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行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面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车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
　　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
　　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我挺奇怪，问为什么。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那一刻，我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他们必定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就是天经地义。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瘸。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那只犬的主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要不他心里很别扭。出于一种想了解一下他在找到那犬的主人后会怎样处理的念头，我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农家，那条犬已经无事了。但年轻人还是郑重地向犬主人道了歉，然后又主动留下名片、车牌号、驾照号码，并一再对犬主人说，如果过会儿犬有事，就找他。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一路上有说有笑。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地在前面开车；又如我们的翻译，他不那么做，心里就会“很别扭”。
　　（据《老人报》梁晓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