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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是在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历史时刻和基于对人类生存困境深沉思考的理论结果。尤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重大挫折和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它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与自然问题以及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各种理论设想。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危机 经济危机 异化消费 生态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236-0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Ecological Marxism)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中,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是在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历史时刻基于对人类生存困境深沉思考的理论结果。尤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重大挫折和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它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与自然问题以及政治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各种理论设想。所以正确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利于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理论成果、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质,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和环境的关注,又为我们制定正确的改革发展路线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绿色”思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的产物,经历了最初的“从红到绿”、到“红绿交融”再到深层的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其基本理论观点如下:
第一、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表现形式已从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特征。“过度生产”表现为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它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而“过度消费”表现为人们只是根据消费的多少和品种的多样来作为幸福程度的标准,西方社会也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时代,这样自然的承受力越来越大,受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加在一起,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而且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危机,这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矛盾之一。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
因此,莱易斯、阿格尔提出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
第二、“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但这却是“异化消费”。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而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异化消费”。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不足的劳动而至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异化消费”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扩张导致“自然萎缩”和独裁主义协调导致的感情依附商品的原因。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追求商品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包装的刺激下去疯狂追逐高消费的。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因此,不消灭“异化消费”,就不可能消灭异化劳动,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阿格尔借对“异化消费”的批判和“需要结构理论”的提出作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危机”要害是缺乏一种“需要理论”,而这种理论对于“后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旨在证明危机趋势可以产生一系列需要,新需要反过来又可以转化为激进社会变革的动力,这是必要导致批判“异化消费”现象,提出一种“需要结构理论”。
第三、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它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人的行为狭隘化,人会失去行为的自主性,生产活动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这样必然会与生态环境产生冲突,最大化的消费与需求刺激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导致对资源的肆意开发和对生态的过度破坏。生态理性是社会生产目的不再以利润为动机,而是与生态保护相一致。生态理性提倡一种“更少但更好”的需求方式,尽量少用劳动、资本和能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适用价值的东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施生态理性,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技术和小企业,让人们到生产活动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消费植根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
第四、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针对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转变和异化消费,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开出了他们的“救世良方”,那就是实行“稳态经济模式”。主张通过消灭异化消费、限制增长来解决生态危机,建构新型的社会主义。如本·阿格尔主张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实行“稳态经济模式”,以便控制目前无限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济以展的速度稳定下来,实行经济的零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生态环境,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关系。具体来说,稳态的经济模式要求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要求分散技术、缩小工业规模,节制消费、降低生产率;同时通过税收和保证收入的制度重新分配财富,使每个人既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甚至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必要时提倡一种新的“禁欲主义”。
第五、唯一的出路——生态社会主义。稳态的经济模式毕竟不符合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需要,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稳态经济的主张,而主张经济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并且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认为资本主义无力解决目前的生态问题,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用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发展与生态问题的内在联系,要求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重新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它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历史进程的社会发展,必须要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并试图把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社会发展观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围绕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这三大目标,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其理论目标和社会理想不仅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消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实现人的解放;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立一个绿色的、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危机 经济危机 异化消费 生态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236-0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Ecological Marxism)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中,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是在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历史时刻基于对人类生存困境深沉思考的理论结果。尤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重大挫折和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它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与自然问题以及政治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各种理论设想。所以正确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利于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理论成果、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质,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和环境的关注,又为我们制定正确的改革发展路线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绿色”思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的产物,经历了最初的“从红到绿”、到“红绿交融”再到深层的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其基本理论观点如下:
第一、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表现形式已从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特征。“过度生产”表现为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它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而“过度消费”表现为人们只是根据消费的多少和品种的多样来作为幸福程度的标准,西方社会也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时代,这样自然的承受力越来越大,受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加在一起,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而且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危机,这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矛盾之一。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
因此,莱易斯、阿格尔提出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
第二、“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但这却是“异化消费”。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而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异化消费”。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不足的劳动而至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异化消费”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扩张导致“自然萎缩”和独裁主义协调导致的感情依附商品的原因。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追求商品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包装的刺激下去疯狂追逐高消费的。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因此,不消灭“异化消费”,就不可能消灭异化劳动,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阿格尔借对“异化消费”的批判和“需要结构理论”的提出作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危机”要害是缺乏一种“需要理论”,而这种理论对于“后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旨在证明危机趋势可以产生一系列需要,新需要反过来又可以转化为激进社会变革的动力,这是必要导致批判“异化消费”现象,提出一种“需要结构理论”。
第三、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它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人的行为狭隘化,人会失去行为的自主性,生产活动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这样必然会与生态环境产生冲突,最大化的消费与需求刺激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导致对资源的肆意开发和对生态的过度破坏。生态理性是社会生产目的不再以利润为动机,而是与生态保护相一致。生态理性提倡一种“更少但更好”的需求方式,尽量少用劳动、资本和能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适用价值的东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施生态理性,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技术和小企业,让人们到生产活动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消费植根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
第四、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针对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转变和异化消费,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开出了他们的“救世良方”,那就是实行“稳态经济模式”。主张通过消灭异化消费、限制增长来解决生态危机,建构新型的社会主义。如本·阿格尔主张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实行“稳态经济模式”,以便控制目前无限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济以展的速度稳定下来,实行经济的零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生态环境,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关系。具体来说,稳态的经济模式要求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要求分散技术、缩小工业规模,节制消费、降低生产率;同时通过税收和保证收入的制度重新分配财富,使每个人既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甚至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必要时提倡一种新的“禁欲主义”。
第五、唯一的出路——生态社会主义。稳态的经济模式毕竟不符合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需要,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稳态经济的主张,而主张经济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并且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认为资本主义无力解决目前的生态问题,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用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发展与生态问题的内在联系,要求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重新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它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历史进程的社会发展,必须要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并试图把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社会发展观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围绕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这三大目标,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其理论目标和社会理想不仅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消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实现人的解放;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立一个绿色的、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