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2009年9月3日的报道说，“在西方，很多60岁的人都已经退休了。但中国共产党依旧强壮。强壮，绝对是个正确的形容词。值此全球金融危机之时，北京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以庆祝这个共产国家建立60周年。一份主要报纸断言，‘这是一个威慑国内国外敌对势力的有效方法’。这一庆典明确显示了中国既不害怕花钱也不在乎为了庆典活动实现大规模的管制……除了常规的洲际导弹、坦克、战斗机，中国还有很多新东西要向世人展现，毕竟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都呈两位数地增长。”
　　《经济学家》的这则报道代表了大多数外国媒体对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庆典的态度。外国媒体看到更多的，不是喜庆而是中国的财富与军备带来的威胁。 　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9月17日的报道认为： “尽管这个巨大的狂欢尽力表现喜庆的氛围，但很难不让人想到党的巨大控制力。机器人一样的士兵一排排地从站在观礼台上的面无表情的领导人面前走过，这就是北京通常给人的印象。而这个印象与中国政府极力塑造的现代、和平的形象有所冲突。”
　　一如既往，外媒对于中国的重大活动似乎永远不吝惜批评和讽刺。对于北京街面上警力的增加，入京旅游的限制和长安街两边为国庆彩排而采取的戒严行动，外国记者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虽然最有资格不满的北京市民都表示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不过，在一片不友善的声音中，也不乏中肯的评论与建议。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shambaugh教授在2009年9月28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详细论述了他所亲历的，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的变化：
　　“我每年都会访问中国，并住上一段时间，这使我有幸见证了中国从1979年以后巨大的变化。”在这30年间Shambaugh教授看到过残留在大街小巷的“文革”标语，访问过“文革”时期受到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感受过80年代的开发和90年代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
　　“当我们总结这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录是复杂的。他们的成就是重大的，但这些成就也同时造成了新的问题和考验。中国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但它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公认。外向型经济带来的是制造业的繁荣，中国俨然成为世界制造业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了大规模地向外投资，以至于很多人寄希望于中国引领世界走出此次的金融危机。但经济的成就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在经济数据节节攀升的同时，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也在中国不断增加。
　　6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容置疑。人均寿命在增加，婴儿死亡率明显减少。在这个国家不但基本扫除了文盲，大学入学率和出国留学比例也大大提高。尽管外媒依旧质疑中国的言论自由，Shambaugh教授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同时，中国也成为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亿人口流动在城乡之间。
　　Shambaugh教授同时批驳了关于中国政治改革停滞的主流观点。在与中国官员几十年的交往中，他发现中国当代的官员与党员，素质更高，受教育程度更深，专业技能更强。官员任免也更加唯才是举。更重要的是，这些官员已经很少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工作，并以开放的态度吸取历史上或国际上的良好经验。威胁中共统治权威的最大挑战不是政体改革，而是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的缺失。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曾几何时，中国是一个被摒除于国际交流之外的，但现在它已经成为国际间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在最近几次大的灾害中，都向受灾国提供了物质和资金的帮助。加入和不扩散组织更显示了中国国际合作的态度。然而，即便中国没有和任何国家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它的崛起在欧、美、拉各国民众眼中往往带着负面的讯息，这使得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步步维艰。
　　中国的成就值得庆祝，但中国面对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一个甲子的轮回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自己喜忧参半的耳顺之年。欢庆与喜悦之后，也许是该反思一下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郎朗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