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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赋税征纳流程是国家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随着二税田赋主体地位的凸显，其征纳流程也逐渐完备起来，并具体表现在编置纳税籍簿、发放纳税凭由、践行征纳作业、完结征税流程等四个关键环节上。由这四个环节紧密连接在一起，并日益走向制度化的过程，对宋代及其后的国家税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宋代，二税，税租簿，凭由，税租钞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20-0032-08
二税征纳的具体流程是宋代田赋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构成环节，但向来较少受到学界关注。20世纪30年代，刘道元在其专著《两宋田赋制度》①中专辟一章“征收制度”，首次探讨了宋代田赋的征收环节与过程，但惜之太略，也不完整。80年代前后，漆侠、王曾瑜、汪圣铎、郑学檬等学者在探讨宋代田赋问题时对其征纳流程却鲜有提及，或仅散见于其他论述中。新世纪之交，葛金芳、吴业国、王棣、尚平、刘云、刁培俊等学者先后注意到此问题，并着重从户帖制度、乡司人员与赋税征收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与论述，②但对征税具体流程主体线索的揭示仍然不够。台湾学者杨宇勋对二税征纳过程进行了较细致描述，却又略显琐碎。③本文以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对相关具体史料的分析为基础，从编置纳税籍簿、发放纳税凭由、践行征纳作业、完结征税流程四个方面，试图“讲清楚”宋代二税田赋征纳的完整流程，从而为宋代赋税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与事实分析基础，以有益于来者。
自中唐两税法改革后，田地与资产便正式成为国家赋税征收的主要对象和依据。但宋与唐毕竟不同，唐代两税是户税与地税综合为一体的资产两税，而宋代两税则仅仅只是田亩二税。④宋人普遍认为的要“计定顷亩”⑤才可以定税，或“民复业者，视垦田多寡，定租额赋役”⑥的表述，就是这种认知的具体反映。也正是因此，宋代二税以田土占有的多寡为征收依据，早已成为学界共识，此不多言。
田土本身如何成为纳税依据？显然，相较于田土本身来说，对田土占有状况进行登录的记载，也就是籍簿，才是国家赋税征收的真正依据。对此，真德秀所言“盖簿书乃财赋之根柢。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①诚然也。整个两宋，籍簿种类繁多，有“簿”“帐”“历”等不同称谓，又各有所指，还往往相互关联交叉，为我们准确认识宋代的籍簿带来困难。有学者认为，宋代籍簿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户口版籍，包括户帐（丁口帐）、保甲簿、鱼鳞簿等;一类为税租账册，包括户帖、税租簿、砧基簿、核田簿、五等丁产簿等。②显然，若从与二税田赋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角度来说，税租账册类的簿书才是我们的讨论对象。而在所有税租账册中，和二税田赋征纳直接相关的籍簿有两类，一类是归民户执有的户帖和砧基簿，另一类则是归官府所执有的二税版籍，即税租簿。尤其是税租簿，是官府进行征税的直接依据，“簿书乃财赋之根柢”，因此，每年在田赋征收工作开始前，官府必须提前编置纳税税租簿，这也是宋代二税纳税流程的起始。
宋初立国时，继五代战乱而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没有版籍簿册。有鉴于此，太祖建隆四年（963年）颁诏：
向来州县催科都无帐历，自今诸州委本州判官、录事参军点检诸县，如官元无版籍及百姓无户帖、户抄处，便仰置造。③
将编置民户执有的户帖与官府执有的二税版籍工作同时进行，以规范官府的纳税行为。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四月下诏：“造夏税籍以正月一日，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并限四十五日毕。”④又对编置二税籍簿的时间予以规定。至道元年（995年）六月，宋廷再下诏颁布通行天下的二税版籍格式：
重造州县二税版籍，颁其式于天下。凡一县所管几户、夏秋二税、苗亩、桑功、正税及缘科物，用大纸作长卷排行宽写，为帐一本，送州覆校定，以州印印缝，于长吏厅侧置库，作板柜藏贮封锁。自今每岁二税将起纳前，并令本县先如式造帐一本送州，本县纳税版籍亦以州印印缝，给付令佐。⑤
这一对二税版籍格式的规范，我们在《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夏秋税租簿”可以看到其具体格式与内容：
某县某乡
某年夏或秋税租
元管户若干
租额
正税
某色若干
杂钱若干
余色依此
增收钱物（依正税开，下文准此）
租课（依正税开，下文租课准此，仍开具见管官田、有无人请佃、都数）
新收
户若干
正税
某色若干
杂钱若干
余色依此
增收钱物
租课
开阁减免（谓开破及倚阁，若减额或免催科者，仍开析户名、事因、年月、物色、分数、料次，内免催科者，每经一科，仍具销注）
旧开阁减免
户若干
正税
某色若干
杂钱若干
余色依此
增收钱物
租课
新开阁减免依此开
见纳
正税
某色若干
正若干
耗若干
杂钱若干
余色依此
合零就整若干
增收钱物
租课①
而从《庆元条法事类》记载的其他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宋代官府在编置税租簿时的一些补充条令。如：
诸县税租，夏秋造簿于起纳百日前，同旧簿并干照文书送州审磨、点检、印书讫，起纳前四十日付县。……
诸县岁造税簿正额外，其人户蹙零之税别总都数，县于起纳百日前，限五日申州，州限十日[申]转运司，本司类聚一路，限半月报尚书户部。…… 诸税租簿每三年别录实行副本，保明送州覆毕，印缝本州架阁。既有割移，别取状连黏，季申与实行簿同收。②
结合其他材料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宋代编置税租簿的一些基本认识。
第一，宋代税租簿的编置以县为主要单位。
在上述材料中，县都是编置税租簿的主体单位。这也是宋代“祖宗之规模在于州县，州委之生杀，县委之赋役”③的具体体现。作为一县官长，“凡户口、赋役、钱谷、赈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为宋代县令的主要职责;另有主簿为县令之佐官，“掌出纳官物、销注簿书”。④因“县道财赋本源全在簿书”，⑤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⑥即是宋代官员这种认知的反映。
县令、主簿负责主持税租簿编置工作，但在采集、抄录民户田土占有等基本数据工作上，则主要交由诸乡里正、户长、乡书手（乡司）为之。如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规定：“诸州县造五等丁产簿并丁口帐，勒村耆大户，就门抄上人丁。”⑦嘉年间下令：“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⑧村耆户长、三大户，即是各类乡职人员。李元弼《作邑自箴》中记载嘉三年（1058年）的造簿更为明确：
造五等簿，将乡书手、耆、户长隔在三处，不得相见。各给由印子，逐户开坐家业，却一处比照，如有大段不同，便是情弊。仍须一年前出榜约束人户，各推令名下税数著脚，次年正月已后，更不得旋来推割。⑨
宋代没有编置税租簿过程的其他直接记载，但由五等丁产簿的编置中，亦可窥见税租簿编置的部分状况，想来不致偏离事实太远。⑩
第二，税租簿编置的时间规定。
太宗时规定每岁夏税簿造籍自正月一日起，秋税簿自四月一日起，于45日内须完成簿书编制。这一规定至南宋时有所变化，各地只需于起纳前百日完成造簿即可，将编制日期的刚性规定变为柔性，从而有利于各地可根据地域风土民情与物产生长周期自行编订造簿。
第三，税租簿的类型。
税租簿有空行簿和实行簿之别。上述每年均需编订者又称空行簿，是官府每年催税的依据。每隔三年{11}再别录一册以藏有司，谓之实行簿。实行簿的修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为了防止空行簿因各种原因散失，从而导致来年税租簿编置无参考依据而修订;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在三年之间由于发生土地买卖导致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从而在赋税征收方面也要有所反映，即赋税的推割。田土变动与赋税相一致的割移手续，需“取状连黏，季申与实行簿同收”。推割内容，不仅在实行簿上要有所体现，而且需要在户契、民户执有的户帖上同样要体现出来：
诸典卖田宅应推收税租，乡书手于人户契书、户帖及税租簿内，并亲书推收税租数目，并乡书手姓名。税租簿以朱书，令佐书押。①
第四，税租簿的登录内容。
《庆元条法事类》里的“夏秋税租簿”格式以及“诸州申夏秋税管额帐”②表明，宋代税租簿或以乡，或以州县为单位，所载内容主要包括对一乡一县乃至一州的“元管”（“旧管”）“新收”“开阁”“见纳”等四类数额的统计。“元管”即过去年份所收赋税额，“新收”即本年度内新收赋税额，“开阁”即开破与倚阁，指缓征赋税额，“见纳”则为实际输纳数额。在每一类下，又包括征收实物（即杂色或某色）与征收钱物（杂钱）若干等项。这四类的关系大致为：“元管” “新收”-“开阁”=“见纳”。因此，税租簿所载的主要内容，就是各州县本年度内需要向民户征缴的纳税税额。这一税额的具体数字由多重因素确定，它需要县衙对元管、新收、开阁等各类税额进行逐项核实，最终进行统计而得。另一方面，税租簿各项数额的登记，也必然要以民户对田土占有多寡与色等高下的统计资料相吻合，即编置税租簿必然要以登录民户田土占有信息的户帖为基础。③
第五，经县衙编置的税租簿需送州审核。
只有经州府审验加印后的税租簿，方具有作为本年度征税凭证的法律资格。税租簿由州审覆返回于县，编置纳税籍簿的工作才告完成。
如上所述，由州府审验最终确定的税租簿内所载内容主要是本年度内的应征税额，那么，县衙是如何将这些税额分解到一户户的民户身上，或者说，如何分解到一分分的田亩之上？这就进入到县衙在税租簿编置完成后，还需制定并发放纳税凭证与通知单的环节。
毫无疑问，在将一县或一乡税额分解到纳税民户的过程中，户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民户执有的户帖是编置税租簿的基础，同时也具有作为纳税凭证和催税单的功能。④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宋代户帖是官颁的产权文书和定税说明书，但作为税赋依据，户帖在宋代并不是在每次赋役征发前都下发或每年下发。⑤笔者认为，户帖作为民户田土占有的产权证明书，同时具有纳税凭证的论断极为正确，但是否具有催税单的功能，却颇值得再探讨。检讨认为户帖具有催税单的论断，其关键材料只有一条，即乾兴元年（1022年）十二月有官员上奏称：
（景德）《农田敕》：买置及析居、归业、佃逃户未并入本户者，各出户帖供输。今臣僚所请，并须割入一户下。⑥
所谓“各出户帖供输”的税额，当然就是新买置以及析居、归业、佃逃户的，尚来不及将税额推割到本户名下的那部分田土。这一部分也就是税租簿中所反映的“新收”税额部分。作为反映这部分田土占有产权的户帖，在尚未来得及推割到本户户帖名下时，可以作为新的上缴赋税凭证。但与真正意义上的纳税通知单相较，将户帖具有的纳税凭证与之相较，多少有勉强之意。⑦
宋代真正意义上的纳税通知单是凭由。所谓“凭由”，各地称法不一，有税由、由子、税引、帖引、应纳数单子、牌由等称谓。至少在北宋后期，“税物见得色额，须逐户给单子，纽定折纳数目，印押讫，责付甲头赍■”。⑧已经出现逐户给单子，发放纳税凭由的记载。另据主要记载南宋时史迹的《庆元条法事类》记载：
县于起催前两月，真书开具每户应纳数单子，折变者具折变实数送纳处所。令佐分定乡村案簿点对毕，付催税人给散纳户。⑨ 单子或由子上需载明每户须输纳的具体钱物税额，有折变物色要求的，也需在通知书中注明，通过催税人将之发放给税户。朱熹曾谓：
诸县旧例，每遇二税起催，前期印造由子，开具逐户产钱出入及合纳税物逐项数目，给付人户，以凭送纳。①
由子上即列有官府印造并发放给民户的纳税物以及“逐项数目”。这一类作为发放给民户的纳税通知单明显与前文所述户帖有较大差别。
而关于凭由更详细的记载，则可观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知阆州苏钦的上奏疏：
凭由之给，不徒具岁租和纳名色而已，须具一岁间本户二税增减之数。如夏秋税凭由，各具去年至今年税钱、米斛、物帛增减之数，或收买典到某乡某人某地名田土税钱若干，或典卖出本户某地明田土税钱，或秋税物斛若干入某人户下。见今户下实计税钱或物斛若干，和纳支移、折变、物帛、斛斗、役钱下项开具，县令佐点检无差措，签押用县印，给付民户收执。所给凭由并于起催前一月给散，如有欺弊不实，大科钱物，许人户经县或州论诉。施行从之。②
在该奏疏中，凭由在明确包括“岁租和纳名色”之外，还需在以下方面予以说明：一是包括了去年至今年税钱、米斛、物帛增减之数;二是土地若有变动，必须注明税额的转移情况;三是要详列税户今年应纳各类税额及衍生税入，如和纳支移、折变、物帛、斛斗、役钱等项。这种编排方式与税租簿上的登录内容基本大体对应：“（去年）税钱、米斛、物帛”为“旧管”，“收买典到某乡某人某地名田土税钱”为“新收”，“见今户下实计税钱或物斛”即为“见管”。该凭由同时也是民户应纳二税、支移、折变、役钱等各若干的汇总。因此，该凭由的推行应该就是直接和税租簿对接的。此外，该凭由必须要有县令、佐签押用印，方有效力，并需在起催前一月，通过催税人将之给散于民户手中，使其知本年度内所纳二税情况，并为之作提前准备，则与其他凭由规定相一致。
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又有李木建议推行的凭由：
人户苗税和纳凭由，各具合敷数及纽计物力和纳官物各若干，明以都数及则例载于凭由。令佐抽摘，照籍分乡点检，然后给散人户，不得妄有增减不实。③
与前述凭由大体相似。同年，朱熹在知南康军时，向星子、都昌、建昌三县民户发放纳税“牌由”：
每户置立牌由，分明开说，某乡某都人户，和纳夏税折帛和买纟由绢各若干，给付人户收执，须管于省限内，尽数具钞同牌由赴场照数送纳。如不赍牌由同钞前来，定不交受。④
这一牌由除与上述对纳税明细的规定外，同时还规定民户纳税时必须携牌由同往，否则不予受理。这些涵括内容大体相似而在某些细节存在差异的凭由，表明了南宋时期发放催税通知单已经成为田赋征纳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向税户发放纳税凭由，一方面是为了让税户明确自己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多寡与税额明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凭借其收税权力，向民户胡乱征纳。这也就是真德秀所言的“盖谓租赋之法，自正数外，一毫不当多取，所以编之版籍，给以牌由，依数输纳，以为一定不易之制”。⑤这一制度的推行，也表明宋代田赋征纳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完备。
宋代百姓向官府交纳田赋的过程，就是践行赋税征纳的作业。由于纳税民户早在赋税征纳前一月已经收到凭由一类的纳税通知单，从而可以提前准备好自己上缴官府的税物或钱物，一旦交纳日来临，就可以前往州县或者州县指派的仓库进行缴纳，践行征纳作业。
征纳作业流程并不复杂，但仍需稍作梳理。
首先是征纳时间与期限。宋代二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每次征收，称为一料，故有夏料、秋料之说。每一料的征纳都有时间限定。一般来说，夏税征收于五月一日或十五日开始起纳，七月中下旬到八月初要纳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中旬毕。①杨宇勋进而钩稽，指出南宋时京西、淮南秋税自九月纳，两浙、江东则自十月起纳，至来年一月方始结束。②每次征收，又分三段催纳，一段即为一限，故有三限之说。在起输限内，“五日一次，州输知州、通判，县输令、佐，诣仓点检”。③若到中限，犹有欠税户未曾输纳，则张贴告示，以为督促，“告示乡村人户，仰火急前来了纳户下税物。县司已指定某月某日，先勾第一等至第三等欠户勘决，其第四等、第五等欠户于某月某日勾追施行”。④也就是说，在规定期限内，官府对“递年顽滑欠税人户”进行重点催纳，“如中限输纳未足，先次勾决，枷项监纳”，严加督催。而为了保证三限前完成催纳工作，县府在中限以后于指定时日，对不同户等民户“勘决”“勾追”，予以追缴。若中限已过，进入末限，则所谓县府“更不差人下乡催税”，便为虚言一句，县府会责令乡村中的户长、大保长、催税人等挨户进行催督，即是所谓的“挨门催”。
其次是征纳地点。一般情况下，“人户所纳二税，或在州、或就县，各从其便，及时入官，不致拖欠”。⑤而官府也会在州县或者由州县指派专门的仓库作为受纳场，接受百姓的二税输纳。《庆元条法事类》有言：“诸税租只得于指定处送纳，即钱、布帛、丝绵无指定处者，许就本县纳。”⑥也就是说，没有特别规定输纳到何处的物品，可以就本地输送。而对于指定输纳者，“官司遇起催前期录法榜示：即不依元指定处而已纳者，勒元犯并知情干系者，运赴应纳处”。⑦也有如“广德县秋苗，旧赴（宣州）水阳镇仓交纳。后因路远，乡民遂将本户苗一石乞贴纳三斗七胜耗充脚乘，免赴水阳，只就本军及建平县仓交纳”。⑧不愿远赴指定地点缴纳者，则需再缴纳“脚乘钱”，或“水脚钱”。
在践行征纳作业的主要环节中，税租钞四联法的运用无疑是宋代税制的一大特色。如同在民户缴纳赋税前，官府需核田定税，编置税租簿，发放纳税凭由通知单，在税户将税粮钱物缴纳到官府仓库中，也一样有相似的文书作为完税的凭证。这种完税文书就是税租钞，以及在税租钞基础上形成的分别归四方执有的四联钞：户钞、县钞、监钞和住钞。
税租钞，又叫输纳税租钞、税钞、钞旁、输纳钞、纳钞等。税租钞原则上由官府印造，也可由税户自行抄写，但不论何种方式，均需向官府缴纳一定费用。⑨税租钞分四联，“准法，输官物用四钞。曰户钞，付民执凭;曰县钞，关县司销簿;曰监钞，纳官掌之;曰住钞，仓库藏之”。⑩《宋会要辑稿》所载更具体： 以往必具四钞，受纳官亲用团印，曰户钞，则付人户收执;曰县钞，则关县司销籍;曰监钞，则纳监官掌之;曰住钞，则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去失而互相照，此良法也。{11}
四钞，类似于今日的四联单，所录格式与内容均一致，现可据《庆元条法事类》窥其面貌：
某县某乡某村某色户
某人姓名，送纳某年夏或秋某色税或租物若干。[目下不得空字，有空纸者用墨勾抹]
若干纳本色。[有合零就整数者仍开析，下准此]
若干折某色。
若干耗。[有仓省及官称耗者，各别具数总计]
右件如前
年
[关键词]宋代，二税，税租簿，凭由，税租钞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20-0032-08
二税征纳的具体流程是宋代田赋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构成环节，但向来较少受到学界关注。20世纪30年代，刘道元在其专著《两宋田赋制度》①中专辟一章“征收制度”，首次探讨了宋代田赋的征收环节与过程，但惜之太略，也不完整。80年代前后，漆侠、王曾瑜、汪圣铎、郑学檬等学者在探讨宋代田赋问题时对其征纳流程却鲜有提及，或仅散见于其他论述中。新世纪之交，葛金芳、吴业国、王棣、尚平、刘云、刁培俊等学者先后注意到此问题，并着重从户帖制度、乡司人员与赋税征收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与论述，②但对征税具体流程主体线索的揭示仍然不够。台湾学者杨宇勋对二税征纳过程进行了较细致描述，却又略显琐碎。③本文以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对相关具体史料的分析为基础，从编置纳税籍簿、发放纳税凭由、践行征纳作业、完结征税流程四个方面，试图“讲清楚”宋代二税田赋征纳的完整流程，从而为宋代赋税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与事实分析基础，以有益于来者。
自中唐两税法改革后，田地与资产便正式成为国家赋税征收的主要对象和依据。但宋与唐毕竟不同，唐代两税是户税与地税综合为一体的资产两税，而宋代两税则仅仅只是田亩二税。④宋人普遍认为的要“计定顷亩”⑤才可以定税，或“民复业者，视垦田多寡，定租额赋役”⑥的表述，就是这种认知的具体反映。也正是因此，宋代二税以田土占有的多寡为征收依据，早已成为学界共识，此不多言。
田土本身如何成为纳税依据？显然，相较于田土本身来说，对田土占有状况进行登录的记载，也就是籍簿，才是国家赋税征收的真正依据。对此，真德秀所言“盖簿书乃财赋之根柢。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①诚然也。整个两宋，籍簿种类繁多，有“簿”“帐”“历”等不同称谓，又各有所指，还往往相互关联交叉，为我们准确认识宋代的籍簿带来困难。有学者认为，宋代籍簿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户口版籍，包括户帐（丁口帐）、保甲簿、鱼鳞簿等;一类为税租账册，包括户帖、税租簿、砧基簿、核田簿、五等丁产簿等。②显然，若从与二税田赋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角度来说，税租账册类的簿书才是我们的讨论对象。而在所有税租账册中，和二税田赋征纳直接相关的籍簿有两类，一类是归民户执有的户帖和砧基簿，另一类则是归官府所执有的二税版籍，即税租簿。尤其是税租簿，是官府进行征税的直接依据，“簿书乃财赋之根柢”，因此，每年在田赋征收工作开始前，官府必须提前编置纳税税租簿，这也是宋代二税纳税流程的起始。
宋初立国时，继五代战乱而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没有版籍簿册。有鉴于此，太祖建隆四年（963年）颁诏：
向来州县催科都无帐历，自今诸州委本州判官、录事参军点检诸县，如官元无版籍及百姓无户帖、户抄处，便仰置造。③
将编置民户执有的户帖与官府执有的二税版籍工作同时进行，以规范官府的纳税行为。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四月下诏：“造夏税籍以正月一日，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并限四十五日毕。”④又对编置二税籍簿的时间予以规定。至道元年（995年）六月，宋廷再下诏颁布通行天下的二税版籍格式：
重造州县二税版籍，颁其式于天下。凡一县所管几户、夏秋二税、苗亩、桑功、正税及缘科物，用大纸作长卷排行宽写，为帐一本，送州覆校定，以州印印缝，于长吏厅侧置库，作板柜藏贮封锁。自今每岁二税将起纳前，并令本县先如式造帐一本送州，本县纳税版籍亦以州印印缝，给付令佐。⑤
这一对二税版籍格式的规范，我们在《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夏秋税租簿”可以看到其具体格式与内容：
某县某乡
某年夏或秋税租
元管户若干
租额
正税
某色若干
杂钱若干
余色依此
增收钱物（依正税开，下文准此）
租课（依正税开，下文租课准此，仍开具见管官田、有无人请佃、都数）
新收
户若干
正税
某色若干
杂钱若干
余色依此
增收钱物
租课
开阁减免（谓开破及倚阁，若减额或免催科者，仍开析户名、事因、年月、物色、分数、料次，内免催科者，每经一科，仍具销注）
旧开阁减免
户若干
正税
某色若干
杂钱若干
余色依此
增收钱物
租课
新开阁减免依此开
见纳
正税
某色若干
正若干
耗若干
杂钱若干
余色依此
合零就整若干
增收钱物
租课①
而从《庆元条法事类》记载的其他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宋代官府在编置税租簿时的一些补充条令。如：
诸县税租，夏秋造簿于起纳百日前，同旧簿并干照文书送州审磨、点检、印书讫，起纳前四十日付县。……
诸县岁造税簿正额外，其人户蹙零之税别总都数，县于起纳百日前，限五日申州，州限十日[申]转运司，本司类聚一路，限半月报尚书户部。…… 诸税租簿每三年别录实行副本，保明送州覆毕，印缝本州架阁。既有割移，别取状连黏，季申与实行簿同收。②
结合其他材料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宋代编置税租簿的一些基本认识。
第一，宋代税租簿的编置以县为主要单位。
在上述材料中，县都是编置税租簿的主体单位。这也是宋代“祖宗之规模在于州县，州委之生杀，县委之赋役”③的具体体现。作为一县官长，“凡户口、赋役、钱谷、赈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为宋代县令的主要职责;另有主簿为县令之佐官，“掌出纳官物、销注簿书”。④因“县道财赋本源全在簿书”，⑤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⑥即是宋代官员这种认知的反映。
县令、主簿负责主持税租簿编置工作，但在采集、抄录民户田土占有等基本数据工作上，则主要交由诸乡里正、户长、乡书手（乡司）为之。如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规定：“诸州县造五等丁产簿并丁口帐，勒村耆大户，就门抄上人丁。”⑦嘉年间下令：“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⑧村耆户长、三大户，即是各类乡职人员。李元弼《作邑自箴》中记载嘉三年（1058年）的造簿更为明确：
造五等簿，将乡书手、耆、户长隔在三处，不得相见。各给由印子，逐户开坐家业，却一处比照，如有大段不同，便是情弊。仍须一年前出榜约束人户，各推令名下税数著脚，次年正月已后，更不得旋来推割。⑨
宋代没有编置税租簿过程的其他直接记载，但由五等丁产簿的编置中，亦可窥见税租簿编置的部分状况，想来不致偏离事实太远。⑩
第二，税租簿编置的时间规定。
太宗时规定每岁夏税簿造籍自正月一日起，秋税簿自四月一日起，于45日内须完成簿书编制。这一规定至南宋时有所变化，各地只需于起纳前百日完成造簿即可，将编制日期的刚性规定变为柔性，从而有利于各地可根据地域风土民情与物产生长周期自行编订造簿。
第三，税租簿的类型。
税租簿有空行簿和实行簿之别。上述每年均需编订者又称空行簿，是官府每年催税的依据。每隔三年{11}再别录一册以藏有司，谓之实行簿。实行簿的修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为了防止空行簿因各种原因散失，从而导致来年税租簿编置无参考依据而修订;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在三年之间由于发生土地买卖导致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从而在赋税征收方面也要有所反映，即赋税的推割。田土变动与赋税相一致的割移手续，需“取状连黏，季申与实行簿同收”。推割内容，不仅在实行簿上要有所体现，而且需要在户契、民户执有的户帖上同样要体现出来：
诸典卖田宅应推收税租，乡书手于人户契书、户帖及税租簿内，并亲书推收税租数目，并乡书手姓名。税租簿以朱书，令佐书押。①
第四，税租簿的登录内容。
《庆元条法事类》里的“夏秋税租簿”格式以及“诸州申夏秋税管额帐”②表明，宋代税租簿或以乡，或以州县为单位，所载内容主要包括对一乡一县乃至一州的“元管”（“旧管”）“新收”“开阁”“见纳”等四类数额的统计。“元管”即过去年份所收赋税额，“新收”即本年度内新收赋税额，“开阁”即开破与倚阁，指缓征赋税额，“见纳”则为实际输纳数额。在每一类下，又包括征收实物（即杂色或某色）与征收钱物（杂钱）若干等项。这四类的关系大致为：“元管” “新收”-“开阁”=“见纳”。因此，税租簿所载的主要内容，就是各州县本年度内需要向民户征缴的纳税税额。这一税额的具体数字由多重因素确定，它需要县衙对元管、新收、开阁等各类税额进行逐项核实，最终进行统计而得。另一方面，税租簿各项数额的登记，也必然要以民户对田土占有多寡与色等高下的统计资料相吻合，即编置税租簿必然要以登录民户田土占有信息的户帖为基础。③
第五，经县衙编置的税租簿需送州审核。
只有经州府审验加印后的税租簿，方具有作为本年度征税凭证的法律资格。税租簿由州审覆返回于县，编置纳税籍簿的工作才告完成。
如上所述，由州府审验最终确定的税租簿内所载内容主要是本年度内的应征税额，那么，县衙是如何将这些税额分解到一户户的民户身上，或者说，如何分解到一分分的田亩之上？这就进入到县衙在税租簿编置完成后，还需制定并发放纳税凭证与通知单的环节。
毫无疑问，在将一县或一乡税额分解到纳税民户的过程中，户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民户执有的户帖是编置税租簿的基础，同时也具有作为纳税凭证和催税单的功能。④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宋代户帖是官颁的产权文书和定税说明书，但作为税赋依据，户帖在宋代并不是在每次赋役征发前都下发或每年下发。⑤笔者认为，户帖作为民户田土占有的产权证明书，同时具有纳税凭证的论断极为正确，但是否具有催税单的功能，却颇值得再探讨。检讨认为户帖具有催税单的论断，其关键材料只有一条，即乾兴元年（1022年）十二月有官员上奏称：
（景德）《农田敕》：买置及析居、归业、佃逃户未并入本户者，各出户帖供输。今臣僚所请，并须割入一户下。⑥
所谓“各出户帖供输”的税额，当然就是新买置以及析居、归业、佃逃户的，尚来不及将税额推割到本户名下的那部分田土。这一部分也就是税租簿中所反映的“新收”税额部分。作为反映这部分田土占有产权的户帖，在尚未来得及推割到本户户帖名下时，可以作为新的上缴赋税凭证。但与真正意义上的纳税通知单相较，将户帖具有的纳税凭证与之相较，多少有勉强之意。⑦
宋代真正意义上的纳税通知单是凭由。所谓“凭由”，各地称法不一，有税由、由子、税引、帖引、应纳数单子、牌由等称谓。至少在北宋后期，“税物见得色额，须逐户给单子，纽定折纳数目，印押讫，责付甲头赍■”。⑧已经出现逐户给单子，发放纳税凭由的记载。另据主要记载南宋时史迹的《庆元条法事类》记载：
县于起催前两月，真书开具每户应纳数单子，折变者具折变实数送纳处所。令佐分定乡村案簿点对毕，付催税人给散纳户。⑨ 单子或由子上需载明每户须输纳的具体钱物税额，有折变物色要求的，也需在通知书中注明，通过催税人将之发放给税户。朱熹曾谓：
诸县旧例，每遇二税起催，前期印造由子，开具逐户产钱出入及合纳税物逐项数目，给付人户，以凭送纳。①
由子上即列有官府印造并发放给民户的纳税物以及“逐项数目”。这一类作为发放给民户的纳税通知单明显与前文所述户帖有较大差别。
而关于凭由更详细的记载，则可观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知阆州苏钦的上奏疏：
凭由之给，不徒具岁租和纳名色而已，须具一岁间本户二税增减之数。如夏秋税凭由，各具去年至今年税钱、米斛、物帛增减之数，或收买典到某乡某人某地名田土税钱若干，或典卖出本户某地明田土税钱，或秋税物斛若干入某人户下。见今户下实计税钱或物斛若干，和纳支移、折变、物帛、斛斗、役钱下项开具，县令佐点检无差措，签押用县印，给付民户收执。所给凭由并于起催前一月给散，如有欺弊不实，大科钱物，许人户经县或州论诉。施行从之。②
在该奏疏中，凭由在明确包括“岁租和纳名色”之外，还需在以下方面予以说明：一是包括了去年至今年税钱、米斛、物帛增减之数;二是土地若有变动，必须注明税额的转移情况;三是要详列税户今年应纳各类税额及衍生税入，如和纳支移、折变、物帛、斛斗、役钱等项。这种编排方式与税租簿上的登录内容基本大体对应：“（去年）税钱、米斛、物帛”为“旧管”，“收买典到某乡某人某地名田土税钱”为“新收”，“见今户下实计税钱或物斛”即为“见管”。该凭由同时也是民户应纳二税、支移、折变、役钱等各若干的汇总。因此，该凭由的推行应该就是直接和税租簿对接的。此外，该凭由必须要有县令、佐签押用印，方有效力，并需在起催前一月，通过催税人将之给散于民户手中，使其知本年度内所纳二税情况，并为之作提前准备，则与其他凭由规定相一致。
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又有李木建议推行的凭由：
人户苗税和纳凭由，各具合敷数及纽计物力和纳官物各若干，明以都数及则例载于凭由。令佐抽摘，照籍分乡点检，然后给散人户，不得妄有增减不实。③
与前述凭由大体相似。同年，朱熹在知南康军时，向星子、都昌、建昌三县民户发放纳税“牌由”：
每户置立牌由，分明开说，某乡某都人户，和纳夏税折帛和买纟由绢各若干，给付人户收执，须管于省限内，尽数具钞同牌由赴场照数送纳。如不赍牌由同钞前来，定不交受。④
这一牌由除与上述对纳税明细的规定外，同时还规定民户纳税时必须携牌由同往，否则不予受理。这些涵括内容大体相似而在某些细节存在差异的凭由，表明了南宋时期发放催税通知单已经成为田赋征纳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向税户发放纳税凭由，一方面是为了让税户明确自己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多寡与税额明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凭借其收税权力，向民户胡乱征纳。这也就是真德秀所言的“盖谓租赋之法，自正数外，一毫不当多取，所以编之版籍，给以牌由，依数输纳，以为一定不易之制”。⑤这一制度的推行，也表明宋代田赋征纳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完备。
宋代百姓向官府交纳田赋的过程，就是践行赋税征纳的作业。由于纳税民户早在赋税征纳前一月已经收到凭由一类的纳税通知单，从而可以提前准备好自己上缴官府的税物或钱物，一旦交纳日来临，就可以前往州县或者州县指派的仓库进行缴纳，践行征纳作业。
征纳作业流程并不复杂，但仍需稍作梳理。
首先是征纳时间与期限。宋代二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每次征收，称为一料，故有夏料、秋料之说。每一料的征纳都有时间限定。一般来说，夏税征收于五月一日或十五日开始起纳，七月中下旬到八月初要纳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中旬毕。①杨宇勋进而钩稽，指出南宋时京西、淮南秋税自九月纳，两浙、江东则自十月起纳，至来年一月方始结束。②每次征收，又分三段催纳，一段即为一限，故有三限之说。在起输限内，“五日一次，州输知州、通判，县输令、佐，诣仓点检”。③若到中限，犹有欠税户未曾输纳，则张贴告示，以为督促，“告示乡村人户，仰火急前来了纳户下税物。县司已指定某月某日，先勾第一等至第三等欠户勘决，其第四等、第五等欠户于某月某日勾追施行”。④也就是说，在规定期限内，官府对“递年顽滑欠税人户”进行重点催纳，“如中限输纳未足，先次勾决，枷项监纳”，严加督催。而为了保证三限前完成催纳工作，县府在中限以后于指定时日，对不同户等民户“勘决”“勾追”，予以追缴。若中限已过，进入末限，则所谓县府“更不差人下乡催税”，便为虚言一句，县府会责令乡村中的户长、大保长、催税人等挨户进行催督，即是所谓的“挨门催”。
其次是征纳地点。一般情况下，“人户所纳二税，或在州、或就县，各从其便，及时入官，不致拖欠”。⑤而官府也会在州县或者由州县指派专门的仓库作为受纳场，接受百姓的二税输纳。《庆元条法事类》有言：“诸税租只得于指定处送纳，即钱、布帛、丝绵无指定处者，许就本县纳。”⑥也就是说，没有特别规定输纳到何处的物品，可以就本地输送。而对于指定输纳者，“官司遇起催前期录法榜示：即不依元指定处而已纳者，勒元犯并知情干系者，运赴应纳处”。⑦也有如“广德县秋苗，旧赴（宣州）水阳镇仓交纳。后因路远，乡民遂将本户苗一石乞贴纳三斗七胜耗充脚乘，免赴水阳，只就本军及建平县仓交纳”。⑧不愿远赴指定地点缴纳者，则需再缴纳“脚乘钱”，或“水脚钱”。
在践行征纳作业的主要环节中，税租钞四联法的运用无疑是宋代税制的一大特色。如同在民户缴纳赋税前，官府需核田定税，编置税租簿，发放纳税凭由通知单，在税户将税粮钱物缴纳到官府仓库中，也一样有相似的文书作为完税的凭证。这种完税文书就是税租钞，以及在税租钞基础上形成的分别归四方执有的四联钞：户钞、县钞、监钞和住钞。
税租钞，又叫输纳税租钞、税钞、钞旁、输纳钞、纳钞等。税租钞原则上由官府印造，也可由税户自行抄写，但不论何种方式，均需向官府缴纳一定费用。⑨税租钞分四联，“准法，输官物用四钞。曰户钞，付民执凭;曰县钞，关县司销簿;曰监钞，纳官掌之;曰住钞，仓库藏之”。⑩《宋会要辑稿》所载更具体： 以往必具四钞，受纳官亲用团印，曰户钞，则付人户收执;曰县钞，则关县司销籍;曰监钞，则纳监官掌之;曰住钞，则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去失而互相照，此良法也。{11}
四钞，类似于今日的四联单，所录格式与内容均一致，现可据《庆元条法事类》窥其面貌：
某县某乡某村某色户
某人姓名，送纳某年夏或秋某色税或租物若干。[目下不得空字，有空纸者用墨勾抹]
若干纳本色。[有合零就整数者仍开析，下准此]
若干折某色。
若干耗。[有仓省及官称耗者，各别具数总计]
右件如前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