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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行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面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车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
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
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我挺奇怪,问为什么。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那一刻,我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他们必定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就是天经地义。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瘸。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那只犬的主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要不他心里很别扭。出于一种想了解一下他在找到那犬的主人后会怎样处理的念头,我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农家,那条犬已经无事了。但年轻人还是郑重地向犬主人道了歉,然后又主动留下名片、车牌号、驾照号码,并一再对犬主人说,如果过会儿犬有事,就找他。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一路上有说有笑。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地在前面开车;又如我们的翻译,他不那么做,心里就会“很别扭”。
(据《老人报》梁晓声/文)
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
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我挺奇怪,问为什么。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那一刻,我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他们必定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就是天经地义。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瘸。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那只犬的主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要不他心里很别扭。出于一种想了解一下他在找到那犬的主人后会怎样处理的念头,我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农家,那条犬已经无事了。但年轻人还是郑重地向犬主人道了歉,然后又主动留下名片、车牌号、驾照号码,并一再对犬主人说,如果过会儿犬有事,就找他。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一路上有说有笑。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地在前面开车;又如我们的翻译,他不那么做,心里就会“很别扭”。
(据《老人报》梁晓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