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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知假买假”的商事法律关系中，知假买假人应为消费者。这一现象的发生在于商主体责任意识的欠缺，只有在法律上对商主体特别对待，在法律层面上规范商主体的责任，才能有效实现对民事主体的保护。
关键词：知假买假；消费者；商主体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8-0238-01
作者简介：罗莉娜（1983-），女，河南安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13级民商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一、现象分析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实施以来，为了得到商家的赔偿，某些消费者在明知所买的物品是假冒伪劣商品的情况下仍然购买，这种以盈利为目的行为就被称为“知假买假”。这种现象的时有发生，使人们对“知假买假”行为应否受法律保护莫衷一是。支持者认为消费者应从立法本意进行分析，予以目的解释，知假买假人属于消费者。反对者则认为应对消费者做文意解释，将知假买假人排除在消费者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对食品药品的“知假买假”行为受法律保护。
本文认为，知假买假者应为消费者，此处的消费者不应以主观心态来认定。在知假买假现象中，直接存在两方主体，一方为商主体，即销售者，另一方为知假买假者，即买受人。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与生产者和销售者相对立的，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购买的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我们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①也就是说，在商事法律关系中，消费者是与商主体相对，只要其不是以再次销售为目的而购买的商主体，那就是消费者。而且《消法》规定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凡是与商主体交易的民事主体，不问其意图为何，均应予以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知假买假的商事法律关系中，只需明确知假买假者是否为商主体就已经足够了，是商主体就不是消费者，不是商主体则是消费者。
二、现象成因
有学者认为，《消法》第49条的规定，造成了知假买假现象的发生。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消法》的规定，无疑为人们从知假买假中获利创造了可能性。但大量假冒伪劣商品的屡禁不止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这是出现“知假买假”现象的客观必要条件。究其原因，商主体责任感的缺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营利性是商主体的首要特征。在最短时间内盈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主体的主要目标。单纯倡导道德规范，试图通过提高商人自身的道德准则和自律意识，来改良行业风气和规范商人的行为是不够的。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规制，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商人往往想方设法，甚至铤而走险，导致了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此时，单纯依靠商人的自律是不切实际的，从制度上加强商主体的责任意识显得至关重要。可以说，商主体的营利性决定了其责任由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必然。
现今，在缺乏有效法律规制的情况下，消费者的知假买假行为，迫使商主体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甚至通过媒体将商主体售假的行为曝光，从外部提高了商主体的危机意识，迫使其加强自身的责任意识。这对于缺乏内在动力的商主体来说十分必要。
三、商主体应特别对待
上述现象的发生，与我国商主体独立地位的缺失不无关系。商主体在法律上没有独立地位，商主体的责任意识还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导致商主体的自我责任意识薄弱，仅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时，商主体与民事主体在地位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对商事活动适用与民事活动一样的行为规范并无不妥，商主体不需要予以特别规制。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地位已发生变化，在与民事主体的交易中，商主体已经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商主体与民事主体也具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追求的目标不同。商事主体从事交易活动是为了谋求资本的价值增值，而一般民事主体从事交易活动，即便是为了盈利，也是为了维持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需要，基于此，法律应对这两种主体予以不同的调整。②
第二，调整规范的性质不同。调整商主体的法律规范很多是强制性规范。因为商法以促进交易为目标，所以商法的规范应能够有利于商事交易的进行。而对于民事主体，国家更多的是尊重主体的行为自由。
第三，意思自治的程度不同。法律给予民事主体以尽可能大的意思自治范围，而对于商事主体而言，意思自治就要受到很多强制性规范的限制，例如商业账簿、公开公示制度等，意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因此，近代民法通过赋予商主体以具体人格，针对不同类型的商主体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组织与行为规范，从而实现民商主体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这种制度安排反映了现代民商法对社会妥当性的追求。具体地说，就是立法者对现代商主体在其营业活动中安全、效率、秩序的价值追求，以及对与商主体发生交易关系的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的具体体现。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内部组织规则与外部代表规则都明显不同于传统民事主体的商主体，即使传统民法经过了抽象人格具体化的“革命”，也仍然不能满足其特殊的要求。③因此，商主体应被赋予特殊地位。
[ 注 释 ]
①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J].政治与法律，2002（2）.
②赵万一，叶艳.论商主体的存在价值及其法律规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
③范健.商主体论纲[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3.
关键词：知假买假；消费者；商主体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8-0238-01
作者简介：罗莉娜（1983-），女，河南安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13级民商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一、现象分析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实施以来，为了得到商家的赔偿，某些消费者在明知所买的物品是假冒伪劣商品的情况下仍然购买，这种以盈利为目的行为就被称为“知假买假”。这种现象的时有发生，使人们对“知假买假”行为应否受法律保护莫衷一是。支持者认为消费者应从立法本意进行分析，予以目的解释，知假买假人属于消费者。反对者则认为应对消费者做文意解释，将知假买假人排除在消费者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对食品药品的“知假买假”行为受法律保护。
本文认为，知假买假者应为消费者，此处的消费者不应以主观心态来认定。在知假买假现象中，直接存在两方主体，一方为商主体，即销售者，另一方为知假买假者，即买受人。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与生产者和销售者相对立的，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购买的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我们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①也就是说，在商事法律关系中，消费者是与商主体相对，只要其不是以再次销售为目的而购买的商主体，那就是消费者。而且《消法》规定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凡是与商主体交易的民事主体，不问其意图为何，均应予以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知假买假的商事法律关系中，只需明确知假买假者是否为商主体就已经足够了，是商主体就不是消费者，不是商主体则是消费者。
二、现象成因
有学者认为，《消法》第49条的规定，造成了知假买假现象的发生。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消法》的规定，无疑为人们从知假买假中获利创造了可能性。但大量假冒伪劣商品的屡禁不止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这是出现“知假买假”现象的客观必要条件。究其原因，商主体责任感的缺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营利性是商主体的首要特征。在最短时间内盈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主体的主要目标。单纯倡导道德规范，试图通过提高商人自身的道德准则和自律意识，来改良行业风气和规范商人的行为是不够的。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规制，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商人往往想方设法，甚至铤而走险，导致了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此时，单纯依靠商人的自律是不切实际的，从制度上加强商主体的责任意识显得至关重要。可以说，商主体的营利性决定了其责任由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必然。
现今，在缺乏有效法律规制的情况下，消费者的知假买假行为，迫使商主体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甚至通过媒体将商主体售假的行为曝光，从外部提高了商主体的危机意识，迫使其加强自身的责任意识。这对于缺乏内在动力的商主体来说十分必要。
三、商主体应特别对待
上述现象的发生，与我国商主体独立地位的缺失不无关系。商主体在法律上没有独立地位，商主体的责任意识还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导致商主体的自我责任意识薄弱，仅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时，商主体与民事主体在地位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对商事活动适用与民事活动一样的行为规范并无不妥，商主体不需要予以特别规制。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地位已发生变化，在与民事主体的交易中，商主体已经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商主体与民事主体也具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追求的目标不同。商事主体从事交易活动是为了谋求资本的价值增值，而一般民事主体从事交易活动，即便是为了盈利，也是为了维持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需要，基于此，法律应对这两种主体予以不同的调整。②
第二，调整规范的性质不同。调整商主体的法律规范很多是强制性规范。因为商法以促进交易为目标，所以商法的规范应能够有利于商事交易的进行。而对于民事主体，国家更多的是尊重主体的行为自由。
第三，意思自治的程度不同。法律给予民事主体以尽可能大的意思自治范围，而对于商事主体而言，意思自治就要受到很多强制性规范的限制，例如商业账簿、公开公示制度等，意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因此，近代民法通过赋予商主体以具体人格，针对不同类型的商主体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组织与行为规范，从而实现民商主体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这种制度安排反映了现代民商法对社会妥当性的追求。具体地说，就是立法者对现代商主体在其营业活动中安全、效率、秩序的价值追求，以及对与商主体发生交易关系的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的具体体现。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内部组织规则与外部代表规则都明显不同于传统民事主体的商主体，即使传统民法经过了抽象人格具体化的“革命”，也仍然不能满足其特殊的要求。③因此，商主体应被赋予特殊地位。
[ 注 释 ]
①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J].政治与法律，2002（2）.
②赵万一，叶艳.论商主体的存在价值及其法律规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
③范健.商主体论纲[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