种吸两项一并提示管辖。庶机构健全可责，以贯彻六年禁绝之功令。况第一处由民政厅长兼任厉禁种吸，本其固有机构职责。如不明白提示，恐滋忽视之心。而大纲及规程独偏重于收销，未涉及于种吸，且宁属汉夷杂处，偷种最多，烟民遍地。委座一再手令今后不许一茎烟苗发现。昌辕多方宣传，晓谕官民稍知警惕，刘主席亦候督署组成厉行禁政，是种吸两项必须责成督署管辖之事实，在宁属尤有迫切之要求，可否将大纲及规程酌予补充或特别规定之处?伏乞钧裁示遵。”
表面看来，张群与张笃伦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所颁的“肃清私土大纲和督署规程”，前者认为“无特别规定或补充之为要”；后者认为“宁属汉夷杂处，偷种最多，烟民遍地”，尤应将“禁种禁吸”并重借以促成机构合并，张笃伦甚至为此搬出蒋介石。但就其实际，双方绝非单纯因为禁烟而产生种种问题，尤其在此之后，分歧越大，目标也越加明确。
张笃伦报请对“肃清烟土大纲及规程酌予补 充”未果，8月17日又再提增加禁种、缉私经费问题。他在呈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张群的电报中说：
“六年禁烟计划行将满期，本年禁种工作特关重要。宁属夷巢，禁种尤为特殊困难问题。顷接西康省政府呈达廿八年度禁烟实施计划，对于夷巢禁种，拟派机投弹轰炸，发传单示威使自铲除，乃治标之一端。而根本办法端在深入宣传，封锁严密，应特组查缉员兵配置于各要点，分段巡缉。序成封锁线，使夷土不能输出，械不能偷入。倘有不法之徒，偷械换弹，一经查出，依法严惩。当地保甲不报，以帮同隐匿论罪，果能严厉执行，积弊当可力湔，否则此禁彼弛，反贻奸宄以可乘之机。前奉委座手令真机渝电，严饬设计禁绝烟苗，经职拟订宁属禁种要领五项，复查夷巢禁种，实较困难，非普通力量所能奏效。新设督办署既不能管理禁种，而西康府禁烟计划，对于夷巢禁种，又未规定深入宣传与封锁办法。可否依照核准之禁种要领，特组宣传队，及查缉员兵配置于各要点，序成严密封锁线，以收实效之处，并宣传人员与查缉员兵之经费由何处拨给，伏乞钧裁示遵。”
张笃伦为何对禁烟如此煞费苦心，的确值得商榷。如果说刚开始所提出的“禁种、禁吸并重”还不能彻底表明其意图，那么8月17日电文的真实目的渐已浮出。以张笃伦的政治阅历观之，他应该非常清楚投弹轰炸绝不具备任何可行性，而在上报中央电文中刻意强调，旨在说明在汉彝杂居的西昌进行禁烟任务的种种艰辛，为此，中央既不同意，就应该在其他途径想办法，例如深入宣传与封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措施无不需要大量经费。因此张群次日即刻批复，认为派机轰炸一事不妥，对增加经费事，则需“西昌行辕”先行提出概算再行核定：“所称西康省府廿八年禁种实施计划，拟派机投弹轰炸示威，恐激夷民恶感，转生枝节，似应加以考虑。昌辕将组宣传队及查缉员兵，其经费昌辕应将所拟组织及概算数先行再行核办”。措辞委婉但态度坚决。
至9月15日，张笃伦干脆直接就经费概算要求合并机构报请国防最高委员会：
“遵拟深入夷地宣传及择要封锁之组织及所需之概算，特与自公督办(刘文辉)面商结果，以为肃清私土督署亦需相当之宣传与严密之缉私机构，不如合并执行只需要加重责任充实力量自可收统一合作之效。况督办署既设西昌以后并托职以会办地位处理一切，似无另行组织之必要。窃以为宁属夷地禁种极为艰巨实非他处可比，宣传与封锁合并执行亦属事半功倍，惟督署经费稍需增加而已。拟恳转知财政部对于该署预算特予以垂注。再康省封锁如已严密，难免不向川滇边境偷漏，并恳转知川滇两省军政当局专派员于康境接壤一律封锁，以期贯彻禁政而符委座根绝之令，当否。乞示。”
张群接电后再次声明：“康省情形特殊，关于夷地禁种宣传封锁均属为要，该督署经费自应量予增办，拟转知财政部查核酌办，并分电川滇两省协同封锁之。”须知经由财政部核算等程序相当繁冗，由此看来，张群基本已经拒绝张笃伦要求禁烟拨款的要求，对于张笃伦要求与刘文辉的“公署办”合并一事并不作任何回应。
从禁烟之禁种、禁吸，到地方对于中央经费的索取，再到张笃伦公然为刘文辉要求中央因禁烟问题合并机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逐步升级，甚至趋于复杂化。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原本还有另一重使命的张笃伦，竟然置代表中央的国防委员会指示不顾，反而屡次向上提出各种要求。
至此，在二张往来函电中一直居于幕后的刘文辉才被曝光。对于中央而言具有双重目的的禁烟，对于刘文辉未尝不是。如果禁烟能得以开展，兴许可以改善他与中央的关系，甚至还可能借中央之手铲除异己势力。张笃伦无疑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中介角色，亦向中央传达出了信号：张(笃伦)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中央可控制的范围，甚至充当了几乎不直接与中央联系的刘文辉“代理”。
四、“国防最高委员会”通告四川、云南协同实施封锁
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之下，宁属禁烟于中央或者地方来说，都起了新的变化。如果真如张笃伦向中央谏言合并机构，中央的拨款自然也会有刘文辉的一份，刘文辉借中央大规模禁烟之名反而得利。那么，等同于中央大费周章分散刘湘势力之后，又重蹈覆辙。张笃伦三番五次的催款电文，足以让中央意识：禁烟原本就不该是中央通过张笃伦与刘文辉的单线联系。
国防最高委员会很快于9月28日通告四川、云南等省协同实施封锁：
四川、云南省政府：密据西康肃清私存烟土公署电称，康省实行禁绝种烟将厉行封锁用策实效，惟康省封锁之后恐向川滇边境偷漏，请由三省一律严行封锁查康省禁政前，据呈拟封办法业予核准，兹据电请三省协同封锁一节，自属切要，除电后，迳行商洽办理外，希即会通该署及云南、四川省府妥商办法协同进行为要。
国防最高委员会号国机印。
除了西康以外，四川、云南等省同样也存在禁烟问题，但中央要求三省协同实行封锁，必将涉及各地方利益，譬如主政云南、势力极深的龙云等。而各地军阀长期习惯各自为政，深交不足，协同封锁正是中央重拾监控地方大权的契机。至此，中央部署的禁烟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而距离其对地方政权的层层剥离的目标也越来越近。
就在该通告颁布的第二天，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将此转给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孔正式复电张笃伦称：“九月二十日国机字第4296号公函，西昌行辕主任兼具督办西康肃清私存烟土公署会办张笃伦，电请增加督署宣传队及查缉员兵经费等情，抄同原电函请查核见复等由，准此。查禁种事项，业由内政部提议组设查禁种烟督察团主持其事，并经行政院第四三三次会议通过在案。复查肃清存土事，属运销，与禁种主管各别，且督办肃清私存烟土公署，限期五个月办竣，即行撤销，待至种烟季节之查禁时期，督办公署已早不存在。所以张主任拟具禁烟宣传及查缉员兵之组织，似应并入该省禁烟督察团办理，至所需经费，该团亦另有规定，准函前由，相应函复，即希查照转呈核办为荷。”孔在电文中清楚表明“机构合并”一说因时间差不具实施条件，而就其拨款要求却未有明确答复。
张笃伦随之向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报告，除了阐述对西康宁属肃清私存烟土统制办法收缴价与市价悬殊办理困难的同时，也报告了宁属查禁烟苗工作情形：“近以全力集注肃清私土，查禁烟苗各工作远近观听为之一振，但少数奸顽仍有走私及偷种情事，非严厉惩办难除积垢。铣日密派特务营乘夜驰入冕宁，缉获大批私土20余担悉数充公，并分员兵驰赴各地会同县长立予查铲烟苗，又训练多数汉夷人员深入夷地宣传查禁务期根绝，幸在事人员均尚努力，不知将来有无阻滞……”言辞中透露出些许威胁中央之意，甚至借财政部处理禁烟拨款不力以抒对中央不满。
该电文极有可能传发财政部，因此孔祥熙又在11月29日函复张笃伦，称：“贵厅来函所示张主任笃伦电述办理困难情形，自所不免，惟西康统收烟土定价，已经督署两次改订，仍宜由督署勉为 其难，严厉执行，一面加紧缉私，严禁土商暗抬市价乘机操纵，俾民间存土，得以如期肃清，中央自当随时考虑予以赞助……”相比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政策性指导，财政部拿出了具体的数据，不但在禁烟价格上讨价还价，更为张笃伦增添了另一重压力，即要求及时肃清烟毒。
而此时正值战时，中央政府还必须依靠地方，不可能完全与地方形成早期混战时的对抗格局，只能“柔性”处理、适当妥协。对于反复重申的增加缉私经费问题，12月行政院正式复告张笃伦：“二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国机字第五二一○号公函诵悉。查督办西康省肃清私存烟土公署设置、宣传队及巡缉队业经本院核准，其经费并已列入该署经常费内。该署原电所请，略予增加经费一节，自可毋庸置议。又西康省查禁烟种督察团正副团长王靖宇、杨学端，亦经本院会同军事委员会令派，并已由内政部派该部视察委员余冠琼赴康洽筹。俟该团成立后，宁属禁种事宜，自应准如张会办原电所称‘移交该团办理’”，但究竟是否落实，却另当别论。
“中央要求三省协同封锁”一事，使禁政下的权力之争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中央既不能与地方决裂，又要逐步收回地方权，同时还要求彻底禁烟以长士气，面临如此错综复杂的地方关系，风险居高，一时却无法收到等价回报。
五、结语
自“西昌行辕”设立以后，蒋介石就将“禁烟”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再三严令“国防最高委员会”严督施行，但西康宁属的禁烟始终收效甚微、禁而不绝。
事实上，宁属烟毒在划宁归康后，非但未禁绝反而迅速蔓延。“至解放前夕，全区城乡各地无地不种鸦片，无处没有瘾民。据有关资料反映，各县种烟户均在总农户的60—80％，吸烟户则占各县总户数的50—60％”。
1938年5月，蒋介石同意刘文辉“划宁归康”筹建西康省，这对刘文辉而言，是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途径：即获得了中央所谓的“合法”支持；而鸦片种植又为其带来巨大利益。刘文辉的双重意图决定了蒋介石“一石二鸟”的禁烟计划，必然矛盾重重。
从蒋介石调刘湘麾下部队出川抗日到刘湘病逝，再到“划宁归康”，1939年元月正式建立西康省，蒋断不可能在本已瓦解刘湘势力的优势之下允许刘文辉的崛起，于是决定于是年次月就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以示中央之进驻。紧接着，蒋于三月电令张笃伦“对川、康、黔偷种夷地，严令赶速铲除”，进行大规模的禁烟并授权拟定“宁属禁烟办法”的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可与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张群、孔祥熙保持直接密切联系。很明显，“西康宁属的禁烟举措”实际上是蒋介石控制、削弱刘文辉势力的一种现实举措。
1939年蒋介石、张群、孔祥熙、张笃伦合力开展的西康宁属禁烟，实质是通过“禁烟”以削弱地方派势力，加强中央对川、康、滇、黔的控制。而在“禁烟”的背后，中央、地方的巨大的利益争夺和冲突，才是导致“烟患”禁而不绝，甚至卷土重来的真正原因。可见，“禁烟”只是一种手段，而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才是蒋介石的真正目的。同年，国民参政员、川康建设视察团副团长兼第二组组长黄炎培一行八人到西康宁属的越西县，但见“遍地鸦片”。他在其所写的“越西叹”诗中将其描述为“红红白白四望平(指罂粟花)，万花捧出越西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倾国亦倾……惜哉救人未彻底，皇皇标语空坚决(指禁绝鸦片的标语)。种者、售者、吸者，国有常备设，却看红灯(指烟馆)夹道，兀自半明灭，此矛此盾将何说”，足见一斑。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权力之争并未升级到兵戎相见，但也使其收效流于表面。长篇累牍的档案文件中不乏各式强硬规章，但论及实质，本应得到彻底解决的禁烟问题几乎已经成为空话。尽管如此，在此特殊大背景之下，中央最终赢得了这场暗斗的微弱优势，本应1938年接任刘湘之位的张群，虽然受刘文辉等人的联手抵制，终在1940年担任四川省主席。而蒋也似乎“体谅”周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笃伦，并未有任何惩办。刘文辉却为避免为蒋介石吞并，自1942年后逐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此为后话。而真正令人扼腕的是，原本轰轰烈烈开展的禁烟却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权利斗争中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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