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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1月29日至12月1日，2019年全国高职教育研究论坛在浙江金华召开。论坛围绕中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等主题展开探讨。论坛以“高质量 高水平 高标准”为主题，以“8 4 1”为主要活动方式，即8个主题报告、4个专题（含12个报告）和1场沙龙，致力于和众多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共同思考和探讨推动我国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办学、高标准引领的新思路。
关键词 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36-0029-06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高职教育发展不平凡的一年。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双高计划”），再到《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一系列政策举措，促使高职教育进入“大变革”时代。在新起点上，高等职业教育如何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文件精神，如何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办学与高标准引领，是新形势下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1月29日至12月1日，由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19年全国高职教育研究论坛在金华召开。论坛以“高质量 高水平 高标准”为主题，为高职工作者与研究者分享实践创新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提供了平台，对推进“双高”建设、深化高职内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职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在规模上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1]。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高职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与此同时，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也面临着从规模到质量转变的严峻挑战，与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思考和分析。
2019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石伟平教授以“‘十四五’持续深化改革的背景”为切入点，引出了对办好类型高职教育的思考。他阐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基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建立产教融合国家办学制度。他认为，只有产教融合，企业才有兴趣，才有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二是如何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办好类型的高职教育。他结合“职教20条”改革要求和高职扩招100万的影响，对未来高职形态进行了展望，认为开放入学、分类招生、有教无类将成为我国高职新的特征。三是如何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实行高教“双轨制”。他指出，目前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根源，在于无论是应用型本科还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均“脱胎”于学术型教育模式的DNA。要彻底改变它，需要建立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模式的高职教育体系，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实现高等教育“双轨制”。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离不开扎根中国大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高职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马树超研究员认为，“扎根中国大地”是70年高职教育发展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探询和解答“高职为什么能”的关键所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职教育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形成了覆盖区域更加广泛、分布更加均衡的院校网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区域均衡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高职院校坚持面向地方产业服务行业，注重对接区域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各行各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为产业升级和稳定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高职教育基于独特文化背景，重视育训结合、德技兼修，能够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又能掌握就业技能、乐于就业，为教育生态平衡和学生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體制创新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观念创新是高职改革发展的关键。湖南省教科院职成所所长刘显泽教授围绕“创新”这一关键词，回答了高职教育改革发展“为什么要创新”“如何创新”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他梳理剖析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原因：创新是高职抓住政策红利、把握发展机遇的必然要求，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是回归育人本位的本质要求，是突破人才培养的“均值”不高与“方差”不大、科研能力不强等发展瓶颈的关键因素，是党和人民对职业教育的热切期待。针对高职教育的发展瓶颈和现实需求，他提出了四个“聚焦”：聚焦人才培养、聚焦专业群、聚焦协同创新、聚焦文化建设。
回顾和总结实践发展经验，是全面深化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湖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汪忠明从实践层面对湖南省职教名师培育和“三教”改革进行审视、思考。他系统介绍了湖南省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教师的基本情况，剖析了湖南省工匠精神和职教名师打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进而探讨了如何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深化“三教”改革，并提出以下建议：“教师”为育人根本，要全方位提升教师整体素质;“教材”为育人纲要，要全面提高课程教材质量;“教法”为育人手段，要全员参与教学方式方法创新应用。
二、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
继“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升级优质高职院校”之后，我国高职教育的内涵发展进入了“高原期”[3]。为强化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2019年3月，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提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4]，开启了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新征程。因此，立足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实践和现实诉求，研究探讨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潘海生教授以“双高计划”为背景，对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战略定位与建设逻辑进行了研究。他指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落脚点和载体是专业群，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具有以下特征：高水平产教融合、高水平的技术创新、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高水平的专业带头人、高水平的治理机制、高水平的产业服务能力。他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为例，对专业群的建设逻辑进行深层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每个案例专业群都与区域的产业发展结成了良好的循环发展关系。依靠区域产业成熟背景，在产业、技术和校企合作等方面具备优势。通过专业群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产业的发展，形成专业群与区域的良性互动。
关于如何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仍大多处于迷茫状态。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振洪研究员认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有三个逻辑起点：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新建构;强化服务产业能力的新要求;深化人才培养改革的新应对。他将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主要着力点总结为“四个更加”：更加突出标准制度，从“点上突破”走向“系统改革”;更加强化融合发展，从“专业建设”走向“集群提升”;更加依托实体平台，从“面上合作”走向“同频共振”;更加聚力品牌优势，从“一片平原”走向“形成高峰”。他结合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提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10 1”任务体系，并提出五个关键举措：重构专业体系，打造“一老一幼一制造”三大品牌;适应多元需求，打造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两个高地;聚力体制突破，打造“532”平台的产教融合新格局;系统创设载体，打造标准引领的教育教学改革体系;实施人才项目，打造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
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有力的支持和政策保障。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李鹏以“双高计划”的“书斋式”三问引出了对“双高计划”的思考。他阐释了“双高计划”的政策逻辑，认为“双高计划”的出台，不是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建设项目的继续，而是更高层次的超越和更大程度的革新，是“从优秀到卓越”的巨变。他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双高计划”的战略选择：无论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性还是职业性，抑或类型特色，质量建设才是“双高”的生命线;无论“双高计划”如何筛选，如何淘汰，效率和公平之争是假问题，发展才是“双高”的硬道理;到底是“中国特色”还是“世界水平”的战略选择，要坚持“解决自身问题”和“坚持特色发展”的战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认为，落实“双高计划”需要系统性的政策配套与执行。在实施路径上，他建议坚持“设计 内生”模式，坚持“开放 创新”思路，执行“红线 特色”的标准，实施“兜底 拔尖”的投入，通过“自新 革旧”创造健康发展环境。
2019年4月，高水平高职学校正式启动申报工作。经高职学校自愿申报，省级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审核推荐，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建设咨询专家委员会评审，教育部、财政部审定，共有56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立项。天津大学柯婧秋博士从申报文本的视角出发，运用QSR Nvivo 11.0 软件和SPSS 21.0，对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申报书进行分析。基于量化结果，她对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特征进行归纳，认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存在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政府举办的高职院校是推动我国高职教育质量发展改革的主力军;高水平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高于省生均拨款;C档院校的经费规模均未达到56所院校的平均值;普通高中毕业生是高水平高职院校的主力生源;整体来看A档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数量与结构更为优异。基于文本分析，她指出高水平高职院校都以升级发展水平为根本目标，聚焦国家职业教育改革重点任务，通过转变办学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保障和提高治理水平来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最后，她得出以下结论：体现中国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区域特色多样性，必须坚持动态调整，扶助薄弱地区;要从微观视角看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着力点，突出“软件建设 ”;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实践办学智慧，从而继续保持领跑地位。
在“双高计划”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建设也是当前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教授围绕“制度”“治理”“制度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关键词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制”与“治”进行辨析，深度追问治理之义。她从发展演进的视角进一步剖析高等职业院校的“制”与“治”的发展过程及变化规律。她指出，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到高职“双高计划”，高等职业院校的重心逐步由“制”向“治”转变。在“双高计划”背景下，她提出高等职业院校“制”与“治”之策略，即以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为核心，加强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以健全职校治理体系为支撑，促进职校治理能力提升，把治理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完善治理的运行机制。最后，关于“制”之策，她将其概括为“立制”“执制”“督制”;关于“治”之策，她将其概括为“共治”“善治”“智治”。
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当前，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开展专业群建设的实践探索，但仍存在较严重的认识偏差，存在着专业群组建“随意拉郎配”、专业群整合“形聚而神散”等现象[5]。为此，“双高计划”将专业群建设摆在了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着力建设高水平专业群。高水平专业群是对高职院校传统专业建设范式的一种革命，也是“推进高水平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的基础和关键”[6]，其重要性已经引起职教界的广泛关注。
浙江工业大学刘晓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存在严重滞后产业发展的问题，学界对于两者如何匹配的问题探讨缺乏整体系统的思考。基于此，他借助“发展型式”理论，将产业发展作为需求侧，提出“产业结构—市场需求—产业技术”三维分析框架，从产业目录、产业空间布局、劳动力类别需求、劳动力层次需求、劳动力技能需求五个方面构建出理论分析框架。依据分析框架，他提出三点思考：第一，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如何进一步实现与产业群的精准对接？进一步落实职业教育专业群建设，需要站在一个更为上位的视角，思考专业群的建设是否会带来职业院校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第二，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如何真正做到前瞻于产业发展的步伐？要关注市场配置的作用，从宏观层面牢牢把握产业迭代的趋势，从微观层面需要真正做好校企合作。第三，高职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如何探寻特色化的发展道路？要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 专业群建设关系到高职院校的生存和长远发展，院校如何落实尤为重要。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机械技术学院院长王骏以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剖析了“双高计划”背景下数控技术专业群的建設与实践情况。他介绍了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群的建设基础、建设目标，从深化产教融合、坚持技术引领、创新培养模式、国际交流合作4方面阐述了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群的建设思路。
专业群建构是专业群建设的首要工作，直接决定专业群资源整合的方向和路径，专业群建设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王亚南从政策文件入手梳理了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发展脉络，围绕如何认识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构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他认为专业群建构与区域产业集群应保持动态耦合匹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是一个生态化的过程而不是建造的堆砌。他认为，当前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构存在三个现实误区：“临时抱佛脚”“新瓶装旧酒”“学科化老路”。他从学科技术关联、行业业务关联、组织管理方式三个维度将专业群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形态：学科技术型专业群、复合紧密型专业群、行业聚集型专业群、行业松散型专业群。针对这四种专业群，他借助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构的技术路径：一是产业调研：明晰服务面向的区域产业集群的类型与特征;二是岗位定位：明确区域产业集群内部职业岗位群分布特征;三是建构成群：基于职业岗位群的知识关联组建适宜专业群。
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本届论坛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设为重要议题，聚集各方智慧和力量，对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以在影响和推动我国高职教育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向更高质量发展。
对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辽宁省职教学会常务副会长、辽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高鸿基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首先，他以“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引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从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课程与教材建设等方面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特征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上强调统一性和一致性，以课堂为中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人才评价标准的单一和方法的僵化等。针对上述问题，他提出以下建议：树立以人为本、终身学习、创新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推动人才培养理念向“以学习者为中心”转变。确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改革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建构体现学习者职业能力形成规律的课程体系，创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评价体系。创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培养学习者在教学中主体性意识，真正落实学习者的主体地位。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建设制造强国、在国际上抢占未来的制造业高地，关键要有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李政副研究员通过“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如何对标产业需求”“‘三年职校与四十年生涯’的潜在矛盾”两个问题，引出了对制造业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及其培养的思考。他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遴选了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厂、机床制造厂等13家企业，确定了15名一线技能人才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知识结构进行实证调研，得出以下研究结果：有些知识可以凭借学校去情境化和结构化的整体设计而高效率获得，而有些知识则需要依托职业学校教育与工作场所间的联动机制而获得。他认为职业学校教育对于去情境化知识的学习是非常有优势的，但由于其去情境化的办学思想以及受制于教学环境的客观限制，一些知识只能在职业学校教育阶段实现浅层次的获得。他还指出在职业学校教育阶段中无法获得所有的知识，比如岗位情境性知识。
课程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唐鸣结合智能的时代语境，在透视我国“1 X”课程体系的发展现状基础上，探寻高职“1 X”课程体系进化的新路径。他认为“1 X”课程体系主要包括院校内部专业学习的常规课程、院校内部专业实训的常规课程、院校内部X证书培训的考证课程、面向社会X证书培训的考证课程4种课程形式。他创造性地将编码映射到课程，利用基础编码、复合编码、综合编码3种编码形式编码，促进职教课程体系发展的科学化。他提出了“1 X”课程体系进化的关键思路：要确立用户角度、教师角度和专业发展角度3个观察角度;要认识到“编码”思路之可行，因为职业教育是其唯一载体而不可复制;要逐渐形成学习者模型、技术技能的课程转化链、资源开发生态圈。
五、深化产教融合
2017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7]。当前，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已经具有了表层融合的速度、形式和规模，但是从深层次看，“两张皮”问题还仍然存在，产教融合的深度、广度还远远不足。如何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是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办学、高标准引领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深化产教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霍丽娟教授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承担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的视角审视其主体作用发挥，探寻企业主动参与高职教育的行为规律。她强调深化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内驱力，企业作为主体承担职业教育社会责任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但是，当前企业承担高职教育社会责任仍然存在着重重壁垒和问题，具体表现为：履行高职教育社会责任的动力不足;院校自身支撑企业能力不足，难以作为企业的“高关注”相关方;合作过程中关系性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她提出以下建议：厚植企业承担高职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提高职业院校提供优质资源的能力;加强企业自身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促进行业协会的引领带动作用。最后，她总结了目前我国企业承担高职教育社会责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 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教育，往往离不开企业的深度参与，这是国外职业教育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李俊副教授聚焦德國，构建了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从产业特征、居民收入、公共政策3方面深度挖掘德国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原因。他指出，产业特征决定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影响企业的偏好;居民收入决定居民的教育偏好，从而影响职业教育生源;公共政策影响学校、居民和企业的选择，从而影响企业参与意愿。最后，他提到，国际比较研究要合理借鉴国外经验，最重要的是要促进本土实践。他对德国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提出以下要求：一方面，要更加深入系统地分析德国职业教育，真正从根本上理解德国职业教育所取得成就的根源和这些成就所赖以发生的基础，在德国的语境和现实中把握其本质与核心特征;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认真细致地分析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经验、成就、根源和基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探析其与中国职业教育现实兼容的可能性和途径。
六、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
如何推进职业教育面向未来发展，是本届论坛的重要议题。职业教育面向未来，首先要转变人才培养理念。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系主任吴雪萍教授结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八大理念：一是立德树人。职业教育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二是全面发展。职业教育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三是促进公平。职业教育必须坚持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教育结果公平。四是提高质量。职业教育要提供优质教育，培养让公民过上健康圆满的生活，做出明智决策，能够应对当地和全球挑战的技能、价值观与态度。五是终身学习。职业教育要培养终身学习者、培养终身学习态度、培养终身学习能力。六是开放包容。职业教育要培养全球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全球胜任力。七是知行合一。职业教育要做中学、学中做、工学结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八是可持续发展。职业教育要面向可持续发展，培养可持续发展意识。
职业教育面向未来，要与技术发展变化相适应。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姜大源研究员以“未来已来”“未来未来”“未来当来”3个关键词，引出他对技术发展和未来职业教育的思考。他指出，人类已处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面对技术进步，职业教育也处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他重点分析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三大特征：一是跨界。他指出，企业与学校联姻的跨界合作，是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二是整合。产业与教育链接的需求整合，是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三是重构。共性与个性并蓄的框架重构，是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最后他从哲学的视角进行总结，指出技术发展的变化就在眼前，技术带来的问题也在眼前，技术带来的前景就在眼前，职业教育必须立足当下、审视过去、开创未来。
职业教育面向未来，要加强顶层设计。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政府有必要优化项目制克服院校分化的弊端。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刘云波博士首先从定义、组织形态、实施三个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项目制”这一问题。她选取了2005-2015年间以资助院校（或专业）建设为瞄准对象的四个高职央财重点项目进行实证研究，即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项目、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和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她基于全国高职院校财政性经费投入与院校产出数据，重点分析了获得不同专项项目的高职院校在投入和产出方面的差异，探讨项目制对高职院校分化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项目制具有两面性。项目制具有积极的一面，可以增强组织动员能力、集中资源开展重点建设，建成一批“标杆”高职院校，带动了全国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等。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它加剧了高职院校的分层形塑，诱导高职院校向上争取政府资源。基于以上分析，她认为高职教育面向未来，就要赋予高职院校不同的功能定位，进行内部分类管理：改革评价制度，合理分配项目资源;建立健全高职院校退出机制，提升底层院校实力，以更好地适应高职教育发展。
本届论坛聚焦“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集中展现了中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双高计划”建设、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等领域的最新动态，为高职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分享实践创新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提供了平台，对推进“双高计划”建设、深化高职内涵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质量发展日益成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基调，高水平办学日益成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高标准引领日益成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方向。虽然方向已经明确，但高职教育发展还在路上，高职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更要加强高职教育研究，围绕高职教育亟待深化的基本理论和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办学、高标准引领提供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参 考 文 献
[1]周建松.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基于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J].中国高教研究，2010（11）：73-76.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Z].国发[2019]4号，2019-02-13.
[3]徐国庆.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范型及其建设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8（12）：93-97.
[4]教育部，财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Z].教职成[2019]5号，2019-03-29.
[5]王亚南.打造高水平专业群重在专业资源整合[N].中国教育报，2019-05-07（009）.
[6]平和光.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组建的基本逻辑[J].职业技术教育，2019（19）：1. [7]國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Z].国办发[2017]95号，2017-12-05.
Abstract
关键词 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36-0029-06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高职教育发展不平凡的一年。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双高计划”），再到《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一系列政策举措，促使高职教育进入“大变革”时代。在新起点上，高等职业教育如何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文件精神，如何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办学与高标准引领，是新形势下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1月29日至12月1日，由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19年全国高职教育研究论坛在金华召开。论坛以“高质量 高水平 高标准”为主题，为高职工作者与研究者分享实践创新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提供了平台，对推进“双高”建设、深化高职内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职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在规模上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1]。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高职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与此同时，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也面临着从规模到质量转变的严峻挑战，与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思考和分析。
2019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石伟平教授以“‘十四五’持续深化改革的背景”为切入点，引出了对办好类型高职教育的思考。他阐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基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建立产教融合国家办学制度。他认为，只有产教融合，企业才有兴趣，才有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二是如何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办好类型的高职教育。他结合“职教20条”改革要求和高职扩招100万的影响，对未来高职形态进行了展望，认为开放入学、分类招生、有教无类将成为我国高职新的特征。三是如何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实行高教“双轨制”。他指出，目前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根源，在于无论是应用型本科还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均“脱胎”于学术型教育模式的DNA。要彻底改变它，需要建立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模式的高职教育体系，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实现高等教育“双轨制”。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离不开扎根中国大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高职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马树超研究员认为，“扎根中国大地”是70年高职教育发展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探询和解答“高职为什么能”的关键所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职教育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形成了覆盖区域更加广泛、分布更加均衡的院校网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区域均衡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高职院校坚持面向地方产业服务行业，注重对接区域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各行各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为产业升级和稳定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高职教育基于独特文化背景，重视育训结合、德技兼修，能够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又能掌握就业技能、乐于就业，为教育生态平衡和学生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體制创新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观念创新是高职改革发展的关键。湖南省教科院职成所所长刘显泽教授围绕“创新”这一关键词，回答了高职教育改革发展“为什么要创新”“如何创新”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他梳理剖析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原因：创新是高职抓住政策红利、把握发展机遇的必然要求，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是回归育人本位的本质要求，是突破人才培养的“均值”不高与“方差”不大、科研能力不强等发展瓶颈的关键因素，是党和人民对职业教育的热切期待。针对高职教育的发展瓶颈和现实需求，他提出了四个“聚焦”：聚焦人才培养、聚焦专业群、聚焦协同创新、聚焦文化建设。
回顾和总结实践发展经验，是全面深化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湖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汪忠明从实践层面对湖南省职教名师培育和“三教”改革进行审视、思考。他系统介绍了湖南省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教师的基本情况，剖析了湖南省工匠精神和职教名师打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进而探讨了如何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深化“三教”改革，并提出以下建议：“教师”为育人根本，要全方位提升教师整体素质;“教材”为育人纲要，要全面提高课程教材质量;“教法”为育人手段，要全员参与教学方式方法创新应用。
二、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
继“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升级优质高职院校”之后，我国高职教育的内涵发展进入了“高原期”[3]。为强化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2019年3月，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提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4]，开启了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新征程。因此，立足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实践和现实诉求，研究探讨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潘海生教授以“双高计划”为背景，对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战略定位与建设逻辑进行了研究。他指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落脚点和载体是专业群，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具有以下特征：高水平产教融合、高水平的技术创新、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高水平的专业带头人、高水平的治理机制、高水平的产业服务能力。他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为例，对专业群的建设逻辑进行深层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每个案例专业群都与区域的产业发展结成了良好的循环发展关系。依靠区域产业成熟背景，在产业、技术和校企合作等方面具备优势。通过专业群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产业的发展，形成专业群与区域的良性互动。
关于如何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仍大多处于迷茫状态。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振洪研究员认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有三个逻辑起点：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新建构;强化服务产业能力的新要求;深化人才培养改革的新应对。他将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主要着力点总结为“四个更加”：更加突出标准制度，从“点上突破”走向“系统改革”;更加强化融合发展，从“专业建设”走向“集群提升”;更加依托实体平台，从“面上合作”走向“同频共振”;更加聚力品牌优势，从“一片平原”走向“形成高峰”。他结合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提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10 1”任务体系，并提出五个关键举措：重构专业体系，打造“一老一幼一制造”三大品牌;适应多元需求，打造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两个高地;聚力体制突破，打造“532”平台的产教融合新格局;系统创设载体，打造标准引领的教育教学改革体系;实施人才项目，打造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
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有力的支持和政策保障。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李鹏以“双高计划”的“书斋式”三问引出了对“双高计划”的思考。他阐释了“双高计划”的政策逻辑，认为“双高计划”的出台，不是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建设项目的继续，而是更高层次的超越和更大程度的革新，是“从优秀到卓越”的巨变。他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双高计划”的战略选择：无论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性还是职业性，抑或类型特色，质量建设才是“双高”的生命线;无论“双高计划”如何筛选，如何淘汰，效率和公平之争是假问题，发展才是“双高”的硬道理;到底是“中国特色”还是“世界水平”的战略选择，要坚持“解决自身问题”和“坚持特色发展”的战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认为，落实“双高计划”需要系统性的政策配套与执行。在实施路径上，他建议坚持“设计 内生”模式，坚持“开放 创新”思路，执行“红线 特色”的标准，实施“兜底 拔尖”的投入，通过“自新 革旧”创造健康发展环境。
2019年4月，高水平高职学校正式启动申报工作。经高职学校自愿申报，省级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审核推荐，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建设咨询专家委员会评审，教育部、财政部审定，共有56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立项。天津大学柯婧秋博士从申报文本的视角出发，运用QSR Nvivo 11.0 软件和SPSS 21.0，对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申报书进行分析。基于量化结果，她对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特征进行归纳，认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存在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政府举办的高职院校是推动我国高职教育质量发展改革的主力军;高水平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高于省生均拨款;C档院校的经费规模均未达到56所院校的平均值;普通高中毕业生是高水平高职院校的主力生源;整体来看A档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数量与结构更为优异。基于文本分析，她指出高水平高职院校都以升级发展水平为根本目标，聚焦国家职业教育改革重点任务，通过转变办学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保障和提高治理水平来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最后，她得出以下结论：体现中国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区域特色多样性，必须坚持动态调整，扶助薄弱地区;要从微观视角看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着力点，突出“软件建设 ”;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实践办学智慧，从而继续保持领跑地位。
在“双高计划”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建设也是当前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教授围绕“制度”“治理”“制度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关键词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制”与“治”进行辨析，深度追问治理之义。她从发展演进的视角进一步剖析高等职业院校的“制”与“治”的发展过程及变化规律。她指出，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到高职“双高计划”，高等职业院校的重心逐步由“制”向“治”转变。在“双高计划”背景下，她提出高等职业院校“制”与“治”之策略，即以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为核心，加强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以健全职校治理体系为支撑，促进职校治理能力提升，把治理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完善治理的运行机制。最后，关于“制”之策，她将其概括为“立制”“执制”“督制”;关于“治”之策，她将其概括为“共治”“善治”“智治”。
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当前，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开展专业群建设的实践探索，但仍存在较严重的认识偏差，存在着专业群组建“随意拉郎配”、专业群整合“形聚而神散”等现象[5]。为此，“双高计划”将专业群建设摆在了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着力建设高水平专业群。高水平专业群是对高职院校传统专业建设范式的一种革命，也是“推进高水平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的基础和关键”[6]，其重要性已经引起职教界的广泛关注。
浙江工业大学刘晓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存在严重滞后产业发展的问题，学界对于两者如何匹配的问题探讨缺乏整体系统的思考。基于此，他借助“发展型式”理论，将产业发展作为需求侧，提出“产业结构—市场需求—产业技术”三维分析框架，从产业目录、产业空间布局、劳动力类别需求、劳动力层次需求、劳动力技能需求五个方面构建出理论分析框架。依据分析框架，他提出三点思考：第一，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如何进一步实现与产业群的精准对接？进一步落实职业教育专业群建设，需要站在一个更为上位的视角，思考专业群的建设是否会带来职业院校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第二，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如何真正做到前瞻于产业发展的步伐？要关注市场配置的作用，从宏观层面牢牢把握产业迭代的趋势，从微观层面需要真正做好校企合作。第三，高职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如何探寻特色化的发展道路？要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 专业群建设关系到高职院校的生存和长远发展，院校如何落实尤为重要。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机械技术学院院长王骏以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剖析了“双高计划”背景下数控技术专业群的建設与实践情况。他介绍了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群的建设基础、建设目标，从深化产教融合、坚持技术引领、创新培养模式、国际交流合作4方面阐述了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群的建设思路。
专业群建构是专业群建设的首要工作，直接决定专业群资源整合的方向和路径，专业群建设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王亚南从政策文件入手梳理了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发展脉络，围绕如何认识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构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他认为专业群建构与区域产业集群应保持动态耦合匹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是一个生态化的过程而不是建造的堆砌。他认为，当前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构存在三个现实误区：“临时抱佛脚”“新瓶装旧酒”“学科化老路”。他从学科技术关联、行业业务关联、组织管理方式三个维度将专业群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形态：学科技术型专业群、复合紧密型专业群、行业聚集型专业群、行业松散型专业群。针对这四种专业群，他借助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构的技术路径：一是产业调研：明晰服务面向的区域产业集群的类型与特征;二是岗位定位：明确区域产业集群内部职业岗位群分布特征;三是建构成群：基于职业岗位群的知识关联组建适宜专业群。
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本届论坛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设为重要议题，聚集各方智慧和力量，对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以在影响和推动我国高职教育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向更高质量发展。
对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辽宁省职教学会常务副会长、辽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高鸿基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首先，他以“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引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从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课程与教材建设等方面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特征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上强调统一性和一致性，以课堂为中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人才评价标准的单一和方法的僵化等。针对上述问题，他提出以下建议：树立以人为本、终身学习、创新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推动人才培养理念向“以学习者为中心”转变。确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改革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建构体现学习者职业能力形成规律的课程体系，创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评价体系。创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培养学习者在教学中主体性意识，真正落实学习者的主体地位。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建设制造强国、在国际上抢占未来的制造业高地，关键要有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李政副研究员通过“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如何对标产业需求”“‘三年职校与四十年生涯’的潜在矛盾”两个问题，引出了对制造业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及其培养的思考。他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遴选了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厂、机床制造厂等13家企业，确定了15名一线技能人才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知识结构进行实证调研，得出以下研究结果：有些知识可以凭借学校去情境化和结构化的整体设计而高效率获得，而有些知识则需要依托职业学校教育与工作场所间的联动机制而获得。他认为职业学校教育对于去情境化知识的学习是非常有优势的，但由于其去情境化的办学思想以及受制于教学环境的客观限制，一些知识只能在职业学校教育阶段实现浅层次的获得。他还指出在职业学校教育阶段中无法获得所有的知识，比如岗位情境性知识。
课程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唐鸣结合智能的时代语境，在透视我国“1 X”课程体系的发展现状基础上，探寻高职“1 X”课程体系进化的新路径。他认为“1 X”课程体系主要包括院校内部专业学习的常规课程、院校内部专业实训的常规课程、院校内部X证书培训的考证课程、面向社会X证书培训的考证课程4种课程形式。他创造性地将编码映射到课程，利用基础编码、复合编码、综合编码3种编码形式编码，促进职教课程体系发展的科学化。他提出了“1 X”课程体系进化的关键思路：要确立用户角度、教师角度和专业发展角度3个观察角度;要认识到“编码”思路之可行，因为职业教育是其唯一载体而不可复制;要逐渐形成学习者模型、技术技能的课程转化链、资源开发生态圈。
五、深化产教融合
2017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7]。当前，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已经具有了表层融合的速度、形式和规模，但是从深层次看，“两张皮”问题还仍然存在，产教融合的深度、广度还远远不足。如何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是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办学、高标准引领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深化产教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霍丽娟教授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承担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的视角审视其主体作用发挥，探寻企业主动参与高职教育的行为规律。她强调深化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内驱力，企业作为主体承担职业教育社会责任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但是，当前企业承担高职教育社会责任仍然存在着重重壁垒和问题，具体表现为：履行高职教育社会责任的动力不足;院校自身支撑企业能力不足，难以作为企业的“高关注”相关方;合作过程中关系性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她提出以下建议：厚植企业承担高职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提高职业院校提供优质资源的能力;加强企业自身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促进行业协会的引领带动作用。最后，她总结了目前我国企业承担高职教育社会责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 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教育，往往离不开企业的深度参与，这是国外职业教育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李俊副教授聚焦德國，构建了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从产业特征、居民收入、公共政策3方面深度挖掘德国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原因。他指出，产业特征决定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影响企业的偏好;居民收入决定居民的教育偏好，从而影响职业教育生源;公共政策影响学校、居民和企业的选择，从而影响企业参与意愿。最后，他提到，国际比较研究要合理借鉴国外经验，最重要的是要促进本土实践。他对德国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提出以下要求：一方面，要更加深入系统地分析德国职业教育，真正从根本上理解德国职业教育所取得成就的根源和这些成就所赖以发生的基础，在德国的语境和现实中把握其本质与核心特征;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认真细致地分析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经验、成就、根源和基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探析其与中国职业教育现实兼容的可能性和途径。
六、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
如何推进职业教育面向未来发展，是本届论坛的重要议题。职业教育面向未来，首先要转变人才培养理念。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系主任吴雪萍教授结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八大理念：一是立德树人。职业教育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二是全面发展。职业教育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三是促进公平。职业教育必须坚持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教育结果公平。四是提高质量。职业教育要提供优质教育，培养让公民过上健康圆满的生活，做出明智决策，能够应对当地和全球挑战的技能、价值观与态度。五是终身学习。职业教育要培养终身学习者、培养终身学习态度、培养终身学习能力。六是开放包容。职业教育要培养全球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全球胜任力。七是知行合一。职业教育要做中学、学中做、工学结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八是可持续发展。职业教育要面向可持续发展，培养可持续发展意识。
职业教育面向未来，要与技术发展变化相适应。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姜大源研究员以“未来已来”“未来未来”“未来当来”3个关键词，引出他对技术发展和未来职业教育的思考。他指出，人类已处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面对技术进步，职业教育也处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他重点分析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三大特征：一是跨界。他指出，企业与学校联姻的跨界合作，是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二是整合。产业与教育链接的需求整合，是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三是重构。共性与个性并蓄的框架重构，是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最后他从哲学的视角进行总结，指出技术发展的变化就在眼前，技术带来的问题也在眼前，技术带来的前景就在眼前，职业教育必须立足当下、审视过去、开创未来。
职业教育面向未来，要加强顶层设计。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政府有必要优化项目制克服院校分化的弊端。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刘云波博士首先从定义、组织形态、实施三个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项目制”这一问题。她选取了2005-2015年间以资助院校（或专业）建设为瞄准对象的四个高职央财重点项目进行实证研究，即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项目、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和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她基于全国高职院校财政性经费投入与院校产出数据，重点分析了获得不同专项项目的高职院校在投入和产出方面的差异，探讨项目制对高职院校分化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项目制具有两面性。项目制具有积极的一面，可以增强组织动员能力、集中资源开展重点建设，建成一批“标杆”高职院校，带动了全国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等。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它加剧了高职院校的分层形塑，诱导高职院校向上争取政府资源。基于以上分析，她认为高职教育面向未来，就要赋予高职院校不同的功能定位，进行内部分类管理：改革评价制度，合理分配项目资源;建立健全高职院校退出机制，提升底层院校实力，以更好地适应高职教育发展。
本届论坛聚焦“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集中展现了中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双高计划”建设、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等领域的最新动态，为高职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分享实践创新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提供了平台，对推进“双高计划”建设、深化高职内涵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质量发展日益成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基调，高水平办学日益成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高标准引领日益成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方向。虽然方向已经明确，但高职教育发展还在路上，高职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更要加强高职教育研究，围绕高职教育亟待深化的基本理论和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办学、高标准引领提供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参 考 文 献
[1]周建松.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基于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J].中国高教研究，2010（11）：73-76.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Z].国发[2019]4号，2019-02-13.
[3]徐国庆.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范型及其建设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8（12）：93-97.
[4]教育部，财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Z].教职成[2019]5号，2019-03-29.
[5]王亚南.打造高水平专业群重在专业资源整合[N].中国教育报，2019-05-07（009）.
[6]平和光.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组建的基本逻辑[J].职业技术教育，2019（19）：1. [7]國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Z].国办发[2017]95号，2017-12-05.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