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耕社会来说，江南是一块福地。然而，也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江南成为细菌和蚊虫天然的滋生地。自秦汉至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屡屡在南方布武，而瘟疫也在金戈铁马中对意气风发的将帅们“还以颜色”，如汉征南夷之战、诸葛恪围新城之战、侯景之乱后都迎来了大疫。
　　  江南“抗疫”制度萌芽于唐朝，兴盛于两宋，沉淀于明清，先人们用经验与智慧让中华民族在一次次灾难中越挫越勇。
　　唐朝：江南抗疫制度的萌芽
　　 《新唐书·五行三》所载，宝应元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元和元年大疫“死者太半”。
　　  面对瘟疫唐朝官方医务队伍建制逐渐成形，贞观三年，唐太宗于地方各州设置医学博士和学生，也即官方医务人员;开元年间，唐玄宗更进一步强化医学建制，10万户以上州里需置医学生20人，10万户以下置12人。至唐代宗时期，更形成了上、中、下州依级分置不同数量医学博士、助教、学生的体系。
　　  唐朝应对突发疫情时主要有送医送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机制。医学博士的建制主要为应对日常医疗救治任务而设，而一旦疫情发生，朝廷便会派出使者送医送药，以加强疫区医疗力量。
　　两宋：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时刻
　　 相较于唐朝，宋朝江南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而其瘟疫也更为频繁。据《宋史·五行志》所载，两宋三百余年间大疫30余次，约合“十年一疫”，其中20余次发生在宋室南迁之后。这些瘟疫中大多发生于江南，其中尤以临安居多，真可谓“江南疫，最疫是杭州”了。
　　  宋朝医疗机构大致分为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御药院及太医局分别主管皇室医疗及医学教育、考核医官等事务，与百姓相关的医疗机构主要是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翰林医官院主要供奉医药，平时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遇瘟疫则奉诏至地方视察、医治瘟疫。
　　  惠民和剂局则类似于官方平价药房，广泛设于京城及地方府州，主要職能是“藏熟药，价货以惠民”。据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别集》所载，当日惠民和剂局药剂售价仅为时价的2/3。
　　明清：润物细无声的抗疫事业
　　 至明朝后，朝廷医疗政策转入消极，但惠民和剂局与漏泽园依然得以保全。明朝后期，朝廷无力支撑各级常设医疗机构，往往在瘟疫发生时才临时设置。明清易代后，朝廷政策似乎更为消极，甚至连在各地设立惠民和剂局的诏令都没下达。后世史学家通常认为清朝对抗疫一事不甚关注，然而通过对当时江南各省历史的考察，却发现另一番天地。
　　 清朝未如宋朝一样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医疗机构，但地方大员往往在职权之内设立医药局，这一政策贯穿清朝始终。
　　 宗族、行业的会馆公所则自发包含了医疗救助功能，如常州王氏的《参改义庄规条》便有此规定：“庄内则有名医生，议定每季薪俸若干，择诚实药房……如册内有名病重者，查实后请医诊视……到店付药。贫苦难堪，酌给钱若干，以备零星等费。族中贫病相连者，通融酌济，以寓贫病相扶之意。”民间还出现了乡贤举办的善堂，创设者由朝廷走向民间。
　　 江南最早的善堂数顺治年间建于杭州的悲智社，至清末善堂数量明显增多，如元和同仁堂、常熟广仁堂、上海同仁辅元堂、江阴杨舍堡同善堂等。同治以后，还发展出经营模式更为先进，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