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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后期，都昌出现了一个反共“五人团”。围绕“五人团”，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从武汉国民政府延续到南京国民政府，历时四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江西外来势力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五人团”窃取都昌大权
1926年11月10日，北伐军攻进都昌县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都昌县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抓紧发展组织。一些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人物，都先后加入了国民党。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中大部分人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县党部执委、县城高小教员周新亚。他出身豪门，父辈兄弟六人多系土豪劣绅，受到革命的威胁，所以他公开反对农工运动，抵制县党部的正确决定。此时，蒋介石的亲信、“AB”团头目段锡朋已经把黑手伸到了都昌，网罗反革命势力，周新亚成了“AB”团在都昌的骨干。他有恃无恐，进行着反革命活动。
周新亚因与其六叔、左里大劣绅周创初来往密切，在1927年2月的一次县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上遭到指控。共产党员、县党部执委、县农协常委刘肩三，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省民政厅长姜济寰的学生谢宝树，先后在会上严厉批评周新亚“破坏农工运动，助恶为虐，忘记总理扶助农工之遗训，做出背叛党国之事”。会上决定，撤销周新亚的县党部商人部部长职务，由县党部执委降为监委。周极为不满，便“秘密组织纯粹忠实同志多人以图将祸县罪魁谢（宝树）、刘（肩三）诸逆扑灭（1927年10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公函《第59号》语）”。
周新亚被撤职不久，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二师师长刘士毅在都昌汪家墩的家被列为土豪劣绅，其三伯父刘修吾被游斗。刘士毅的亲信、都昌县人民自卫军副队长刘天成怀恨在心，当即告之在赣州的刘士毅。刘士毅即电告都昌县党部，指责刘肩三等是“过激主义”，要“誓灭此僚”。到1927年4月，以周新亚、刘天成、吴秋阳、邵继先、江晓初为首的反共“五人团”基本形成。他们竭力拉拢都昌县长汤之聘。汤之聘两不得罪，以赴赣州治病为由，一走了之。县党部召开革命团体负责人会议，推荐谢宝树为都昌县长，经省民政厅批准，谢于5月21日上任。
1927年6月5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发出“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指令。刘士毅即派儿子刘国华回都昌，策动刘天成公开叛变。朱培德的指令也于9日上午到达都昌县政府总务股长杨业涛手里，杨将指令交给刘天成，由刘逼着谢宝树执行。此时，兼任人民自卫军队长的刘肩三等在南昌开会未归，军队完全被副队长刘天成所控制。当天中午，城门紧闭，满城戒严，刘天成带领自卫军冲进县党部、总工会、农协、妇协等，将共产党员、县党部执委王叔平，县农协常委陆方奇，执委严启元、刘乙照、谭和、刘述尧、刘书炳等捆绑起来，严刑拷打，投入监狱。县长谢宝树也于11日被逼走南昌。
6月14日，周新亚主持召开全县国民党员大会，宣布改组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国民党都昌县清查委员会，周为主任委员，“五人团”其他人为委员。将自卫军改成保安队，刘天成任队长，邵继先任公安局长兼副队长，吴秋阳任商会会长，江晓初任财政局长，周新亚兼小学校长，并拥杨业涛为县长，全县一切大权被“五人团”所掌控。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农协负责人，通缉33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与“五人团”的曲折斗争
6月13日，中共都昌县委领导人刘越（书记）、向先鹏（宣传部长）、刘聘三（工委书记）赶到南昌，与在南昌的县委组织部长兼农委书记刘肩三、县长谢宝树会合，分头向中共江西省委和国民党代省主席、省民政厅长姜济寰汇报都昌事变经过。并根据省委指示，书面上报武汉国民政府和省政府、省党部。
6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以《都昌事变详情——县长谢宝树被迫来省，都昌在反动恐怖中》为题，对“五人团”叛变经过作了详细披露。同一天，省政府、省党部电令都昌县政府，责其立即放人和解散“都昌县清党委员会”。“五人团”只好将被捕人员释放，将“清党委员会”改成“党务维持委员会”，以避其锋。又被省党部察觉，严令解散。代理县长杨业涛一看情况不妙，于7月11日晚弃职潜走。“五人团”又把刚上任的司法委员金教诞扶上了代理县长宝座。姜济寰很气愤，在谢宝树、向先鹏的要求下，决定派驻湖口的国民党江西水上公安局长兼游击队第三支队长谢式楠率兵惩办“五人团”。
7月22日，谢式楠、谢宝树和向先鹏率领两个水警中队200余人，分乘十余条帆船从湖口出发，乘风前进。午后分两路登陆，攻打都昌县城。刘天成、邵继先率领保安队以商店楼房作屏障，拼命抵抗，结果引起火灾，数十间店铺被焚，“五人团”弃城而逃。谢式楠等率部进城，安定市面，因江西形势还不明朗，当晚退驻吴城，以静观动。
8月1日，姜济寰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后的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二谢受到鼓舞，2日率部进入都昌县城，3日，谢宝树继续履行县长职责。
此前的7月下旬，周新亚、吴秋阳写信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告状，指控刘肩三、谢宝树为“祸县罪魁”，致使都昌“械斗不绝，逮捕不息，无绅不劣，有土皆豪”，谢式楠“带匪军数百人，冲锋进城，纵火以乱我军，从东街永昌布号延烧至白凤楼计七十余家，共损失数十万元”，要求“国民政府迅令援赣义师剿灭共孽，并将该逆谢刘等通电缉拿”。
8月中旬，南京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将“五人团”的报告批转江西省政府，要求迅速派员查清。省主席朱培德已因派兵攻打都昌县城一事，涉嫌支持共产党，接到报告后即派第三军二十团七营副营长王汝荃率部进驻都昌，并委任肖蕴刚为都昌县长，责其“切实查明都昌焚杀惨案始末”，限期报告。此时，姜济寰因参加南昌起义遭到通缉，谢式楠已率部返回吴城，谢宝树也悄悄离开都昌，行前留一纸函，指定县政府总务股长戴崇让代理县长。
9月中旬，肖蕴刚赴都昌上任，经过调查，于10日上旬向省政府写出万言报告，把都昌所谓“焚杀惨案”的主要责任推到姜济寰和二谢身上。谢宝树离开都昌后，曾向省政府报告都昌焚烧事件的经过，说是刘天成“知不敌，遂劫掠放火，各自溃走”，但肖蕴刚硬说谢是推卸责任。上个世纪60年代初，笔者曾经调查过此事，都说是刘天成等为了逃命，拖住扑城队伍，不惜浇煤油点燃东街永昌布号，连烧四十余家店铺，烈焰腾空，哭声震地，扑城队伍放弃追歼，组织救火。孰真孰假，实难断定。
11月9日，省政府将肖蕴刚的报告正式上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17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转江西省政府的报告，全国通缉谢宝树、谢式楠，责令务获拿办。
肖蕴刚上任后，经过多方了解，对“五人团”的劣迹有所察觉，但自己要在都昌站住脚，只能分而治之。周新亚、江晓初还是继续分别担任党务维持委员会主任和财政局长，邵继先改任田粮处长。刘天成已赴宁，肖蕴刚不准他再行回县，以免再滋事端。肖对吴秋阳印象最坏，认为他心术不正，为人阴险，限他以后不得干预地方公事，以防患于未然。
“五人团”对肖蕴刚调查“都昌焚杀惨案”，开始很高兴，左右迎合，百般讨好，认为这次反共有功，今后都昌定是他们的天下。想不到结果是刘天成不准再行回县，吴秋阳不得干预地方公事。“五人团”岂肯罢休。周新亚利用原“AB”团的老关系，到省政府、省党部告肖的状。吴秋阳则伪造历史，刁难威逼。“五人团”又得到南京方面的支持，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肖蕴刚逼走，又用同样的办法，逼走继任县长孙泽民。吴秋阳还是任商会会长，刘天成被从南京召回任警察中队长。
这段时间，“五人团”窃弄政柄，横行都邑，蹂躏乡里，为所欲为。尤其是吴秋阳，以粮枢为私库，横行无忌，全县粮库五处，他一家就占了三处。“五人团”劣迹昭著，不仅久为全县人民所不齿，也遭到旅省同乡和国民党朝野人士的唾骂。
整治“五人团”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规定各地党部一律停止活动，由上面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员重新登记。省政府、省党部认为，这是整治“五人团”的好机会。4月，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即派周梦昌赴都昌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以代替“五人团”的党务维持委员会。周梦昌原是共产党员，与“五人团”有旧隙，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任黎川县政府科长。周梦昌赴都昌上任后，成立国民党都昌党务指导委员会，周任主任委员，沈懋楠、彭逸陶等为委员，把“五人团”排除在指委会之外，并由周梦昌代替了周新亚的县立小学校长职务。这下惹怒了“五人团”，乃收买流氓打手，围攻县党部，搜捕抢夺，威逼周梦昌离县。周梦昌险遭不测，深感势单力薄，向省党部请求调离都昌。
1929年初，省民政厅长杨赓笙将余干县长杨祖厘调任都昌县长，县政府与县党部通力合作，对付“五人团”。杨祖厘带来了省民政厅关于撤销刘天成职务的密令。为防止刘天成发动兵变的故伎重演，杨以检阅为名，趁其不备，撤了刘天成中队长的职务，刘天成从此离开了都昌。杨祖厘开始调查“五人团”的劣迹，发现周新亚侵吞县立中心小学校款数百元，江晓初侵吞田亩捐六七百元，吴秋阳伪造资格威逼前县长肖蕴刚、孙泽民等。于是召集行政会议，宣布“五人团”犯罪确切证据，上报省政府，并奉省民政厅、财政厅函令，撤销江晓初财政局长、邵继先田粮处长职务。
“五人团”还不甘心失败，周新亚及其党羽四处活动。周新亚通过刘士毅的亲信刘少樵等11人，给国民政府蒋介石和江西省政府鲁涤平写信，指控“周梦昌勾结沈懋楠、彭逸陶蒙蔽登记，获选指委，到县继续共党工作，至上层指挥者杨祖厘。都昌县指委会成立之日，即中国共产党都昌县青年团活动之时”。但这次告状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周梦昌被杀之谜
1929年11月4日深夜，周梦昌在后垅村家中被杀。第二天舆论哗然，都说周梦昌被“五人团”杀死。县公安局、保安队四处搜捕凶手，看见牛皮匠牛桃林等满身是血，即提来审讯，苦打成招，供认是吴秋阳等人收买杀死周的。公安局又将吴家人提来审讯，也都供认不讳。县政府、县党部本来就怀疑周是“五人团”杀的，现又有人证物证，即认定“五人团”杀死周梦昌，将铅印的“周梦昌惨死真相”小册子发到全省各地，登报通缉“五人团”。吴秋阳逃往上海，周新亚逃到余干，邵继先、江晓初也逃离都昌。
周梦昌之死还有一说，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所为。上个世纪60年代初，曾任中共都昌县委书记的刘梦松回忆说，当周梦昌到都昌上任时，中共江西省委曾通知赣东北特委转告都昌党组织，注意周的动向。因党团县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事，周梦昌很不满，扬言要把这些党团员一网打尽。县委闻讯，请示上级，将周除掉。由于年代久远，刘的回忆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笔者对此怀疑。周梦昌虽已脱党，但他出任县城小学校长时，对小学教员刘梦松（中共都昌县委书记）、吴士衡（共青团都昌县委书记）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很清楚的，但都相处得很好。不仅如此，他还同意把中共都昌县委委员吴士衡、高致鹤等安排在县党部当指委。为此，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主任阮啸仙在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还批评了都昌县委这一作法，说“都昌还是国共合作形式，县委兼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当时，都昌县委领导人正是以国民党都昌县指委和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的。难道就因周梦昌说了一句威胁共产党的话，都昌县委不惜暴露，不经上级党组织同意（时间也来不及），就冒然将周处死？
1930年3月6日，吴秋阳将自己“被诬陷杀害周梦昌”一事，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申诉，要求“迅派廉明正直大员莅县彻查”。他在申诉中提出一个土匪杀周的可能性。对吴的申诉，上面是否派人调查，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 晏蔚青
“五人团”窃取都昌大权
1926年11月10日，北伐军攻进都昌县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都昌县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抓紧发展组织。一些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人物，都先后加入了国民党。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中大部分人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县党部执委、县城高小教员周新亚。他出身豪门，父辈兄弟六人多系土豪劣绅，受到革命的威胁，所以他公开反对农工运动，抵制县党部的正确决定。此时，蒋介石的亲信、“AB”团头目段锡朋已经把黑手伸到了都昌，网罗反革命势力，周新亚成了“AB”团在都昌的骨干。他有恃无恐，进行着反革命活动。
周新亚因与其六叔、左里大劣绅周创初来往密切，在1927年2月的一次县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上遭到指控。共产党员、县党部执委、县农协常委刘肩三，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省民政厅长姜济寰的学生谢宝树，先后在会上严厉批评周新亚“破坏农工运动，助恶为虐，忘记总理扶助农工之遗训，做出背叛党国之事”。会上决定，撤销周新亚的县党部商人部部长职务，由县党部执委降为监委。周极为不满，便“秘密组织纯粹忠实同志多人以图将祸县罪魁谢（宝树）、刘（肩三）诸逆扑灭（1927年10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公函《第59号》语）”。
周新亚被撤职不久，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二师师长刘士毅在都昌汪家墩的家被列为土豪劣绅，其三伯父刘修吾被游斗。刘士毅的亲信、都昌县人民自卫军副队长刘天成怀恨在心，当即告之在赣州的刘士毅。刘士毅即电告都昌县党部，指责刘肩三等是“过激主义”，要“誓灭此僚”。到1927年4月，以周新亚、刘天成、吴秋阳、邵继先、江晓初为首的反共“五人团”基本形成。他们竭力拉拢都昌县长汤之聘。汤之聘两不得罪，以赴赣州治病为由，一走了之。县党部召开革命团体负责人会议，推荐谢宝树为都昌县长，经省民政厅批准，谢于5月21日上任。
1927年6月5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发出“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指令。刘士毅即派儿子刘国华回都昌，策动刘天成公开叛变。朱培德的指令也于9日上午到达都昌县政府总务股长杨业涛手里，杨将指令交给刘天成，由刘逼着谢宝树执行。此时，兼任人民自卫军队长的刘肩三等在南昌开会未归，军队完全被副队长刘天成所控制。当天中午，城门紧闭，满城戒严，刘天成带领自卫军冲进县党部、总工会、农协、妇协等，将共产党员、县党部执委王叔平，县农协常委陆方奇，执委严启元、刘乙照、谭和、刘述尧、刘书炳等捆绑起来，严刑拷打，投入监狱。县长谢宝树也于11日被逼走南昌。
6月14日，周新亚主持召开全县国民党员大会，宣布改组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国民党都昌县清查委员会，周为主任委员，“五人团”其他人为委员。将自卫军改成保安队，刘天成任队长，邵继先任公安局长兼副队长，吴秋阳任商会会长，江晓初任财政局长，周新亚兼小学校长，并拥杨业涛为县长，全县一切大权被“五人团”所掌控。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农协负责人，通缉33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与“五人团”的曲折斗争
6月13日，中共都昌县委领导人刘越（书记）、向先鹏（宣传部长）、刘聘三（工委书记）赶到南昌，与在南昌的县委组织部长兼农委书记刘肩三、县长谢宝树会合，分头向中共江西省委和国民党代省主席、省民政厅长姜济寰汇报都昌事变经过。并根据省委指示，书面上报武汉国民政府和省政府、省党部。
6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以《都昌事变详情——县长谢宝树被迫来省，都昌在反动恐怖中》为题，对“五人团”叛变经过作了详细披露。同一天，省政府、省党部电令都昌县政府，责其立即放人和解散“都昌县清党委员会”。“五人团”只好将被捕人员释放，将“清党委员会”改成“党务维持委员会”，以避其锋。又被省党部察觉，严令解散。代理县长杨业涛一看情况不妙，于7月11日晚弃职潜走。“五人团”又把刚上任的司法委员金教诞扶上了代理县长宝座。姜济寰很气愤，在谢宝树、向先鹏的要求下，决定派驻湖口的国民党江西水上公安局长兼游击队第三支队长谢式楠率兵惩办“五人团”。
7月22日，谢式楠、谢宝树和向先鹏率领两个水警中队200余人，分乘十余条帆船从湖口出发，乘风前进。午后分两路登陆，攻打都昌县城。刘天成、邵继先率领保安队以商店楼房作屏障，拼命抵抗，结果引起火灾，数十间店铺被焚，“五人团”弃城而逃。谢式楠等率部进城，安定市面，因江西形势还不明朗，当晚退驻吴城，以静观动。
8月1日，姜济寰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后的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二谢受到鼓舞，2日率部进入都昌县城，3日，谢宝树继续履行县长职责。
此前的7月下旬，周新亚、吴秋阳写信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告状，指控刘肩三、谢宝树为“祸县罪魁”，致使都昌“械斗不绝，逮捕不息，无绅不劣，有土皆豪”，谢式楠“带匪军数百人，冲锋进城，纵火以乱我军，从东街永昌布号延烧至白凤楼计七十余家，共损失数十万元”，要求“国民政府迅令援赣义师剿灭共孽，并将该逆谢刘等通电缉拿”。
8月中旬，南京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将“五人团”的报告批转江西省政府，要求迅速派员查清。省主席朱培德已因派兵攻打都昌县城一事，涉嫌支持共产党，接到报告后即派第三军二十团七营副营长王汝荃率部进驻都昌，并委任肖蕴刚为都昌县长，责其“切实查明都昌焚杀惨案始末”，限期报告。此时，姜济寰因参加南昌起义遭到通缉，谢式楠已率部返回吴城，谢宝树也悄悄离开都昌，行前留一纸函，指定县政府总务股长戴崇让代理县长。
9月中旬，肖蕴刚赴都昌上任，经过调查，于10日上旬向省政府写出万言报告，把都昌所谓“焚杀惨案”的主要责任推到姜济寰和二谢身上。谢宝树离开都昌后，曾向省政府报告都昌焚烧事件的经过，说是刘天成“知不敌，遂劫掠放火，各自溃走”，但肖蕴刚硬说谢是推卸责任。上个世纪60年代初，笔者曾经调查过此事，都说是刘天成等为了逃命，拖住扑城队伍，不惜浇煤油点燃东街永昌布号，连烧四十余家店铺，烈焰腾空，哭声震地，扑城队伍放弃追歼，组织救火。孰真孰假，实难断定。
11月9日，省政府将肖蕴刚的报告正式上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17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转江西省政府的报告，全国通缉谢宝树、谢式楠，责令务获拿办。
肖蕴刚上任后，经过多方了解，对“五人团”的劣迹有所察觉，但自己要在都昌站住脚，只能分而治之。周新亚、江晓初还是继续分别担任党务维持委员会主任和财政局长，邵继先改任田粮处长。刘天成已赴宁，肖蕴刚不准他再行回县，以免再滋事端。肖对吴秋阳印象最坏，认为他心术不正，为人阴险，限他以后不得干预地方公事，以防患于未然。
“五人团”对肖蕴刚调查“都昌焚杀惨案”，开始很高兴，左右迎合，百般讨好，认为这次反共有功，今后都昌定是他们的天下。想不到结果是刘天成不准再行回县，吴秋阳不得干预地方公事。“五人团”岂肯罢休。周新亚利用原“AB”团的老关系，到省政府、省党部告肖的状。吴秋阳则伪造历史，刁难威逼。“五人团”又得到南京方面的支持，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肖蕴刚逼走，又用同样的办法，逼走继任县长孙泽民。吴秋阳还是任商会会长，刘天成被从南京召回任警察中队长。
这段时间，“五人团”窃弄政柄，横行都邑，蹂躏乡里，为所欲为。尤其是吴秋阳，以粮枢为私库，横行无忌，全县粮库五处，他一家就占了三处。“五人团”劣迹昭著，不仅久为全县人民所不齿，也遭到旅省同乡和国民党朝野人士的唾骂。
整治“五人团”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规定各地党部一律停止活动，由上面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员重新登记。省政府、省党部认为，这是整治“五人团”的好机会。4月，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即派周梦昌赴都昌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以代替“五人团”的党务维持委员会。周梦昌原是共产党员，与“五人团”有旧隙，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任黎川县政府科长。周梦昌赴都昌上任后，成立国民党都昌党务指导委员会，周任主任委员，沈懋楠、彭逸陶等为委员，把“五人团”排除在指委会之外，并由周梦昌代替了周新亚的县立小学校长职务。这下惹怒了“五人团”，乃收买流氓打手，围攻县党部，搜捕抢夺，威逼周梦昌离县。周梦昌险遭不测，深感势单力薄，向省党部请求调离都昌。
1929年初，省民政厅长杨赓笙将余干县长杨祖厘调任都昌县长，县政府与县党部通力合作，对付“五人团”。杨祖厘带来了省民政厅关于撤销刘天成职务的密令。为防止刘天成发动兵变的故伎重演，杨以检阅为名，趁其不备，撤了刘天成中队长的职务，刘天成从此离开了都昌。杨祖厘开始调查“五人团”的劣迹，发现周新亚侵吞县立中心小学校款数百元，江晓初侵吞田亩捐六七百元，吴秋阳伪造资格威逼前县长肖蕴刚、孙泽民等。于是召集行政会议，宣布“五人团”犯罪确切证据，上报省政府，并奉省民政厅、财政厅函令，撤销江晓初财政局长、邵继先田粮处长职务。
“五人团”还不甘心失败，周新亚及其党羽四处活动。周新亚通过刘士毅的亲信刘少樵等11人，给国民政府蒋介石和江西省政府鲁涤平写信，指控“周梦昌勾结沈懋楠、彭逸陶蒙蔽登记，获选指委，到县继续共党工作，至上层指挥者杨祖厘。都昌县指委会成立之日，即中国共产党都昌县青年团活动之时”。但这次告状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周梦昌被杀之谜
1929年11月4日深夜，周梦昌在后垅村家中被杀。第二天舆论哗然，都说周梦昌被“五人团”杀死。县公安局、保安队四处搜捕凶手，看见牛皮匠牛桃林等满身是血，即提来审讯，苦打成招，供认是吴秋阳等人收买杀死周的。公安局又将吴家人提来审讯，也都供认不讳。县政府、县党部本来就怀疑周是“五人团”杀的，现又有人证物证，即认定“五人团”杀死周梦昌，将铅印的“周梦昌惨死真相”小册子发到全省各地，登报通缉“五人团”。吴秋阳逃往上海，周新亚逃到余干，邵继先、江晓初也逃离都昌。
周梦昌之死还有一说，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所为。上个世纪60年代初，曾任中共都昌县委书记的刘梦松回忆说，当周梦昌到都昌上任时，中共江西省委曾通知赣东北特委转告都昌党组织，注意周的动向。因党团县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事，周梦昌很不满，扬言要把这些党团员一网打尽。县委闻讯，请示上级，将周除掉。由于年代久远，刘的回忆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笔者对此怀疑。周梦昌虽已脱党，但他出任县城小学校长时，对小学教员刘梦松（中共都昌县委书记）、吴士衡（共青团都昌县委书记）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很清楚的，但都相处得很好。不仅如此，他还同意把中共都昌县委委员吴士衡、高致鹤等安排在县党部当指委。为此，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主任阮啸仙在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还批评了都昌县委这一作法，说“都昌还是国共合作形式，县委兼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当时，都昌县委领导人正是以国民党都昌县指委和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的。难道就因周梦昌说了一句威胁共产党的话，都昌县委不惜暴露，不经上级党组织同意（时间也来不及），就冒然将周处死？
1930年3月6日，吴秋阳将自己“被诬陷杀害周梦昌”一事，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申诉，要求“迅派廉明正直大员莅县彻查”。他在申诉中提出一个土匪杀周的可能性。对吴的申诉，上面是否派人调查，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