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仰危机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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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喜欢读书,年轻时候把读书看成是追求真理的门径,觉得书中虽然不一定有“黄金屋”,不一定有“颜如玉”,但书中有我不懂的科学知识是实在的,我只要沿着科学知识的理性途径去寻求真理,即使我学问不够,发现不了真理,路子总不会错。后来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一些其他哲学家的书,虽然我读得半懂不懂,可觉得,康德已经看透了,人的理性的作用是有极限的。纯粹理性认识往往在极点上出现“二律背反”,并不能确切地认识什么是真理。而且,人要對人世间的善、恶、美、丑下判断,也并不只是一个理性认识问题,还有主观爱憎和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至于要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付诸实践的行动,能不能下决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邻居起火,有一个小孩关在屋里,照理说,应该见义勇为去救人,但你能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还是只能凭你自己的良心决断。哲学家说,人的自由意志会在道德意识的驱动下作出合乎道义的选择,我觉得那“道德意识驱动下的自由意志”,无非就是和中国人说的“良心”差不多的东西。我有时候觉得,哲学家讲的道理总不免于有点“玄”。因为,我想来想去,并不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良心,即使都有良心,也不一定都能按合乎道德的准则去行事,而且,人的心似乎是个瞬息万变最难于猜度的东西。中国哲学里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西方哲学里康德和许多哲学家都说“性善”,而黑格尔却认为“说性恶比说性善”是“说出了更深刻的道理”。(對不起,我这里都没有引用原文,只是凭我的记忆和理解在作概略性的转述,并不一定准确。)由是,我對哲学总觉得我学力太浅,钻不透,我大概也当不成哲学家。后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就觉得他们的哲学,不但那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非常新颖,而且最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追求真理的路向,并不只是在哲学里面绕圈圈,几乎是撇开了哲学,沉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真理。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似的,觉得这才是找對了路!
  从我认为“找對了路”那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就渐渐成了我的“信仰”。后来,有什么问题,就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思考。久而久之就很自负地认为,只要我说的话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不论你怎么批判我,我决不认错,因为那是“坚持真理”。后来,为“坚持真理”碰了许多钉子,最惨的那一次,几乎碰丢了小命。虽然有时也觉得,自己这种“坚持真理”的态度未免有点傻,仍然认为那些“不坚持真理”的人,虽然比我聪明,其行为与做人的品格却是不足取的。人不仅应该“坚持真理”,而且应该像屈原那样“虽九死而不悔”,才合乎中国传统道德那“智者不惑、仁者不移、勇者不惧”的标准。如果既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不坚持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做人的准则,那还怎么有脸活下去呢?——就靠着这样一些中西合璧的“信仰”,我居然窝窝囊囊、赖死赖命地坚持着活到二十多年后的出狱平反。而且,出狱之后,我更加觉得一个人的灵魂是靠“信仰”支撑着的,无论如何,决不可以没有“信仰”。
  
  二
  
  “文革”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我在思想上也渐渐地解放了些,觉得原来我那种从书本和经典理论去追求真理的路向,很容易在到达一种“信仰”之后,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迷信”,原先的“理性思维”忽然就“到此止步”,人就变成了与理性分道扬镳的“迷信家”。因此,一旦那迷信被揭穿,很多事情、很多问题都必须重新认识,重新思考,自己就觉得茫然不知所措,特别是面對着变化了的现实世界所涉及的新问题、新情况,就像面對一个“烟迷雾绕的黑森林”。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重新思考,重新探索,就会像迷途的羔羊,在黑森林面前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例如,当时有人向我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按你们原先那种用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主张,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有了核武器,一斗就可能斗出核大战,难道你们那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要通过核大战才能实现吗?——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感到没法回答。我想,作为一个人,当然不能像迷途的羔羊那么乱窜。那么,怎么办呢?这似乎就成了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
  这个“信仰危机”问题,就个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心理问题或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问题,但如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问题,说严重点,就是社会心理危机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时候,大家都在谈论“信仰危机”。许多过去挨过“整”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以及感到自己是受了“骗”的青年人(包括“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有一种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依托”的空虚感,也似乎感到了人生的虚幻、前途的渺茫。这些,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忧虑与担心。
  那时候,我看到许多衣冠楚楚的中青年人,其中不乏白领的帅哥、红妆的倩女,有一定身份的国家干部,有相当学历的知识分子以及气宇轩昂衣装阔绰的商人,曾经煊赫一时的造反派头头等等,忽然一个劲地挨挨挤挤,挤到庙子里去拜菩萨、烧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杂酱味:滑稽、荒诞,好像觉得是中国几十年科学普及教育的失败,导致了沉渣的泛起;又好像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人们从“打砸抢烧抓”的混乱中觉醒过来,发现“造反”使自己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因此才猛然地回过头来,向宗教去祈求回归自己做人的善性。——我说的“杂酱味”,就是这样一种弄不明白是什么一回事的感觉。
  关于“迷信”,中国人通常是指信神信鬼,无神论者把宗教信仰也一律划在“迷信”之列。但對孔夫子所讲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等等,虽然说是“旧学”,却并没有划为“迷信”。我在早年读过梅叶的《遗书》和中国禅宗六祖的《坛经》以后,就自信是与中西宗教迷信都绝缘了的,對中国的传统文化,自觉也能够作批判鉴别的思考。但是,在忽然面對“信仰危机”问题的时候,我才突然体察到,传统文化早已在我的骨子里深深地播下了“迷信”的种子。我所谓的“坚持真理”,不就是儒家的“尽忠”吗?坚持到“虽九死而不悔”,不就是儒家的“守节”吗?这些难道是“理性”的吗?显然不是!那都是“迷信”的种子在起作用。可见,我虽然没有去烧香、拜菩萨,我的迷信可能比别人更深入骨髓。想到这里,我有点不寒而栗。
  
  三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是儒、释、道杂糅的。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即所谓“庙堂之上”)是以儒家为主;而在民间,则释、道二家的信奉者往往比儒家更多。而在国家丧乱的时候,即使是士大夫,也会有各种不同的人生取向。例如明朝亡国的时候,从皇帝到许多在朝的士大夫都按照儒家的礼数,自杀殉国(投降的人,连他自己也觉得是没脸见人的)。不投降又不殉国的人,有的便削发受戒遁入空门去做和尚,或是乌衣黄冠地成为云游道士,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已经选择超然世外的人生归宿,不再承当国家兴亡的责任(这并没有谁能责备他,而且通常都是被谅解和受尊重的)。可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仅释、道信仰在民间已大为衰落,就连儒家的教义,也不再是對国家政治与社会兴衰起重要作用的东西。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或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對传统文化都是采批判态度或半保留、半批判态度的。不过,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根子扎得很深,革命并没有真正铲除掉它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大学生为破除迷信去打庙子、烧菩萨时,还曾经遭到过农民的强烈抵制。记得我小时候听老辈子说过,那时农民甚至曾把湖南大学的大学生丢在火里面活活地烧死,可见那抵制情绪之暴烈程度。“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没有听说过火烧大学生的事件,但“红卫兵”初下乡时,被农民打死的也不少。
  但“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大事,是民间力量所难于阻挡的。从孔林文庙到各地的佛寺道观、历代帝王将相留下的文物古迹,直到中山陵和蒋介石原配夫人的坟墓,几乎都被打打砸砸闹了个遍。(“文革”之后,我到中山陵去看的时候,发现原先国民党立的“党葬碑”已经换了,孙中山重要著作的石刻全文,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好像是被砂石磨洗过的,字迹已有些模糊。那“党葬碑”是张继写的,那些石刻文字,传说是汪精卫写的,这两人的历史罪孽可能是招致破坏的原因。“红卫兵”痛恨他们,也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他们的字写得好,作为中山陵的文物,看在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份上,也未必非破坏不可。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篇文章是1956年写的,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由此可见,如果“文革”时有人依据这篇“最高指示”事先打个招呼,中山陵便可能不致遭到破坏。)出人意料的是,在“文革”對传统文化与一切文物古迹那么凶狠地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并没有被真正“革”掉,在批判了“四人帮”搞“封建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而整个人民生活富裕之后,人们却忽然一窝蜂地去烧香、拜菩萨,这无疑是一幕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剧。但这到底是历史的滑稽剧还是历史的讽刺剧呢?这问题却没人回答。我们唯一能认识到的是:这是一种“信仰危机”的现象,而且,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它似乎意味着“极左派”所鼓吹的那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全面专政”,确乎已经按照“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规律,半遮半掩、半含糊半赖账地在不甚心甘情愿的情况下破产了。它破产虽然是一件好事,它破产后遗留下来的“信仰危机”,却是一个不好收拾的麻烦。
  我们这个五千年历史、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近一百年,比法国大革命的时间还长,死了几千万人,却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影响。原先以为“文化大革命”将会惊天动地,却不料收场时的“信仰危机”,几乎使人感到“不好意思向全世界瞪大眼睛看中国演‘样板戏’的好心观众谢幕”。因此,中国的有识之士,便不能不为这种“信仰危机”尽一切可能地去寻求有效的药方。
  俗话说,“膏药人人有卖,各人熬炼不同”。这医治“信仰危机”的药方,也好像是张家医生说要补,李家医生说要泄,王家医生要开刀,赵家医生叫输血,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比如说:有人主张“读经”,这是要用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来为病人“固本”;有人主张“反對利用外来文化意识搞自由化”,这是要把病人关进隔离室,在病人身上“打防疫针”、“泄毒”;有人主张扫除一切非主流的黄色黑色书刊,这是要在社会文化领域动手术,“开刀”;也有人主张要输入外国新兴的人文科学理论知识,这是要给中国文化“输入人造血浆”,帮助他恢复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力。由于这些医生的诊断不同、处方各异,病家也便不免于有瞻前顾后、难于决断的犹豫,因而對这“信仰危机”的治疗,也就只好在各种医方的补补泄泄之中,治一治、停一停、试一试、拖一拖地拖延下去,好像并没有找到十分有效的办法。
  
  四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书生嬖一娈童,相爱如夫妇。童病将殁,凄恋万状,气已绝,犹手把书生腕……”云云,说的是那时的一个同性恋故事。那娈童死后,书生精神失常,无论走到哪里都看见那娈童的影像。这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当然会认为是那娈童的鬼魂在跟着他。后来,他家里人把他领到庙子里,请了两位老和尚来给他说法,用佛法来为他驱鬼治病。其中,一位老和尚说:“一切魔障,皆由心生。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尔心,一切俱灭矣。”另一位老和尚,认为这是“對下等人说上等法”,估量他懂不了,应该教给他一种除病的方法。于是,这位老和尚就教书生,应该这样去想一想,想那娈童死后,他那僵硬冰冷的尸体,渐渐膨胀、发臭、腐烂、生蛆,蛆蠕蠕动,脏腑破裂,血肉狼藉,变成猩红臭紫的各种颜色,他的面目更变得像恶鬼一样的狰狞,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恐怖呢?再想一想,如果那娈童没有死,继续活着,那么,他慢慢地由青少年变成壮汉,就不再有逗人怜爱的媚态了,渐渐地会长胡子,胡子越长越硬,脸皮由白嫩变成灰青黧黑,渐渐地长出白头发,渐渐地秃顶,变得头秃齿豁,变得弯腰驼背,变得咳咳咔咔,鼻涕口水滴滴嗒嗒脏兮兮的样子,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厌恶了呢?再想一想,如果他没有死,而是你先死了,他还是花季少年,他绝不会像寡妇样的守节,他会投入别人的怀抱,那时候,他会把从前對你的种种恩爱、娇柔和亵荡浪漫的痴情都转移到那个人身上,从前對你的亲昵淫狎之情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气愤呢?纪晓岚把这个故事写得很生动,對读者很有吸引力。但我觉得,虽然纪晓岚的这部书里面包含有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但他讲这么一个“养娈童”的故事,却不像是要在书中加一个“黄段子”,故事的内容,我这里不可能全盘转译。可是,我觉得,那个叫书生转换思想的老和尚,他的这种引导病人自行解脱精神负担的方法,确实有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医疗方法相似的意味。而且,弗洛伊德的方法,主要是引导病人宣泄内心压抑的情感结节,而这位老和尚的方法则除了引导病人宣泄之外,还有思路的转移、情感的對消和观念的替补。按照这位老和尚所讲的道理来说,他与前面那位老和尚的“上等法”不同的是,他可能是“對下等人讲下等法”,比较容易懂。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做说明,他说:“邪念纠结,如草生根,当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满孔,则物自出。”就是说,他主要是通过思路的转移,以及情感的對消,达到观念的替补,用新的观念作楔子,楔进病人心里,把旧的邪念从心里面挤出去。我觉得,这种方法,對于我们消解“信仰危机”,有可以借鉴之处。
  为什么呢?
  就我所看到的那些“拜菩萨、烧香”的人来说,我感到他们也和那个“养娈童”的书生的症状有某种性质上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心里都有很沉重的精神负担,也就是一种“邪念纠结”的状态。是一些什么“邪念”呢?一是感情上的恋旧,二是思想上的守旧,三是生活信念的失落,四是對未来命运的困惑与疑惧。
  这是因为我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系列运动,“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肃反”、“反右”、“一化三改造”、“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运动每一次都要批斗惩处一些人,造成一些人及其家属子女甚至亲戚朋友的命运,陡然发生“翻车”、“坠机”式的逆转,给人们心理上遗留下一种“社会翻覆无常、人生祸福难测”的恐惧情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看到许多“平地风雷、飞天横祸、朝为崇山、暮为死海”的骇人现象,不能不为之惊魂悸魄。许多根本不能置信的事,忽然在红旗如海、口号如潮的一阵喧闹之后,被作成了不容分辩的钦定铁案;许多开国元勋、英雄将帅,忽然在一夕之间被贬成了十恶不赦的黑狱牢囚;许多著作等身的文人学者被无缘无故地关进牛棚,视为蛇神牛鬼;许多胸怀坦荡正直敢言的社会名流,被横揪暴打批来斗去地凌辱至死。而许多能言善辩的佞人宵小,却在上串下跳挑灯拨火的活动中居然上升为掌握生杀大权的“革命阎王”、“造反判官”。听说,“文革”中曾有人在房门上贴了副春联:“文攻武斗,世间难觅桃源;实弹真枪,人命轻如草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對过去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信仰,自然是免不了要产生“信仰危机”的。不过,在“文革”时,这种危机意识是严严实实地压抑着的,所以到“文革”之后,才以“烧香,拜菩萨”之类的形式公开地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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