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在《蜀道难》中曾经感慨谜一般的古蜀文明。扬雄《蜀王本纪》也曾载“蜀之先王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卑）、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90年代以成都新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四川史前城址群的发现，2000年成都商业街战国船棺墓葬群的发现，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伴随着成都这座古老而又文明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一次次偶然而又必然的考古发现，将一部波澜壮阔的古蜀文明史从起源走向繁荣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

三星惊现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见证

　　过去，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只讲黄河流域由龙山时代到夏商，20世纪70年代扩展到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长江中下游由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扩展到吴越、荆楚等。而80年代成都平原上的考古发现，使人们的眼界大开——原来，长江上游的蜀地在4000多年以前业已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渡。当然，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但文明的曙光已经从成都平原放射出来。而这个突破正是从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开始的。
　　1929年四川广汉市真武宫发现玉石器，1933年正式考古发掘，1980年开始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特别是1986年三星堆1、2号器物坑的相继发现，使成都平原中心地区一种新的文化“三星堆文化”的面貌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三星堆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它源自中原青铜文化但又有浓厚自身文化特质。广汉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文物，铜器中除中原文化常见的尊、罍、瓿、壶、盘等，还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铜像饰，这些铜像饰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种类最丰富、体态最高大、年代最久远的青铜群像。包括凸目人面像、跪坐人像、大型带座立人像、小人像、戴有金面具的人头像、各式头像、人形神像等，另外还有爬龙柱形器、人面像凤鸟饰、鸟形饰、虎形器、蛇形器、兽面具、神树等等。这些出土文物造型奇幻、神秘怪诞、大气恢宏、内涵丰富，一经发现，即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世界第九大奇迹”，其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可与同时期北纬30度上的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世界古文明相媲美。
　　三星堆文化的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大致反映了四川古史传说中的柏灌、鱼凫两个王朝的历史与文明。根据文献记载，在蒲卑以前统治蜀地的古族是鱼凫。关于鱼凫，史籍记载较少，仅《蜀王本纪》有“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九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以及“鱼凫王猎至湔水，便仙去，今庙祀于湔”等寥寥数语。而鱼凫之前的柏灌、蚕丛等古族，由于历史久远，史迹几乎难以寻觅。对浩渺历史典籍传说的索隐钩沉，再结合重要的考古遗迹遗物的二重证据法，虽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历史谜题，却是我们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最科学、最有效的途径。
　　《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还有一个名为烛龙或烛阴的大神。烛龙与蚕丛都是蜀人原始宗教中的尊神。烛龙是开辟神话中的天神，蚕丛是祖先崇拜中的祖宗神。蜀人的天神烛龙和祖神蚕丛都是以“纵目”而闻名，蜀人的族名“蜀”又是以目大而著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纵目”“凸目”“大目”等各类铜像饰。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发现了古城墙，兼有堤防、防御、营建宫室与祭祀神坛等多重功能;信奉以天神、祖灵、神树为中心的“泛萨满教”，以青铜尊、罍和玉石璋、璧、琮为祭器，有政教合一的君主或大祭司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古蜀族由蒙昧状态走向文明高峰的实物见证，也使古蜀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颗璀璨绚烂的瑰宝。

金沙聚落古蜀文明又一发展高峰

　　2001年，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位于成都西郊的一个小村庄——金沙村，这个时候还是一大片广阔的农田，零星地点缀着几处农舍，一条古老的摸底河横穿而过。看起来这里和成都平原其他农村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城市建设的步伐，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个尘封了3000多年的地下宝藏随着现代化机械的轰鸣声悄然打开，无数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破土而出。随后考古人员立即在此区域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确认这是一处面积近15000平方米的古蜀王國的专用祭祀区。整个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多达600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以吨计算，此外还有数千枚的野猪獠牙、鹿角，数万件的陶器。
　　金沙遗址的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大致反映了古蜀蒲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汉晋以后文献记载的传说中，望帝杜宇是蒲卑族最后一个君王。三星堆和金沙引起世人注目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都是那美轮美奂的蜀文化重器——礼器。但两处的礼器也有明显的区别：三星堆礼器群以青铜器见长，金沙礼器群则以金器和玉器独具特色。另外，金沙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等数量众多的石雕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数以吨计的象牙更是罕见。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相距不过40多公里，在如此狭小的一个区域里出现如此众多的代表着高超技艺和政治权力的遗物，不能不说是古蜀文明史上的奇观。就两地出现的灿烂夺目、极富神秘色彩的遗物判断，它们分别是两个权力中心是不容置疑的。从三星堆到金沙是同一文化内两个中心的转移，其内在动力是文明中心所在地环境的变迁与选择，或者是对更广阔的资源和财富的向往，或者是政权的更替。但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并没有使古蜀文明的传统中断或发生转移。历史和考古发掘证明，金沙这一新的文明中心具有更加优越的发展空间。
　　与三星堆遗址相比，金沙遗址具有明确的规划和不同的功能区域。如果说金沙村是这一新的文明中心的祭祀区（权力中心），而紧邻其北部的黄忠村则是宫殿区和生活区。黄忠村的繁盛时期也在西周，它以丰富、全面的聚落形态种类具有了文明中心的主要内核：窖穴（灰坑）、窑址、墓葬、房址（黄忠村三合花园地点发现5座房址，最大的一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5座房址布局极有规律，可能为一组建筑，为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等，而金沙村—黄忠村两地直线距离仅700余米，如果将它作为一个大的聚落载体来考察，其完整成熟的功能分区，代表着古蜀文明又一发展高峰。

三星堆和金沙多种文明交流的前沿

　　金沙遗址兴盛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此时恰与三星堆的衰落时间相接踵，可以说金沙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均为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金沙遗址秉承了三星堆突出“神灵”“祖灵”的传统，也突出了对太阳的尊崇。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厚度仅0.02毫米、重量20克的“太阳神鸟金箔”为一个圆形的图案，由内外两部分图案组成，内圈是顺时针旋转的太阳，太阳的光芒由顺时针旋转的12道镂空的弧形芒线构成，象征着旋动的天体，引导着生命的轮回;外圈是逆时针飞翔的四只神鸟，首尾相接，围绕着太阳逆时针飞翔。这件金箔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日中星鸟”等神话传说故事，体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及神鸟的强烈崇拜。

　　古蜀人虔诚地将黄金——这一人世间唯一拥有太阳光芒的物质，锤炼成“太阳神鸟”的时候，他们也许无法想到在3000多年以后的今天，它将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传遍中华大地。

　　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是远古人类共有的习俗。日出日落、昼夜变化、四季更替，让远古人类直接感受到了太阳的强大力量。从埃及的“霍鲁斯”到古希腊的阿波罗，从印度的“因陀罗”到古玛雅的太阳神庙，无一不是表现着古人对太阳的尊崇。中国古代的先民们还常常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太阳鸟就是阳鸟和凤凰，凤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阳鸟的形状，被赋予了美丽辉煌和崇高无上的含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话，东方民族的鸟生传说，凤鸣岐山的历史典故，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汉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都与太阳和凤凰有着密切的关系。古蜀人虔诚地将黄金——这一人世间唯一拥有太阳光芒的物质，锤炼成“太阳神鸟”的时候，他们也许无法想到在3000多年以后的今天，它将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传遍中华大地。人们在庆幸找到三星堆余脉之时，也似乎找到了成都城市文化的DNA。金沙遺址的发现将成都的建城史由2300年推进到3000多年。
　　金沙的玉器也有其独特而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体现出受到长江中下游早期文化、黄河上中游地区等多种玉器的深刻影响。如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十节玉琮，来自4000多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如果今天我们站在欧亚文明体系来看，三星堆和金沙并非偏远之地，它反而处在这个中西文化或者中外文明交流的前沿。
　　古蜀文明在夏商周时期曾辉煌上千年，它北与中原进行双向交流，东化荆楚，西涵“藏彝走廊”，南通南中、东南亚并与西亚交往。但在短促的强光闪烁之后似乎很快消融，到了西周末期至春秋时期突然黯淡失色。战国时期引进了巴文明，形成了巴蜀文化发展的又一个峰点。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古蜀文化体系逐渐被西北来的秦文化与东南来的楚文化所涵化，消融在中华大文化区之内。秦汉以后的蜀文化只是一种广义的地方性文化，它有继承古蜀传统，保持固有文化面貌的一面，但它与其他地方性文化之间，已由“大异小同”演化为“大同小异”，失去了特质。
　　◎ 来源|光明日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