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吉狄马加的诗歌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腾挪跳接,从个体“我”的情感与经验出发抵达国家、世界和人类层面,既有对公共性的建构,亦注重个人性,并将二者进行交融抵达“普视性”,从而形成独特的书写策略。
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论吉狄马加诗歌的书写策略
【摘 要】
：
吉狄马加的诗歌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腾挪跳接,从个体“我”的情感与经验出发抵达国家、世界和人类层面,既有对公共性的建构,亦注重个人性,并将二者进行交融抵达“普视性”,从而形成独特的书写策略。
【机 构】
：
扬州大学文学院
【出 处】
：
民族文学研究
【发表日期】
：
2018年5期
【基金项目】
：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之关系新变化研究”(项目编号:15XZW035)阶段性成果。
其他文献
“十七年”与1980年代初出版的两拨当代文学史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尽管在细节上存在着差异,但总体上的历史阐释语调是一致的,通过反抗的穷人与革命的新人的形象塑造,寄予了将各民族纳入中国革命整体进程与国家建设格局的政治内涵。
朝鲜朝后期或大韩帝国末期,朝鲜著名文人金泽荣、申柽和申彩浩在朝鲜亡国即1910年韩日合并前后来到中国,在中国渡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活。三位作家在中国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因此将他们的文学当作朝鲜族作家文学起步阶段的特殊现象是无可非议的,绝大部分朝鲜族文学史都浓墨重彩地阐述他们的创作,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虽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仍然流露出朝鲜人或者韩国人的感觉和情感,也带有相当浓郁的朝鲜情结和身分认同,但已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与中国和中国人相同或者相似的情感,以及自我同一性。同样,虽然他们的文学里包含着很多朝鲜文学或者韩国文学
《雪崩何处》第六部分是李陀自选的一组讨论“今天的文学艺术怎么才能和今天的现实生活发生连结”的文章,对“今天”和“现实”的强调或倚靠是这组文章最重要的形式标记。但在这组批评文章中,“今天”和“现实”更多的时候以一种下意识的批评动作呈现,其背后有一种隐秘的能量源头,我试图将它们还原到其更源始的理论范畴———“当代性”———以对李陀的文学批评乃至文学观、创作观更深层的理论假设和意识形态做出考察。这主要是通过回顾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两次对于“当代性”理论的关注来完成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学术交流已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以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关联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具体研究机构、特定研究人员访学的经历,一方面可以增进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认识,为学科发展和思想史研究提供相关素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廓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为学科的知识生产与中国人文学术的整体推进积累经验。
布洛陀叙事是壮族文化记忆的重要部分,既包括关于布洛陀形象的诸多“碎片化”描述,也有被纳入文字与仪式系统的长篇书写。作为“回忆形象”的布洛陀凝聚着壮族的集体记忆,塑造出壮族历史上的“布洛陀”时代,并通过时空关联增强了民族的内部认同。韵文体的布洛陀叙事多被用方块壮字记录于文本之中,通过专职的文化记忆储存人——布麽在各种重要的节日与庆典仪式中传承,具有神圣性、权威性色彩,实现了文化记忆的“经典化”。布洛陀叙事的发展是民族文化记忆能动选择的结果,同时也为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神话动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民俗学的整体转向,学界对“民俗”的理解由民俗诸物的“事象”转为民俗实践的“事件”。因为“事件”是可以建构语境(即构境)的“行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言即是行”的立场,“行为构境”即是“语言构境”,故“文本”作为“语言性”的存在,也便由此具有了建构语境的能力,成为一种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行为)。晚近的美国民俗学界对于“文本构境”的讨论与人类学、语言学、哲学领域“语言本质观”的重大转折(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密切相关,并从诠释学中获得了最为深刻的理论支持,为我们重新思考“文本”的
《光明日报》第六版头条套彩大篇幅（约四分之三版面）刊发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叶小钢教授文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与方向》。该文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的最新最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之一，将为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行动指引与实践参考。
少数民族古代文学是丰富多样的文学宝库,是中华文学宝贵的资源。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置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当代学术格局之中,形成以多民族文学史观统领,由族别文学、经典作家作品、文学关系比较研究渐次展开的研究进程,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的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
《儿女英雄传》通过大量运用八股句法,特别是八股文的“股对”,将八股文长于说理的特点移植到小说之中。这种运用集中于叙事者的直接议论、心理分析以及小说人物语言的议论部分,其效果是使小说主题呈现得更加明晰。作为明清士人自家本色在小说中的流露,八股句法的大量运用,反映着文康改造“平民的消闲文学”、拓展主题开掘艺术手段的努力。这种努力使《儿女英雄传》成为一部极具正统士大夫气质的教育小说,也表明中国传统小说在“小说界革命”兴起之前仍持续进行着艺术探索。
爱新觉罗·溥绪为末代庄亲王,民国后改名庄清逸。因为时代、身分等原因,溥绪的家世生平鲜为人知,《爱新觉罗宗谱》中仅有简要记载,《中国京剧史》中对于溥绪的简介出现错误,应当修正。庄清逸集一流编剧、文武生票友、京戏研究于一身,为杨小楼、尚小云、高庆奎等创编了数十出优秀剧本,塑造了一系列英勇忠义、豪爽侠义的艺术形象,对成就尚派、高派艺术厥功至伟。此外,清逸还为《国剧画报》等报刊撰写了数十篇戏曲文章,为京剧艺术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一位杰出的满族剧学家,应当在中国京剧史、满族文艺史上留下永恒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