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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第二批移民搬迁启动仪式
2年，4.3万户、214批移民，3万多辆车，141个安置点，新建安置面积335万平方米，调整土地250万亩，涉及人口500余万。
这是出自南水北调第一移民大县——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的一组数据。
在这组冷硬的数字背后，却隐藏着许许多多生死离别的故事，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奇迹。
这奇迹就是河南人用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壮举，改写了“移民”——这个天下第一难！
有些人一生都在搬家
“2009年8月20日早晨，雨下个不停，香花镇码头不复往日喧闹，出奇地沉寂。突然，远近山坡上响起阵阵鞭炮，伴随着的还有哭声。这，是一场祭奠先祖的民间仪式。
在飘散的青烟下，在树丛草坡中的一座座斑驳的石碑前，在丹江口水库边曲折的堤岸上，弯下了一个个被雨水打湿的脊梁，香花镇张义岗村的上千移民和前来为他们送行的亲人们，齐向绿草中的祖坟、向养育他们世代的丹江口，长跪不起……”
这是发生在淅川县香花镇的一幕。在作家蒋巍的心中，这个场景很长时间都无法抹去。他直言看到这一幕时“真的很揪心”。在南水北调大移民的现场，这样揪心的场景太多太多……
2002年12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南水北调工程开工，我国继三峡库区移民之后最大的移民工程由此开启。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南水北调的移民工作就已经开始。
1958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立项，笑容满面的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宏大气势说，这个工程要“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天津），同北京联系起来。”
第二年3月，25岁的年轻人何肇胜响应县里的号召到青海去支援边疆。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前往青海的真正原因不是“支援边疆”，而是为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做准备。在此之前一年，周围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通过一场“腰斩汉江”的大会战，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按照规划，工程完成后，水库的水位会上升到170米，周围几个县的村庄都将沉入水底。面对紧迫的移民任务，何肇胜所在的南阳地区领导最终想到办法，组织原本没有“支边”任务的村民们前往青海，支援边疆。
这是何肇胜人生中的第一次迁徙。他和500名年轻人按性别被安排在两节车厢里。角落摆着一只马桶，上厕所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周围没有窗户，除了一扇门和几扇顶窗，没什么能透气的地方。
1962年，丹江口水利工程被要求暂停。青海移民随即接到命令，开始返回家乡。他们徒步5天走到西宁火车站，坐火车到许昌，然后领了10元路费自己回家。两年之后，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始复工，何肇胜一家再次成为库区移民，搬迁到了湖北荆门。在那里，因为国家的补贴粮几乎已经没有，一家老小拼命干，还欠生产队好多工分，他的生活陷入困顿。“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只想回家。”其实这个时候，何肇胜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在1973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之后，他祖辈生活的老房子已经被淹在水底。可他还是想回去。尽管他知道，回到老家，肯定还要受好多罪。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和一家老小坐着汽车来到荆门，又换火车、轮船，一路奔波之后回到自己面目全非的家乡。
在老家安顿好之后，何肇胜的3个儿子、3个姑娘先后结了婚。回忆起那几年，何肇胜发现自己几乎每顿饭都在吃红薯：蒸红薯、烤红薯、红薯汤，偶尔有些白面，也要把红薯粉掺进去，做成灰扑扑的红薯馒头。每年收成后晒出的1000多斤红薯干，就是这一家人最重要的口粮。
上世纪90年代末，他所在的村子又被通知要搬迁。这次搬迁的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河南省北部新乡地区的辉县市。全家人足足在等待中生活了十几年，因为担心补偿政策无法执行，何肇胜没再翻修房屋，也没添置家具，每一天都凑合着得过且过。
经过几次搬迁，小何已经成了老何，如今的他已经是七旬老翁了。衰老像水库上涨的水位一样明显：他耳朵背了，气管炎越来越严重。2008年，何肇胜曾以为自己熬不到下次搬家的时候。没想到2009年第四次通知搬迁的时候，他仍然健在。
一生都在流离失所的他，对于这次搬迁，一点顾虑也没有。“就是金坑银坑，国家需要你搬，你的小利益能不服从大利益吗？”52年前那个曾经满怀豪情奔赴边疆的年轻人，如今已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他只是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搬迁，希望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稳地走完这辈子最后的路程，哪怕再也没有机会落叶归根。
对于更多的移民来说，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大迁徙，他们没法像历经沧桑的何肇胜这样洒脱。那些没有经历过迁徙的人，不能体会他们心中用“疼痛”与“无奈”都无法形容的“撕裂感”。
2009年8月20日，淅川县金河镇姚湾村作为试点移民村，举村搬迁至郑州市中牟县。王廷颜老汉的家和他女儿家只隔了200多米，但女儿一家住在淹没线之上，不用搬。搬迁那天，女儿一路小跑，紧跟着搬迁大巴车拼命挥手，王老汉泪流不止：“平时娃们做了好吃的，都忘不了给我端一碗，俺不想走啊！可咱总不能让国家调不成水吧？总不能因为咱恋家就让那么多人喝不上水吧？”一个老人的肺腑之言，让听者都无不动容。
在那些要搬走的人中，最大的102岁，最小的才出生24小时。
最悲情的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在淅川县盛弯镇，那位老太太和家人走之前去祭拜祖坟。在坟头上跪罢，老太太念叨了一圈去世的老伴、祖宗们，“以后隔山挡水的，不可能再来了……”话未说完，老太太悲从中来，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没起来。
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在搬迁中甚至带上了棺材。很多村民从葡萄树、夹竹桃上取个枝子带走，有的跳入丹江灌上一瓶清水。搬迁的车到了安置地，车门打开，已经实现机械化的当地村民看到移民带来的柴火棒子、农具、喷雾器，一个劲说“咦，真穷”。其实，他们是舍不得扔掉。
老家的一砖一瓦、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从此只在移民者的梦中…… “搬迁完只想大哭一场”
2008年11月7日，时任河南省省长、现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郭庚茂同志曾在全省移民安置动员大会上指出，河南的南水北调移民在淅川，移民稳则河南稳，移民安则河南安，淅川落后了，河南就落后，所以政治任务大、影响大、压力大。
省长的这番话如钉子一般，牢牢扎在移民干部们的心里。省长的压力就这样一层一层落到基层移民干部的身上。“5+2”“白+黑”“夜总会”成了他们工作的常态。“5+2”是五天工作日加上周末，“白+黑”是白天加夜晚，“夜总会”是在夜里开总结会。
移民虽苦，仍能和村里的干部们抱怨，能向上级反映；但移民干部们的苦水没处说、没处倒，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
一名移民干部到老百姓家里做搬迁动员。但任凭他说破嘴、跑断腿，其中一户就是不同意搬迁。每次移民干部上门，他能躲就躲，能拖就拖。
“是不是有啥困难？”
“我家里还有10多亩麦子没收。”
这名移民干部找了两个人，帮他把地里的麦子割了。
“我家里还有两头猪没卖。”
这名移民干部自掏腰包，买下两头猪。
“我家里还有两万斤柴，烧不完。”
这名移民干部找好销路，雇人雇车将柴拉走。
最后，这户移民深受感动，心服口服地签了搬迁协议。
也有一些老百姓思想工作做不通，态度不那么温和。有的甚至将移民干部带到其父母的坟前，说：“你要是给我父母磕三个响头，我就签搬迁协议。”男儿膝下有黄金，但移民干部二话没说，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
一名移民干部说：“40多年来，我没挨过这么多的骂，没熬过这么多的夜，没承受过这么大的压力，有时候觉得快要崩溃了，心里说不清是啥滋味。”
在淅川，因为南水北调移民，这里流传着一份12人名单和12个感人故事。这是一份累死、病死的移民干部“光荣榜”：淅川县委机关党委副书记马有志、香花镇柴沟村党支部书记武胜才和白龙村组长陈新杰、九重镇桦栎扒村党支部书记范恒雨、上集镇干部李春英、刘伍洲和魏营村组长魏华锋、滔河乡干部金存泽、南阳电视台外宣部主任郭保庚、南阳市宛城区东湾村党支部书记赵竹林……
2011年6月21日，当人们打开淅川县上集镇司法所副所长王玉敏的房间时，他仰面朝天，已经僵硬了。
他生命的指针停在56岁。六年来，他骑着破自行车跑遍了13个移民村化解矛盾，调解纠纷；他拖着患肺气肿的身体，进村入户宣传移民政策，帮移民搬迁。
“6月21日，我一早就给玉敏打电话，他就是不接。晚上我和侄女赶到金河镇，打开房门，玉敏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不知道啥时间死的啊……”上集司法所所长王志红大放悲声。
而在几天前，王玉敏仍在白石崖村帮移民装车。当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王志红劝他歇一歇，他笑笑说移民是大事，我尽点微薄的力量。那时他的肺气肿非常严重了，浑身浮肿。一百多斤的粮食、木头、摩托车、家具……他硬是帮移民把东西都装上了车。这时候，有一家的妇女闹情绪不愿意搬，他累得蹲在一块石头边，靠着树根给这家人做工作，好不容易才说服了这家人服从大局，准时搬迁。直到下午两点多他才吃上午饭，手抖得连菜都夹不住。从2008年起玉敏患上肺心病，有时他头疼得厉害就往墙上撞，所以他身上经常装着一毛钱一包的头疼粉。肺心病最忌讳干体力活，但是他从来都不顾忌自己的这个病。
17日早晨5点，王玉敏吃力地骑了一二十里车赶到白石崖村送移民，王志红说：“玉敏你不要参加了，歇一歇吧。”“等移民搬完了，我再歇。”
但他没等到这一天，就悄无声息地走了。一辆破自行车、一张老式木床、一双穿得没了色的皮鞋、几身旧制服、30元现金、10万元外债、一摞子荣誉证书，是他留下的所有遗物。
在同一个月的17日，淅川县滔河乡第一批移民开始搬迁。搬迁前夜，县领导袁耀生、马良泉等人赶到凌岗村，住在村民凌增歧一间尚未拆除的民房里。头天正好是端午节，他们带了些慰问品过去。年过六旬的凌增歧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县太爷坐在一起吃饭”，还说“吃过饭就走了，成别地方的公民了”。为此他特意炖了一只老母鸡，大家在一起喝了很多酒，乡亲们即将背井离乡的那种悲凉情绪深深感染着大家，所有人都流泪了。县领导纷纷向乡亲们敬酒，真诚地表达着敬意，然后把大碗大碗的白酒一饮而尽。袁耀生说：“这顿饭我终生难忘，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悲壮！”在向乘车远行的移民挥手告别时，所有送行干部的眼睛都饱含着泪水。淅川县很多干部都说，干完移民工作，他们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他们是为挨过的骂、受过的委屈而哭，为口中无法言说的愁苦而哭，但更多的是为不忍看到乡亲们背井离乡、自己又不得不“赶”他们走而痛哭，为自己无奈地遭遇情与理的碰撞和纠缠而哭……
南水北调大移民，这是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任务——短短两年，河南省搬迁安置移民16.5万人，时间之短、强度之高前所未有。这是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4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做到了“不伤、不亡、不漏一人”，实现了平安搬迁、顺利搬迁、和谐搬迁。
完成这样艰难的任务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移民的牺牲和奉献；靠的移民干部们的隐忍和执着。
移民干部中有人说“能够上北京尝尝咱丹江口的水甜不甜，就觉得这苦没白受”；移民中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从心底说出“为了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不算啥”。听到这些话，我们难道能不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吗？
这是一群最可爱、最可亲、最可敬的人。正是他们的巨大的牺牲，才有了南水北调的顺利通渠。一位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吨粮田，埋水下。祖先坟，伴暮鸦。为了北调丹江水，拆下肋骨当火把，一路燃烧耀京华……”
如今，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已经正式通水，每年将分别向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输水10亿立方米、8.63亿立方米、7.82亿立方米。在首都人民品尝丹江水的时候，不知他们能否尝出其中的苦涩味道。但他们应该记得，这一江碧绿的春水中流淌过移民老百姓和工作者们深情的泪水。
2年，4.3万户、214批移民，3万多辆车，141个安置点，新建安置面积335万平方米，调整土地250万亩，涉及人口500余万。
这是出自南水北调第一移民大县——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的一组数据。
在这组冷硬的数字背后，却隐藏着许许多多生死离别的故事，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奇迹。
这奇迹就是河南人用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壮举，改写了“移民”——这个天下第一难！
有些人一生都在搬家
“2009年8月20日早晨，雨下个不停，香花镇码头不复往日喧闹，出奇地沉寂。突然，远近山坡上响起阵阵鞭炮，伴随着的还有哭声。这，是一场祭奠先祖的民间仪式。
在飘散的青烟下，在树丛草坡中的一座座斑驳的石碑前，在丹江口水库边曲折的堤岸上，弯下了一个个被雨水打湿的脊梁，香花镇张义岗村的上千移民和前来为他们送行的亲人们，齐向绿草中的祖坟、向养育他们世代的丹江口，长跪不起……”
这是发生在淅川县香花镇的一幕。在作家蒋巍的心中，这个场景很长时间都无法抹去。他直言看到这一幕时“真的很揪心”。在南水北调大移民的现场，这样揪心的场景太多太多……
2002年12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南水北调工程开工，我国继三峡库区移民之后最大的移民工程由此开启。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南水北调的移民工作就已经开始。
1958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立项，笑容满面的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宏大气势说，这个工程要“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天津），同北京联系起来。”
第二年3月，25岁的年轻人何肇胜响应县里的号召到青海去支援边疆。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前往青海的真正原因不是“支援边疆”，而是为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做准备。在此之前一年，周围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通过一场“腰斩汉江”的大会战，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按照规划，工程完成后，水库的水位会上升到170米，周围几个县的村庄都将沉入水底。面对紧迫的移民任务，何肇胜所在的南阳地区领导最终想到办法，组织原本没有“支边”任务的村民们前往青海，支援边疆。
这是何肇胜人生中的第一次迁徙。他和500名年轻人按性别被安排在两节车厢里。角落摆着一只马桶，上厕所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周围没有窗户，除了一扇门和几扇顶窗，没什么能透气的地方。
1962年，丹江口水利工程被要求暂停。青海移民随即接到命令，开始返回家乡。他们徒步5天走到西宁火车站，坐火车到许昌，然后领了10元路费自己回家。两年之后，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始复工，何肇胜一家再次成为库区移民，搬迁到了湖北荆门。在那里，因为国家的补贴粮几乎已经没有，一家老小拼命干，还欠生产队好多工分，他的生活陷入困顿。“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只想回家。”其实这个时候，何肇胜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在1973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之后，他祖辈生活的老房子已经被淹在水底。可他还是想回去。尽管他知道，回到老家，肯定还要受好多罪。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和一家老小坐着汽车来到荆门，又换火车、轮船，一路奔波之后回到自己面目全非的家乡。
在老家安顿好之后，何肇胜的3个儿子、3个姑娘先后结了婚。回忆起那几年，何肇胜发现自己几乎每顿饭都在吃红薯：蒸红薯、烤红薯、红薯汤，偶尔有些白面，也要把红薯粉掺进去，做成灰扑扑的红薯馒头。每年收成后晒出的1000多斤红薯干，就是这一家人最重要的口粮。
上世纪90年代末，他所在的村子又被通知要搬迁。这次搬迁的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河南省北部新乡地区的辉县市。全家人足足在等待中生活了十几年，因为担心补偿政策无法执行，何肇胜没再翻修房屋，也没添置家具，每一天都凑合着得过且过。
经过几次搬迁，小何已经成了老何，如今的他已经是七旬老翁了。衰老像水库上涨的水位一样明显：他耳朵背了，气管炎越来越严重。2008年，何肇胜曾以为自己熬不到下次搬家的时候。没想到2009年第四次通知搬迁的时候，他仍然健在。
一生都在流离失所的他，对于这次搬迁，一点顾虑也没有。“就是金坑银坑，国家需要你搬，你的小利益能不服从大利益吗？”52年前那个曾经满怀豪情奔赴边疆的年轻人，如今已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他只是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搬迁，希望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稳地走完这辈子最后的路程，哪怕再也没有机会落叶归根。
对于更多的移民来说，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大迁徙，他们没法像历经沧桑的何肇胜这样洒脱。那些没有经历过迁徙的人，不能体会他们心中用“疼痛”与“无奈”都无法形容的“撕裂感”。
2009年8月20日，淅川县金河镇姚湾村作为试点移民村，举村搬迁至郑州市中牟县。王廷颜老汉的家和他女儿家只隔了200多米，但女儿一家住在淹没线之上，不用搬。搬迁那天，女儿一路小跑，紧跟着搬迁大巴车拼命挥手，王老汉泪流不止：“平时娃们做了好吃的，都忘不了给我端一碗，俺不想走啊！可咱总不能让国家调不成水吧？总不能因为咱恋家就让那么多人喝不上水吧？”一个老人的肺腑之言，让听者都无不动容。
在那些要搬走的人中，最大的102岁，最小的才出生24小时。
最悲情的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在淅川县盛弯镇，那位老太太和家人走之前去祭拜祖坟。在坟头上跪罢，老太太念叨了一圈去世的老伴、祖宗们，“以后隔山挡水的，不可能再来了……”话未说完，老太太悲从中来，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没起来。
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在搬迁中甚至带上了棺材。很多村民从葡萄树、夹竹桃上取个枝子带走，有的跳入丹江灌上一瓶清水。搬迁的车到了安置地，车门打开，已经实现机械化的当地村民看到移民带来的柴火棒子、农具、喷雾器，一个劲说“咦，真穷”。其实，他们是舍不得扔掉。
老家的一砖一瓦、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从此只在移民者的梦中…… “搬迁完只想大哭一场”
2008年11月7日，时任河南省省长、现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郭庚茂同志曾在全省移民安置动员大会上指出，河南的南水北调移民在淅川，移民稳则河南稳，移民安则河南安，淅川落后了，河南就落后，所以政治任务大、影响大、压力大。
省长的这番话如钉子一般，牢牢扎在移民干部们的心里。省长的压力就这样一层一层落到基层移民干部的身上。“5+2”“白+黑”“夜总会”成了他们工作的常态。“5+2”是五天工作日加上周末，“白+黑”是白天加夜晚，“夜总会”是在夜里开总结会。
移民虽苦，仍能和村里的干部们抱怨，能向上级反映；但移民干部们的苦水没处说、没处倒，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
一名移民干部到老百姓家里做搬迁动员。但任凭他说破嘴、跑断腿，其中一户就是不同意搬迁。每次移民干部上门，他能躲就躲，能拖就拖。
“是不是有啥困难？”
“我家里还有10多亩麦子没收。”
这名移民干部找了两个人，帮他把地里的麦子割了。
“我家里还有两头猪没卖。”
这名移民干部自掏腰包，买下两头猪。
“我家里还有两万斤柴，烧不完。”
这名移民干部找好销路，雇人雇车将柴拉走。
最后，这户移民深受感动，心服口服地签了搬迁协议。
也有一些老百姓思想工作做不通，态度不那么温和。有的甚至将移民干部带到其父母的坟前，说：“你要是给我父母磕三个响头，我就签搬迁协议。”男儿膝下有黄金，但移民干部二话没说，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
一名移民干部说：“40多年来，我没挨过这么多的骂，没熬过这么多的夜，没承受过这么大的压力，有时候觉得快要崩溃了，心里说不清是啥滋味。”
在淅川，因为南水北调移民，这里流传着一份12人名单和12个感人故事。这是一份累死、病死的移民干部“光荣榜”：淅川县委机关党委副书记马有志、香花镇柴沟村党支部书记武胜才和白龙村组长陈新杰、九重镇桦栎扒村党支部书记范恒雨、上集镇干部李春英、刘伍洲和魏营村组长魏华锋、滔河乡干部金存泽、南阳电视台外宣部主任郭保庚、南阳市宛城区东湾村党支部书记赵竹林……
2011年6月21日，当人们打开淅川县上集镇司法所副所长王玉敏的房间时，他仰面朝天，已经僵硬了。
他生命的指针停在56岁。六年来，他骑着破自行车跑遍了13个移民村化解矛盾，调解纠纷；他拖着患肺气肿的身体，进村入户宣传移民政策，帮移民搬迁。
“6月21日，我一早就给玉敏打电话，他就是不接。晚上我和侄女赶到金河镇，打开房门，玉敏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不知道啥时间死的啊……”上集司法所所长王志红大放悲声。
而在几天前，王玉敏仍在白石崖村帮移民装车。当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王志红劝他歇一歇，他笑笑说移民是大事，我尽点微薄的力量。那时他的肺气肿非常严重了，浑身浮肿。一百多斤的粮食、木头、摩托车、家具……他硬是帮移民把东西都装上了车。这时候，有一家的妇女闹情绪不愿意搬，他累得蹲在一块石头边，靠着树根给这家人做工作，好不容易才说服了这家人服从大局，准时搬迁。直到下午两点多他才吃上午饭，手抖得连菜都夹不住。从2008年起玉敏患上肺心病，有时他头疼得厉害就往墙上撞，所以他身上经常装着一毛钱一包的头疼粉。肺心病最忌讳干体力活，但是他从来都不顾忌自己的这个病。
17日早晨5点，王玉敏吃力地骑了一二十里车赶到白石崖村送移民，王志红说：“玉敏你不要参加了，歇一歇吧。”“等移民搬完了，我再歇。”
但他没等到这一天，就悄无声息地走了。一辆破自行车、一张老式木床、一双穿得没了色的皮鞋、几身旧制服、30元现金、10万元外债、一摞子荣誉证书，是他留下的所有遗物。
在同一个月的17日，淅川县滔河乡第一批移民开始搬迁。搬迁前夜，县领导袁耀生、马良泉等人赶到凌岗村，住在村民凌增歧一间尚未拆除的民房里。头天正好是端午节，他们带了些慰问品过去。年过六旬的凌增歧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县太爷坐在一起吃饭”，还说“吃过饭就走了，成别地方的公民了”。为此他特意炖了一只老母鸡，大家在一起喝了很多酒，乡亲们即将背井离乡的那种悲凉情绪深深感染着大家，所有人都流泪了。县领导纷纷向乡亲们敬酒，真诚地表达着敬意，然后把大碗大碗的白酒一饮而尽。袁耀生说：“这顿饭我终生难忘，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悲壮！”在向乘车远行的移民挥手告别时，所有送行干部的眼睛都饱含着泪水。淅川县很多干部都说，干完移民工作，他们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他们是为挨过的骂、受过的委屈而哭，为口中无法言说的愁苦而哭，但更多的是为不忍看到乡亲们背井离乡、自己又不得不“赶”他们走而痛哭，为自己无奈地遭遇情与理的碰撞和纠缠而哭……
南水北调大移民，这是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任务——短短两年，河南省搬迁安置移民16.5万人，时间之短、强度之高前所未有。这是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4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做到了“不伤、不亡、不漏一人”，实现了平安搬迁、顺利搬迁、和谐搬迁。
完成这样艰难的任务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移民的牺牲和奉献；靠的移民干部们的隐忍和执着。
移民干部中有人说“能够上北京尝尝咱丹江口的水甜不甜，就觉得这苦没白受”；移民中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从心底说出“为了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不算啥”。听到这些话，我们难道能不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吗？
这是一群最可爱、最可亲、最可敬的人。正是他们的巨大的牺牲，才有了南水北调的顺利通渠。一位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吨粮田，埋水下。祖先坟，伴暮鸦。为了北调丹江水，拆下肋骨当火把，一路燃烧耀京华……”
如今，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已经正式通水，每年将分别向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输水10亿立方米、8.63亿立方米、7.82亿立方米。在首都人民品尝丹江水的时候，不知他们能否尝出其中的苦涩味道。但他们应该记得，这一江碧绿的春水中流淌过移民老百姓和工作者们深情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