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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词律》是清初重要的词谱专著，万树全面总结了词谱之学，确立词体规范，标志着词谱发展的新高度。本文旨在梳理《词律》一书的成书过程及版本流传状态，历史性地考察此书的历史价值和影响。
[关键词]《词律》 万树 成书 版本
万树编纂的《词律》是清初重要的词谱著作，它的出现实现了词谱研究的关键跨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针对明季词学衰微，词谱之作舛错殊多，万树有志于驳谬纠讹，扫除流弊，明腔之正格。他系统分析了前人的利弊得失，精严考订，细致校雠，俱以宋元名篇一一考辨词调，集得唐、宋、金、元词六百六十调，凡一千一百八十体，为当时词体最详、考订最精者，规模为最。
一、《词律》的作者、成书及流传
万树，字红友，又字花农，江苏宜兴人。明末戏曲家吴炳之甥。少遭变乱，行游四方，历秦晋燕等地。归购吴氏鹦鹉园故址，名曰“堆絮”。康熙十八年（1679），入两广总督吴兴祚幕，十年间辗转闽粤，以才受重，一切奏议，皆出其手。暇则究心词曲，所填乐府凡二十余种，成《词律》二十卷。病返故里，卒于广西濛江舟次。著《堆絮园集》，惜已不存，独《璇玑碎锦》，尚存残本；又《香胆词》存六卷五百余阕。
有关万树的生平，史载不详，惟《（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八《人物志•文苑》略述行谊。又严迪昌先生《万树三考》一文，爬梳钩索，征引旧籍，详考其宗亲、行年，足资参稽。据严考定，万树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卒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尽管此说未必定论，然基于现存文献，笔者基本认同此一观点，不另赘言。
正所谓知人论世，万树生处顺康之际，适逢词坛复兴，流派迭起，尤以阳羡词派为大宗。万树与陈维崧等阳羡词人交往甚密，早年多词章唱和，亦相谈论词律，切磋词学。据其自述：“戊申、己酉之间，即与陈检讨（其年）论此志于金台客邸。”（《词律•自叙》）时值康熙七、八年间，万树“以国子生游都下”，纂书一事尚未着手，然蓄志已久，本于自觉的理论思考，也有感词坛积弊，立志纠谬，是为发愤而作。
究其成书缘起，万树在《自叙》中明确表达了对宋之后词道“愈远愈离”的忧虑。金元之世，余风尚存；降及明叶，乐谱之不传，时人律学未精亦自度腔调，实则“英雄欺人”。至于应时而出的明人词谱，也不无评骘：
故维扬张氏据词而为图，钱塘谢氏广之；吴江徐氏去图而著谱，新安程氏辑之。于是《啸余谱》一书通行天壤，靡不骇称博核，奉作章程矣。百年以来，蒸尝弗辍。近岁所见剞劂，载新而末察，其触目瑕瘢，通身罅漏也。近复有《填词图谱》者，图则葫芦张本，谱则矉捧《啸余》，持议或偏，参稽太略。
《填词图谱》成书于康熙十八年（1679），踵明代张綎《诗余图谱》及程明善《啸余谱》而作，一时奉为典范。万树则认为此谱因袭前人，并不足取。然而，世人之谨遵恪守，“但取其便乎吻，而不知其戾乎古”，以至“篇牍汗牛，枣梨充栋”。词风愈盛，词学愈衰矣。
《词律》的编纂始自康熙十三年（1674），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历十余年乃成。
予自甲寅（1674）奉侍先大夫，与荆溪万子红友，日坐亦园，始共事词律。适红友为吴大司马留村夫子招往粤中，其事中辍。后余亦滥竽盐官，簿书厌苦，辄思与骚人逸士留连风月、按歌徵歌，恨不可得。而红友忽于数千里外邮寄一编，云昔余两人所订词律，今已付梓人矣。（侯文灿《亦园词选•自叙》）
丙辰（1676）、丁巳（1677）之际，因过侯监官（亦园）昉此事于蓉湖草堂。乃未几，而同人皆鹊起以乘车，贱子则鹑悬而弹铗。北辕燕晋，南棹楚闽，兴既败于饥驱，力复孱于孤立。齐此怅惋，十稔于兹飙馆披函，灯帷搦管，未尝不惄焉而抱疚也。戊夏（1678）自晋安莲幕，从鞾帊于军中。丑春（1685）在端署蕉窗，寄琴尊于阁上，因翻旧业，拟卒前编。（《词律•自叙》）
初始，万树与无锡侯文灿共事纂辑。未久侯任职外地，万树一时浪游四地，颠沛流离，写作益为艰难。至入吴兴祚幕，生活渐趋安定，最终完成编纂。平心而论，万树之于《词律》，用心可谓勤矣。无论在体例、规模，抑或词学理念，皆有创见，堪称集大成之作。而尤为突出的是，万树致力考辨词调词体，精于校雠，力追古初。
但又如其言：载籍荒凉，既无“四库之堪求交游”，又不遇骚客名流。
只据贺囊之所挈，及搜邺架之所存，惟《花庵》、《草堂》，《尊前》、《花间》，万选汲古刻诸家，沈氏四集，《啸馀谱》，《词统》，《词汇》，《词综》，选声数种，聊用参校。（《词律•自叙》）
客中资料的缺乏，致使编纂难免疏误，此后相继出现的校订、补遗之作无不验证着此一事实。即便如此，《词律》一书的价值仍不可磨灭，后人之劳无不由此而出，或校勘、或纠谬、或补遗，处处印证万树的开创之功。因此，自成书起，也便开始了对其修订的历史。
其一，《词律》开启了词谱修订的热潮，后世词谱以其为蓝本，增补修改。明显一例即是《钦定词谱》的编订，承其体系，规模其篇，于考订、校雠处更见精审。收调八二六，分体二三〇六，后来居上。
其二，《词律》的流传过程，伴随各种形式的增订、校补，实际构成了版本的流变。事实上，这也客观推广了《词律》的传播，逐步完善万树的词律体系。重要的有：咸丰间，秀水杜文澜作《词律校勘记》，凡“万氏原文有误叶者、有失分段落者、有脱漏至廿余字者、有并作者姓名而误者，一一为之厘定”。同治中，德清徐本立又撰《词律拾遗》八卷，前六卷补其未收之一六五调、三一六体，后二卷则订正原书为补注。光绪二年（1876），恩锡和杜文澜重为校刻：
即以筱舫《校勘记》散附各阕之后，以便学者。又购得诚庵《拾遗》原版，使附《词律》以行，以广其传。（俞樾《词律序》）
而今通行本即为此合刻本，几成定例。由此可见，正因为《词律》传播、接受的历史相伴修訂的过程，版本随之更新。
二、版本体系
《词律》自成书流传至今，几经校补、修订，版刻不断，刊印也不绝如缕。笔者考虑到现实可行性，首先借助各家公私书目，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勾勒出版本流传的状态，再参照现存的馆藏本子，纵横比对分析，辨别异同。
综观诸书目著录及现存传本，大致有两种类型：
（1）祖本系统。万树纂定《词律》后，随即由吴兴祚付梓刊印，是为初刻本。以上海图书馆藏编号798514-25“康熙二十六年万氏堆絮园刻本”为例。此本二十卷十二册，清朱怀新批校。封面钤阴文“朱褱新印”。扉页署“阳羡万红友论次”、“保滋堂藏版”。卷首依次为：“吴兴祚序”、“严绳孙序”、“万树自叙”、“发凡”、“词律目次”。每卷卷前题“古越吴大司马留村先生鉴定”、“阳羡万树红友论次”。正文版式：每半页七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下镌“堆絮园”。行间附朱墨圈点，墨笔眉批。
此类系指万树《词律》原书，无任何增订，区别于后世通行的合刻本。另有“尺木堂印本”，所据底本即“堆絮园刻本”，版式一如原刻。今通行有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卷首附提要，正文无异，独缺“严绳孙序”，不知其故。
此外，就版本而言，“批校本”因收藏者或阅读者的批注、点校，具有特殊的版本价值。考万树纂《词律》，立足纠谬补漏，却难免疏误。后世学者见仁见智，兴发感悟之余亦广征博引，殊有识见。所谓批点本层出不穷。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载，另存有“清任大椿批校并跋”，“清华秋蘋批注”，“清潘钟瑞校”，“清张预批校、郑道乾跋”，“清沈道宽批”，“清李慈铭校注”等各种本子。
（2）合刻本。因《词律》原书考订之疏、脱漏之误，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各类增订之作。上文所论“批校”之外，最具贡献的则是杜文澜的《词律校勘记》、徐本立的《词律拾遗》。此言合刻本即指上述两种和《词律》并刊。
杜文澜《校勘记》单行本，最早有咸丰辛酉（1861）“曼陀罗华阁”丛书刻本。另有光绪壬辰（1892）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及民国间扫叶山房石印本。徐本立《拾遗》有同治十二年（1873）吴下刻本，又续修四库全书本据此影印。
光绪二年，恩锡与杜文澜首倡合刻，此后刊本多从此例。以上图藏编号001348《校刊词律》为例。版式：左右双边，半页七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白口，单鱼尾，两函十六册。扉页署“光绪二年，吴下开雕”。卷前存“俞樾序”；“吴、严原序”；“万自叙”；“发凡”；“续说”，杜文澜纂；“目次”，万树订正、杜文澜校刊；“韵目”、“词人姓氏录”，杜文澜编。正文首列《词律》原文二十卷。次附徐本立纂《拾遗》八卷，据“同治癸酉仲夏吴下开雕”版，卷前保留“俞樾序”、“凡例”、“目录”之次。另附《補遗》一卷，杜文澜编，于徐氏所补之外，续得五十余调。
光绪间，另有吴下重修本，杭州抱经堂书局重印本。至民国，各种石印、排印、铅印本比比皆是。主要有：古今图书馆校正、德记书局石印本《新校正词律全书》，十二册。上海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本，十二册，铅印本。江左书林1923年《万氏词律全书》，十册，石印本。又上海普益书局石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万有文库”本。今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据“四部备要”本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据“光绪二年”原版影印、2009年重印。上述各本因排版差异，册目略有区别，内容则如一，皆参照“合刻”系统，一脉相承。
相较祖本系统，此类版本吸纳后人成果：于万树原文下，以按语附注校勘记，考杜氏原书，文字略有不同，然意旨未变，皆为补《词律》考证之失。又附刻《拾遗》、《补遗》，列调辨体，以补万树疏漏之误。从而，《词律》的流传线索基本显现。从祖本到合刻本，一则校正原文，力求其善，同时辑佚补阙，力求其全。
参考文献：
[1]（清）万树撰.词律.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2]（清）万树,徐本立,杜文澜.校刊词律.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3]（清）万树撰.璇玑碎锦.四库存目丛书本.
[4]（清）侯文灿.亦园词选.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5]严迪昌.严迪昌论文自选集.中国书店,2005.
[关键词]《词律》 万树 成书 版本
万树编纂的《词律》是清初重要的词谱著作，它的出现实现了词谱研究的关键跨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针对明季词学衰微，词谱之作舛错殊多，万树有志于驳谬纠讹，扫除流弊，明腔之正格。他系统分析了前人的利弊得失，精严考订，细致校雠，俱以宋元名篇一一考辨词调，集得唐、宋、金、元词六百六十调，凡一千一百八十体，为当时词体最详、考订最精者，规模为最。
一、《词律》的作者、成书及流传
万树，字红友，又字花农，江苏宜兴人。明末戏曲家吴炳之甥。少遭变乱，行游四方，历秦晋燕等地。归购吴氏鹦鹉园故址，名曰“堆絮”。康熙十八年（1679），入两广总督吴兴祚幕，十年间辗转闽粤，以才受重，一切奏议，皆出其手。暇则究心词曲，所填乐府凡二十余种，成《词律》二十卷。病返故里，卒于广西濛江舟次。著《堆絮园集》，惜已不存，独《璇玑碎锦》，尚存残本；又《香胆词》存六卷五百余阕。
有关万树的生平，史载不详，惟《（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八《人物志•文苑》略述行谊。又严迪昌先生《万树三考》一文，爬梳钩索，征引旧籍，详考其宗亲、行年，足资参稽。据严考定，万树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卒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尽管此说未必定论，然基于现存文献，笔者基本认同此一观点，不另赘言。
正所谓知人论世，万树生处顺康之际，适逢词坛复兴，流派迭起，尤以阳羡词派为大宗。万树与陈维崧等阳羡词人交往甚密，早年多词章唱和，亦相谈论词律，切磋词学。据其自述：“戊申、己酉之间，即与陈检讨（其年）论此志于金台客邸。”（《词律•自叙》）时值康熙七、八年间，万树“以国子生游都下”，纂书一事尚未着手，然蓄志已久，本于自觉的理论思考，也有感词坛积弊，立志纠谬，是为发愤而作。
究其成书缘起，万树在《自叙》中明确表达了对宋之后词道“愈远愈离”的忧虑。金元之世，余风尚存；降及明叶，乐谱之不传，时人律学未精亦自度腔调，实则“英雄欺人”。至于应时而出的明人词谱，也不无评骘：
故维扬张氏据词而为图，钱塘谢氏广之；吴江徐氏去图而著谱，新安程氏辑之。于是《啸余谱》一书通行天壤，靡不骇称博核，奉作章程矣。百年以来，蒸尝弗辍。近岁所见剞劂，载新而末察，其触目瑕瘢，通身罅漏也。近复有《填词图谱》者，图则葫芦张本，谱则矉捧《啸余》，持议或偏，参稽太略。
《填词图谱》成书于康熙十八年（1679），踵明代张綎《诗余图谱》及程明善《啸余谱》而作，一时奉为典范。万树则认为此谱因袭前人，并不足取。然而，世人之谨遵恪守，“但取其便乎吻，而不知其戾乎古”，以至“篇牍汗牛，枣梨充栋”。词风愈盛，词学愈衰矣。
《词律》的编纂始自康熙十三年（1674），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历十余年乃成。
予自甲寅（1674）奉侍先大夫，与荆溪万子红友，日坐亦园，始共事词律。适红友为吴大司马留村夫子招往粤中，其事中辍。后余亦滥竽盐官，簿书厌苦，辄思与骚人逸士留连风月、按歌徵歌，恨不可得。而红友忽于数千里外邮寄一编，云昔余两人所订词律，今已付梓人矣。（侯文灿《亦园词选•自叙》）
丙辰（1676）、丁巳（1677）之际，因过侯监官（亦园）昉此事于蓉湖草堂。乃未几，而同人皆鹊起以乘车，贱子则鹑悬而弹铗。北辕燕晋，南棹楚闽，兴既败于饥驱，力复孱于孤立。齐此怅惋，十稔于兹飙馆披函，灯帷搦管，未尝不惄焉而抱疚也。戊夏（1678）自晋安莲幕，从鞾帊于军中。丑春（1685）在端署蕉窗，寄琴尊于阁上，因翻旧业，拟卒前编。（《词律•自叙》）
初始，万树与无锡侯文灿共事纂辑。未久侯任职外地，万树一时浪游四地，颠沛流离，写作益为艰难。至入吴兴祚幕，生活渐趋安定，最终完成编纂。平心而论，万树之于《词律》，用心可谓勤矣。无论在体例、规模，抑或词学理念，皆有创见，堪称集大成之作。而尤为突出的是，万树致力考辨词调词体，精于校雠，力追古初。
但又如其言：载籍荒凉，既无“四库之堪求交游”，又不遇骚客名流。
只据贺囊之所挈，及搜邺架之所存，惟《花庵》、《草堂》，《尊前》、《花间》，万选汲古刻诸家，沈氏四集，《啸馀谱》，《词统》，《词汇》，《词综》，选声数种，聊用参校。（《词律•自叙》）
客中资料的缺乏，致使编纂难免疏误，此后相继出现的校订、补遗之作无不验证着此一事实。即便如此，《词律》一书的价值仍不可磨灭，后人之劳无不由此而出，或校勘、或纠谬、或补遗，处处印证万树的开创之功。因此，自成书起，也便开始了对其修订的历史。
其一，《词律》开启了词谱修订的热潮，后世词谱以其为蓝本，增补修改。明显一例即是《钦定词谱》的编订，承其体系，规模其篇，于考订、校雠处更见精审。收调八二六，分体二三〇六，后来居上。
其二，《词律》的流传过程，伴随各种形式的增订、校补，实际构成了版本的流变。事实上，这也客观推广了《词律》的传播，逐步完善万树的词律体系。重要的有：咸丰间，秀水杜文澜作《词律校勘记》，凡“万氏原文有误叶者、有失分段落者、有脱漏至廿余字者、有并作者姓名而误者，一一为之厘定”。同治中，德清徐本立又撰《词律拾遗》八卷，前六卷补其未收之一六五调、三一六体，后二卷则订正原书为补注。光绪二年（1876），恩锡和杜文澜重为校刻：
即以筱舫《校勘记》散附各阕之后，以便学者。又购得诚庵《拾遗》原版，使附《词律》以行，以广其传。（俞樾《词律序》）
而今通行本即为此合刻本，几成定例。由此可见，正因为《词律》传播、接受的历史相伴修訂的过程，版本随之更新。
二、版本体系
《词律》自成书流传至今，几经校补、修订，版刻不断，刊印也不绝如缕。笔者考虑到现实可行性，首先借助各家公私书目，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勾勒出版本流传的状态，再参照现存的馆藏本子，纵横比对分析，辨别异同。
综观诸书目著录及现存传本，大致有两种类型：
（1）祖本系统。万树纂定《词律》后，随即由吴兴祚付梓刊印，是为初刻本。以上海图书馆藏编号798514-25“康熙二十六年万氏堆絮园刻本”为例。此本二十卷十二册，清朱怀新批校。封面钤阴文“朱褱新印”。扉页署“阳羡万红友论次”、“保滋堂藏版”。卷首依次为：“吴兴祚序”、“严绳孙序”、“万树自叙”、“发凡”、“词律目次”。每卷卷前题“古越吴大司马留村先生鉴定”、“阳羡万树红友论次”。正文版式：每半页七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下镌“堆絮园”。行间附朱墨圈点，墨笔眉批。
此类系指万树《词律》原书，无任何增订，区别于后世通行的合刻本。另有“尺木堂印本”，所据底本即“堆絮园刻本”，版式一如原刻。今通行有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卷首附提要，正文无异，独缺“严绳孙序”，不知其故。
此外，就版本而言，“批校本”因收藏者或阅读者的批注、点校，具有特殊的版本价值。考万树纂《词律》，立足纠谬补漏，却难免疏误。后世学者见仁见智，兴发感悟之余亦广征博引，殊有识见。所谓批点本层出不穷。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载，另存有“清任大椿批校并跋”，“清华秋蘋批注”，“清潘钟瑞校”，“清张预批校、郑道乾跋”，“清沈道宽批”，“清李慈铭校注”等各种本子。
（2）合刻本。因《词律》原书考订之疏、脱漏之误，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各类增订之作。上文所论“批校”之外，最具贡献的则是杜文澜的《词律校勘记》、徐本立的《词律拾遗》。此言合刻本即指上述两种和《词律》并刊。
杜文澜《校勘记》单行本，最早有咸丰辛酉（1861）“曼陀罗华阁”丛书刻本。另有光绪壬辰（1892）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及民国间扫叶山房石印本。徐本立《拾遗》有同治十二年（1873）吴下刻本，又续修四库全书本据此影印。
光绪二年，恩锡与杜文澜首倡合刻，此后刊本多从此例。以上图藏编号001348《校刊词律》为例。版式：左右双边，半页七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白口，单鱼尾，两函十六册。扉页署“光绪二年，吴下开雕”。卷前存“俞樾序”；“吴、严原序”；“万自叙”；“发凡”；“续说”，杜文澜纂；“目次”，万树订正、杜文澜校刊；“韵目”、“词人姓氏录”，杜文澜编。正文首列《词律》原文二十卷。次附徐本立纂《拾遗》八卷，据“同治癸酉仲夏吴下开雕”版，卷前保留“俞樾序”、“凡例”、“目录”之次。另附《補遗》一卷，杜文澜编，于徐氏所补之外，续得五十余调。
光绪间，另有吴下重修本，杭州抱经堂书局重印本。至民国，各种石印、排印、铅印本比比皆是。主要有：古今图书馆校正、德记书局石印本《新校正词律全书》，十二册。上海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本，十二册，铅印本。江左书林1923年《万氏词律全书》，十册，石印本。又上海普益书局石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万有文库”本。今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据“四部备要”本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据“光绪二年”原版影印、2009年重印。上述各本因排版差异，册目略有区别，内容则如一，皆参照“合刻”系统，一脉相承。
相较祖本系统，此类版本吸纳后人成果：于万树原文下，以按语附注校勘记，考杜氏原书，文字略有不同，然意旨未变，皆为补《词律》考证之失。又附刻《拾遗》、《补遗》，列调辨体，以补万树疏漏之误。从而，《词律》的流传线索基本显现。从祖本到合刻本，一则校正原文，力求其善，同时辑佚补阙，力求其全。
参考文献：
[1]（清）万树撰.词律.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2]（清）万树,徐本立,杜文澜.校刊词律.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3]（清）万树撰.璇玑碎锦.四库存目丛书本.
[4]（清）侯文灿.亦园词选.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5]严迪昌.严迪昌论文自选集.中国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