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分别针对高、中、低端市场,就像汽车市场一样。最好的学生和教授聚集在高端大学,一般的去二流,其次到技能型培养大学。要争取让中国大学爬上塔尖,首先就要改革国家的教育体制，简单说一定要用竞争代替管制。中国大学的学位设置、课程、招生,都是统一管理的，但政府高度管制、政府主导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因为政府要面对所有的大学,就只能设立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标准,就低不就高,最后就用管三流大学的办法来管一流大学。这种结构实际上让一些最好的大学被管死了。
　　对中国内地大学而言,“狼”真的来了—潜在的竞争者不仅包括香港高校,还有来自海外的压力。无论对北大、清华,还是南开、复旦,“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没有“山”了,世界变成了平地，竞争对手变成了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也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很多做法都不灵了。
　　外国名校把分店开到家门口,“抢”的不仅是生源。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挑战。高教全球化的内容包括教授市场、学生市场、学术成果市场、融资、教育服务的全球化,其表现为教授在一个全球市场上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价码。大学也是利益相关者组织,这些都呼唤着校长本身也要职业化。
　　跟国外大学比,中国大学校长是个办事员,不能叫校长。真正的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象征,是个外交家,社会活动家,是很丰满的,权力很大。我们总在羡慕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我们后人特别应该学习他们的理念，但他们拥有的权力是我们没有的。
　　现在有些大学在全世界公开招聘副校长,我一直不赞同。应该公开招聘的是校长,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按公开程序选择校长后,给他更大的权力。一个人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为就很受约束。我觉得一定要形成一个校长市场,校长是职业化的,双肩挑是不对的。衡量校长的表现,标准是这所学校的表现,而不是他本人的学术表现。
　　前几年,伦敦经济学院曾收到一笔200万英镑的捐款,捐款人是一位中国公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给国外大学捐款。如果我们做不好,以后中国富人的钱都捐给外国大学了,就像他们选择去外国大学读书一样。除去校友感情等因素之外,捐款人总是希望把钱捐给最好的大学。我们常常抱怨中国教育经费过去两三年占GDP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其实,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去思考,抱怨或许会少很多。大学不能完全靠政府经费和学费,还要靠捐赠。在一个商业发达、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家,大学得到的捐赠比较充足,哈佛大学仅商学院就有15亿美元捐款。而要去争取到这些捐赠款项,校长应该是负有首当其冲的责任,这也要求校长必须职业化。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