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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斯基于1948生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算是俄国人，1972年移居耶路撒冷，但不能算“移民”，以色列称之为“遣返祖国”。在以色列，他被称为“俄国大提琴家”，但其实在俄国他没有国籍，他的苏联护照“国籍”一栏里写的是“犹太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去美国学习，后赴世界各国，在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纽约、东京等城市表演、灌录唱片，现居比利时。他说：
我生在拉脱维亚，在俄国成长、受教育，被遣返至以色列，现住欧洲。我拉的是意大利大提琴，配以法国的琴弓，奥地利和德国的琴弦。我的女儿生于巴黎，长子生于布鲁塞尔，次子生于意大利。我开日本车，戴瑞士手表和印度项链。我的第一任妻子是美国人，第二任妻子是意大利人，她的父亲是斯里兰卡人。当有人问我感到哪里才是家，我总是说，哪里人民喜爱古典音乐，哪里就是我的家。
如今在互联网上，我们可通过视频看到这个“世界公民”在各国的表演，我们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读到关于他演奏艺术的评论。有的乐评家觉得他使用过多的颤音，也太偏爱大音量；有的乐评家则称赞他即使在演奏巴洛克音樂时也保持浪漫派特色，如《BBC音乐》杂志有一篇文章写道：“麦斯基演奏这些作品好得不能再好。施特劳斯奏鸣曲具有强大的青春活力，为大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浪漫主义编曲精妙、优美。德沃夏克的协奏曲拉得老道熟练，艺术效果同样出色。巴洛克组曲的演奏与小提琴的精湛演释相得益彰，在快板乐章中具有超乎寻常的默契感和协调感。”
不同于其他演奏家，麦斯基在舞台上不是西装革履，而总是穿着颜色各异的丝绸衬衫。他说：“在舞台上我使很大劲儿，容易出汗，要是穿传统的燕尾服、系蝶形领结，汗湿后便很不舒服。有人说我在做时装秀，其实是我的衣衫穿着舒服，又不需熨烫，往小包里塞个五六件就可以上飞机了。”
如今在有些人看来，古典音乐是保守而古板的象征。麦斯基说，他这样便装上台也是对这种观念的“抗议”，燕尾服确实“吓跑”了不少年轻人，当他们在电视上看见一群像企鹅一样的音乐家时，往往立刻就改换频道。他说：“音乐家又不是军人或警察，何必用制服来隐藏我们的身份？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要一模一样？”
麦斯基有意以穿着朴素的平民身份上台，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满怀感情地为普通人而演奏。他说：“我从不为音乐行家表演，因为他们可以自己读谱欣赏音乐。我为那些生平第一次听这些乐曲的人演奏，我尽心尽力地诠释，帮助他们至少能欣赏乐曲的一大部分。”他还说：“我怀着把我内心的一切都给予听众的心情来演奏。当你向他们敞开胸怀时，他们会很赏识。演奏时感情的深广和表达最为重要。”
麦斯基的蒙塔格纳纳（Montagnana）名琴的琴脚很长，琴身似乎平躺在他身上，他不时俯首演奏，贴近琴身，对琴和音乐脉脉含情。他深爱这把大提琴，说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便一见钟情，他向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借用时与“她”谈恋爱，把琴买来后与“她”订婚，贷款付清后与“她”结婚。岁序更新，琴未变色，他的头发却由黑变灰变白。老年的他演奏时，白色的长鬈发随着乐曲飘上落下，显示出一个老艺术家的苍劲气派。
当麦斯基回顾往昔时，觉得有伤悲，更有荣幸。最荣幸的是，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向两个大提琴宗师学习过的大提琴家，1966年至1970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当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学生，1974年在洛杉矶拜皮亚蒂戈尔斯基为师。罗斯特罗波维奇称赞他说：“麦斯基是年轻一代大提琴家中最杰出的天才之一。他的演奏将诗的意境、优美典雅与高贵气质、辉煌技巧融为一体。”1966年麦斯基参加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获奖，有一位评委称赞他是“未来的罗斯特罗波维奇”。2006年，麦斯基接受美国大提琴家蒂姆·雅诺夫采访时说：“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荣幸的大提琴家，曾与罗斯特罗波维奇、皮亚蒂戈尔斯基两人都有犹如父子般的感情。”
麦斯基的亲生父母不是音乐家，但爱音乐，让他的姐姐学钢琴，哥哥学小提琴。他说，他生下来九个月后开始听见家里的悠扬琴声，八岁时自己选择了大提琴。他当时有多动症，总是坐立不安，父母颇伤脑筋，可有一天，他突然说要学大提琴，全家人都难以相信，他连声喊道：“我要拉大提琴！我要拉大提琴！”
麦斯基开始拉大提琴之际也是他的多动症消失之时。他先上了一所音乐学校，十四岁时进入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了四年。1966年，他参加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得了第六名，前五名都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学生，比赛后罗斯特罗波维奇就决定收他为学生。后来他告诉麦斯基说，尽管当时评委中的大师皮亚蒂戈尔斯基、富尼埃、卡萨尔多都愿给他高一些的名次，卡萨尔多甚至建议给他第一名，但得奖名次实际上在决赛前就已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权威人士确定。罗斯特罗波维奇倒是希望他的名次低一些，再努力学习四年，有机会在下一届比赛中赢得冠军。麦斯基后来觉得音乐评比有太多主观性，所以从不愿意当评委。
也是在1966年，麦斯基的父亲患肺癌突然去世，于是他没有心情去参加全苏大提琴比赛。罗斯特罗波维奇从列宁格勒教完大师班后回来得知了这一情况，有一天买来一瓶伏特加，花了一个小时和麦斯基一起饮酒，跟他谈自己的生活，说他十三岁时父亲就死了，劝麦斯基要参加音乐比赛，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麦斯基后来参赛，得了第三名。他当时境况很差，几乎身无分文，与二十二个男生同住在一个没有洗澡间的宿舍里。罗斯特罗波维奇给他一笔钱，他不愿接受，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别这样，这是你父亲给你的钱。”他说的“父亲”是指他自己。他们俩就这样结下了比一般师生关系更亲密的感情。麦斯基确实觉得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他的“第二个父亲”，而只有两个女儿的罗斯特罗波维奇也早就视他为自己的“儿子”了。
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父亲是个富有才华的大提琴家，他继承了父业，也希望自己有个拉大提琴的儿子。有一次，他看到麦斯基一家的照片，发现其中一个男孩手拿一把小型小提琴，竟生气地问麦斯基：“这是怎么回事儿？你儿子应该拉大提琴！”麦斯基回答说，他女儿弹钢琴，儿子拉小提琴，他自己拉大提琴，这样在家里就可演奏钢琴三重奏。可罗斯特罗波维奇听了还是很不高兴。后来，麦斯基有了第二个儿子，两岁半就开始学大提琴。 麦斯基早把罗斯特罗波维奇视为自己的偶像，常说他的脖子因“仰视”后者而酸痛。他发现他和罗斯特罗波维奇有不少巧合之处：两人都是从八岁开始学大提琴，都是在十三岁时演奏第一首协奏曲，而且都是圣-桑的《A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两人的父亲名字一样，都是“利奥波德”；两人都有轻微的语言障碍，发不好俄文里那个卷舌音。
有一次，麦斯基见到一个漂亮的二手琴弓，想买，但这些东西只有在“黑市”或硬通货商店里才有。他不知他这样做的危险，在同学中间说了出去，结果被一个人品不好的同学告发，被捕入狱，坐了四个月的牢，做了十四个月的苦工，罪名是“买违禁品”和“投机倒把”。其实主要是因为他姐姐一家移居去了以色列，当局才惩治他，禁止他公开演出，也禁止他随其姐出国，但因为他是个好学生，以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奖金就读，所以不能开除他的学籍。后来，麦斯基考虑到如果申请出国，他会被送去当兵，便靠一个有影响的犹太心理医生的帮助，去一家精神病院待了两个月，免除了兵役。
罗斯特罗波维奇自然为麦斯基的遭遇痛心、着急。如果早一年，他还享有与勃列日涅夫或其他政府高官直接通话的特权，但到了1970年暑假麦斯基被捕之际，正是罗斯特罗波维奇自己因支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而受冷落的时候，因而不能为麦斯基做什么。对自己的遭遇，麦斯基坦然以待，他说：
尽管我最后没能拿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毕业证书，但我却因我的经历而受到了完整的人生教育。信不信由你，对我的过去，我确实没有任何怨恨的感觉。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后悔，因为我相信，从生活经验，即使是痛苦的生活经验中发现积极因素，这是很重要的。
在“遣返”以色列前两年期间，麦斯基没有拉过琴。到以色列两个月后，他立刻与以色列室内乐团一起开了音乐会。从此之后，他演出不断。他应斯特恩之邀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为“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举办了音乐会，还与以色列爱乐乐团一起在美国举行了七场音乐会，在与三位指挥家——巴伦博伊姆、戴维斯和梅塔的合作中认识到指挥的重要性和指挥风格的差异。
在离开俄国之前，麦斯基对罗斯特罗波维奇说，他想到西方国家进修以取得大学毕业证书。罗斯特罗波维奇答道，只要有幸得到举行很多音乐会的机会，毕业证书只是一张纸，并不重要。他也提醒麦斯基说，对于一个不知名的年轻大提琴手而言，在西方开创独奏生涯极为困难，并建议他先争取奖学金跟某个导师学习。麦斯基请他推荐导师，罗斯特罗波维奇答道：“现在有两个主要的大提琴学派，一个是俄国派，另一个是法国派。你已学过俄国派，现在得试试法国派。至于具体人选，确实很难。玛莱查尔已去世，富尼埃不教书，纳瓦拉教得太多。托特列埃是个天才，可对你来说，有点儿太狂放……最好的法国派，我推荐皮亚蒂戈尔斯基，他是我唯一可以全心推荐的人，是杰出的名士。”
皮亚蒂戈尔斯基离开俄国，闯荡西欧，娶了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女儿为妻，后移居美国洛杉矶。当时梅纽因要为麦斯基与美国-以色列基金会联系，让他到美国学半年英语，再去参加两个月的马尔波罗夏季音乐节，可与著名音乐家一起演出室内乐。梅纽因认为他已是“杰出的艺术家”，在美国花几个月稍稍学习一下（如向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罗斯教授）即可有大好前途。可麥斯基觉得，拜皮亚蒂戈尔斯基为师，就如当年想当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学生一样，是他的梦想。所以他没有加入纽约以梅纽因为首的“犹太音乐家圈子”，而是去了洛杉矶。
麦斯基虽然只向皮亚蒂戈尔斯基学了四个月，却是长时间的面对面教学，既一周两次去大师班听他讲课，又几乎每天去他家里拉琴，习奏了几乎所有他能奏的乐曲（至少有一百首）。他虽然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学了四年，但导师常常一出去演出就要好几个月，实际面授的时间不算多。麦斯基说：“跟皮亚蒂戈尔斯基学习的四个月是我最愉快的时光，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比罗斯特罗波维奇更好的教师，这样比较就如拿莫扎特与贝多芬相比一样荒唐。但我和皮亚蒂戈尔斯基在一起时，确实是一个更好的学生，因为我年龄大了，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我在俄国的最后两年简直就像二十年一样漫长。”当时他的英文还不行，皮亚蒂戈尔斯基说得一口漂亮的俄文，所以两人都用母语自如交谈。他觉得自己开始了新的生活，浑身充满活力，就像海绵一样尽力汲取皮亚蒂戈尔斯基的教导，也就是在这种紧密的教学中，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课余时间，两人一起下国际象棋，一起散步，不仅谈音乐，还谈很多其他事情，两人还常在“哈姆莱特汉堡”快餐店里一起用午餐。
当时皮亚蒂戈尔斯基的生命已近终点，麦斯基离开洛杉矶时，他很舍不得，前来告别那一天，师生俩谈到深夜，临走前，皮亚蒂戈尔斯基说：“你知道，米沙，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麦斯基说：“您在说什么呀？我明年就回来看您。”可第二年，也即1976年，皮亚蒂戈尔斯基就病逝了。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麦斯基至今仍然常常怀念他，“回味他的教导，为自己增添正能量”。
大提琴家雅诺夫采访麦斯基时问道：“你能不能比较一下罗斯特罗波维奇与皮亚蒂戈尔斯基的教学方法有何不同？”
麦斯基回答说，尽管皮亚蒂戈尔斯基比罗斯特罗波维奇大二十四岁，两人不同辈分，但彼此很熟悉。他们俩的教学方法非常相似，甚至表达方式也很一样。有些教师常给学生不厌其烦地大讲弓法、指法，在掌握技巧上大下功夫，他们俩从不这样做。罗斯特罗波维奇很少在大提琴上做示范，而是坐在钢琴旁，需要时弹奏片段，似乎要为学生画出可想象的音乐图画，画面往往每次都不太一样，给人以不同的启发和联想。两位导师都坚持认为大提琴只是传达音乐主旨的工具，所以更注重帮助学生开放思想、发展想象力。他们着重辅导学生理解作曲家想说什么，了解作曲家的目标是什么，一旦所想象的音乐目标很清晰，学生就可随意找到自己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路子有很多，走哪一条并不重要，只要达到学生追求的目标即可。 针对如今一些不正常现象，麦斯基感叹说：
这些日子里，许多年轻人似乎都看重他们所演奏的乐器本身，而忽视了他们所演奏的音乐。他们认为，要想获得成功，他们就得比别人拉得更响、更快、更干净。这种路子的危险性在于音乐成了第二位的东西，演奏就成了乐器操控得好，而不是音乐演释得好。当你上一家大饭店时，你不会进厨房去看厨师怎么做菜，重要的是端到你餐桌上的是什么东西。你关心的是菜肴的成色和味道，而不是怎么做成的。这个观念同样适用于音乐。重要的是最后成果，而不是你如何取得。
麦斯基认为，这两位导师都不愿意“制造他们自己的拷贝”，而是鼓励学生们以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发展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在这一点上，麦斯基感受尤深。他知道，音乐比赛评委称他为“未来的罗斯特罗波维奇”，这是一种程度最高的夸奖，到西方后经纪人也总以此来宣传他，但他自己并不想做“罗斯特罗波维奇第二”，也不想做“皮亚蒂戈尔斯基第二”，而要成为“第一个麦斯基”。
“卡萨尔斯第二”自然也不是麦斯基的理想，尽管他十分崇敬这位一代宗师，常想起与他见面时的情景。1973年夏天，卡萨尔斯在以色列担任一个青年管弦乐团的指挥，麦斯基第一次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演奏布洛赫的《为大提琴和乐队而作的希伯莱狂想曲“所罗门”》。当时听众中有名家斯特恩、罗斯、施纳贝尔，他们想请卡萨尔斯一起来听，可那天卡萨尔斯感觉不舒服，所以没能去。几天后，他们安排麦斯基在卡萨尔斯的旅馆里为他演奏。麦斯基用一个半小时演奏了巴赫的《D小调组曲》《古大提琴奏鸣曲》和德沃夏克的整首《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又与卡萨尔斯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觉得他为人平易、幽默。他为这位九十六岁大师所摄的照片成了遗影，两个月后，卡萨尔斯便与世长辞。
麥斯基演奏巴赫组曲后，卡萨尔斯对他说：“年轻人，我个人不认为你所拉的与巴赫有什么关系。不过，你拉得很自信，所以听起来很让人信服。”麦斯基听了有点沮丧，斯特恩安慰他说，实际上这是卡萨尔斯对年轻人的最高评价。后来，麦斯基也领悟到这是卡萨尔斯对他的肯定。卡萨尔斯的巴赫组曲唱片，他听过不知多少遍，显然会受其影响，但他从不刻意模仿谁，也就不会演奏得像卡萨尔斯一样，所以卡萨尔斯会有这样的反应。关于音乐上的影响，麦斯基感慨道：
当然，除了卡萨尔斯以外，我还受到很多音乐家的影响。我的有些同行朋友说，他们从不听其他大提琴家演奏，也不听别人的唱片，我可不像他们。我敢说，我听。仅巴赫组曲，我就有四十五种以上的唱片，每一张我都听，有些听过很多遍。我也听同行们的其他作品的唱片，不仅是大提琴，也不仅是古典音乐。
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去音乐会现场，去参加音乐节。是的，我也表演，但最使我心情激动的是听别人演奏，与新老朋友会见。在参加曼彻斯特音乐节时，我几乎没有碰自己的琴，因为我一天要听四场音乐会，还要去大师班听课。我坚信，在任何演出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尽管我可能不喜欢某种演奏方式，也可能演奏有错。
不论在音乐上还是文化上，麦斯基都好学好思，善于借鉴。他说：“我们大家都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中学到东西，丰富我们自己。我常说，我是很世界性的，可以四海为家。”作为“世界公民”大提琴演奏家，麦斯基的音乐显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深感有音乐的世界多么美好。
我生在拉脱维亚，在俄国成长、受教育，被遣返至以色列，现住欧洲。我拉的是意大利大提琴，配以法国的琴弓，奥地利和德国的琴弦。我的女儿生于巴黎，长子生于布鲁塞尔，次子生于意大利。我开日本车，戴瑞士手表和印度项链。我的第一任妻子是美国人，第二任妻子是意大利人，她的父亲是斯里兰卡人。当有人问我感到哪里才是家，我总是说，哪里人民喜爱古典音乐，哪里就是我的家。
如今在互联网上，我们可通过视频看到这个“世界公民”在各国的表演，我们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读到关于他演奏艺术的评论。有的乐评家觉得他使用过多的颤音，也太偏爱大音量；有的乐评家则称赞他即使在演奏巴洛克音樂时也保持浪漫派特色，如《BBC音乐》杂志有一篇文章写道：“麦斯基演奏这些作品好得不能再好。施特劳斯奏鸣曲具有强大的青春活力，为大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浪漫主义编曲精妙、优美。德沃夏克的协奏曲拉得老道熟练，艺术效果同样出色。巴洛克组曲的演奏与小提琴的精湛演释相得益彰，在快板乐章中具有超乎寻常的默契感和协调感。”
不同于其他演奏家，麦斯基在舞台上不是西装革履，而总是穿着颜色各异的丝绸衬衫。他说：“在舞台上我使很大劲儿，容易出汗，要是穿传统的燕尾服、系蝶形领结，汗湿后便很不舒服。有人说我在做时装秀，其实是我的衣衫穿着舒服，又不需熨烫，往小包里塞个五六件就可以上飞机了。”
如今在有些人看来，古典音乐是保守而古板的象征。麦斯基说，他这样便装上台也是对这种观念的“抗议”，燕尾服确实“吓跑”了不少年轻人，当他们在电视上看见一群像企鹅一样的音乐家时，往往立刻就改换频道。他说：“音乐家又不是军人或警察，何必用制服来隐藏我们的身份？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要一模一样？”
麦斯基有意以穿着朴素的平民身份上台，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满怀感情地为普通人而演奏。他说：“我从不为音乐行家表演，因为他们可以自己读谱欣赏音乐。我为那些生平第一次听这些乐曲的人演奏，我尽心尽力地诠释，帮助他们至少能欣赏乐曲的一大部分。”他还说：“我怀着把我内心的一切都给予听众的心情来演奏。当你向他们敞开胸怀时，他们会很赏识。演奏时感情的深广和表达最为重要。”
麦斯基的蒙塔格纳纳（Montagnana）名琴的琴脚很长，琴身似乎平躺在他身上，他不时俯首演奏，贴近琴身，对琴和音乐脉脉含情。他深爱这把大提琴，说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便一见钟情，他向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借用时与“她”谈恋爱，把琴买来后与“她”订婚，贷款付清后与“她”结婚。岁序更新，琴未变色，他的头发却由黑变灰变白。老年的他演奏时，白色的长鬈发随着乐曲飘上落下，显示出一个老艺术家的苍劲气派。
当麦斯基回顾往昔时，觉得有伤悲，更有荣幸。最荣幸的是，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向两个大提琴宗师学习过的大提琴家，1966年至1970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当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学生，1974年在洛杉矶拜皮亚蒂戈尔斯基为师。罗斯特罗波维奇称赞他说：“麦斯基是年轻一代大提琴家中最杰出的天才之一。他的演奏将诗的意境、优美典雅与高贵气质、辉煌技巧融为一体。”1966年麦斯基参加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获奖，有一位评委称赞他是“未来的罗斯特罗波维奇”。2006年，麦斯基接受美国大提琴家蒂姆·雅诺夫采访时说：“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荣幸的大提琴家，曾与罗斯特罗波维奇、皮亚蒂戈尔斯基两人都有犹如父子般的感情。”
麦斯基的亲生父母不是音乐家，但爱音乐，让他的姐姐学钢琴，哥哥学小提琴。他说，他生下来九个月后开始听见家里的悠扬琴声，八岁时自己选择了大提琴。他当时有多动症，总是坐立不安，父母颇伤脑筋，可有一天，他突然说要学大提琴，全家人都难以相信，他连声喊道：“我要拉大提琴！我要拉大提琴！”
麦斯基开始拉大提琴之际也是他的多动症消失之时。他先上了一所音乐学校，十四岁时进入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了四年。1966年，他参加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得了第六名，前五名都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学生，比赛后罗斯特罗波维奇就决定收他为学生。后来他告诉麦斯基说，尽管当时评委中的大师皮亚蒂戈尔斯基、富尼埃、卡萨尔多都愿给他高一些的名次，卡萨尔多甚至建议给他第一名，但得奖名次实际上在决赛前就已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权威人士确定。罗斯特罗波维奇倒是希望他的名次低一些，再努力学习四年，有机会在下一届比赛中赢得冠军。麦斯基后来觉得音乐评比有太多主观性，所以从不愿意当评委。
也是在1966年，麦斯基的父亲患肺癌突然去世，于是他没有心情去参加全苏大提琴比赛。罗斯特罗波维奇从列宁格勒教完大师班后回来得知了这一情况，有一天买来一瓶伏特加，花了一个小时和麦斯基一起饮酒，跟他谈自己的生活，说他十三岁时父亲就死了，劝麦斯基要参加音乐比赛，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麦斯基后来参赛，得了第三名。他当时境况很差，几乎身无分文，与二十二个男生同住在一个没有洗澡间的宿舍里。罗斯特罗波维奇给他一笔钱，他不愿接受，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别这样，这是你父亲给你的钱。”他说的“父亲”是指他自己。他们俩就这样结下了比一般师生关系更亲密的感情。麦斯基确实觉得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他的“第二个父亲”，而只有两个女儿的罗斯特罗波维奇也早就视他为自己的“儿子”了。
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父亲是个富有才华的大提琴家，他继承了父业，也希望自己有个拉大提琴的儿子。有一次，他看到麦斯基一家的照片，发现其中一个男孩手拿一把小型小提琴，竟生气地问麦斯基：“这是怎么回事儿？你儿子应该拉大提琴！”麦斯基回答说，他女儿弹钢琴，儿子拉小提琴，他自己拉大提琴，这样在家里就可演奏钢琴三重奏。可罗斯特罗波维奇听了还是很不高兴。后来，麦斯基有了第二个儿子，两岁半就开始学大提琴。 麦斯基早把罗斯特罗波维奇视为自己的偶像，常说他的脖子因“仰视”后者而酸痛。他发现他和罗斯特罗波维奇有不少巧合之处：两人都是从八岁开始学大提琴，都是在十三岁时演奏第一首协奏曲，而且都是圣-桑的《A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两人的父亲名字一样，都是“利奥波德”；两人都有轻微的语言障碍，发不好俄文里那个卷舌音。
有一次，麦斯基见到一个漂亮的二手琴弓，想买，但这些东西只有在“黑市”或硬通货商店里才有。他不知他这样做的危险，在同学中间说了出去，结果被一个人品不好的同学告发，被捕入狱，坐了四个月的牢，做了十四个月的苦工，罪名是“买违禁品”和“投机倒把”。其实主要是因为他姐姐一家移居去了以色列，当局才惩治他，禁止他公开演出，也禁止他随其姐出国，但因为他是个好学生，以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奖金就读，所以不能开除他的学籍。后来，麦斯基考虑到如果申请出国，他会被送去当兵，便靠一个有影响的犹太心理医生的帮助，去一家精神病院待了两个月，免除了兵役。
罗斯特罗波维奇自然为麦斯基的遭遇痛心、着急。如果早一年，他还享有与勃列日涅夫或其他政府高官直接通话的特权，但到了1970年暑假麦斯基被捕之际，正是罗斯特罗波维奇自己因支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而受冷落的时候，因而不能为麦斯基做什么。对自己的遭遇，麦斯基坦然以待，他说：
尽管我最后没能拿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毕业证书，但我却因我的经历而受到了完整的人生教育。信不信由你，对我的过去，我确实没有任何怨恨的感觉。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后悔，因为我相信，从生活经验，即使是痛苦的生活经验中发现积极因素，这是很重要的。
在“遣返”以色列前两年期间，麦斯基没有拉过琴。到以色列两个月后，他立刻与以色列室内乐团一起开了音乐会。从此之后，他演出不断。他应斯特恩之邀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为“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举办了音乐会，还与以色列爱乐乐团一起在美国举行了七场音乐会，在与三位指挥家——巴伦博伊姆、戴维斯和梅塔的合作中认识到指挥的重要性和指挥风格的差异。
在离开俄国之前，麦斯基对罗斯特罗波维奇说，他想到西方国家进修以取得大学毕业证书。罗斯特罗波维奇答道，只要有幸得到举行很多音乐会的机会，毕业证书只是一张纸，并不重要。他也提醒麦斯基说，对于一个不知名的年轻大提琴手而言，在西方开创独奏生涯极为困难，并建议他先争取奖学金跟某个导师学习。麦斯基请他推荐导师，罗斯特罗波维奇答道：“现在有两个主要的大提琴学派，一个是俄国派，另一个是法国派。你已学过俄国派，现在得试试法国派。至于具体人选，确实很难。玛莱查尔已去世，富尼埃不教书，纳瓦拉教得太多。托特列埃是个天才，可对你来说，有点儿太狂放……最好的法国派，我推荐皮亚蒂戈尔斯基，他是我唯一可以全心推荐的人，是杰出的名士。”
皮亚蒂戈尔斯基离开俄国，闯荡西欧，娶了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女儿为妻，后移居美国洛杉矶。当时梅纽因要为麦斯基与美国-以色列基金会联系，让他到美国学半年英语，再去参加两个月的马尔波罗夏季音乐节，可与著名音乐家一起演出室内乐。梅纽因认为他已是“杰出的艺术家”，在美国花几个月稍稍学习一下（如向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罗斯教授）即可有大好前途。可麥斯基觉得，拜皮亚蒂戈尔斯基为师，就如当年想当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学生一样，是他的梦想。所以他没有加入纽约以梅纽因为首的“犹太音乐家圈子”，而是去了洛杉矶。
麦斯基虽然只向皮亚蒂戈尔斯基学了四个月，却是长时间的面对面教学，既一周两次去大师班听他讲课，又几乎每天去他家里拉琴，习奏了几乎所有他能奏的乐曲（至少有一百首）。他虽然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学了四年，但导师常常一出去演出就要好几个月，实际面授的时间不算多。麦斯基说：“跟皮亚蒂戈尔斯基学习的四个月是我最愉快的时光，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比罗斯特罗波维奇更好的教师，这样比较就如拿莫扎特与贝多芬相比一样荒唐。但我和皮亚蒂戈尔斯基在一起时，确实是一个更好的学生，因为我年龄大了，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我在俄国的最后两年简直就像二十年一样漫长。”当时他的英文还不行，皮亚蒂戈尔斯基说得一口漂亮的俄文，所以两人都用母语自如交谈。他觉得自己开始了新的生活，浑身充满活力，就像海绵一样尽力汲取皮亚蒂戈尔斯基的教导，也就是在这种紧密的教学中，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课余时间，两人一起下国际象棋，一起散步，不仅谈音乐，还谈很多其他事情，两人还常在“哈姆莱特汉堡”快餐店里一起用午餐。
当时皮亚蒂戈尔斯基的生命已近终点，麦斯基离开洛杉矶时，他很舍不得，前来告别那一天，师生俩谈到深夜，临走前，皮亚蒂戈尔斯基说：“你知道，米沙，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麦斯基说：“您在说什么呀？我明年就回来看您。”可第二年，也即1976年，皮亚蒂戈尔斯基就病逝了。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麦斯基至今仍然常常怀念他，“回味他的教导，为自己增添正能量”。
大提琴家雅诺夫采访麦斯基时问道：“你能不能比较一下罗斯特罗波维奇与皮亚蒂戈尔斯基的教学方法有何不同？”
麦斯基回答说，尽管皮亚蒂戈尔斯基比罗斯特罗波维奇大二十四岁，两人不同辈分，但彼此很熟悉。他们俩的教学方法非常相似，甚至表达方式也很一样。有些教师常给学生不厌其烦地大讲弓法、指法，在掌握技巧上大下功夫，他们俩从不这样做。罗斯特罗波维奇很少在大提琴上做示范，而是坐在钢琴旁，需要时弹奏片段，似乎要为学生画出可想象的音乐图画，画面往往每次都不太一样，给人以不同的启发和联想。两位导师都坚持认为大提琴只是传达音乐主旨的工具，所以更注重帮助学生开放思想、发展想象力。他们着重辅导学生理解作曲家想说什么，了解作曲家的目标是什么，一旦所想象的音乐目标很清晰，学生就可随意找到自己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路子有很多，走哪一条并不重要，只要达到学生追求的目标即可。 针对如今一些不正常现象，麦斯基感叹说：
这些日子里，许多年轻人似乎都看重他们所演奏的乐器本身，而忽视了他们所演奏的音乐。他们认为，要想获得成功，他们就得比别人拉得更响、更快、更干净。这种路子的危险性在于音乐成了第二位的东西，演奏就成了乐器操控得好，而不是音乐演释得好。当你上一家大饭店时，你不会进厨房去看厨师怎么做菜，重要的是端到你餐桌上的是什么东西。你关心的是菜肴的成色和味道，而不是怎么做成的。这个观念同样适用于音乐。重要的是最后成果，而不是你如何取得。
麦斯基认为，这两位导师都不愿意“制造他们自己的拷贝”，而是鼓励学生们以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发展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在这一点上，麦斯基感受尤深。他知道，音乐比赛评委称他为“未来的罗斯特罗波维奇”，这是一种程度最高的夸奖，到西方后经纪人也总以此来宣传他，但他自己并不想做“罗斯特罗波维奇第二”，也不想做“皮亚蒂戈尔斯基第二”，而要成为“第一个麦斯基”。
“卡萨尔斯第二”自然也不是麦斯基的理想，尽管他十分崇敬这位一代宗师，常想起与他见面时的情景。1973年夏天，卡萨尔斯在以色列担任一个青年管弦乐团的指挥，麦斯基第一次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演奏布洛赫的《为大提琴和乐队而作的希伯莱狂想曲“所罗门”》。当时听众中有名家斯特恩、罗斯、施纳贝尔，他们想请卡萨尔斯一起来听，可那天卡萨尔斯感觉不舒服，所以没能去。几天后，他们安排麦斯基在卡萨尔斯的旅馆里为他演奏。麦斯基用一个半小时演奏了巴赫的《D小调组曲》《古大提琴奏鸣曲》和德沃夏克的整首《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又与卡萨尔斯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觉得他为人平易、幽默。他为这位九十六岁大师所摄的照片成了遗影，两个月后，卡萨尔斯便与世长辞。
麥斯基演奏巴赫组曲后，卡萨尔斯对他说：“年轻人，我个人不认为你所拉的与巴赫有什么关系。不过，你拉得很自信，所以听起来很让人信服。”麦斯基听了有点沮丧，斯特恩安慰他说，实际上这是卡萨尔斯对年轻人的最高评价。后来，麦斯基也领悟到这是卡萨尔斯对他的肯定。卡萨尔斯的巴赫组曲唱片，他听过不知多少遍，显然会受其影响，但他从不刻意模仿谁，也就不会演奏得像卡萨尔斯一样，所以卡萨尔斯会有这样的反应。关于音乐上的影响，麦斯基感慨道：
当然，除了卡萨尔斯以外，我还受到很多音乐家的影响。我的有些同行朋友说，他们从不听其他大提琴家演奏，也不听别人的唱片，我可不像他们。我敢说，我听。仅巴赫组曲，我就有四十五种以上的唱片，每一张我都听，有些听过很多遍。我也听同行们的其他作品的唱片，不仅是大提琴，也不仅是古典音乐。
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去音乐会现场，去参加音乐节。是的，我也表演，但最使我心情激动的是听别人演奏，与新老朋友会见。在参加曼彻斯特音乐节时，我几乎没有碰自己的琴，因为我一天要听四场音乐会，还要去大师班听课。我坚信，在任何演出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尽管我可能不喜欢某种演奏方式，也可能演奏有错。
不论在音乐上还是文化上，麦斯基都好学好思，善于借鉴。他说：“我们大家都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中学到东西，丰富我们自己。我常说，我是很世界性的，可以四海为家。”作为“世界公民”大提琴演奏家，麦斯基的音乐显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深感有音乐的世界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