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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童笔下以少年成长为主题的系列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独具特色。成长主题的意义在于新的价值观的生成，这丰富着中国现当代对于“现代性”问题的阐释。反复书写的少年受难故事，表达了对于生存环境和人性的认识。作者对生命宿命性的认识，伴随着苦难、人性的丑恶及社会问题等，引人思考。
关键词：成长小说；现代性；人性；宿命
巴赫金给出了成长小说的定义――个性在社会环境中的生成。成长意味着伴随着从童真到青春的“常态”，意味着为满足社会的普遍要求或者家长的规约，达到最符合日常生活伦理意愿的尺度。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显现新的人生观、世界观，这个过程体现了“成长”所具有的“现代性”。
“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现代性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在最广义的尺度上可划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具体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等。”①“我们所谓现代性工程，大体以鸦片战争为明显的标志性开端，指从那时以来至今中国社会告别衰败的古典帝制而从事现代化、以便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审美与艺术等几乎方方面面。”②
成长小说与现代性文学具有共同的生成背景：形成全新的文化观、价值观，在旧我和环境之间做出选择和调适。因此成长小说具有批判环境、批判人性的功能。苏童的少年系列小说数量与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创作相比是比较多的，“回顾苏童近二十年的小说写作，以‘香椿树街’为背景的小说近于他创作总数的一半。”③对于少年题材的反复书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因为作家普遍不认同儿童、少年的叙事力量，在现实性较强的作品中，如新写实小说、反腐败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小说中都少见儿童的踪影。苏童是特殊的，苏童笔下的少年生活是充满苦难的，但他仍在反复地书写，而不逃离，甚至作家自己也意识到追溯过往少年生活的局限性。苏童笔下的少年角色，无一不在死亡边缘铤而走险：自杀、谋杀、意外死亡……
苏童之所以对少年生活保持持久的兴趣与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有关。作家对于生命怀着宿命性的认识，他的作品中总上演着不断寻找、逃离、再逃离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人永远在路上。苏童小说中有两处主要的地理标记：枫杨树老家和香椿树街。这两处地方都上演着人不断逃离与寻找的故事。枫杨树老家是祖辈生活的地方，小说《祖母的季节》、《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描写的就是祖辈在枫杨树老家的生活。祖辈从弥漫着罂粟的颓废气息的枫杨树老家逃离，逃到城市的香椿树街。这是一处江南市镇中的街道，这里是苏童绝大部分少年系列小说的发生地点。然而，这里仍然颓败，城北地带是个龌龊肮脏的区域，前清曾是厂狱行刑的所在，主要的街道香椿树街空负虚名，一棵香椿树也没有。于是，落籍城北香椿树街的人们渴望着再一次的逃离。
作者认为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人在受难以及挣扎时的声音。作家设计了给弱者带来苦难的场景，少年系列是其中之一。《红粉》、《妻妾成群》将女性放到封建时代的男权世界之中；《米》把乡村中怀有最简单的基本物质要求的穷苦人放到欲望膨胀的现代都市；《我的帝王生涯》则展现了封建时代的权力场。少年系列也是这诸多受难场景中的一个，因为少年和女性一样，都是弱者，也是最易遭受磨难的人群。“颂莲是一条新上的梁枝，还散发着新鲜木树的气息，却也是最容易断裂的”。⑤苏童悲叹年轻的女性——19岁的颂莲“断裂”时的命运，少年也同样有着“新鲜木树的气息”，在生命的无常、宿命的痛苦面前，他们的命运同样令人惋惜。
宿命性的认识、专注于表达人受难时的声音这些认识决定了少年系列小说被反复地书写着，不断的展示这种痛苦就是作家表达对世界的认识的方式，因此构成他大量的写作并以痛苦为内容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可以写妇女受难，写《米》，之所以不回避少年系列，是因为这部分作品具有自传性，最贴近作家的心灵，女性等题材都是对他人生活的介入，少年系列则是不得不说的故事。
不得不说是因为只有诉说才有可能遗忘。因为，诉说是超越过去的苦难的一种方式，“那些被固置的创伤记忆只有在一遍遍的说与写中才能被客体化，被超越和遗忘——遗忘也是不可能的，写作只是把那个活在灵魂深处的受了伤的孩子制成标本供奉着，而不任由他尖利的哭声一遍遍刺破成年后的耳膜。”不间断地诉说可以使少年时代的苦难客体化，使其和自我分离，诉说如同讲述别人的故事，从而使自我从痛苦的记忆中解脱。香椿树街给少年的记忆是没有人情味的、冷漠的、丑陋的、肮脏的，“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南方的堕落》）。但是，“我”还是要“深情地”给以描述，这是因为，“我厌恶香椿树街的现实，但是我必须对此做出客观准确的描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南方的堕落》）。这表达了作家对故乡既厌恶又不得不记录的心态，也许为了忘却必须诉说，必须面对令人厌恶的过去。有些作家有深刻的童年記忆，也进行儿童叙事的写作，但往往数量不多，这和作家对儿童叙事力量的信任程度有关。推崇童心的作家才会反复地写，如迟子建怀着童心崇拜的心情写作。苏童无疑是特殊的。
注释：
①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②王一川.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③张学昕.“虚构的热情”——苏童小说的写作发生学.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
④苏童.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纸上的美女.书香门第.
⑤李学武.海峡两岸：成长的三个关键词——论苏童、白先勇小说中的成长主题.名作欣赏，2004年第7期.
作者简介：王文玲，吉林大学。
关键词：成长小说；现代性；人性；宿命
巴赫金给出了成长小说的定义――个性在社会环境中的生成。成长意味着伴随着从童真到青春的“常态”，意味着为满足社会的普遍要求或者家长的规约，达到最符合日常生活伦理意愿的尺度。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显现新的人生观、世界观，这个过程体现了“成长”所具有的“现代性”。
“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现代性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在最广义的尺度上可划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具体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等。”①“我们所谓现代性工程，大体以鸦片战争为明显的标志性开端，指从那时以来至今中国社会告别衰败的古典帝制而从事现代化、以便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审美与艺术等几乎方方面面。”②
成长小说与现代性文学具有共同的生成背景：形成全新的文化观、价值观，在旧我和环境之间做出选择和调适。因此成长小说具有批判环境、批判人性的功能。苏童的少年系列小说数量与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创作相比是比较多的，“回顾苏童近二十年的小说写作，以‘香椿树街’为背景的小说近于他创作总数的一半。”③对于少年题材的反复书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因为作家普遍不认同儿童、少年的叙事力量，在现实性较强的作品中，如新写实小说、反腐败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小说中都少见儿童的踪影。苏童是特殊的，苏童笔下的少年生活是充满苦难的，但他仍在反复地书写，而不逃离，甚至作家自己也意识到追溯过往少年生活的局限性。苏童笔下的少年角色，无一不在死亡边缘铤而走险：自杀、谋杀、意外死亡……
苏童之所以对少年生活保持持久的兴趣与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有关。作家对于生命怀着宿命性的认识，他的作品中总上演着不断寻找、逃离、再逃离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人永远在路上。苏童小说中有两处主要的地理标记：枫杨树老家和香椿树街。这两处地方都上演着人不断逃离与寻找的故事。枫杨树老家是祖辈生活的地方，小说《祖母的季节》、《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描写的就是祖辈在枫杨树老家的生活。祖辈从弥漫着罂粟的颓废气息的枫杨树老家逃离，逃到城市的香椿树街。这是一处江南市镇中的街道，这里是苏童绝大部分少年系列小说的发生地点。然而，这里仍然颓败，城北地带是个龌龊肮脏的区域，前清曾是厂狱行刑的所在，主要的街道香椿树街空负虚名，一棵香椿树也没有。于是，落籍城北香椿树街的人们渴望着再一次的逃离。
作者认为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人在受难以及挣扎时的声音。作家设计了给弱者带来苦难的场景，少年系列是其中之一。《红粉》、《妻妾成群》将女性放到封建时代的男权世界之中；《米》把乡村中怀有最简单的基本物质要求的穷苦人放到欲望膨胀的现代都市；《我的帝王生涯》则展现了封建时代的权力场。少年系列也是这诸多受难场景中的一个，因为少年和女性一样，都是弱者，也是最易遭受磨难的人群。“颂莲是一条新上的梁枝，还散发着新鲜木树的气息，却也是最容易断裂的”。⑤苏童悲叹年轻的女性——19岁的颂莲“断裂”时的命运，少年也同样有着“新鲜木树的气息”，在生命的无常、宿命的痛苦面前，他们的命运同样令人惋惜。
宿命性的认识、专注于表达人受难时的声音这些认识决定了少年系列小说被反复地书写着，不断的展示这种痛苦就是作家表达对世界的认识的方式，因此构成他大量的写作并以痛苦为内容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可以写妇女受难，写《米》，之所以不回避少年系列，是因为这部分作品具有自传性，最贴近作家的心灵，女性等题材都是对他人生活的介入，少年系列则是不得不说的故事。
不得不说是因为只有诉说才有可能遗忘。因为，诉说是超越过去的苦难的一种方式，“那些被固置的创伤记忆只有在一遍遍的说与写中才能被客体化，被超越和遗忘——遗忘也是不可能的，写作只是把那个活在灵魂深处的受了伤的孩子制成标本供奉着，而不任由他尖利的哭声一遍遍刺破成年后的耳膜。”不间断地诉说可以使少年时代的苦难客体化，使其和自我分离，诉说如同讲述别人的故事，从而使自我从痛苦的记忆中解脱。香椿树街给少年的记忆是没有人情味的、冷漠的、丑陋的、肮脏的，“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南方的堕落》）。但是，“我”还是要“深情地”给以描述，这是因为，“我厌恶香椿树街的现实，但是我必须对此做出客观准确的描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南方的堕落》）。这表达了作家对故乡既厌恶又不得不记录的心态，也许为了忘却必须诉说，必须面对令人厌恶的过去。有些作家有深刻的童年記忆，也进行儿童叙事的写作，但往往数量不多，这和作家对儿童叙事力量的信任程度有关。推崇童心的作家才会反复地写，如迟子建怀着童心崇拜的心情写作。苏童无疑是特殊的。
注释：
①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②王一川.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③张学昕.“虚构的热情”——苏童小说的写作发生学.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
④苏童.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纸上的美女.书香门第.
⑤李学武.海峡两岸：成长的三个关键词——论苏童、白先勇小说中的成长主题.名作欣赏，2004年第7期.
作者简介：王文玲，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