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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公共财政而言，2012年又将是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一年，中国将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而在整个民生领域，财政投入的比重也将继续拉升。有增就要有减，财政部门“分蛋糕”更需要科学理念和坚定决心。
近几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养老制度改革，成为了最显著的民生建设。也正是在近些年，公共财政沿着全力支持中国社保体制建立和医疗体制改革的道路，加大了一系列政策创新，渐次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推手，财政的杠杆效应日益显现。财政政策和制度创新成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王军曾在其著作《中国转型期公共财政》中提到，财政转型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但也会有一些“或然性”。正是在服务服从于主题、主线和保障民生的大局之下，在应对和改变一些“或然性”的过程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公共财政发展之路，形成了浓浓的民生情结。王军在7月24日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突出公共性、弥补市场失灵。”
作为与欧美国家有发展阶段和水平等显著差异的中国，特别是低收入群众较大和未富先老等问题，给公共财政的民生投入带来了巨大挑战，“十口之家”与“两口之家”的不同是，在财政进行大规模投入之后，民众的感知未必那么明显。中国的公共财政正在财政转型和民众感知的平衡中探索和前行。
王军说，对中国财政而言，做大蛋糕是前提，而分好蛋糕是关键。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蛋糕越大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取得较快发展，但却因分配领域问题突出，后来就陷入经济停滞、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当竭力防止之。
“公共财政”的民生辩证
如何让民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财政投入是一个重要的现实指标。
2011年，中央财政中直接和密切相关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67.5%。王军对此有着自己的认识：“我们的国家富了，老百姓需要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既要避免走进福利陷阱，更要在当下避免掉入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
《财经国家周刊》：提到“财政”这个词的时候，国外习惯的说法是和“公共”并列，能否谈一谈你对公共财政的理解？
王军：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迫切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财政部开始积极探索推进公共财政建设。
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财政运行机制尽管形式各异，侧重点多样，但其基本模式是相似的。理论界通常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构建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模式称为“公共财政”。
对于公共财政，我的理解是：财政的职能和作用方式要突出法治性、公共性、弥补市场失灵。法治性，即政府的一切收支活动都要纳入法治框架内，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执行，切实做到依法理财、依法行政。公共性，即公共财政主要是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公共利益。弥补市场失灵，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有形的手”，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妥善处理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东部与中西部、投资与消费等方面的关系，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财经国家周刊》：财政部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但社会上也有观点认为目前财政对民生领域特别是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还不够，并且举出一些国家的数据作比较，对此你怎么看？
王军：2011年，全国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支出合计达到38108亿元，增长30.3%；用在农林水利、公共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合计35629亿元。以上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67.5%。另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国财政共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383亿元、医疗卫生支出14966亿元，年均增长分别为20.1%和35.6%，均高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增长比例。
一些人觉得财政对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还不够，人均保障水平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口径方面的差异。比如，我国公布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不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安排的社会保障支出，而在OECD、IMF等国际组织公布的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则将其包括在内。按照可比口径，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将明显提高。
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发达国家交通运输和城乡公共设施体系已比较健全，可以集中更多的财力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加大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投入外，还要不断增加对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城乡社区建设等民生事务的投入。特别是财政收支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虽然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加大民生方面支出，但与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相比确实存在差距。
人均财力水平的差异。我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财政收支总量较大，但人均水平却很低。2011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但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世界排名处于百位之后。民生保障和福利水平恰恰与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密切相关。举个形象的例子，欧美国家好比“两口之家”或“三口之家”，中国可能是“十口之家”，比较时，既要看“两个家庭”的收入总量，更要看人均享受的福利水平，后者肯定比前者有较大差异。
保障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民生支出也是一个动态调整优化的过程。随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的逐步提高，应当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财政收入规模和保障力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在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如何既加大对民生各项事业的投入，又着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王军：你们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既包括财政如何 “做蛋糕”，也包括如何“分蛋糕”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即做大蛋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即分好蛋糕，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需要统筹推进。
做大蛋糕是前提。只有不断做大蛋糕，才能为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更好地分配蛋糕提供物质保障。为此，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主线，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并优化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环境。
分好蛋糕是关键。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不断做大的蛋糕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取得较快发展，但是因分配领域问题突出，后来却陷入经济停滞、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分好蛋糕，有利于保护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为进一步做大蛋糕创造良好条件。分好蛋糕要“三管齐下”：通过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加大就业培训力度和打破垄断等措施，逐步优化初次分配格局；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措施，继续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通过完善相关财税政策，鼓励和引导慈善事业加快发展，进一步发挥好其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当前希腊等一些欧洲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与其社会保障制度有没有直接关系？这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改革有什么警示意义？
王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关国家超越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过于追求高福利，是原因之一。
比如希腊，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平均净替代率，也就是养老金与退休前税后收入的比率，达到111%。而且，希腊基本不存在私营养老金制度。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内在的刚性，而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却具有波动性，由于希腊政府在福利制度建设中大包大揽，加之经济失误和人口老龄化，财政不堪重负，造成了高赤字问题。
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欧洲发达国家不具有可比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形势和目标也不同，我们的主基调仍然是进一步健全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并随着经济发展合理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但是，这些国家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并切实吸取。欧债危机警示我们，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既要进一步积极推进，又要切实增强战略性和前瞻性，真正体现科学发展的要求。在不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要把握好“度”，注重可持续性。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话来讲，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财经国家周刊》：怎样保证社会保障资金发到应得的人手里，防止虚报冒领或挤占挪用？
王军：社会保障资金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必须要管理和使用好。近年来，社会保障资金规模越来越大，对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2012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938亿元，医疗卫生支出7348亿元，分别比2011年决算数增长16.5%和15.7%，均高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增长比例。截至2011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项保险基金滚存结余近3万亿元。为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一道，积极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努力使社会保障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保障对象手中，确保社会保障资金专款专用并花出效益来。
注重建章立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使各项社会保障资金在管理和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实施绩效考评。2011年，财政部组织专门力量，对10个省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10个项目的社会保障资金进行了绩效考评。同时，在社会保障资金分配上逐步加大对考评结果的利用，进一步调动地方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积极性。
力推购买服务。积极推动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养老服务等社会服务，变“养人办事”为“办事养人”。
加强基础建设。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信息化，逐步建设全国一体的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平台，为统一处理各项社会保障业务、加强社会保障资金审核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强化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挤占挪用社会保障资金的行为，并将预算安排与资金使用效益挂钩。同时，大力推进预算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审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医改的“财政阀门”
医疗体制改革作为近些年推进的最主要的社会改革之一，在“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推进过程中，毋庸置疑需要财政的保驾护航，2011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5.8%。
而财政对医改的强力支持，不仅体现在财政投入这一单向支持上，更体现在其“阀门作用”带来的引导效应，身兼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的王军介绍说，财政部门将继续积极运用财税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举办医疗机构，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并建立总额付费、按人头付费和按病种付费等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复合付费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财政部在医改中的角色和定位是怎样的，又如何积极促成和协调医改的推进？
王军：三年多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在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在李克强副总理的直接指挥下，在各地方、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目标。
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部署，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核心理念，积极调整支出结构，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强化资金监管。2009-2011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1516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支出4506亿元，三年新增投入分别达到12409亿元和3679亿元，超额完成了医改实施方案提出的三年新增投入分别达到8500亿元和3318亿元的目标。2011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5.8%，比2008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2010年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达到28.56%，比2008年提高了3.86个百分点。 在强化财力保障的同时，我们还与有关部门一道，大力支持和推进改革。医改启动之初，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推广安徽经验，实行综合改革，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找准了突破口。针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部分地区担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能得到合理补偿的问题，发挥医保基金作用，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后出现的资金缺口实行多渠道补偿。
《财经国家周刊》：为促进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财政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
王军：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卫生事业，是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财政部门积极运用财税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举办医疗机构，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在房屋建设、设备购置及人员培养等方面，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给予扶持。自2010年起，中央财政已将社会力量举办的三级医院纳入临床重点学科建设补助范围；2010年，中央财政还安排补助资金5.5亿元，专项用于支持社会力量举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备购置、维修改造等。此外，对于符合条件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按规定享受中央财政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的补助政策。
支持有关部门采取招标采购等办法，选择由符合条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承担政府下达的支农、支边、对口支援等任务，并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适当补助。
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按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营利性医疗机构按国家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对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捐赠，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公益性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医改必须遵循和坚持的原则。提供公益性服务，既是公立医院的本质要求，也是私立医院的社会责任。无论社会资本办医还是政府办医，政府都要加强监管、做好服务，通过培育规范有序、充分竞争、公平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场，使社会资本办的医疗机构既能从医疗服务市场中获得合理收益，也有积极性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以切实体现公益性。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直接关系到医改的成败，您觉得要如何做好这项工作？
王军：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医改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医疗费用上涨有多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随着收入水平增加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而进一步释放、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持续走高、人口的日益老龄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医疗费用的上涨。
财政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采取措施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努力使政府卫生投入和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让人民群众少花钱看好病。
大力推进医保付费方式改革，发挥医保的控费“阀门”作用。通过建立总额付费、按人头付费和按病种付费等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复合付费机制，推动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降低医疗服务成本。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标准，既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又避免“大处方”、“大检查”造成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北京市正在友谊医院等5家市属医院实施的“将挂号费、诊疗费和药品加成收入改为收取医事服务费”的改革试点，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老有所养”的考验
当老龄化社会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时，“公共财政”就有了一个核心任务——加大投入加快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且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主要表现为“未富先老”、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基数大。面临这样的情势，财政部门在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今年7月1日起提前八年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全覆盖的同时，将继续推动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财经国家周刊》：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挑战，财政部门在支持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方面都采取了哪些举措？
王军：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64年的3.56%上升到1982年的4.81%和2010年的8.87%。
近年来，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大力增加养老保障投入，努力健全养老保障体系。
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居保）制度建设，实现养老保障制度全覆盖。2009—2011年，全国财政共下达新农保和城居保试点补助资金800亿元。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自今年7月1日起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全覆盖，比最初计划提前了八年，这速度在世界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确保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为更好地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9年提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由当时的不到700元提高到目前的约1680元。1998—2011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0739亿元。
《财经国家周刊》：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也是推动实现“老有所养”的重要内容，财政部门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
王军：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养老服务需求的必由之路，是扩大消费和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财政部门将积极运用财税政策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发展。
进一步加大投入。各级政府将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强基层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经费保障能力。充分发挥彩票公益金的作用，增加用于养老服务业的支出。同时，贯彻落实好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创新投入引导机制。统筹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各方力量，在大力发展公办养老机构的同时，采取民办公助、公办民营、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或运营公益性养老机构，构建养老服务业发展长效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史晨对本文亦有贡献）
王军简历
男，汉族，1958年11月生，河南商丘人，197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7年至1992年分别任财政部会计司一处副处长、处长，1992年至1993年任财政部办公厅部长秘书室处长级秘书，1993年至1994年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1994年至1998年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1996年以后主持工作），1998年至2003年9月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2003年9月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2005年10月至2012年4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12年4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近几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养老制度改革，成为了最显著的民生建设。也正是在近些年，公共财政沿着全力支持中国社保体制建立和医疗体制改革的道路，加大了一系列政策创新，渐次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推手，财政的杠杆效应日益显现。财政政策和制度创新成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王军曾在其著作《中国转型期公共财政》中提到，财政转型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但也会有一些“或然性”。正是在服务服从于主题、主线和保障民生的大局之下，在应对和改变一些“或然性”的过程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公共财政发展之路，形成了浓浓的民生情结。王军在7月24日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突出公共性、弥补市场失灵。”
作为与欧美国家有发展阶段和水平等显著差异的中国，特别是低收入群众较大和未富先老等问题，给公共财政的民生投入带来了巨大挑战，“十口之家”与“两口之家”的不同是，在财政进行大规模投入之后，民众的感知未必那么明显。中国的公共财政正在财政转型和民众感知的平衡中探索和前行。
王军说，对中国财政而言，做大蛋糕是前提，而分好蛋糕是关键。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蛋糕越大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取得较快发展，但却因分配领域问题突出，后来就陷入经济停滞、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当竭力防止之。
“公共财政”的民生辩证
如何让民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财政投入是一个重要的现实指标。
2011年，中央财政中直接和密切相关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67.5%。王军对此有着自己的认识：“我们的国家富了，老百姓需要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既要避免走进福利陷阱，更要在当下避免掉入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
《财经国家周刊》：提到“财政”这个词的时候，国外习惯的说法是和“公共”并列，能否谈一谈你对公共财政的理解？
王军：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迫切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财政部开始积极探索推进公共财政建设。
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财政运行机制尽管形式各异，侧重点多样，但其基本模式是相似的。理论界通常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构建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模式称为“公共财政”。
对于公共财政，我的理解是：财政的职能和作用方式要突出法治性、公共性、弥补市场失灵。法治性，即政府的一切收支活动都要纳入法治框架内，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执行，切实做到依法理财、依法行政。公共性，即公共财政主要是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公共利益。弥补市场失灵，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有形的手”，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妥善处理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东部与中西部、投资与消费等方面的关系，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财经国家周刊》：财政部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但社会上也有观点认为目前财政对民生领域特别是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还不够，并且举出一些国家的数据作比较，对此你怎么看？
王军：2011年，全国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支出合计达到38108亿元，增长30.3%；用在农林水利、公共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合计35629亿元。以上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67.5%。另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国财政共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383亿元、医疗卫生支出14966亿元，年均增长分别为20.1%和35.6%，均高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增长比例。
一些人觉得财政对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还不够，人均保障水平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口径方面的差异。比如，我国公布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不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安排的社会保障支出，而在OECD、IMF等国际组织公布的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则将其包括在内。按照可比口径，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将明显提高。
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发达国家交通运输和城乡公共设施体系已比较健全，可以集中更多的财力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加大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投入外，还要不断增加对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城乡社区建设等民生事务的投入。特别是财政收支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虽然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加大民生方面支出，但与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相比确实存在差距。
人均财力水平的差异。我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财政收支总量较大，但人均水平却很低。2011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但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世界排名处于百位之后。民生保障和福利水平恰恰与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密切相关。举个形象的例子，欧美国家好比“两口之家”或“三口之家”，中国可能是“十口之家”，比较时，既要看“两个家庭”的收入总量，更要看人均享受的福利水平，后者肯定比前者有较大差异。
保障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民生支出也是一个动态调整优化的过程。随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的逐步提高，应当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财政收入规模和保障力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在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如何既加大对民生各项事业的投入，又着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王军：你们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既包括财政如何 “做蛋糕”，也包括如何“分蛋糕”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即做大蛋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即分好蛋糕，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需要统筹推进。
做大蛋糕是前提。只有不断做大蛋糕，才能为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更好地分配蛋糕提供物质保障。为此，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主线，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并优化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环境。
分好蛋糕是关键。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不断做大的蛋糕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取得较快发展，但是因分配领域问题突出，后来却陷入经济停滞、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分好蛋糕，有利于保护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为进一步做大蛋糕创造良好条件。分好蛋糕要“三管齐下”：通过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加大就业培训力度和打破垄断等措施，逐步优化初次分配格局；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措施，继续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通过完善相关财税政策，鼓励和引导慈善事业加快发展，进一步发挥好其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当前希腊等一些欧洲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与其社会保障制度有没有直接关系？这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改革有什么警示意义？
王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关国家超越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过于追求高福利，是原因之一。
比如希腊，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平均净替代率，也就是养老金与退休前税后收入的比率，达到111%。而且，希腊基本不存在私营养老金制度。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内在的刚性，而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却具有波动性，由于希腊政府在福利制度建设中大包大揽，加之经济失误和人口老龄化，财政不堪重负，造成了高赤字问题。
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欧洲发达国家不具有可比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形势和目标也不同，我们的主基调仍然是进一步健全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并随着经济发展合理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但是，这些国家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并切实吸取。欧债危机警示我们，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既要进一步积极推进，又要切实增强战略性和前瞻性，真正体现科学发展的要求。在不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要把握好“度”，注重可持续性。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话来讲，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财经国家周刊》：怎样保证社会保障资金发到应得的人手里，防止虚报冒领或挤占挪用？
王军：社会保障资金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必须要管理和使用好。近年来，社会保障资金规模越来越大，对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2012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938亿元，医疗卫生支出7348亿元，分别比2011年决算数增长16.5%和15.7%，均高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增长比例。截至2011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项保险基金滚存结余近3万亿元。为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一道，积极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努力使社会保障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保障对象手中，确保社会保障资金专款专用并花出效益来。
注重建章立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使各项社会保障资金在管理和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实施绩效考评。2011年，财政部组织专门力量，对10个省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10个项目的社会保障资金进行了绩效考评。同时，在社会保障资金分配上逐步加大对考评结果的利用，进一步调动地方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积极性。
力推购买服务。积极推动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养老服务等社会服务，变“养人办事”为“办事养人”。
加强基础建设。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信息化，逐步建设全国一体的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平台，为统一处理各项社会保障业务、加强社会保障资金审核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强化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挤占挪用社会保障资金的行为，并将预算安排与资金使用效益挂钩。同时，大力推进预算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审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医改的“财政阀门”
医疗体制改革作为近些年推进的最主要的社会改革之一，在“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推进过程中，毋庸置疑需要财政的保驾护航，2011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5.8%。
而财政对医改的强力支持，不仅体现在财政投入这一单向支持上，更体现在其“阀门作用”带来的引导效应，身兼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的王军介绍说，财政部门将继续积极运用财税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举办医疗机构，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并建立总额付费、按人头付费和按病种付费等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复合付费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财政部在医改中的角色和定位是怎样的，又如何积极促成和协调医改的推进？
王军：三年多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在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在李克强副总理的直接指挥下，在各地方、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目标。
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部署，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核心理念，积极调整支出结构，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强化资金监管。2009-2011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1516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支出4506亿元，三年新增投入分别达到12409亿元和3679亿元，超额完成了医改实施方案提出的三年新增投入分别达到8500亿元和3318亿元的目标。2011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5.8%，比2008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2010年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达到28.56%，比2008年提高了3.86个百分点。 在强化财力保障的同时，我们还与有关部门一道，大力支持和推进改革。医改启动之初，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推广安徽经验，实行综合改革，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找准了突破口。针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部分地区担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能得到合理补偿的问题，发挥医保基金作用，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后出现的资金缺口实行多渠道补偿。
《财经国家周刊》：为促进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财政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
王军：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卫生事业，是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财政部门积极运用财税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举办医疗机构，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在房屋建设、设备购置及人员培养等方面，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给予扶持。自2010年起，中央财政已将社会力量举办的三级医院纳入临床重点学科建设补助范围；2010年，中央财政还安排补助资金5.5亿元，专项用于支持社会力量举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备购置、维修改造等。此外，对于符合条件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按规定享受中央财政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的补助政策。
支持有关部门采取招标采购等办法，选择由符合条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承担政府下达的支农、支边、对口支援等任务，并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适当补助。
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按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营利性医疗机构按国家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对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捐赠，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公益性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医改必须遵循和坚持的原则。提供公益性服务，既是公立医院的本质要求，也是私立医院的社会责任。无论社会资本办医还是政府办医，政府都要加强监管、做好服务，通过培育规范有序、充分竞争、公平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场，使社会资本办的医疗机构既能从医疗服务市场中获得合理收益，也有积极性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以切实体现公益性。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直接关系到医改的成败，您觉得要如何做好这项工作？
王军：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医改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医疗费用上涨有多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随着收入水平增加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而进一步释放、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持续走高、人口的日益老龄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医疗费用的上涨。
财政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采取措施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努力使政府卫生投入和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让人民群众少花钱看好病。
大力推进医保付费方式改革，发挥医保的控费“阀门”作用。通过建立总额付费、按人头付费和按病种付费等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复合付费机制，推动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降低医疗服务成本。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标准，既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又避免“大处方”、“大检查”造成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北京市正在友谊医院等5家市属医院实施的“将挂号费、诊疗费和药品加成收入改为收取医事服务费”的改革试点，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老有所养”的考验
当老龄化社会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时，“公共财政”就有了一个核心任务——加大投入加快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且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主要表现为“未富先老”、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基数大。面临这样的情势，财政部门在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今年7月1日起提前八年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全覆盖的同时，将继续推动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财经国家周刊》：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挑战，财政部门在支持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方面都采取了哪些举措？
王军：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64年的3.56%上升到1982年的4.81%和2010年的8.87%。
近年来，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大力增加养老保障投入，努力健全养老保障体系。
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居保）制度建设，实现养老保障制度全覆盖。2009—2011年，全国财政共下达新农保和城居保试点补助资金800亿元。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自今年7月1日起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全覆盖，比最初计划提前了八年，这速度在世界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确保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为更好地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9年提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由当时的不到700元提高到目前的约1680元。1998—2011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0739亿元。
《财经国家周刊》：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也是推动实现“老有所养”的重要内容，财政部门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
王军：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养老服务需求的必由之路，是扩大消费和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财政部门将积极运用财税政策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发展。
进一步加大投入。各级政府将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强基层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经费保障能力。充分发挥彩票公益金的作用，增加用于养老服务业的支出。同时，贯彻落实好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创新投入引导机制。统筹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各方力量，在大力发展公办养老机构的同时，采取民办公助、公办民营、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或运营公益性养老机构，构建养老服务业发展长效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史晨对本文亦有贡献）
王军简历
男，汉族，1958年11月生，河南商丘人，197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7年至1992年分别任财政部会计司一处副处长、处长，1992年至1993年任财政部办公厅部长秘书室处长级秘书，1993年至1994年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1994年至1998年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1996年以后主持工作），1998年至2003年9月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2003年9月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2005年10月至2012年4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12年4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