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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是一位杰出的老一辈革命家，江西苏维埃运动的先驱和主要领导人。1930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政务院委员、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财委副主任，并先后担任过中央四个部的部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工业交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系中共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是农民出身，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一个从基层锻炼成长起来的卓越的革命活动家和新中国财经、政法战线领导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接连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革命元勋、开国将帅、建国栋梁都参加过三大起义中的一次或两次。曾山参加了广州起义。有些党史书籍介绍曾山的经历时，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这是不准确的。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参加了南昌起义是真的。曾延生1923年在上海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被派回江西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1927年初，在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任上，领导了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震惊中外。不久，调任中共江西省委的工委书记、江西省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在南昌领导工人运动，为配合八一南昌起义作了许多工作。八一起义军撤出南昌以后，他随起义军南下，到了广东，后来又转回赣南，参加领导万安暴动。可能有的人认为曾延生参加了南昌起义，曾山是跟随哥哥参加革命的，就误以为曾山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其实，南昌起义时，曾山远在离南昌市200多公里的吉安农村，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当他后来得知哥哥曾延生随南昌起义部队去了广东以后，他就奔赴广州寻找哥哥，但没有找到。随后进了叶剑英的教导团，任第四军教导团通讯军需班的一名下士，参加了广州起义。1936年，他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时，曾以一个士兵的亲身经历，从基层连队的角度回忆了广州起义的前前后后。许多领导同志的回忆录，多从上层机关和决策的角度记述，像曾山这样从一个连队和士兵的角度来回忆广州起义，却极为鲜见，因而颇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大革命失败后，吉安的反动势力嚣张起来，一伙反动土豪劣绅联合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告状，要求“捕惩”曾山一家，包括曾山的父亲曾采芹、哥哥曾延生、弟弟曾炳生和曾山本人（后来，曾山的父亲在吉安监狱被活活打死、哥哥领导赣南暴动牺牲、弟弟在九江做地下工作被捕后牺牲。毛泽东十分赞赏这个革命家庭。1930年红军攻克吉安后，曾专程到曾山家里，慰问曾山的妈妈康春玉，赞扬这个“光荣的家庭”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1962年曾山回乡看望老母亲时，感慨万端地写了一幅对联，概括他的革命家庭：“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三难一死为人民”）。曾山在回忆材料中写道，“我不得不暂时告别我的乡亲们——工人和农民。想到党当年号召自己的党员们参军，我决定也这么做。虽然那时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遵循党的意愿，我决定成为一名战士。”经过赣州和南雄，曾山到了广州，想寻找哥哥曾延生，打算投奔叶挺和贺龙的革命军。他在广州没有找到哥哥，但遇到一位同乡。这位同乡和教导团工兵连连长的关系很好，“于是，我请他给我介绍。一切都很顺利，我便成了教导团通讯班的一名军需员，军衔为下士，从此时起我开始了军人的生活。”
广州起义是根据中央决定、由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1927年11月中旬，广东军阀张发奎发动事变，从桂系军阀手里夺取了全部广州政权。粤桂军阀矛盾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张发奎的主要兵力用于对付桂系军阀，广州城内力量空虚。于是中央常委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总暴动。张太雷随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立即暴动”，“准备夺取广州政权”。会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召开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了执行委员会，作为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广州苏维埃宣言》。接着，开展了一系列的起义准备工作。
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其前身是原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革命基础很好。全团1500多人，其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省委特别重视在教导团进行起义的组织发动。但曾山是教导团的普通一兵，从江西过来不久，与教导团的党组织没有联系上。因此，曾山对广州起义的计划、部署以及高层意图不可能了解。他只能从最基层的方面，描述所见所闻。
曾山回忆说：“11月17日，张发奎和汪精卫在广东发动了政变。装备不良的革命的教导团利用这一时机夺取了武器。这是我们高兴的日子：学员和军官们唱着《国际歌》，纷纷表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新军阀的政权，等等。……然而，局势极其紧张，我们不分日夜地开会，每个学员都准备好了刺刀，就像是在战斗的前夜。此时，我筹划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常常跑遍军营和连队去寻找自己的熟人。”有一天，曾山做完早操，突然碰到一位过去一同工作过的江西万安人，是共产党员。曾山托他把自己的情况报告教导团党委会。这样，曾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看到了广东省委关于武装起义的文件，命他为连队的五人委员会委员之一。
教导团在广州起义中做了许多基层准备工作。曾山记得：“起义的前夕，革命教导团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文书、学员、士官、伙夫、马夫和勤务兵都编在一个连里，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我是其中之一。每天早晨6—9点，除了做饭的士兵之外，所有人都应该进行作战训练。我们这个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到任何一个连的营地去，要求任何人执行这个命令。”
由于时间紧迫，当时的训练比较仓促：“第一天我们操练了‘立正’、‘稍息’、喊口号、看齐的命令；第二天——横队变队形和向左转、向右转；第三天——学习步枪子弹上膛和退膛、瞄准；第四天练习散开队形和进攻。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参加了广州起义。坦白地说，像我这样出身贫困家庭、知识有限的人，以前从来没有拿过枪，训练不到20个小时就上火线，是有些困难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进攻李济深的住房时，我把子弹放进了枪膛，忘记上栓就开枪了。至于在射击之后要把弹壳退出来，我是在作战的时候才知道的。好在身旁有一个懂行的战士，他给我讲解了这一切，这样我就学会了打枪。”
广东省委的文件没有写起义的时间。“到12月9日夜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义。”这时，一个同志轻轻地告诉曾山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张发奎要干掉教导团。”曾山想起前两天叶剑英在全团大会上说：在广东东江的海陆丰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并高呼“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两个口号。他预感暴风雨就要到了。时钟敲过两点，“突然我听到了脚步声，好像在捆绑什么人。我跳了起来。穿上鞋，系了腰带。这时营房里跑进一个同志。他递给我一个红带子。我知道起义开始了。起义特别行动队逮捕了反革命分子，把张发奎派来的团长捆起来了。这时，出现一个戴眼镜、身穿普通毛衣的人。他登上凳子，简短地对团里的官兵们讲了话，号召我们参加工人的革命行动。原来这就是张太雷。他命令教导团参加起义。全团各个营和我们这个混合连都准备好要行动了。我们连长挑选了8个人，并嘱咐我在营房里等待特别的命令。”
连长率队走了以后，曾山他们8个人在等待命令。大家充满信心地说：这次我们一定能胜利。不久，一位军官来了，命令我们立即行动。军官交待：“你们8个人的任务是：坐车到指定的地点，拿起枪和子弹，并把这些枪和子弹送到原来的警察局去，起义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于是，曾山他们立即向第三师的兵营进发。“我们把汔车停在外面，走到房子里。那里保存了很多武器弹药。我们只拿了步枪、卡宾枪和子弹，装满了两车，就奔向了广州（市区）。”当他们到达警察局时，曾山看到在原来警察局的门口有一个宽阔的红色长幅，很惹人注目。上面写着：“广州苏维埃政府”。左面挂着牌子：“红军总司令部”，右边：“广州工人赤卫队总司令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广州，第一次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门上贴了苏维埃政府的公告和它的政治纲领，规定要解放所有劳动人民。曾山的心情非常激动。尽管他们当时非常繁忙，但曾山还是坚持看完了这两个文件，明白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心里豁然开朗。接着，曾山高高兴兴跑去向司令部报告：“武器已经运到了。”司令部派了几个同志给曾山帮忙，把武器搬到仓库里去。曾山往仓库看了一眼，见到了一堆又一堆的枪支和子弹。机关枪和火炮部署在惠爱路沿街。武器入库后，已经是早晨5点钟左右。红军和工人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赤卫队司令部，拿了枪就投入了战斗。到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枪支都分发完了。可是工人们还是不断走来，可见武器还是不够。
于是，曾山他们8人不断地往返运送武器。曾山记得，在最后一次运武器来的时候，汽车还没有开到司令部，就遇上了一队没有武装的赤卫队战士。他们每个人都带着红袖章，前面飘着红旗，把汽车围住了。他们派了一个同志来和曾山谈判，要求给他们枪。曾山向他解释说，没有命令我不能这样做。但是工人们已经开始从车里拿枪和子弹了。曾山没有办法，只好让那个同志写个字条，以便能在指挥部面前交差。到了司令部以后，曾山向领导详细地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转运武器的任务顺利完成后，曾山奉命回到自己的队伍。曾山所在的通讯连正在进攻李济深的住所。曾山回忆说：“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几枪，指挥员谢定就命令我立即离开火线，回到团指挥部去取食品。从夜里3点开始，战士们一点东西都没有吃，而时间已经接近半夜了。我飞跑到了教导团。在路上我看见一群人——精疲力竭的，脸黑黑的，就像是刚从矿井里出来的矿工。他们的脚上带着铁链。我明白了，这些人是最勇敢的革命战士，是被国民党军阀作为政治犯投入监狱的。工人和士兵们把他们从监禁中解放出来了。”
曾山继续向前面走去，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些学生。这是一些散发呼吁书和传单的宣传鼓动员。有几个女工和女学生在发饼干。我也得到了两大盒。人力车夫对我说：“同志，我们决定，凡是带有标志的革命教导团的官兵和后勤人员都免费拉。”他很快就把我送到团里。来了司令部的通报：经过3小时的流血战斗，革命队伍占领了城里几乎所有的机关和一个重要的战略点——观音山。
饭后，曾山随队伍继续向敌人进攻。李济深住所里的敌人在固守，集中了不少于3000人和许多弹药。强攻持续到了凌晨，但是住所没有拿下来。“我听说，队长派了通讯兵到司令部去报告。得到的通知说，昨天（也就是12月11日）下午军阀李福林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从沙面派了两个团来，现在他们正在沿着铁路线向广州（市区）开来。”
曾山所在的通讯连仍在继续进攻李济深住所。12月12日清晨来临了。整个城市到处都在射击，沿河大街上的炮火没有停止。“指挥部命令我们这个队除留下一个小组观察敌人外，马上到司令部去。有大批武装的农民队伍从广州各个郊区赶来，大约有3000人。这一消息鼓舞了通讯队的官兵。通讯队正在为保卫司令部而战。12月12日下午两点，司令部派了赤卫队和参加了广州起义的警备队的一个排来和我们调防。通讯队回到了教导团的营房休息，因为战斗不间断地进行了两天两夜。”
曾山等人在营房里休息的时候，城里的枪声更紧了。大约在4点的时候，几个士兵回到团里。“他们说，敌人从北江和西江调拨了部队到广州来进行反击，而且看来他们将在5点左右到达广州。局势恶化了。晚上8点，红军总指挥部来了命令，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到司令部去。谢指挥员让队伍集合，向指示的方向出发。过了一个小时，遇到了起义者的队伍。指挥员问道，现在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回答是，队伍是从前线来的，得到命令是向沙河口撤退。原来司令部已经撤离了原地。我们立即改变了方向，向沙河口走去。”
12月12日下午，敌人发动了总反攻。敌人的力量超过我们6倍以上。广州起义失败了。曾山认为，虽然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不长，不到3天就失败了，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作者附记：2009年12月12日，曾山的家乡江西吉安市举行了一个“纪念曾山诞辰110周年”的小型座谈会，邀请了党史界和曾山的亲属代表参加。因我是《曾山传》的主要作者和主编，也有幸应邀出席座谈会。十年前，在写《曾山传》时，由于缺乏材料，对曾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及参加广州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能够很好记述。恰好，曾山之子曾庆洋将军来了吉安开会，将曾山在苏联学习时，1936年写的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回忆材料送给了我，嘱我写成文章，详述曾山参加广州起义经过，这也是对《曾山传》的一个补充。同时，我们都认为，从一个士兵的角度回忆一次大的起义的材料极为少见，因而将此材料写成文章，对研究整个广州起义历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接连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革命元勋、开国将帅、建国栋梁都参加过三大起义中的一次或两次。曾山参加了广州起义。有些党史书籍介绍曾山的经历时，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这是不准确的。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参加了南昌起义是真的。曾延生1923年在上海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被派回江西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1927年初，在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任上，领导了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震惊中外。不久，调任中共江西省委的工委书记、江西省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在南昌领导工人运动，为配合八一南昌起义作了许多工作。八一起义军撤出南昌以后，他随起义军南下，到了广东，后来又转回赣南，参加领导万安暴动。可能有的人认为曾延生参加了南昌起义，曾山是跟随哥哥参加革命的，就误以为曾山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其实，南昌起义时，曾山远在离南昌市200多公里的吉安农村，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当他后来得知哥哥曾延生随南昌起义部队去了广东以后，他就奔赴广州寻找哥哥，但没有找到。随后进了叶剑英的教导团，任第四军教导团通讯军需班的一名下士，参加了广州起义。1936年，他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时，曾以一个士兵的亲身经历，从基层连队的角度回忆了广州起义的前前后后。许多领导同志的回忆录，多从上层机关和决策的角度记述，像曾山这样从一个连队和士兵的角度来回忆广州起义，却极为鲜见，因而颇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大革命失败后，吉安的反动势力嚣张起来，一伙反动土豪劣绅联合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告状，要求“捕惩”曾山一家，包括曾山的父亲曾采芹、哥哥曾延生、弟弟曾炳生和曾山本人（后来，曾山的父亲在吉安监狱被活活打死、哥哥领导赣南暴动牺牲、弟弟在九江做地下工作被捕后牺牲。毛泽东十分赞赏这个革命家庭。1930年红军攻克吉安后，曾专程到曾山家里，慰问曾山的妈妈康春玉，赞扬这个“光荣的家庭”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1962年曾山回乡看望老母亲时，感慨万端地写了一幅对联，概括他的革命家庭：“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三难一死为人民”）。曾山在回忆材料中写道，“我不得不暂时告别我的乡亲们——工人和农民。想到党当年号召自己的党员们参军，我决定也这么做。虽然那时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遵循党的意愿，我决定成为一名战士。”经过赣州和南雄，曾山到了广州，想寻找哥哥曾延生，打算投奔叶挺和贺龙的革命军。他在广州没有找到哥哥，但遇到一位同乡。这位同乡和教导团工兵连连长的关系很好，“于是，我请他给我介绍。一切都很顺利，我便成了教导团通讯班的一名军需员，军衔为下士，从此时起我开始了军人的生活。”
广州起义是根据中央决定、由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1927年11月中旬，广东军阀张发奎发动事变，从桂系军阀手里夺取了全部广州政权。粤桂军阀矛盾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张发奎的主要兵力用于对付桂系军阀，广州城内力量空虚。于是中央常委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总暴动。张太雷随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立即暴动”，“准备夺取广州政权”。会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召开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了执行委员会，作为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广州苏维埃宣言》。接着，开展了一系列的起义准备工作。
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其前身是原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革命基础很好。全团1500多人，其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省委特别重视在教导团进行起义的组织发动。但曾山是教导团的普通一兵，从江西过来不久，与教导团的党组织没有联系上。因此，曾山对广州起义的计划、部署以及高层意图不可能了解。他只能从最基层的方面，描述所见所闻。
曾山回忆说：“11月17日，张发奎和汪精卫在广东发动了政变。装备不良的革命的教导团利用这一时机夺取了武器。这是我们高兴的日子：学员和军官们唱着《国际歌》，纷纷表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新军阀的政权，等等。……然而，局势极其紧张，我们不分日夜地开会，每个学员都准备好了刺刀，就像是在战斗的前夜。此时，我筹划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常常跑遍军营和连队去寻找自己的熟人。”有一天，曾山做完早操，突然碰到一位过去一同工作过的江西万安人，是共产党员。曾山托他把自己的情况报告教导团党委会。这样，曾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看到了广东省委关于武装起义的文件，命他为连队的五人委员会委员之一。
教导团在广州起义中做了许多基层准备工作。曾山记得：“起义的前夕，革命教导团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文书、学员、士官、伙夫、马夫和勤务兵都编在一个连里，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我是其中之一。每天早晨6—9点，除了做饭的士兵之外，所有人都应该进行作战训练。我们这个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到任何一个连的营地去，要求任何人执行这个命令。”
由于时间紧迫，当时的训练比较仓促：“第一天我们操练了‘立正’、‘稍息’、喊口号、看齐的命令；第二天——横队变队形和向左转、向右转；第三天——学习步枪子弹上膛和退膛、瞄准；第四天练习散开队形和进攻。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参加了广州起义。坦白地说，像我这样出身贫困家庭、知识有限的人，以前从来没有拿过枪，训练不到20个小时就上火线，是有些困难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进攻李济深的住房时，我把子弹放进了枪膛，忘记上栓就开枪了。至于在射击之后要把弹壳退出来，我是在作战的时候才知道的。好在身旁有一个懂行的战士，他给我讲解了这一切，这样我就学会了打枪。”
广东省委的文件没有写起义的时间。“到12月9日夜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义。”这时，一个同志轻轻地告诉曾山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张发奎要干掉教导团。”曾山想起前两天叶剑英在全团大会上说：在广东东江的海陆丰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并高呼“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两个口号。他预感暴风雨就要到了。时钟敲过两点，“突然我听到了脚步声，好像在捆绑什么人。我跳了起来。穿上鞋，系了腰带。这时营房里跑进一个同志。他递给我一个红带子。我知道起义开始了。起义特别行动队逮捕了反革命分子，把张发奎派来的团长捆起来了。这时，出现一个戴眼镜、身穿普通毛衣的人。他登上凳子，简短地对团里的官兵们讲了话，号召我们参加工人的革命行动。原来这就是张太雷。他命令教导团参加起义。全团各个营和我们这个混合连都准备好要行动了。我们连长挑选了8个人，并嘱咐我在营房里等待特别的命令。”
连长率队走了以后，曾山他们8个人在等待命令。大家充满信心地说：这次我们一定能胜利。不久，一位军官来了，命令我们立即行动。军官交待：“你们8个人的任务是：坐车到指定的地点，拿起枪和子弹，并把这些枪和子弹送到原来的警察局去，起义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于是，曾山他们立即向第三师的兵营进发。“我们把汔车停在外面，走到房子里。那里保存了很多武器弹药。我们只拿了步枪、卡宾枪和子弹，装满了两车，就奔向了广州（市区）。”当他们到达警察局时，曾山看到在原来警察局的门口有一个宽阔的红色长幅，很惹人注目。上面写着：“广州苏维埃政府”。左面挂着牌子：“红军总司令部”，右边：“广州工人赤卫队总司令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广州，第一次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门上贴了苏维埃政府的公告和它的政治纲领，规定要解放所有劳动人民。曾山的心情非常激动。尽管他们当时非常繁忙，但曾山还是坚持看完了这两个文件，明白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心里豁然开朗。接着，曾山高高兴兴跑去向司令部报告：“武器已经运到了。”司令部派了几个同志给曾山帮忙，把武器搬到仓库里去。曾山往仓库看了一眼，见到了一堆又一堆的枪支和子弹。机关枪和火炮部署在惠爱路沿街。武器入库后，已经是早晨5点钟左右。红军和工人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赤卫队司令部，拿了枪就投入了战斗。到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枪支都分发完了。可是工人们还是不断走来，可见武器还是不够。
于是，曾山他们8人不断地往返运送武器。曾山记得，在最后一次运武器来的时候，汽车还没有开到司令部，就遇上了一队没有武装的赤卫队战士。他们每个人都带着红袖章，前面飘着红旗，把汽车围住了。他们派了一个同志来和曾山谈判，要求给他们枪。曾山向他解释说，没有命令我不能这样做。但是工人们已经开始从车里拿枪和子弹了。曾山没有办法，只好让那个同志写个字条，以便能在指挥部面前交差。到了司令部以后，曾山向领导详细地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转运武器的任务顺利完成后，曾山奉命回到自己的队伍。曾山所在的通讯连正在进攻李济深的住所。曾山回忆说：“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几枪，指挥员谢定就命令我立即离开火线，回到团指挥部去取食品。从夜里3点开始，战士们一点东西都没有吃，而时间已经接近半夜了。我飞跑到了教导团。在路上我看见一群人——精疲力竭的，脸黑黑的，就像是刚从矿井里出来的矿工。他们的脚上带着铁链。我明白了，这些人是最勇敢的革命战士，是被国民党军阀作为政治犯投入监狱的。工人和士兵们把他们从监禁中解放出来了。”
曾山继续向前面走去，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些学生。这是一些散发呼吁书和传单的宣传鼓动员。有几个女工和女学生在发饼干。我也得到了两大盒。人力车夫对我说：“同志，我们决定，凡是带有标志的革命教导团的官兵和后勤人员都免费拉。”他很快就把我送到团里。来了司令部的通报：经过3小时的流血战斗，革命队伍占领了城里几乎所有的机关和一个重要的战略点——观音山。
饭后，曾山随队伍继续向敌人进攻。李济深住所里的敌人在固守，集中了不少于3000人和许多弹药。强攻持续到了凌晨，但是住所没有拿下来。“我听说，队长派了通讯兵到司令部去报告。得到的通知说，昨天（也就是12月11日）下午军阀李福林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从沙面派了两个团来，现在他们正在沿着铁路线向广州（市区）开来。”
曾山所在的通讯连仍在继续进攻李济深住所。12月12日清晨来临了。整个城市到处都在射击，沿河大街上的炮火没有停止。“指挥部命令我们这个队除留下一个小组观察敌人外，马上到司令部去。有大批武装的农民队伍从广州各个郊区赶来，大约有3000人。这一消息鼓舞了通讯队的官兵。通讯队正在为保卫司令部而战。12月12日下午两点，司令部派了赤卫队和参加了广州起义的警备队的一个排来和我们调防。通讯队回到了教导团的营房休息，因为战斗不间断地进行了两天两夜。”
曾山等人在营房里休息的时候，城里的枪声更紧了。大约在4点的时候，几个士兵回到团里。“他们说，敌人从北江和西江调拨了部队到广州来进行反击，而且看来他们将在5点左右到达广州。局势恶化了。晚上8点，红军总指挥部来了命令，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到司令部去。谢指挥员让队伍集合，向指示的方向出发。过了一个小时，遇到了起义者的队伍。指挥员问道，现在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回答是，队伍是从前线来的，得到命令是向沙河口撤退。原来司令部已经撤离了原地。我们立即改变了方向，向沙河口走去。”
12月12日下午，敌人发动了总反攻。敌人的力量超过我们6倍以上。广州起义失败了。曾山认为，虽然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不长，不到3天就失败了，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作者附记：2009年12月12日，曾山的家乡江西吉安市举行了一个“纪念曾山诞辰110周年”的小型座谈会，邀请了党史界和曾山的亲属代表参加。因我是《曾山传》的主要作者和主编，也有幸应邀出席座谈会。十年前，在写《曾山传》时，由于缺乏材料，对曾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及参加广州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能够很好记述。恰好，曾山之子曾庆洋将军来了吉安开会，将曾山在苏联学习时，1936年写的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回忆材料送给了我，嘱我写成文章，详述曾山参加广州起义经过，这也是对《曾山传》的一个补充。同时，我们都认为，从一个士兵的角度回忆一次大的起义的材料极为少见，因而将此材料写成文章，对研究整个广州起义历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