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吴尔芬是福建当代小说家，《古田军鼓》是他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吴尔芬展示了他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把握能力，整部小说富有浓郁的民间传奇风格，在小说叙事上有独到的追求，也表现了吴尔芬对轻逸美学的追求。整部小说叙事逻辑合理，语言简洁，引人入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红军鼓手的成长历程，其中也融合了闽西客家的文化元素。
关键词：吴尔芬 《古田军鼓》 小说叙事 轻逸
吴尔芬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先锋性。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吴尔芬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作品，如长篇小说《雕版》《九号房》《姐妹》《人皮鼓》《新蜀门》等，中短篇小说集《迷途》《五色花》《我的厦门》等。此外，吴尔芬还出版了散文随笔集《对影成三人》《你笑什么》《故事的价值》等。
近年来，吴尔芬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作品，2019年以来，陆续出版了《廖俊波：“背石头上山”的领路人》《谷文昌：绿色蝴蝶》《古田军鼓》等。其中，《古田军鼓》不仅是儿童小说，还是为了纪念古田会议九十周年而精心撰写的小说。这部小说在吴尔芬小说创作历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显示出吴尔芬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方面的才华，其中体现出来的叙事特点、人物形象塑造、轻逸美学的追求、返璞归真的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值得认真分析。
一、浓郁的民间传奇叙事风格
1929年12月28～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因为会议在古田召开，这次会议被简称为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无论是在党史研究方面，还是在文艺创作方面，都已经有了许多的成果。比如话剧《古田会议》（李宝群，2010），纪录片《古田会议》（阎东导演，2009），电影《古田会议》（谭晓明、陈健导演，2016）、《古田军号》（陈力导演，2019），电视剧《绝境铸剑》（黄文利导演，2019）等。此外，以古田会议为素材的诗歌、散文、小说、书画作品还有许许多多。可以说，古田会议是个“大题材”，也是“旧题材”。说它是“旧题材”，并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意思是写这个题材的人比较多。以古田会议为题材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长，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以古田会议为题材的作品都在不断产生和不断累积，因此，其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题材。
吴尔芬在创作《古田军鼓》这样的旧题材时，是需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因为关于古田会议本身的各种叙事已经很多。所以，如何在《古田军鼓》这个小说中进行突破，作者是需要新思路的。
吴尔芬没有使我们失望，读者惊喜地看到，在《古田军鼓》中，吴尔芬再次展示了他的小说才华，并有了新的突破。这个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吴尔芬在这部小说的整个叙事中，非常恰当地融汇了革命历史、客家文化的元素，此外还赋予民间传说色彩。整个小说的叙述非常自然，语言也十分简捷，人物形象也塑造得比较真实和丰满。
《古田军鼓》讲述了闽西上杭县的一个少年阿响成长为红军鼓手的故事，吳尔芬实际上是以古田会议作为小说叙述的背景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关于古田会议本身的叙述在小说中并不占主要的地位，整部小说只在第十章《历史性的会议》等章节做了简要的叙述。因此，小说《古田军鼓》叙事的新意，主要就体现在这个方面。此外，《古田军鼓》的新叙事方式，体现出吴尔芬在小说结构上的精思，也说明他将这个小说的重点主要放在了阿响这个人物的成长上。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历史中的人。人的命运，实际上都跟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如果阿响不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可能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可能会跟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戏班的演员，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在小说中所讲到的古镇南蛇渡的一个士、农、工、商等。因为阿响生活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尽管他仍然有可能成为一个士、农、工、商、演员或者其他人，但种种因缘际遇，使他最终成长为红军的军鼓手。吴尔芬在小说中需要做的，就是把阿响成为红军鼓手的过程叙述出来，从整部小说来看，这个叙述是非常成功的。
《古田军鼓》这部小说的开头就非常吸引读者，富有强烈的民间传说色彩，它简洁的叙述，简省的语言，生动而且真实地把红军鼓手阿响的形象写了出来：“很多很多年以后，闽西客家地区还在流传红军阿响的传说。传说他就是天上的鼓仙下凡，生来就能敲鼓，不管什么种类的鼓，什么曲目的鼓，他都能信手敲来；传说他敲出的鼓声具有神奇的力量，能穿透人心，让懦弱的人勇敢、失落的人振奋、悲伤的人欢喜；传说他能用鼓声跟动物交流，让吃草的牛排队，令狂吠的狗闭嘴，唤滚泥的猪回窝，请偷懒的母鸡多下蛋；传说他的鼓声能让沉迷赌博的人戒掉赌瘾，能够凭鼓声从土匪窝亡命逃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用鼓声指挥千军万马……”
“很多很多年以后”这种叙事方法，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一样，属于非常典型的民间故事的叙事方式，也属于童话故事或者儿童小说的叙事方式。我们也许会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头：“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很多很多年以后”，或者如《百年孤独》“许多年之后”这种叙述，具有民间传说的色彩。吴尔芬采用这种民间传说式的叙事方式作为小说的开头，基本上奠定了《古田军鼓》的整个叙事风格。同时，这种叙事方式也赋予《古田军鼓》浓郁的民间传奇的风格，这种传奇风格在无形中赋予小说一种神奇的力量。人们不禁要问，这个阿响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有什么神奇的经历？他是如何成为一个红军鼓手的？
二、旧题材与新叙事的有机结合
阿响是上杭县南蛇渡人，他的父亲旺旺是上杭县城乱弹戏班“大彩天”的武打小生，他的母亲仙妹原来是“大彩天”戏班的圆通大鼓师。阿响的父母亲以师兄妹相称，两个人都是戏班的王牌，他们的婚姻“成为大彩天的美谈”。
阿响出生后，仙妹无法继续在戏班敲鼓，她带着阿响回到了南蛇渡，“种地育儿，顺带教阿响敲鼓”。因为仙妹是圆通大鼓师，仙妹从阿响半岁开始就开始敲鼓给他听，所谓天赋与家传，两者兼而有之。因此，阿响到四岁时，“敲鼓基本功已经很扎实了”。仙妹在阿响四岁时送了个清鼓给儿子。从此，阿响就与清鼓结下很深的缘分。仙妹还告诉阿响，“敲鼓要敲心”“不能只敲鼓皮”，敲鼓要“以己度人，将心比心”。“在阿姆的教导下，阿响从小就习惯了想象。春天，他会想象万物复苏的生机；夏日，他会揣测虫声里的思念；秋天，他会在金黄中感受收获的喜悦；冬天，他会在衰败中体悟生命的轮回。”不仅如此，阿响“看到佝偻的老奶奶，他会缅想她年轻时是如何挺拔；看到农夫在地里翻土，他会设想锄头下的虫子是何等惊慌；看到小孩坐在路边哭鼻子，他会猜度他的悲伤。”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练习与体验中，阿响敲击清鼓的技艺大大提升，酝酿出自己的“胸臆”。阿响的母亲把这种“胸臆”称为“鼓气”。这种“鼓气”是人与万物连接后产生的精神和谐、情绪共通。的确如此，不仅敲鼓有“鼓气”，写文章也是有“文气”的。文气贯通的作品，读起来就顺畅，否则就显得磕磕巴巴。阿响在不断学习敲鼓的过程中，体验到了“鼓气”，这就为后来他在军中敲鼓埋下伏笔，也使小说开头的关于阿响的敲鼓传说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阿响十岁时（小说里的时间是1927年，按照虚岁计算，阿响应出生于1918年），他的父亲旺旺染上了赌瘾，经常到南蛇渡的恶霸金大牙家赌博。阿响用鼓声把父亲旺旺唤回来，旺旺断指明志，发誓不再赌博。但不久，旺旺再次进了金大牙的赌场，最后把他在南蛇渡的典型的客家建筑“八肩头”房子、老婆仙妹、儿子阿响全部输掉了，这是阿响一家的大变故。在旺旺最后赌输之前，仙妹到金大牙家的斗笠厂做工，阿响给金大牙家放牛。因为旺旺把房子和老婆孩子都输给了金大牙，无奈之下，仙妹只得继续留在斗笠厂做工，因为是输给金大牙的“物品”，所以仙妹自此无法拿到工钱，等于卖身为奴了。阿响则被金大牙送给了汀州驻军郭凤鸣旅长（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叫阿响给他信佛的母亲敲木鱼。旺旺则无脸回家，实际上他也没有家了（小说后面写到旺旺去清风寨当了土匪的二当家）。阿响在郭凤鸣家给郭母敲了两年木鱼，当然，除了敲木鱼，阿响还要帮郭母做其他的事情，比如上街买香烛之类的东西。
转眼两年过去，正是1929年，红四军到了长汀。就在郭凤鸣为母亲办八十大寿的时候，红军和郭凤鸣的军队交战，在混战之中，阿响在一个红军的帮助下安然脱险，然后在香烛店曾老板的帮助下坐船回到南蛇渡。不料船上有清风寨的土匪，无可奈何之下，阿响就跟着土匪到了清风寨。船上的土匪中有个被称为“炮头”的清风寨二当家，后来才知道竟然是阿响的父亲旺旺。在清风寨，阿响仍然敲鼓，阿响杰出的敲鼓才华，敲得清风寨的许多土匪想念家乡。
炮头（就是旺旺）本来打算拉着土匪们去攻打南蛇渡的金大牙，但清风寨的大哥麻花脸回来后，这个计划无法实施。由于阿响的鼓声使许多土匪想念家乡，清风寨的大哥要枪毙阿响，炮头就带着阿响从炮头自己早已勘探出来的密道逃出了清风寨。这一逃，就逃到了古田，阿响很奇怪炮头为什么会救他，并且帮助他从土匪窝清风寨逃出来。到古田后，阿响和爸爸旺旺相认。不仅如此，阿响还在古田八甲村与在长汀时救他的红军王大刀相遇，阿响跟王大刀到了连队，又遇到了他在长汀认识的唢呐手阿亮。阿响参加红军后，成为红军鼓手。后来旺旺也参加了红军。
阿响和他父亲参加红军后，红军根据军情需要进行了一次行军，后来在白沙镇打了一个大胜仗，驻守在白沙镇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基本被消灭。白沙镇战斗后，旺旺被选为士兵委员会委员。旺旺自从输掉房子、妻子、孩子后，确实痛改前非。他到清风寨当土匪，后来参加红军，都是为了找机会去南蛇渡把妻子孩子救出来。当旺旺不顾一切要带着赤卫队去南蛇渡时，连潘连长都无法让旺旺回头，这时，是阿响的鼓声《金不换》让旺旺回头。不过后来旺旺又离开队伍去清风寨，带着原来的土匪兄弟去南蛇渡找他妻子仙妹，当然人没有救成功，因为仙妹在旺旺去救她之前就活埋了金大牙，并到了设在长汀的红军临时被服厂工作。
这件事以后，红军先到新泉进行整训，后来又到古田举行了会议，这就是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诚如各种历史记述，或者各种历史研究所说的，红军之所以要转移到古田开这个会议，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对闽西苏区进行围剿，小说也按照史实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因此红军不得不转移到古田举行这个重要的会议。如果不是遇到这种情况，古田会议很可能就是新泉会议。
古田会议后，阿响见到了母亲，通过仙妹的回忆，讲述了她如何活埋了金大牙的过程，以及如何想方设法找阿响的经过。旺旺也讲述了他如何回到清风寨，找兄弟们去南蛇渡，如何激战，如何劝清风寨绿林好汉加入红军，如何在路上遇到仙妹等的经过。由于形势变化，国民党军队又对新泉、古田一带构成威胁，红军必须转移。旺旺和仙妹回去南蛇渡继续进行革命，阿响跟红军转移，他的鼓就成为红军军鼓，阿响当然就成为红军鼓手。
小说到此结束，至于阿响以后的人生道路，阿响的结局到底怎么样，读者们可以充分想象：阿响可能受伤了，可能牺牲了，可能成长为部队军官，可能独身，可能结婚生子，也可能有其他我们无法想象的结局。尽管这个小说并不是主要讲述人物的命运，但仍然可以感受到人的命运的确是难以捉摸的。或者说，人的命运是由时代造就的，阿响的命运是阿响所处的时代造就的。阿响之所以是阿响，乃是时代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他的一切。
从这个小说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情节可以发现，吴尔芬在这个小说的整体叙述过程中，始终能够把握故事发展的逻辑，始终能够突出阿响这个主要人物。从整个小说来看，阿响这个人物的形象是非常清晰的，塑造得非常成功。作者把阿响这个主要人物从一个勤奋而且具有天赋的民间小鼓手成长为一个红军鼓手的过程真实地一一叙述出来，不仅是生活的真实，同时也是艺术的真实。维特根斯坦说过：“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坐标一样。”仔细阅读整部小说，作者的叙述显得真实、可靠、顺理成章，也完成了对这个习以为常的“旧题材”的新叙事。能够达成这样的叙述效果，源于作者对史料的熟稔，并能夠将熟稔的史料化用到整部小说的叙述之全过程，最终通过阿响的成长轨迹完成了小说的全部叙事。
三、“轻逸”美学的追求
《古田军鼓》的成功，还在于整部小说的叙事所体现出来的“轻逸”的美学追求。“轻逸”是卡尔维诺在《千年文学备忘录》一书中讲到的概念。“轻逸”或者“轻”是与“沉重”或者“重”相对的概念。卡尔维诺在《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说道：“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卡尔维诺还认为：“我们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性互相竞争：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
“轻逸”与“沉重”是相反的两个概念，在文学史上，的确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虽然“轻逸”与“沉重”也并非能够区分得绝对清楚，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或者同一个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它们也往往可以并存焉，因为这是作家在创作时根据个人创作习惯、个性等做出的选择。比如鲁迅的小说就显得非常的沉重和压抑，这种作品可以举出很多，如《药》《伤逝》《祝福》（这个小说标题虽然充满了喜气，但祥林嫂的遭遇却是使读者感到非常压抑和沉重的）等等。即使是《野草》《朝花夕拾》里的散文诗或者散文，也同样使读者感到压抑与沉重。这当然与鲁迅的身世、经历、个性、创作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鲁迅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非鲁迅的所有作品都只呈现出压抑与沉重，都是直面惨淡人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也有幽默，也有反讽，甚至于有极其平淡的作品。其他作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因为，社会也好，历史也好，本来就非常复杂且多样化，人性也同样复杂多样。正是因为社会的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造就了文学作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是一种创作方法，但亦可以说是一种作品风格。说是创作方法，是因为它与作家的立场或者态度有直接关系；说是作品风格，则是因为它主要与作品的文本直接关联。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中即有所谓的“清空”一说，如南宋著名词人张炎在《词源》中就有说过“词要清空”。张炎的“清空”虽是论词之风格，但也适用于包含小说在内的文学的其他类型。笔者认为张炎所说的“清空”与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极为相近。
《古田军鼓》反映的时代，如果单从历史本身来说，当然并不“轻逸”。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内战，尤其是新生的红军，处境更为艰难。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也可以看出，当时红四军以及其他红军队伍里面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单纯军事的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的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这些问题在《古田军鼓》中也略有反映，由于环境恶劣，情况复杂，更加重了存在于红军队伍中的种种问题。如何用小说表现这么复杂的历史，如何用小说来呈现这些史实，是需要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进行建构的。
从《古田军鼓》整部小说的叙述中看得出来，吴尔芬非常机智地讲述了一个乡村小鼓手成长为红军鼓手的故事，这是一种创新，也是作者面对像古田会议这样属于主旋律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种“轻逸”的处理。即使是小说第八章“白沙镇的战斗”，整个战斗过程的描写也是“轻逸”的，用“轻逸”来表现“沉重”，这需要智慧。当然，作家也可以采用直接描述“沉重”、直接描述铁与血的战争年代的历史的方式来表现这个题材，就像其他许多涉及战争年代的作品那样。但是如何写出新意，就需要作家深入思考如何选择叙事视角，如何进行艺术加工，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可以说，吴尔芬通过阿响这个人物来再现古田会议，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也是非常具有创意的。
参考文献：
[1]吴尔芬.古田军鼓[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2][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黄锦炎，沈國正，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4][意]卡尔维诺.千年文学备忘录[M].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杨天松，男，本科，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吴尔芬 《古田军鼓》 小说叙事 轻逸
吴尔芬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先锋性。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吴尔芬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作品，如长篇小说《雕版》《九号房》《姐妹》《人皮鼓》《新蜀门》等，中短篇小说集《迷途》《五色花》《我的厦门》等。此外，吴尔芬还出版了散文随笔集《对影成三人》《你笑什么》《故事的价值》等。
近年来，吴尔芬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作品，2019年以来，陆续出版了《廖俊波：“背石头上山”的领路人》《谷文昌：绿色蝴蝶》《古田军鼓》等。其中，《古田军鼓》不仅是儿童小说，还是为了纪念古田会议九十周年而精心撰写的小说。这部小说在吴尔芬小说创作历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显示出吴尔芬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方面的才华，其中体现出来的叙事特点、人物形象塑造、轻逸美学的追求、返璞归真的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值得认真分析。
一、浓郁的民间传奇叙事风格
1929年12月28～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因为会议在古田召开，这次会议被简称为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无论是在党史研究方面，还是在文艺创作方面，都已经有了许多的成果。比如话剧《古田会议》（李宝群，2010），纪录片《古田会议》（阎东导演，2009），电影《古田会议》（谭晓明、陈健导演，2016）、《古田军号》（陈力导演，2019），电视剧《绝境铸剑》（黄文利导演，2019）等。此外，以古田会议为素材的诗歌、散文、小说、书画作品还有许许多多。可以说，古田会议是个“大题材”，也是“旧题材”。说它是“旧题材”，并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意思是写这个题材的人比较多。以古田会议为题材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长，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以古田会议为题材的作品都在不断产生和不断累积，因此，其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题材。
吴尔芬在创作《古田军鼓》这样的旧题材时，是需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因为关于古田会议本身的各种叙事已经很多。所以，如何在《古田军鼓》这个小说中进行突破，作者是需要新思路的。
吴尔芬没有使我们失望，读者惊喜地看到，在《古田军鼓》中，吴尔芬再次展示了他的小说才华，并有了新的突破。这个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吴尔芬在这部小说的整个叙事中，非常恰当地融汇了革命历史、客家文化的元素，此外还赋予民间传说色彩。整个小说的叙述非常自然，语言也十分简捷，人物形象也塑造得比较真实和丰满。
《古田军鼓》讲述了闽西上杭县的一个少年阿响成长为红军鼓手的故事，吳尔芬实际上是以古田会议作为小说叙述的背景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关于古田会议本身的叙述在小说中并不占主要的地位，整部小说只在第十章《历史性的会议》等章节做了简要的叙述。因此，小说《古田军鼓》叙事的新意，主要就体现在这个方面。此外，《古田军鼓》的新叙事方式，体现出吴尔芬在小说结构上的精思，也说明他将这个小说的重点主要放在了阿响这个人物的成长上。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历史中的人。人的命运，实际上都跟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如果阿响不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可能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可能会跟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戏班的演员，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在小说中所讲到的古镇南蛇渡的一个士、农、工、商等。因为阿响生活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尽管他仍然有可能成为一个士、农、工、商、演员或者其他人，但种种因缘际遇，使他最终成长为红军的军鼓手。吴尔芬在小说中需要做的，就是把阿响成为红军鼓手的过程叙述出来，从整部小说来看，这个叙述是非常成功的。
《古田军鼓》这部小说的开头就非常吸引读者，富有强烈的民间传说色彩，它简洁的叙述，简省的语言，生动而且真实地把红军鼓手阿响的形象写了出来：“很多很多年以后，闽西客家地区还在流传红军阿响的传说。传说他就是天上的鼓仙下凡，生来就能敲鼓，不管什么种类的鼓，什么曲目的鼓，他都能信手敲来；传说他敲出的鼓声具有神奇的力量，能穿透人心，让懦弱的人勇敢、失落的人振奋、悲伤的人欢喜；传说他能用鼓声跟动物交流，让吃草的牛排队，令狂吠的狗闭嘴，唤滚泥的猪回窝，请偷懒的母鸡多下蛋；传说他的鼓声能让沉迷赌博的人戒掉赌瘾，能够凭鼓声从土匪窝亡命逃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用鼓声指挥千军万马……”
“很多很多年以后”这种叙事方法，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一样，属于非常典型的民间故事的叙事方式，也属于童话故事或者儿童小说的叙事方式。我们也许会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头：“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很多很多年以后”，或者如《百年孤独》“许多年之后”这种叙述，具有民间传说的色彩。吴尔芬采用这种民间传说式的叙事方式作为小说的开头，基本上奠定了《古田军鼓》的整个叙事风格。同时，这种叙事方式也赋予《古田军鼓》浓郁的民间传奇的风格，这种传奇风格在无形中赋予小说一种神奇的力量。人们不禁要问，这个阿响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有什么神奇的经历？他是如何成为一个红军鼓手的？
二、旧题材与新叙事的有机结合
阿响是上杭县南蛇渡人，他的父亲旺旺是上杭县城乱弹戏班“大彩天”的武打小生，他的母亲仙妹原来是“大彩天”戏班的圆通大鼓师。阿响的父母亲以师兄妹相称，两个人都是戏班的王牌，他们的婚姻“成为大彩天的美谈”。
阿响出生后，仙妹无法继续在戏班敲鼓，她带着阿响回到了南蛇渡，“种地育儿，顺带教阿响敲鼓”。因为仙妹是圆通大鼓师，仙妹从阿响半岁开始就开始敲鼓给他听，所谓天赋与家传，两者兼而有之。因此，阿响到四岁时，“敲鼓基本功已经很扎实了”。仙妹在阿响四岁时送了个清鼓给儿子。从此，阿响就与清鼓结下很深的缘分。仙妹还告诉阿响，“敲鼓要敲心”“不能只敲鼓皮”，敲鼓要“以己度人，将心比心”。“在阿姆的教导下，阿响从小就习惯了想象。春天，他会想象万物复苏的生机；夏日，他会揣测虫声里的思念；秋天，他会在金黄中感受收获的喜悦；冬天，他会在衰败中体悟生命的轮回。”不仅如此，阿响“看到佝偻的老奶奶，他会缅想她年轻时是如何挺拔；看到农夫在地里翻土，他会设想锄头下的虫子是何等惊慌；看到小孩坐在路边哭鼻子，他会猜度他的悲伤。”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练习与体验中，阿响敲击清鼓的技艺大大提升，酝酿出自己的“胸臆”。阿响的母亲把这种“胸臆”称为“鼓气”。这种“鼓气”是人与万物连接后产生的精神和谐、情绪共通。的确如此，不仅敲鼓有“鼓气”，写文章也是有“文气”的。文气贯通的作品，读起来就顺畅，否则就显得磕磕巴巴。阿响在不断学习敲鼓的过程中，体验到了“鼓气”，这就为后来他在军中敲鼓埋下伏笔，也使小说开头的关于阿响的敲鼓传说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阿响十岁时（小说里的时间是1927年，按照虚岁计算，阿响应出生于1918年），他的父亲旺旺染上了赌瘾，经常到南蛇渡的恶霸金大牙家赌博。阿响用鼓声把父亲旺旺唤回来，旺旺断指明志，发誓不再赌博。但不久，旺旺再次进了金大牙的赌场，最后把他在南蛇渡的典型的客家建筑“八肩头”房子、老婆仙妹、儿子阿响全部输掉了，这是阿响一家的大变故。在旺旺最后赌输之前，仙妹到金大牙家的斗笠厂做工，阿响给金大牙家放牛。因为旺旺把房子和老婆孩子都输给了金大牙，无奈之下，仙妹只得继续留在斗笠厂做工，因为是输给金大牙的“物品”，所以仙妹自此无法拿到工钱，等于卖身为奴了。阿响则被金大牙送给了汀州驻军郭凤鸣旅长（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叫阿响给他信佛的母亲敲木鱼。旺旺则无脸回家，实际上他也没有家了（小说后面写到旺旺去清风寨当了土匪的二当家）。阿响在郭凤鸣家给郭母敲了两年木鱼，当然，除了敲木鱼，阿响还要帮郭母做其他的事情，比如上街买香烛之类的东西。
转眼两年过去，正是1929年，红四军到了长汀。就在郭凤鸣为母亲办八十大寿的时候，红军和郭凤鸣的军队交战，在混战之中，阿响在一个红军的帮助下安然脱险，然后在香烛店曾老板的帮助下坐船回到南蛇渡。不料船上有清风寨的土匪，无可奈何之下，阿响就跟着土匪到了清风寨。船上的土匪中有个被称为“炮头”的清风寨二当家，后来才知道竟然是阿响的父亲旺旺。在清风寨，阿响仍然敲鼓，阿响杰出的敲鼓才华，敲得清风寨的许多土匪想念家乡。
炮头（就是旺旺）本来打算拉着土匪们去攻打南蛇渡的金大牙，但清风寨的大哥麻花脸回来后，这个计划无法实施。由于阿响的鼓声使许多土匪想念家乡，清风寨的大哥要枪毙阿响，炮头就带着阿响从炮头自己早已勘探出来的密道逃出了清风寨。这一逃，就逃到了古田，阿响很奇怪炮头为什么会救他，并且帮助他从土匪窝清风寨逃出来。到古田后，阿响和爸爸旺旺相认。不仅如此，阿响还在古田八甲村与在长汀时救他的红军王大刀相遇，阿响跟王大刀到了连队，又遇到了他在长汀认识的唢呐手阿亮。阿响参加红军后，成为红军鼓手。后来旺旺也参加了红军。
阿响和他父亲参加红军后，红军根据军情需要进行了一次行军，后来在白沙镇打了一个大胜仗，驻守在白沙镇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基本被消灭。白沙镇战斗后，旺旺被选为士兵委员会委员。旺旺自从输掉房子、妻子、孩子后，确实痛改前非。他到清风寨当土匪，后来参加红军，都是为了找机会去南蛇渡把妻子孩子救出来。当旺旺不顾一切要带着赤卫队去南蛇渡时，连潘连长都无法让旺旺回头，这时，是阿响的鼓声《金不换》让旺旺回头。不过后来旺旺又离开队伍去清风寨，带着原来的土匪兄弟去南蛇渡找他妻子仙妹，当然人没有救成功，因为仙妹在旺旺去救她之前就活埋了金大牙，并到了设在长汀的红军临时被服厂工作。
这件事以后，红军先到新泉进行整训，后来又到古田举行了会议，这就是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诚如各种历史记述，或者各种历史研究所说的，红军之所以要转移到古田开这个会议，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对闽西苏区进行围剿，小说也按照史实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因此红军不得不转移到古田举行这个重要的会议。如果不是遇到这种情况，古田会议很可能就是新泉会议。
古田会议后，阿响见到了母亲，通过仙妹的回忆，讲述了她如何活埋了金大牙的过程，以及如何想方设法找阿响的经过。旺旺也讲述了他如何回到清风寨，找兄弟们去南蛇渡，如何激战，如何劝清风寨绿林好汉加入红军，如何在路上遇到仙妹等的经过。由于形势变化，国民党军队又对新泉、古田一带构成威胁，红军必须转移。旺旺和仙妹回去南蛇渡继续进行革命，阿响跟红军转移，他的鼓就成为红军军鼓，阿响当然就成为红军鼓手。
小说到此结束，至于阿响以后的人生道路，阿响的结局到底怎么样，读者们可以充分想象：阿响可能受伤了，可能牺牲了，可能成长为部队军官，可能独身，可能结婚生子，也可能有其他我们无法想象的结局。尽管这个小说并不是主要讲述人物的命运，但仍然可以感受到人的命运的确是难以捉摸的。或者说，人的命运是由时代造就的，阿响的命运是阿响所处的时代造就的。阿响之所以是阿响，乃是时代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他的一切。
从这个小说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情节可以发现，吴尔芬在这个小说的整体叙述过程中，始终能够把握故事发展的逻辑，始终能够突出阿响这个主要人物。从整个小说来看，阿响这个人物的形象是非常清晰的，塑造得非常成功。作者把阿响这个主要人物从一个勤奋而且具有天赋的民间小鼓手成长为一个红军鼓手的过程真实地一一叙述出来，不仅是生活的真实，同时也是艺术的真实。维特根斯坦说过：“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坐标一样。”仔细阅读整部小说，作者的叙述显得真实、可靠、顺理成章，也完成了对这个习以为常的“旧题材”的新叙事。能够达成这样的叙述效果，源于作者对史料的熟稔，并能夠将熟稔的史料化用到整部小说的叙述之全过程，最终通过阿响的成长轨迹完成了小说的全部叙事。
三、“轻逸”美学的追求
《古田军鼓》的成功，还在于整部小说的叙事所体现出来的“轻逸”的美学追求。“轻逸”是卡尔维诺在《千年文学备忘录》一书中讲到的概念。“轻逸”或者“轻”是与“沉重”或者“重”相对的概念。卡尔维诺在《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说道：“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卡尔维诺还认为：“我们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性互相竞争：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
“轻逸”与“沉重”是相反的两个概念，在文学史上，的确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虽然“轻逸”与“沉重”也并非能够区分得绝对清楚，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或者同一个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它们也往往可以并存焉，因为这是作家在创作时根据个人创作习惯、个性等做出的选择。比如鲁迅的小说就显得非常的沉重和压抑，这种作品可以举出很多，如《药》《伤逝》《祝福》（这个小说标题虽然充满了喜气，但祥林嫂的遭遇却是使读者感到非常压抑和沉重的）等等。即使是《野草》《朝花夕拾》里的散文诗或者散文，也同样使读者感到压抑与沉重。这当然与鲁迅的身世、经历、个性、创作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鲁迅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非鲁迅的所有作品都只呈现出压抑与沉重，都是直面惨淡人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也有幽默，也有反讽，甚至于有极其平淡的作品。其他作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因为，社会也好，历史也好，本来就非常复杂且多样化，人性也同样复杂多样。正是因为社会的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造就了文学作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是一种创作方法，但亦可以说是一种作品风格。说是创作方法，是因为它与作家的立场或者态度有直接关系；说是作品风格，则是因为它主要与作品的文本直接关联。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中即有所谓的“清空”一说，如南宋著名词人张炎在《词源》中就有说过“词要清空”。张炎的“清空”虽是论词之风格，但也适用于包含小说在内的文学的其他类型。笔者认为张炎所说的“清空”与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极为相近。
《古田军鼓》反映的时代，如果单从历史本身来说，当然并不“轻逸”。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内战，尤其是新生的红军，处境更为艰难。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也可以看出，当时红四军以及其他红军队伍里面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单纯军事的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的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这些问题在《古田军鼓》中也略有反映，由于环境恶劣，情况复杂，更加重了存在于红军队伍中的种种问题。如何用小说表现这么复杂的历史，如何用小说来呈现这些史实，是需要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进行建构的。
从《古田军鼓》整部小说的叙述中看得出来，吴尔芬非常机智地讲述了一个乡村小鼓手成长为红军鼓手的故事，这是一种创新，也是作者面对像古田会议这样属于主旋律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种“轻逸”的处理。即使是小说第八章“白沙镇的战斗”，整个战斗过程的描写也是“轻逸”的，用“轻逸”来表现“沉重”，这需要智慧。当然，作家也可以采用直接描述“沉重”、直接描述铁与血的战争年代的历史的方式来表现这个题材，就像其他许多涉及战争年代的作品那样。但是如何写出新意，就需要作家深入思考如何选择叙事视角，如何进行艺术加工，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可以说，吴尔芬通过阿响这个人物来再现古田会议，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也是非常具有创意的。
参考文献：
[1]吴尔芬.古田军鼓[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2][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黄锦炎，沈國正，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4][意]卡尔维诺.千年文学备忘录[M].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杨天松，男，本科，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