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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5点，一阵闹铃刺耳，杨辉腾地从被窝里坐起。
来不及开灯，他摸索着打开电脑开关，迅速穿好衣服，开始一天的工作，这将持续到晚上11点。
此时，全国各地有无数和杨辉一样的人，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刷票、倒卖、赚钱。这是他们的生计，“在我眼里，火车票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过去五年，这个“圈子”发生了很多变化，也让杨辉意识到不断“提升自我修养”的紧迫。
长江后浪推前浪
如果不是知道身份，很难相信穿着时尚的杨辉会是个火车票“黄牛”。
很多人对于“黄牛”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那时，“黄牛”多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看到前来买票的人便上前搭讪、伺机推销。
但是，对于杨辉他们来说，这类人已成为历史，至少正在成为历史。
杨辉是个85后。他所在的“黄牛”群组有近20人，90后占了五分之三、80后占了五分之二，最大的年龄不超过35岁，最小的才17岁。
“年轻人学习能力比较强、赚钱的欲望也比较强，能很快适应。”年龄大的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尤其是实名制后，购票手续的繁琐以及手段的现代化，使“黄牛”倒票难度大大增加。
杨辉的“师傅”，一个40多岁的老“黄牛”，在圈内已有7年之久，最高月收入曾达5万元。实名制后收入大不如前，甚至落后于自己的徒弟，最后转行做了水果生意。他走时留给杨辉的一句话是：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很多和我师傅差不多年纪的人都转行了，不是因为这个圈子不让他们做了，而是他们自己做不下去了。” 杨辉说。2012年实行实名制后，杨辉所在的“黄牛”群组由15人变为10人。
不过，群体年轻化的趋势仅限于最底层的“黄牛”，一级“黄牛”仍以年长者为主。
分层集群式发展客户
时代的变化迫使手段升级。
如今的“黄牛”不再每天到火车站转悠寻找客源，而是主动出击建立顾客群。
杨辉管顾客叫做“客户”。在刚入行的2008年，几乎不用找客户，往往是客户自己找上门，“当时做这行的虽然也不少，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地盘，所以没人敢跟你抢。”杨辉说。
如今，网络交易模糊了“黄牛”之间原本固定的地域界限，圈子秩序大乱，要想挣钱只能自己寻找客源。
杨辉的经验是分层集群式发展。利用固定客户发展更多的潜在客户，一带十、十带百，最后建立一个几百人的客户群。同时，他还通过自己所在的“黄牛”群组要求更多的组员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客户，最后集合到一起共享。目前，杨辉所在的“黄牛”群组至少掌握有500个固定客户，是他们相对固定的收入源。
“关键是服务好，要说到做到，不能言而无信，才能拥有稳定客户。”杨辉常和群组里其他人说。
仅仅靠这几百客户是不够的。只有源源不断地发展新客户才能在这行立足。为了最大限度地寻找客户，杨辉添加了几十个QQ、微信、微博群。
这种近乎于大海捞针的寻找方法效果并不差。“火车票是大众需求，即使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会需要。”有了客户，就要好好考虑如何维护，因为客户随时都可能被挖墙脚。“一般人买‘黄牛’票时都是同时找好几个人刷票，通过比较来选择最好的卖家。”
拿“黄牛”加价来说，普通火车票往往在50～100元不等，春运时价格能涨到100～300元左右 ，甚至更高。对于需要的乘客来说，价格低自然是首选。
为了留住客户，杨辉甚至买了销售类的书，学习销售技巧。尽管在实际交易中，这些理论并没起到多大作用，但他相信未来会有用。比如，逢年过节，杨辉都会给客户发祝福短信，联络感情。
刷票技术革新
凌晨5点起床、夜晚11点睡觉，这是杨辉2014年元旦以来的作息规律。
每天，杨辉要18个小时对着电脑不停刷票交易。即使这样，他仍然觉得这比以前现场式的贩票方式简单省事。
2010年以前，“黄牛”使用最广的囤票方式是去火车站售票大厅现场购买。按当时规定，每个乘客所购车票数量有限，只有通过多人多票的方式才能大量获取车票。
为了防止被盯梢，一些“黄牛”会专门花钱雇人排队买票。这些被雇的买票者多半车站附近的游手好闲之人或街头流浪人员。
12306网站改变了这一现状。
2011年6月12日，京津城际高铁开始试行12306网络售票业务；2012年年底，全国铁路开始全面推行网络售票，中国铁路自此步入电子商务时代。
相较于现场购票，网络购票、电话购票省时省力，极大地节约人力和时间成本，成为“黄牛”囤票的最佳选择。
这点杨辉深有体会。
2008年，杨辉刚入行，杨辉和师傅以及十几个老乡分头在火车站不同的售票窗口排队购票，每人每天至少要来回排队十次以上。但是，现在只需坐在电脑前通过特定的刷票软件，杨辉就能一次性囤票上千张，效率提高了上百倍。
为此，杨辉花6000元组装了一台高性能台式电脑，这是他“从业”以来的最大一笔投资。
杨辉还在所在的“黄牛”群组组织了一次内部培训，花钱请圈内专业人士讲解相关知识。培训结束后，杨辉整理了一份网络购票和电话购票的操作指南，分发给组员。
杨辉介绍说，目前“黄牛”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一种叫做身份证算号器的软件进行个人身份信息收集。利用该软件，输入出生地、出生日期以及性别等三项信息，即可生成1到999个格式正确的身份证号码。
12306网站并未与公安部的个人信息数据库联网，所以在网络购票的信息审核时只对身份证号进行验证，并不对姓名进行辨别。这个漏洞使得“黄牛”在购票时只需输入格式正确的身份证号即可，姓名可随意填写。
利用这种虚假身份证号购票将导致无法取票，但“黄牛”却能利用这一点大规模抢票囤积。“三步走，先买再退最后再抢回来。” 首先，“黄牛”会使用身份证算号器预先算出可用的身份证号并记录，然后打开抢票软件进行抢票。目前“黄牛”圈内普遍使用的一款软件可支持同一台电脑同时登录20个账号使用。每个账号在同一时间可抢5张车票，由此为100张。此外，该软件有“双开”功能，即在同一台电脑上最多可打开10个。因此，理论上看，一台电脑同时可抢1000张火车票。
抢到车票之后，“黄牛”会进行兜售。一旦有顾客付款，他们就立刻退票。退票将再次进入铁路售票系统。此时，他们会再次打开抢票软件，不间断刷票，在火车票重回票仓的第一时间抢到。而后，用买家的身份信息填写购买车票，并出手转售。
杨辉说，这款抢票软件与360、猎豹等抢票软件不同，属于“特供款”，售价为每月2000元，且只能通过熟识的“黄牛”或“圈内人”介绍才能买到。据称，该软件为一群供职于网络科技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研发，专门为“黄牛”抢票设计。
杨辉感叹，入行5年，他最大的感受是“黄牛”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跟高科技沾了边”。跟圈外朋友聚会，他常说自己在从事IT业。
线下交易魔高一丈
“现在圈内很多线下交易都停止了，大多都转为线上交易。”杨辉所说的线下交易是指以往“黄牛”与顾客之间面对面的票钱交易。线下交易时常遭遇警方的钓鱼执法，风险系数高。杨辉就碰到过两次。
现在，多数仍然从事线下交易的“黄牛”多是中老年人，或者被一级“黄牛”雇佣的底层“黄牛”。他们无法操作网络交易，只能通过这种较原始、风险大的方式来赚钱。
即使是他们，提升技巧同样重要。
一般在进行线下交易前，多数“黄牛”都会以购票需要为由要求买票者提供身份证信息，然后通过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进行身份核实。通过输入个人身份证号，系统会自动查询到该身份证的办证号码地、个人性别以及出生年月日。
尽管这些信息并不能完全判断个人身份，但对于“黄牛”来说极具参考价值。考虑到警方的钓鱼执法，一般本地身份信息的买票者多半会被拒绝，而外地身份信息的买票者成功率较大。
在双方交易时，很多“黄牛”为了防止警方蹲点执法，会要求买票者不停变换交易地点。直到确认无人跟踪后，方才同意交易。有些“黄牛”甚至会将车票提前放到一个固定位置，让买票者先给钱后取票。
“风险大不说，还得耗费很多时间、精力，划不来。”因为之前有过两次惨痛的教训，杨辉现在基本不做线下交易，除非是值得信任的老客户。
线上交易则日趋火爆。
线上交易整个过程都在网上进行，双方并不直接见面。一般由买票者先提供个人身份信息以及车票需求，然后由“黄牛”通过上述提到的刷票软件不间断刷票，在获取车票后，买票者需先通过支付宝将手续费转入“黄牛”账户，而后“黄牛”会提供给其一个在12306网站注册的公共账号及密码。这一系列手续必须在45分钟内完成，否则车票将自动作废，重新入库。
无论是“黄牛”还是买票者，在45分钟内完成整个交易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遇到操作不熟练的买票者或者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失误，整个交易就可能失败，之前的所有心血也会付诸东流。
同时，为了防止买票者仅支付车票费而不支付手续费，“黄牛”要求买票者必须通过指定的账号支付车票，不能随意使用其他账户。一旦出现上述情况，“黄牛”可以随时登录账号进行退票。在交易完成后，“黄牛”也会及时修改账户密码，以免出现冒用。
必备技能：会躲警察、会识记者
“我最害怕的是两种人，一个是警察，一个是记者。”杨辉说，这两种人他都碰到过。
2010年，杨辉在火车站跟一个顾客交易时被蹲点的警察逮个正着。那次，他缴纳了上千元的罚款，做了笔录。
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完全可以被判刑。《刑法》规定，倒卖火车票、船票票面金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获利额在2000元以上即构成犯罪，可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
杨辉说，从业的5年里，他经历过的这类事件不下十次，多是罚款了事，从未被拘留过。即使被拘留也是象征性地几天时间，很多“黄牛”出来后照样重操旧业。
后来，面对警察的经历多了，杨辉总结了“经验”：千万不要慌、不要撒腿就跑，要保持冷静，即使被搜出车票也要死不承认。“警察很多时候也不确定谁是（“黄牛”），他们也是碰运气，一旦你上当就露馅了。”
近年来，公安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整治票务市场。据北京铁路警方透露，在2014年春运的33天里共破获倒票案件33起，抓获涉嫌倒卖火车票嫌疑人46名，收缴火车票1129张。
杨辉的上线，也是在这个时候落网的。作为一级“黄牛”，他因为倒票数额巨大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而在此之前的7年里，这个一级“黄牛”一直都平安无事，还因此颇有“声誉”。
除了在火车站布防监控外，警方也把更多的目光转移到网络空间，加大对网络倒票交易的打击力度。
“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装哑巴，除了乘客的购票信息外，我们不问其他的信息。当然，乘客也不能问我们的个人信息。”杨辉说，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涉及抢票、倒票的一些关键信息绝对不能透露。“决不能留下证据。”
“有些人会打着好奇的旗号问东问西，这类人一般都动机不纯。”一旦遇到千方百计打听消息的乘客，“黄牛”会终止交易。
另一个让“黄牛”们避之不及的是记者。“记者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进了他们的陷阱。”杨辉说，记者们有的冒充乘客、有的冒充刚入行者，还有的直接卧底“黄牛”内部。
一些老资格的“黄牛”甚至总结出一套识别术，罗列四大特征来辨别记者。一、拼命和你套近乎；二、问号超过三个以上；三、问题偏离买票；四、故意设置条件。
一旦发现疑似记者身份的顾客，杨辉不仅会自己屏蔽信息，还会在群组转发该信息，提醒其他人小心提防。杨辉坦言，会躲警察、会识记者已成了一个“黄牛”的必备技能。
说起自己这几年的变化，杨辉沉默了片刻。“变化太多了，主要还是环境变了，人也跟着变了。”（文中杨辉系化名）
来不及开灯，他摸索着打开电脑开关，迅速穿好衣服，开始一天的工作，这将持续到晚上11点。
此时，全国各地有无数和杨辉一样的人，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刷票、倒卖、赚钱。这是他们的生计，“在我眼里，火车票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过去五年，这个“圈子”发生了很多变化，也让杨辉意识到不断“提升自我修养”的紧迫。
长江后浪推前浪
如果不是知道身份，很难相信穿着时尚的杨辉会是个火车票“黄牛”。
很多人对于“黄牛”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那时，“黄牛”多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看到前来买票的人便上前搭讪、伺机推销。
但是，对于杨辉他们来说，这类人已成为历史，至少正在成为历史。
杨辉是个85后。他所在的“黄牛”群组有近20人，90后占了五分之三、80后占了五分之二，最大的年龄不超过35岁，最小的才17岁。
“年轻人学习能力比较强、赚钱的欲望也比较强，能很快适应。”年龄大的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尤其是实名制后，购票手续的繁琐以及手段的现代化，使“黄牛”倒票难度大大增加。
杨辉的“师傅”，一个40多岁的老“黄牛”，在圈内已有7年之久，最高月收入曾达5万元。实名制后收入大不如前，甚至落后于自己的徒弟，最后转行做了水果生意。他走时留给杨辉的一句话是：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很多和我师傅差不多年纪的人都转行了，不是因为这个圈子不让他们做了，而是他们自己做不下去了。” 杨辉说。2012年实行实名制后，杨辉所在的“黄牛”群组由15人变为10人。
不过，群体年轻化的趋势仅限于最底层的“黄牛”，一级“黄牛”仍以年长者为主。
分层集群式发展客户
时代的变化迫使手段升级。
如今的“黄牛”不再每天到火车站转悠寻找客源，而是主动出击建立顾客群。
杨辉管顾客叫做“客户”。在刚入行的2008年，几乎不用找客户，往往是客户自己找上门，“当时做这行的虽然也不少，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地盘，所以没人敢跟你抢。”杨辉说。
如今，网络交易模糊了“黄牛”之间原本固定的地域界限，圈子秩序大乱，要想挣钱只能自己寻找客源。
杨辉的经验是分层集群式发展。利用固定客户发展更多的潜在客户，一带十、十带百，最后建立一个几百人的客户群。同时，他还通过自己所在的“黄牛”群组要求更多的组员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客户，最后集合到一起共享。目前，杨辉所在的“黄牛”群组至少掌握有500个固定客户，是他们相对固定的收入源。
“关键是服务好，要说到做到，不能言而无信，才能拥有稳定客户。”杨辉常和群组里其他人说。
仅仅靠这几百客户是不够的。只有源源不断地发展新客户才能在这行立足。为了最大限度地寻找客户，杨辉添加了几十个QQ、微信、微博群。
这种近乎于大海捞针的寻找方法效果并不差。“火车票是大众需求，即使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会需要。”有了客户，就要好好考虑如何维护，因为客户随时都可能被挖墙脚。“一般人买‘黄牛’票时都是同时找好几个人刷票，通过比较来选择最好的卖家。”
拿“黄牛”加价来说，普通火车票往往在50～100元不等，春运时价格能涨到100～300元左右 ，甚至更高。对于需要的乘客来说，价格低自然是首选。
为了留住客户，杨辉甚至买了销售类的书，学习销售技巧。尽管在实际交易中，这些理论并没起到多大作用，但他相信未来会有用。比如，逢年过节，杨辉都会给客户发祝福短信，联络感情。
刷票技术革新
凌晨5点起床、夜晚11点睡觉，这是杨辉2014年元旦以来的作息规律。
每天，杨辉要18个小时对着电脑不停刷票交易。即使这样，他仍然觉得这比以前现场式的贩票方式简单省事。
2010年以前，“黄牛”使用最广的囤票方式是去火车站售票大厅现场购买。按当时规定，每个乘客所购车票数量有限，只有通过多人多票的方式才能大量获取车票。
为了防止被盯梢，一些“黄牛”会专门花钱雇人排队买票。这些被雇的买票者多半车站附近的游手好闲之人或街头流浪人员。
12306网站改变了这一现状。
2011年6月12日，京津城际高铁开始试行12306网络售票业务；2012年年底，全国铁路开始全面推行网络售票，中国铁路自此步入电子商务时代。
相较于现场购票，网络购票、电话购票省时省力，极大地节约人力和时间成本，成为“黄牛”囤票的最佳选择。
这点杨辉深有体会。
2008年，杨辉刚入行，杨辉和师傅以及十几个老乡分头在火车站不同的售票窗口排队购票，每人每天至少要来回排队十次以上。但是，现在只需坐在电脑前通过特定的刷票软件，杨辉就能一次性囤票上千张，效率提高了上百倍。
为此，杨辉花6000元组装了一台高性能台式电脑，这是他“从业”以来的最大一笔投资。
杨辉还在所在的“黄牛”群组组织了一次内部培训，花钱请圈内专业人士讲解相关知识。培训结束后，杨辉整理了一份网络购票和电话购票的操作指南，分发给组员。
杨辉介绍说，目前“黄牛”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一种叫做身份证算号器的软件进行个人身份信息收集。利用该软件，输入出生地、出生日期以及性别等三项信息，即可生成1到999个格式正确的身份证号码。
12306网站并未与公安部的个人信息数据库联网，所以在网络购票的信息审核时只对身份证号进行验证，并不对姓名进行辨别。这个漏洞使得“黄牛”在购票时只需输入格式正确的身份证号即可，姓名可随意填写。
利用这种虚假身份证号购票将导致无法取票，但“黄牛”却能利用这一点大规模抢票囤积。“三步走，先买再退最后再抢回来。” 首先，“黄牛”会使用身份证算号器预先算出可用的身份证号并记录，然后打开抢票软件进行抢票。目前“黄牛”圈内普遍使用的一款软件可支持同一台电脑同时登录20个账号使用。每个账号在同一时间可抢5张车票，由此为100张。此外，该软件有“双开”功能，即在同一台电脑上最多可打开10个。因此，理论上看，一台电脑同时可抢1000张火车票。
抢到车票之后，“黄牛”会进行兜售。一旦有顾客付款，他们就立刻退票。退票将再次进入铁路售票系统。此时，他们会再次打开抢票软件，不间断刷票，在火车票重回票仓的第一时间抢到。而后，用买家的身份信息填写购买车票，并出手转售。
杨辉说，这款抢票软件与360、猎豹等抢票软件不同，属于“特供款”，售价为每月2000元，且只能通过熟识的“黄牛”或“圈内人”介绍才能买到。据称，该软件为一群供职于网络科技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研发，专门为“黄牛”抢票设计。
杨辉感叹，入行5年，他最大的感受是“黄牛”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跟高科技沾了边”。跟圈外朋友聚会，他常说自己在从事IT业。
线下交易魔高一丈
“现在圈内很多线下交易都停止了，大多都转为线上交易。”杨辉所说的线下交易是指以往“黄牛”与顾客之间面对面的票钱交易。线下交易时常遭遇警方的钓鱼执法，风险系数高。杨辉就碰到过两次。
现在，多数仍然从事线下交易的“黄牛”多是中老年人，或者被一级“黄牛”雇佣的底层“黄牛”。他们无法操作网络交易，只能通过这种较原始、风险大的方式来赚钱。
即使是他们，提升技巧同样重要。
一般在进行线下交易前，多数“黄牛”都会以购票需要为由要求买票者提供身份证信息，然后通过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进行身份核实。通过输入个人身份证号，系统会自动查询到该身份证的办证号码地、个人性别以及出生年月日。
尽管这些信息并不能完全判断个人身份，但对于“黄牛”来说极具参考价值。考虑到警方的钓鱼执法，一般本地身份信息的买票者多半会被拒绝，而外地身份信息的买票者成功率较大。
在双方交易时，很多“黄牛”为了防止警方蹲点执法，会要求买票者不停变换交易地点。直到确认无人跟踪后，方才同意交易。有些“黄牛”甚至会将车票提前放到一个固定位置，让买票者先给钱后取票。
“风险大不说，还得耗费很多时间、精力，划不来。”因为之前有过两次惨痛的教训，杨辉现在基本不做线下交易，除非是值得信任的老客户。
线上交易则日趋火爆。
线上交易整个过程都在网上进行，双方并不直接见面。一般由买票者先提供个人身份信息以及车票需求，然后由“黄牛”通过上述提到的刷票软件不间断刷票，在获取车票后，买票者需先通过支付宝将手续费转入“黄牛”账户，而后“黄牛”会提供给其一个在12306网站注册的公共账号及密码。这一系列手续必须在45分钟内完成，否则车票将自动作废，重新入库。
无论是“黄牛”还是买票者，在45分钟内完成整个交易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遇到操作不熟练的买票者或者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失误，整个交易就可能失败，之前的所有心血也会付诸东流。
同时，为了防止买票者仅支付车票费而不支付手续费，“黄牛”要求买票者必须通过指定的账号支付车票，不能随意使用其他账户。一旦出现上述情况，“黄牛”可以随时登录账号进行退票。在交易完成后，“黄牛”也会及时修改账户密码，以免出现冒用。
必备技能：会躲警察、会识记者
“我最害怕的是两种人，一个是警察，一个是记者。”杨辉说，这两种人他都碰到过。
2010年，杨辉在火车站跟一个顾客交易时被蹲点的警察逮个正着。那次，他缴纳了上千元的罚款，做了笔录。
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完全可以被判刑。《刑法》规定，倒卖火车票、船票票面金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获利额在2000元以上即构成犯罪，可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
杨辉说，从业的5年里，他经历过的这类事件不下十次，多是罚款了事，从未被拘留过。即使被拘留也是象征性地几天时间，很多“黄牛”出来后照样重操旧业。
后来，面对警察的经历多了，杨辉总结了“经验”：千万不要慌、不要撒腿就跑，要保持冷静，即使被搜出车票也要死不承认。“警察很多时候也不确定谁是（“黄牛”），他们也是碰运气，一旦你上当就露馅了。”
近年来，公安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整治票务市场。据北京铁路警方透露，在2014年春运的33天里共破获倒票案件33起，抓获涉嫌倒卖火车票嫌疑人46名，收缴火车票1129张。
杨辉的上线，也是在这个时候落网的。作为一级“黄牛”，他因为倒票数额巨大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而在此之前的7年里，这个一级“黄牛”一直都平安无事，还因此颇有“声誉”。
除了在火车站布防监控外，警方也把更多的目光转移到网络空间，加大对网络倒票交易的打击力度。
“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装哑巴，除了乘客的购票信息外，我们不问其他的信息。当然，乘客也不能问我们的个人信息。”杨辉说，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涉及抢票、倒票的一些关键信息绝对不能透露。“决不能留下证据。”
“有些人会打着好奇的旗号问东问西，这类人一般都动机不纯。”一旦遇到千方百计打听消息的乘客，“黄牛”会终止交易。
另一个让“黄牛”们避之不及的是记者。“记者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进了他们的陷阱。”杨辉说，记者们有的冒充乘客、有的冒充刚入行者，还有的直接卧底“黄牛”内部。
一些老资格的“黄牛”甚至总结出一套识别术，罗列四大特征来辨别记者。一、拼命和你套近乎；二、问号超过三个以上；三、问题偏离买票；四、故意设置条件。
一旦发现疑似记者身份的顾客，杨辉不仅会自己屏蔽信息，还会在群组转发该信息，提醒其他人小心提防。杨辉坦言，会躲警察、会识记者已成了一个“黄牛”的必备技能。
说起自己这几年的变化，杨辉沉默了片刻。“变化太多了，主要还是环境变了，人也跟着变了。”（文中杨辉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