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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熬波”一词,见于南齐张融《海赋》:“若乃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所指皆为熬煮海水为盐。构白、出素、积雪、飞霜,形容的都是海盐熬制既成时的形态。一链构白,凌波素洁,如积雪堆砌于艳春之时、飞霜瀑洒于溽暑之途,俱美极。
盐在今天实在太平凡、太不起眼了,甚至因为有可能危及我们的健康而受到排斥,盐似乎成了一个负面的东西。实际上,盐与我们的生活何尝有过须臾分离?曾有美食家断言,世界上最难吃的菜就是没放盐的菜。缺少了氯化钠的生活不光滋味寡淡,还会造成人体电解质平衡紊乱,给生命带来种种危害。盐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在国计民生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消耗量还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今天的中国,几乎已经不再有人关心盐的那些事,诸如人类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取盐,古代盐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盐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等。然而在欧洲,自从20世纪初法国发掘了一批古代制盐遗存后,盐业考古就开始进入学界、乃至社会的视野,并逐渐发展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热点,且延续至今。从中国的情况看,盐业遗存几乎都集中在文明的初兴之地、人文的茂发之域,可见人与盐的关系非同小可,甚至可以决定一地之昌盛与否。例如,集中在三峡一带的先秦井矿盐遗址、散落在山西的湖盐遗址,以及《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蜀郡守李冰主持建设的蜀中盐井和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描述的江苏淮扬一带的“大晒盐”等。古代中国的海岸线和今天固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海盐大多产于齐鲁(山东)、吴越(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带,这些地区的发展无一不领先于当地,首重经济。
二公元前222 年,秦将王翦、王贲父子横渡长江,一举灭楚,平定江南。嬴政归并天下后,随即以始皇之名启动一项影响巨大的国体改革,即废封建、立郡县,把周王朝按照血缘分封出去的土地,借设立郡县的名义又收了回来。秦王朝以独裁为纲,实行中央集权,建立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形成中央→郡→县的集权体制。在吴越故地新设会稽郡,置郡府于吴(今苏州),下辖二十四县,其管辖的地盘大致为今江苏省的长江以南,以及上海、浙江、安徽与之相邻的一部分。
会稽郡所辖之东南沿海一带,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除了产盐,别无更多优势可言,重盐多碱的土地上长不出庄稼,农耕技术远比中原落后,唯以白花花的盐粒子傲视群雄。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吴楚“地方数千里”“东海煮水为盐”(见《史记·淮南王列传》),主要指的就是会稽郡辖境内的杭州湾北岸地区,含今天的上海奉贤、金山和浙江的海盐等区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大自然赋予人类先民最重要的生存智慧。此地“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民众“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浇”(见班固《汉书·地理志》)。
因为制盐而得到免征赋役的权利,吴郡富甲一方。
可见制盐业之于当地的国计民生是多么的重要。
然而,吴王濞(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因此而嘚瑟得很。為防止自己的封国被削夺,策谋造反,裹挟楚、齐、赵等封国的大王,聚众起事,发起反叛中央政府的“七国之乱”。结果“正月起兵,三月皆破”,最后“卒亡其本”(见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
秦汉遥远,那个年代识文断字的人本来就少,能够苦熬成儒的更少,结果还都被嬴政坑杀了,书也被他烧毁了,文明于是被腰斩。只有手持刀戟斧钺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以及“七国之乱”这样的大事,才能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撞出一点点声响,蹭出一溜火星,散落在岁月的故道上,其余的,随古迹的湮灭而湮灭,庶几无存。
三自古以来,以盐业生产的原料来源计,可分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四大类,不仅中国,全世界皆然。
先秦和西汉时期,今上海地界已成陆的部分地块均治于会稽郡下辖的海盐县。古时候的海盐县,辖境远比今天浙江省境内的同名县域宽广得多,并非同一概念。今日之海盐县,仅是古海盐南面的一小部分属境而己。古海盐县大致呈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展开的格局,现在上海的金山是它的核心地区。汉武帝时,为反击匈奴等少数民族对边疆各地的杀掠骚扰,朝廷不断扩军,导致军费剧增,财政吃紧。为确保进项,掌管财税的大臣、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议,对盐、铁之类关乎国计民生的资源性经济实行官营,以确保财源。武帝闻言大喜,随即下令,将盐业收拢,归官方垄断,集权掌控。其具体的体制性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便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35 个“盐官”,作为制盐业的官方管理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江以南的广大沿海地区,设置盐官的只有会稽郡的古海盐一个县。按照《后汉书·百官志》的说法,这叫“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
也就是说,只有产量特别高、税银特别丰厚的郡__县才会设置盐官,其他则不然。朝廷也是需要计较行政成本的,赔本的买卖不干。到了元代,由于“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见《元史》卷94《食货志》),政府对盐业的依赖更是达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程度,对海盐生产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实施所谓的“团煎法”,在主要海盐产区,“并运场,毁运灶,立团煎煮,外立团军巡缉”,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严密盐场组织,使灶户产盐尽归官收,防止私盐走漏。由此可见,不但杭州湾北岸的广大地区在古代时即因特产而置海盐为县名,而且其发达的制盐业还为壮大历代国力做出过突出贡献。
不独金山,杭州湾北岸的上海南汇(今属浦东)、奉贤等地,也曾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海盐产地,其清晰的历史符号留存至今。例如,南汇境内的大团、奉贤境内的四团、川沙境内的六团,以及盐仓镇、三灶港、四灶港等,这些乍一听来仿佛军事单位的地名,实际上跟舞刀弄枪不搭界,而是古代人对下沙盐场下设的团、灶等生产单位的称谓,因袭延用,一直持续至今。
说制盐和军事完全没关系倒也未必,隐隐绰绰间,我们总能察见两者的某些黏连。元末著名的起义军将领张士诚就是盐民出身,因为忍受不了盐霸、盐警的欺凌,与同为盐民的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18 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还有,明代初叶崛起的全国四大卫之一——金山卫,就是在原华亭县小官盐场(又名“横浦盐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事堡垒,统领7 个千户所,势劲力强。斯时盐业乃朝廷重要的财赋来源,因而戒备森严,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说来有趣,史上纵横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杨维桢,就曾当过会稽郡钱清盐场的“司令”,虽然彼司令非此司令,不是什么军职,然而发号施令的权威性倒也大抵不差。
盐民张士诚为什么要造反,无非一个“穷”、一个“苦”,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欲窥其斑,且让我们读一读前盐场司令杨维桢的一首名世之作《卖盐妇》:“卖盐妇,百结青裙走风雨。雨花洒盐盐作卤,背负空筐泪如缕。三日破铛无粟煮,老姑饥寒更愁苦……”
四下沙,方位名词,多用于水流波浪冲刷堆积而成的沙土质地块,全国叫“下沙”的不止一处。
只要有被称为“下沙”的地界,必然还会有上沙。
那么,上海地区的上沙在哪儿?不远,指的就是崇明岛,典型的冲积型沙洲。与之对应,广义上的下沙指的便是浦东原南汇地区。建立在下沙地上的下沙盐场一度曾南邻奉贤、北迄宝山,占据浙西百里海岸的广袤地域,先后曾隶属海盐、华亭、上海、南汇诸县。元代下沙盐场的场使陈椿,在其编著的《熬波图》序言中,对下沙曾作如下描述:浙之西、华亭东百里实为下沙。滨大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淞,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之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
上海东南沿海地区从唐末钱镠建吴越国开始,即有煮海制盐之业,钱镠曾征发民工开挖西起黄浦江、东至下沙的盐铁塘,以运盐铁。唐代诗人吕渭曾云:“江南仲冬天,紫蔗节如鞭。海将盐作雪,出用火耕田。”将当时的煮海熬波,比作了以火耕田。视大海为东南沿海的漠漠田亩。
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 年),官府设立下沙盐监,下沙地一带被辟为盐场。以后,随着成陆面积的逐渐扩大,盐区一步步东移扩大,至元代及明初而臻鼎盛,集华亭五场之胜,除下沙盐场外,还有青村、袁埠、浦东、横浦( 原南跄)四大盐场,分布于南汇滨海。其中,下沙的规模、产量、质量、税额均居华亭五场之首。元代时年产量达5 680 吨,执浙西所属27 盐场之牛耳,两浙盐运使司因此将松江分司的官衙设置于此。
盐场的生产单位分场、团、灶三級。“团”是盐场的主要产盐单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生产车间吧,每团占地十几或几十亩,面积不等。海滩上经曝晒浓缩的海水结晶为盐卤,以车船分装,由水路、陆路运送到各团,上灶烧煮,所谓“煮海熬波”。因为利厚,当时海盐走私猖獗,所以盐场在各团垒筑土墙,派官兵把守,盐工们轻易不得逾墙而出,既防堵了外盗,也严控了内贼,一举两得。每团均有大尺度的铁锅,锅壁厚达6.7~10厘米,口径大小不一,大至20 多平方米,小至几平方米。灶头一旦点火,必须日夜不息,连续熬煮。熬煮一锅盐称为“一盘”,昼夜不懈,24小时可煮6 盘。大锅出盐一盘约300 千克,小盘100~150 千克不等。“灶”是团下面的“灶座”,他们没有大盘,只有小盘,产量低,分散在一条条灶港边上,定量派给他们盐卤,定量上交所煮之盐,严防私盐贩卖。
当时下沙盐场共有新旧8 个分场、27 个团,每团下置2~3 个灶座,每灶下辖灶户四五抑或10 多家;一个灶的人数不多,灶户类似小包工头,手下有几个或十几个灶丁;盐场依灶座位置开凿运盐河,作为盐船进出通道。距今大约900 年前,浦东今日的新场镇是当时南汇下沙盐场的头场,时名“石笋里”。石笋里毗邻大海,遍地芦荡,当地俗称“荡田”。荡田地势低洼,重度盐碱化,无法耕作,却宜制盐,于是斫芦为柴,煮海熬波,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产盐地。元代以后,原设下沙镇的盐场场部搬迁到新场,石笋里就此易名“新场”。近年来,新场镇为招徕旅游,又重新祭起了制盐的大旗,一进入该镇停车场便可见一面石壁高耸,上镌四个隶体大字:煮海熬波。
1386 年(明洪武十九年),为抵御倭寇,在里护塘海堤一侧,原下沙盐场三团所在地,修筑起南汇城,设立守御南汇嘴中后千户所,属金山卫管辖。
延至明末清初,由于海滩继续向东延展,昔日的近海已变身为长江口的滩涂,东奔而来的滔滔淡水一天天喧宾夺主,不断稀释着海水中盐的含量,终于稀释到难以制盐,海上盐业遂步入末路,无以为继。
煮海熬波,手段原始,但气势逼人。不能不说,正是缘于这样一股由大海赋予的气势,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便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对当时的国家经济命脉举足轻重,有突出的支撑作用,这一特征保持并且一直延续至今。__
盐在今天实在太平凡、太不起眼了,甚至因为有可能危及我们的健康而受到排斥,盐似乎成了一个负面的东西。实际上,盐与我们的生活何尝有过须臾分离?曾有美食家断言,世界上最难吃的菜就是没放盐的菜。缺少了氯化钠的生活不光滋味寡淡,还会造成人体电解质平衡紊乱,给生命带来种种危害。盐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在国计民生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消耗量还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今天的中国,几乎已经不再有人关心盐的那些事,诸如人类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取盐,古代盐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盐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等。然而在欧洲,自从20世纪初法国发掘了一批古代制盐遗存后,盐业考古就开始进入学界、乃至社会的视野,并逐渐发展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热点,且延续至今。从中国的情况看,盐业遗存几乎都集中在文明的初兴之地、人文的茂发之域,可见人与盐的关系非同小可,甚至可以决定一地之昌盛与否。例如,集中在三峡一带的先秦井矿盐遗址、散落在山西的湖盐遗址,以及《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蜀郡守李冰主持建设的蜀中盐井和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描述的江苏淮扬一带的“大晒盐”等。古代中国的海岸线和今天固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海盐大多产于齐鲁(山东)、吴越(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带,这些地区的发展无一不领先于当地,首重经济。
二公元前222 年,秦将王翦、王贲父子横渡长江,一举灭楚,平定江南。嬴政归并天下后,随即以始皇之名启动一项影响巨大的国体改革,即废封建、立郡县,把周王朝按照血缘分封出去的土地,借设立郡县的名义又收了回来。秦王朝以独裁为纲,实行中央集权,建立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形成中央→郡→县的集权体制。在吴越故地新设会稽郡,置郡府于吴(今苏州),下辖二十四县,其管辖的地盘大致为今江苏省的长江以南,以及上海、浙江、安徽与之相邻的一部分。
会稽郡所辖之东南沿海一带,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除了产盐,别无更多优势可言,重盐多碱的土地上长不出庄稼,农耕技术远比中原落后,唯以白花花的盐粒子傲视群雄。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吴楚“地方数千里”“东海煮水为盐”(见《史记·淮南王列传》),主要指的就是会稽郡辖境内的杭州湾北岸地区,含今天的上海奉贤、金山和浙江的海盐等区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大自然赋予人类先民最重要的生存智慧。此地“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民众“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浇”(见班固《汉书·地理志》)。
因为制盐而得到免征赋役的权利,吴郡富甲一方。
可见制盐业之于当地的国计民生是多么的重要。
然而,吴王濞(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因此而嘚瑟得很。為防止自己的封国被削夺,策谋造反,裹挟楚、齐、赵等封国的大王,聚众起事,发起反叛中央政府的“七国之乱”。结果“正月起兵,三月皆破”,最后“卒亡其本”(见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
秦汉遥远,那个年代识文断字的人本来就少,能够苦熬成儒的更少,结果还都被嬴政坑杀了,书也被他烧毁了,文明于是被腰斩。只有手持刀戟斧钺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以及“七国之乱”这样的大事,才能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撞出一点点声响,蹭出一溜火星,散落在岁月的故道上,其余的,随古迹的湮灭而湮灭,庶几无存。
三自古以来,以盐业生产的原料来源计,可分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四大类,不仅中国,全世界皆然。
先秦和西汉时期,今上海地界已成陆的部分地块均治于会稽郡下辖的海盐县。古时候的海盐县,辖境远比今天浙江省境内的同名县域宽广得多,并非同一概念。今日之海盐县,仅是古海盐南面的一小部分属境而己。古海盐县大致呈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展开的格局,现在上海的金山是它的核心地区。汉武帝时,为反击匈奴等少数民族对边疆各地的杀掠骚扰,朝廷不断扩军,导致军费剧增,财政吃紧。为确保进项,掌管财税的大臣、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议,对盐、铁之类关乎国计民生的资源性经济实行官营,以确保财源。武帝闻言大喜,随即下令,将盐业收拢,归官方垄断,集权掌控。其具体的体制性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便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35 个“盐官”,作为制盐业的官方管理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江以南的广大沿海地区,设置盐官的只有会稽郡的古海盐一个县。按照《后汉书·百官志》的说法,这叫“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
也就是说,只有产量特别高、税银特别丰厚的郡__县才会设置盐官,其他则不然。朝廷也是需要计较行政成本的,赔本的买卖不干。到了元代,由于“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见《元史》卷94《食货志》),政府对盐业的依赖更是达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程度,对海盐生产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实施所谓的“团煎法”,在主要海盐产区,“并运场,毁运灶,立团煎煮,外立团军巡缉”,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严密盐场组织,使灶户产盐尽归官收,防止私盐走漏。由此可见,不但杭州湾北岸的广大地区在古代时即因特产而置海盐为县名,而且其发达的制盐业还为壮大历代国力做出过突出贡献。
不独金山,杭州湾北岸的上海南汇(今属浦东)、奉贤等地,也曾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海盐产地,其清晰的历史符号留存至今。例如,南汇境内的大团、奉贤境内的四团、川沙境内的六团,以及盐仓镇、三灶港、四灶港等,这些乍一听来仿佛军事单位的地名,实际上跟舞刀弄枪不搭界,而是古代人对下沙盐场下设的团、灶等生产单位的称谓,因袭延用,一直持续至今。
说制盐和军事完全没关系倒也未必,隐隐绰绰间,我们总能察见两者的某些黏连。元末著名的起义军将领张士诚就是盐民出身,因为忍受不了盐霸、盐警的欺凌,与同为盐民的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18 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还有,明代初叶崛起的全国四大卫之一——金山卫,就是在原华亭县小官盐场(又名“横浦盐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事堡垒,统领7 个千户所,势劲力强。斯时盐业乃朝廷重要的财赋来源,因而戒备森严,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说来有趣,史上纵横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杨维桢,就曾当过会稽郡钱清盐场的“司令”,虽然彼司令非此司令,不是什么军职,然而发号施令的权威性倒也大抵不差。
盐民张士诚为什么要造反,无非一个“穷”、一个“苦”,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欲窥其斑,且让我们读一读前盐场司令杨维桢的一首名世之作《卖盐妇》:“卖盐妇,百结青裙走风雨。雨花洒盐盐作卤,背负空筐泪如缕。三日破铛无粟煮,老姑饥寒更愁苦……”
四下沙,方位名词,多用于水流波浪冲刷堆积而成的沙土质地块,全国叫“下沙”的不止一处。
只要有被称为“下沙”的地界,必然还会有上沙。
那么,上海地区的上沙在哪儿?不远,指的就是崇明岛,典型的冲积型沙洲。与之对应,广义上的下沙指的便是浦东原南汇地区。建立在下沙地上的下沙盐场一度曾南邻奉贤、北迄宝山,占据浙西百里海岸的广袤地域,先后曾隶属海盐、华亭、上海、南汇诸县。元代下沙盐场的场使陈椿,在其编著的《熬波图》序言中,对下沙曾作如下描述:浙之西、华亭东百里实为下沙。滨大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淞,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之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
上海东南沿海地区从唐末钱镠建吴越国开始,即有煮海制盐之业,钱镠曾征发民工开挖西起黄浦江、东至下沙的盐铁塘,以运盐铁。唐代诗人吕渭曾云:“江南仲冬天,紫蔗节如鞭。海将盐作雪,出用火耕田。”将当时的煮海熬波,比作了以火耕田。视大海为东南沿海的漠漠田亩。
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 年),官府设立下沙盐监,下沙地一带被辟为盐场。以后,随着成陆面积的逐渐扩大,盐区一步步东移扩大,至元代及明初而臻鼎盛,集华亭五场之胜,除下沙盐场外,还有青村、袁埠、浦东、横浦( 原南跄)四大盐场,分布于南汇滨海。其中,下沙的规模、产量、质量、税额均居华亭五场之首。元代时年产量达5 680 吨,执浙西所属27 盐场之牛耳,两浙盐运使司因此将松江分司的官衙设置于此。
盐场的生产单位分场、团、灶三級。“团”是盐场的主要产盐单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生产车间吧,每团占地十几或几十亩,面积不等。海滩上经曝晒浓缩的海水结晶为盐卤,以车船分装,由水路、陆路运送到各团,上灶烧煮,所谓“煮海熬波”。因为利厚,当时海盐走私猖獗,所以盐场在各团垒筑土墙,派官兵把守,盐工们轻易不得逾墙而出,既防堵了外盗,也严控了内贼,一举两得。每团均有大尺度的铁锅,锅壁厚达6.7~10厘米,口径大小不一,大至20 多平方米,小至几平方米。灶头一旦点火,必须日夜不息,连续熬煮。熬煮一锅盐称为“一盘”,昼夜不懈,24小时可煮6 盘。大锅出盐一盘约300 千克,小盘100~150 千克不等。“灶”是团下面的“灶座”,他们没有大盘,只有小盘,产量低,分散在一条条灶港边上,定量派给他们盐卤,定量上交所煮之盐,严防私盐贩卖。
当时下沙盐场共有新旧8 个分场、27 个团,每团下置2~3 个灶座,每灶下辖灶户四五抑或10 多家;一个灶的人数不多,灶户类似小包工头,手下有几个或十几个灶丁;盐场依灶座位置开凿运盐河,作为盐船进出通道。距今大约900 年前,浦东今日的新场镇是当时南汇下沙盐场的头场,时名“石笋里”。石笋里毗邻大海,遍地芦荡,当地俗称“荡田”。荡田地势低洼,重度盐碱化,无法耕作,却宜制盐,于是斫芦为柴,煮海熬波,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产盐地。元代以后,原设下沙镇的盐场场部搬迁到新场,石笋里就此易名“新场”。近年来,新场镇为招徕旅游,又重新祭起了制盐的大旗,一进入该镇停车场便可见一面石壁高耸,上镌四个隶体大字:煮海熬波。
1386 年(明洪武十九年),为抵御倭寇,在里护塘海堤一侧,原下沙盐场三团所在地,修筑起南汇城,设立守御南汇嘴中后千户所,属金山卫管辖。
延至明末清初,由于海滩继续向东延展,昔日的近海已变身为长江口的滩涂,东奔而来的滔滔淡水一天天喧宾夺主,不断稀释着海水中盐的含量,终于稀释到难以制盐,海上盐业遂步入末路,无以为继。
煮海熬波,手段原始,但气势逼人。不能不说,正是缘于这样一股由大海赋予的气势,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便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对当时的国家经济命脉举足轻重,有突出的支撑作用,这一特征保持并且一直延续至今。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