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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赴任塞浦路斯
2020年3月5日，深夜的上海浦东机场空荡荡的出发大厅只有寥寥数人，与往日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有着天壤之别。值机、安检没有任何人排队，全程享受了一次VIP待遇。电子显示屏上所有航班后面均显示红色的Cancelled（取消）， 唯一显示正常起飞的就是我即将登机的、前往慕尼黑的航班——窗外停机坪上那架孤零零的波音747航班。与家人挥手道别，登机，发现机组乘务员比乘客还要多。彼时，国内正处于最严峻的封锁期，而中转国德国慕尼黑机场则一派繁忙景象，丝毫不见任何异常。暮光垂垂，夕阳西下，地平线那端隐约可见一层浅浅的山脉，我抵达了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开始了第二次维和之路。
东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作为“欧洲桥头堡”，处于欧、亚、非三块大陆的连接地带，战略位置重要。长期以来岛上居住着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1960年塞浦路斯脱离英国的统治宣布独立。1963年两族之间爆发族群冲突。联合国安理会根据第186号决议于1964年向塞浦路斯派遣了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以下简称联塞部队UNFICYP，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 IN CYPRUS）。1974年，希族塞浦路斯軍人政变，土耳其出兵，在岛上再度发生激烈军事冲突，随后土耳其宣布停火，联塞部队划定停火线， 岛上形成了希族塞人聚居南方、土族塞人控制北部的局面，而联塞部队负责位于南北塞之间横亘东西长达180公里缓冲区的维持和平任务。联塞部队主要职能是防止希族塞人与土族塞人之间再度发生战事;维护重建法律和秩序;致力于政治局势正常化;监督停火线，维持缓冲区各项民事活动有序进行;从事人道主义活动，并支持秘书长执行政治斡旋任务、为南北塞双方政治和谈创造条件，最终实现政治和平。
联塞部队由民事人员、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三部分组成，共有900多人。联赛部队也是联合国所有维和行动任务区中唯一民、军、警三部门负责人均为女性的任务区。目前任务区由加拿大籍伊丽莎白·斯佩哈女士全权负责，她于2016年6月开始担任该职务。维和部队由澳大利亚籍女士谢丽尔·皮尔斯担任司令官，于今年1月结束任务。
作为维和民事警察部门的负责人，我与来自爱尔兰、俄罗斯、乌克兰、印度、中国等16个国家共69名警察一起开展工作，主要职责为维护缓冲区内的法律和秩序、监督南北塞过境点的情况、预防和报告缓冲区内各类非法活动、保持与南北塞警方之间的联系沟通并协调相关警务事项、管理和促进缓冲区内正常民事活动、为南北塞双方建立信任机制最终实现政治和平提供空间等。
作为一名从警26年、始终在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基层一线工作的民警，我有幸受公安部国际合作局推荐参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岗位竞聘，通过数轮笔试、面试，最终成功竞聘联合国驻塞浦路斯任务区警察部门负责人一职。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警察参与维和行动20周年。作为曾经在2008年参加海地任务区维和任务的一员，能在2020这一年重回联合国维和行动对我个人而言也是意义非同寻常。
两次维和路的成长
事隔12年，再次戴上蓝色贝雷帽，似曾相识但又如此不同。我的第一次维和经历是在2008年，与上海警队其他17名同事一起远赴万里之外的加勒比海岛国海地执行维和任务。海地任务区也是由民、军、警三部分组成，仅维和警察就有1000多人，来自39个国家，当时我是任务区的人事官。海地任务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维和任务区，生活环境艰苦，局势动荡不安，时有暴力事件发生，也是彼时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要求24小时配枪的任务区。记得那时和同事哪怕是去超市购买日用必需品也是随身携带枪支，晚上睡觉那支92式手枪也是压在枕头底下一起入眠的。首都太子港分为红区、黄区和安全区，没有维和部队的陪同，红区绝对禁止任何维和人员进入，而每位新入职维和人员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如何撤离，根据任务区要求每名维和人员必须准备一个15公斤重的撤离包，内含个人身份文件、水和食品等补给，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件，30分钟内必须携带撤离包赶到最近集结地点准备撤离。我本人在任务区曾经作为增援力量被派去参加海地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监督工作，其间经历了当地黑帮持枪抢劫选票事件。同时，作为加勒比岛国，海地的自然灾害不断，一同派遣的同事曾经遭遇特大洪水，但他们始终坚守岗位，与海地当地警察一起看管在押犯人长达40多小时，最终所有人员被直升机安全营救，无一犯人脱逃。
在海地，维和民警的主要职责是协助重建海地警察部队，既包括硬件上的重建，比如警察学校、警察局等，更包括能力建设，比如各类警察基础技能的培训和警务工作流程再建等，相当于从一张白纸开始做起。
第二次维和，我的任务变了，不再是任务区的人事官，而是作为一名负责人，全面负责任务区涉及维和警察的全部事务。而塞浦路斯任务区也和海地任务区完全不同。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历史上建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任务区之一，塞浦路斯与其他维和行动任务区有着巨大区别，安全局势稳定，生活保障充足，主要挑战来自政治层面。南北塞双方都有着稳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有着装备充足、培训到位、充分履职的警察部队。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这里主要负责岛上横亘东西180公里的缓冲区，保持双方对停火协议的执行，并逐步建立信任机制，为政治和谈提供足够空间。维和民事警察大多来自欧洲国家，另有来自亚洲的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约旦。任务区对派出单警的个体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经常是独立工作，除了要有过硬的英语交流能力，还要有一定的英文写作水平。因为在缓冲区处理的每一起事件，回警局后都需要形成工作报告，存入系统。同时，单警的协调纠纷能力也很重要，有时一件小事甚至会引起双方高层政治人物的直接过问，单警的政治敏锐性也相应地要求很高。总之，除了要有过硬的警务技能，还要有政治敏感性，不仅要当警察，还能够是调停人、谈判者、外交官。
很多时候，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甚至是碰撞的地方。比如，一次一位欧洲同事私底下向我抱怨，曾经有一位来自亚洲的同事对她说“我很尊重你，因为你年纪大”，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因为年龄受到特别对待。当我和她解释，在亚洲文化中一直有对年长者表示尊重的传统和习俗后，她就欣然接受了。再比如，在疫情应对处理过程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文化的差异。2020年3月6日我到达任务区，9日南塞地区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当时我还在两周隔离期内，只能远程办公。经和管理团队商量，维和警察立即制订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抗疫经验和做法，包括要求戴口罩。而恰恰是这一点，任务区其他部门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对纪律部队来说戴口罩则仪容不整。当然，事后随着疫情的发展，任务区高层统一要求全部佩戴口罩，这是后话。事后大家一起交流，发现小小的口罩还蕴含着不同的文化理解。一些同事认为戴口罩是为了防止万一自身感染避免传染给周边人;而另一些同事则表示不戴口罩是一种明示，表明我身体健康，不会对大家造成影响。可见，维和警察除了承担维和工作以外，也是本国文化传播的窗口，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维和任务区，类似这样的文化差异时有发生，但通过大家不断地沟通，最终达成了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这也是联合国一大魅力所在，保持沟通交流，坚持平等话语权，最终达到一个各方共同接受的状态。
回顾自己两次维和，对我个人而言任务区不同，岗位不同，从人事官成长为任务区维和警察事务的负责人。十二年间，一个普通民警的维和之路更折射出中国从维和参与者到引导者的转变，也彰显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巨大贡献以及维持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决心。
（责任编辑：张敏娇）
2020年3月5日，深夜的上海浦东机场空荡荡的出发大厅只有寥寥数人，与往日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有着天壤之别。值机、安检没有任何人排队，全程享受了一次VIP待遇。电子显示屏上所有航班后面均显示红色的Cancelled（取消）， 唯一显示正常起飞的就是我即将登机的、前往慕尼黑的航班——窗外停机坪上那架孤零零的波音747航班。与家人挥手道别，登机，发现机组乘务员比乘客还要多。彼时，国内正处于最严峻的封锁期，而中转国德国慕尼黑机场则一派繁忙景象，丝毫不见任何异常。暮光垂垂，夕阳西下，地平线那端隐约可见一层浅浅的山脉，我抵达了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开始了第二次维和之路。
东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作为“欧洲桥头堡”，处于欧、亚、非三块大陆的连接地带，战略位置重要。长期以来岛上居住着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1960年塞浦路斯脱离英国的统治宣布独立。1963年两族之间爆发族群冲突。联合国安理会根据第186号决议于1964年向塞浦路斯派遣了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以下简称联塞部队UNFICYP，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 IN CYPRUS）。1974年，希族塞浦路斯軍人政变，土耳其出兵，在岛上再度发生激烈军事冲突，随后土耳其宣布停火，联塞部队划定停火线， 岛上形成了希族塞人聚居南方、土族塞人控制北部的局面，而联塞部队负责位于南北塞之间横亘东西长达180公里缓冲区的维持和平任务。联塞部队主要职能是防止希族塞人与土族塞人之间再度发生战事;维护重建法律和秩序;致力于政治局势正常化;监督停火线，维持缓冲区各项民事活动有序进行;从事人道主义活动，并支持秘书长执行政治斡旋任务、为南北塞双方政治和谈创造条件，最终实现政治和平。
联塞部队由民事人员、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三部分组成，共有900多人。联赛部队也是联合国所有维和行动任务区中唯一民、军、警三部门负责人均为女性的任务区。目前任务区由加拿大籍伊丽莎白·斯佩哈女士全权负责，她于2016年6月开始担任该职务。维和部队由澳大利亚籍女士谢丽尔·皮尔斯担任司令官，于今年1月结束任务。
作为维和民事警察部门的负责人，我与来自爱尔兰、俄罗斯、乌克兰、印度、中国等16个国家共69名警察一起开展工作，主要职责为维护缓冲区内的法律和秩序、监督南北塞过境点的情况、预防和报告缓冲区内各类非法活动、保持与南北塞警方之间的联系沟通并协调相关警务事项、管理和促进缓冲区内正常民事活动、为南北塞双方建立信任机制最终实现政治和平提供空间等。
作为一名从警26年、始终在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基层一线工作的民警，我有幸受公安部国际合作局推荐参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岗位竞聘，通过数轮笔试、面试，最终成功竞聘联合国驻塞浦路斯任务区警察部门负责人一职。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警察参与维和行动20周年。作为曾经在2008年参加海地任务区维和任务的一员，能在2020这一年重回联合国维和行动对我个人而言也是意义非同寻常。
两次维和路的成长
事隔12年，再次戴上蓝色贝雷帽，似曾相识但又如此不同。我的第一次维和经历是在2008年，与上海警队其他17名同事一起远赴万里之外的加勒比海岛国海地执行维和任务。海地任务区也是由民、军、警三部分组成，仅维和警察就有1000多人，来自39个国家，当时我是任务区的人事官。海地任务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维和任务区，生活环境艰苦，局势动荡不安，时有暴力事件发生，也是彼时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要求24小时配枪的任务区。记得那时和同事哪怕是去超市购买日用必需品也是随身携带枪支，晚上睡觉那支92式手枪也是压在枕头底下一起入眠的。首都太子港分为红区、黄区和安全区，没有维和部队的陪同，红区绝对禁止任何维和人员进入，而每位新入职维和人员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如何撤离，根据任务区要求每名维和人员必须准备一个15公斤重的撤离包，内含个人身份文件、水和食品等补给，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件，30分钟内必须携带撤离包赶到最近集结地点准备撤离。我本人在任务区曾经作为增援力量被派去参加海地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监督工作，其间经历了当地黑帮持枪抢劫选票事件。同时，作为加勒比岛国，海地的自然灾害不断，一同派遣的同事曾经遭遇特大洪水，但他们始终坚守岗位，与海地当地警察一起看管在押犯人长达40多小时，最终所有人员被直升机安全营救，无一犯人脱逃。
在海地，维和民警的主要职责是协助重建海地警察部队，既包括硬件上的重建，比如警察学校、警察局等，更包括能力建设，比如各类警察基础技能的培训和警务工作流程再建等，相当于从一张白纸开始做起。
第二次维和，我的任务变了，不再是任务区的人事官，而是作为一名负责人，全面负责任务区涉及维和警察的全部事务。而塞浦路斯任务区也和海地任务区完全不同。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历史上建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任务区之一，塞浦路斯与其他维和行动任务区有着巨大区别，安全局势稳定，生活保障充足，主要挑战来自政治层面。南北塞双方都有着稳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有着装备充足、培训到位、充分履职的警察部队。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这里主要负责岛上横亘东西180公里的缓冲区，保持双方对停火协议的执行，并逐步建立信任机制，为政治和谈提供足够空间。维和民事警察大多来自欧洲国家，另有来自亚洲的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约旦。任务区对派出单警的个体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经常是独立工作，除了要有过硬的英语交流能力，还要有一定的英文写作水平。因为在缓冲区处理的每一起事件，回警局后都需要形成工作报告，存入系统。同时，单警的协调纠纷能力也很重要，有时一件小事甚至会引起双方高层政治人物的直接过问，单警的政治敏锐性也相应地要求很高。总之，除了要有过硬的警务技能，还要有政治敏感性，不仅要当警察，还能够是调停人、谈判者、外交官。
很多时候，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甚至是碰撞的地方。比如，一次一位欧洲同事私底下向我抱怨，曾经有一位来自亚洲的同事对她说“我很尊重你，因为你年纪大”，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因为年龄受到特别对待。当我和她解释，在亚洲文化中一直有对年长者表示尊重的传统和习俗后，她就欣然接受了。再比如，在疫情应对处理过程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文化的差异。2020年3月6日我到达任务区，9日南塞地区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当时我还在两周隔离期内，只能远程办公。经和管理团队商量，维和警察立即制订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抗疫经验和做法，包括要求戴口罩。而恰恰是这一点，任务区其他部门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对纪律部队来说戴口罩则仪容不整。当然，事后随着疫情的发展，任务区高层统一要求全部佩戴口罩，这是后话。事后大家一起交流，发现小小的口罩还蕴含着不同的文化理解。一些同事认为戴口罩是为了防止万一自身感染避免传染给周边人;而另一些同事则表示不戴口罩是一种明示，表明我身体健康，不会对大家造成影响。可见，维和警察除了承担维和工作以外，也是本国文化传播的窗口，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维和任务区，类似这样的文化差异时有发生，但通过大家不断地沟通，最终达成了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这也是联合国一大魅力所在，保持沟通交流，坚持平等话语权，最终达到一个各方共同接受的状态。
回顾自己两次维和，对我个人而言任务区不同，岗位不同，从人事官成长为任务区维和警察事务的负责人。十二年间，一个普通民警的维和之路更折射出中国从维和参与者到引导者的转变，也彰显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巨大贡献以及维持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决心。
（责任编辑：张敏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