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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出版制度目前还没有明确细化的改革思路，2012年提出的市场化改革方案遭到了学界、出版界等多方的普遍质疑，继续深入分析学术期刊的属性和功能，探索学术期刊出版制度改革的可选路径仍然是必要的。由于学术期刊兼具公共性、市场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有多重逻辑可以附加到学术期刊这个分析对象上，角度和层面的不同会使逻辑链条的搭接和分析结论有所区别。为了能够统揽和权衡基于不同角度和层面分析问题而得出的不同结论，文章试图把学术期刊出版置于国家利益的视域下，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分析学术期刊出版制度的设计和改革的价值取向。
国家利益 学术期刊 数字化出版 国际化出版 市场化出版
赵文义，博士后，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硕士导师；长安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长安大学杂志社副社长，编审。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矛盾与协调问题研究”（12CXW010），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西安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路径研究”（14X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3G6504052；2013G6502009）。
众所周知，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但是，对于具体的问题真理应该只有一个。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去解构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结论，这种现象通常会被认为是“学术无对错”或者是“学术超越对错”的范畴，[1]但是具体的问题终究是要拿出唯一的解决思路来。那么，如何来统揽和权衡基于不同角度和层面分析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呢？国家利益或者说整体利益的视角可能会提供一个统揽全局的解决方案。对于学术期刊这种既具有公共性又具有市场性，同时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出版物，如何出版？出版制度如何设计？公共性、市场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如何兼顾？各种属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更具体和深入的追问还会涉及：要体现公共性往往会想到动用政府财政资金来维持学术期刊的生存，但是学术期刊的质量和从业者的积极性如何保证？要体现市场性就要通过市场竞争获取自身生存的资本，那么学术期刊的公共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又如何保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而且往往会有不同的结论，笔者试图把学术期刊出版置于国家利益的视域下，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分析学术期刊出版制度的设计和改革的价值取向。
一、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出版
国家利益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只要对国家整体上有益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涉及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等不同的领域和诉求，也关涉思想市场的活跃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统一。学术期刊的本质是学术和思想交流和传播的平台，是一个国家思想市场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国家重拾实质理性的阵地。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解，实质理性是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而工具理性则是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并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回顾中国35年的渐进式改革，对于工具理性有着高度的认识与实践经验，基本上是在一个实质理性缺位的情况下，以工具理性的思维来推动的改革。[2]对于此一问题的讨论，学术期刊确实是一个深入反思和广泛思辨的阵地。作为社会公器的学术期刊，不仅仅要为国家推动改革而做好各种工具理性的准备，也要为国家改革之后的社会发展方向做好实质理性的准备。中国的改革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或者说工具理性精神，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实主义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是缺乏实质理性内涵的。对于重拾实质理性，重建关于终极价值的思考，学术期刊应该发挥学术和思想交流及传播的平台和阵地的作用。这也应该是国家赋予学术期刊的重要使命，更应该是学术期刊对于国家利益的贡献和诉求。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从1993年宪法确认已经整整走过了20年的历程，商品市场和劳动分工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追求财富的基本制度，然而思想僵化仍是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所面临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因此要完成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更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是改革再出发的首要前提。在此种情境下，作为思想市场的基础设施的学术期刊，对于激活和引领思想市场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思想市场的繁荣和发展需要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的相互竞争，更需要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相互补充、相互参照、相互修正和相互影响，而学术期刊为这些观点、理论和思想竞争提供了一个平台、阵地和基础设施。思想市场具备极大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包容性，当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都充分发育，能够比翼齐飞的时候，两者便能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协同发育，中国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的改革才会坚实地走向成功。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程，而不是一个终止的状态。思想市场是影响人力资本市场的质量和表现的重要因素，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会让知识和创新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将不再仅是全球的生产中心。[3]塑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对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按照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解读，改革头20年是理念战胜利益，而当下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未来中国的发展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理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理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理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理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长期背离普通大众的观点而行事。[4]学术期刊作为思想和理念创新的发源地和传播平台，应该成为引导理念创新和传播、普及新理念的强大力量。通常人的行为是内生于制度的，但在制度的背后是利益在决定人的行为。改革同样是靠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引导和持续的，既得利益者通常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往往会阻挠任何对其不利的改革。但是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理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提出利益是思想的奴隶的观点，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思想或理念支配的。思想和利益都会对改革产生影响，追逐利益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改革在终极意义上却受到思想的左右。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中部分人理念的变化所引起的，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和终身总统，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并在其拥有绝对权力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都是由于理念的支撑而非利益的诱导。综上所述，对于实质理性和终极价值的追问、对于思想市场的激活和培育以及对于新理念的产生和传播都需要学术期刊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而这些都与国家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
随着我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的快速发展，大量读者开始由传统的纸本阅读转向访问和使用在线数据库，直接导致了纸本发行量的严重萎缩，也使传统学术期刊越来越重视网络出版市场。但是，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期刊网和龙源期刊网四大数字出版平台已经占据了国内传统学术期刊数字出版9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建库模式、标准和利益分配规则等话语权也被它们垄断，传统学术期刊基本处于被动的局面。在传统学术期刊与数字出版平台分别属于不同的产权所有者的情况下，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阻碍着传统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并成为读者阅读学术期刊论文的主要渠道后，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再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数字出版和传播渠道将异常艰难。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面临着不与数据库合作，单靠纸本的发行量已经无法保证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可能会被读者淘汰或被边缘化；反之自己的品牌会被学术期刊数据库逐渐淡化和消解的两难境地。学术期刊数据库不仅以搜索的形式消解了传统学术期刊的品牌，而且使传统学术期刊的栏目设置、期刊定位等自身要素也无法呈现。[5]读者通过数据库阅读，只知道该论文是从哪个数据库中获得，至于论文发表在哪个学术期刊上已经不是读者关心的问题。因此，如何开拓数字出版市场并从中获得合理的市场回报，使自身的品牌和价值得以体现，应该遵循哪些基本的原则和策略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市场权益，已经成为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中国的学术期刊如何进行数字化出版？如何协调传统出版与数字化出版之间的矛盾？对于学术期刊数据库来说，没有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为其提供内容，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在本质上，学术期刊数据库是传统学术期刊的数字发行渠道，但学术质量是要靠学术期刊的出版者来保证的。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的国际竞争角度来看，中国应该培育与规模相匹配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商，似乎允许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期刊网和龙源期刊网四大数字出版平台形成垄断局面。但是，即便是普通商品的国际竞争也不能只靠规模优势，尤其是对于学术期刊这种信息产品，没有学术质量的保证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还谈什么国际竞争呢？从传统学术期刊市场化改革的角度来看，由于网络的兴起与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仅仅依靠纸质学术期刊的销售已经不可能维持生存，数字出版市场是学术期刊市场化生存的最后一根救命绳索。如果允许垄断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传统学术期刊市场化改革就没有出路，其学术质量也就失去了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的可能性，那么四大数字出版平台没有高质量的内容又怎么参与国际竞争呢？从学术期刊的国内出版市场来看，学术期刊的竞争力也决定于其承载的学术信息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不论是从国内学术传播所体现的国家利益来看，还是从国际学术传播所体现的国家利益来看，对于四大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垄断行为都应该进行政府规制。
从英、美、德国等出版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模式有单刊模式、刊群模式、综合集成数据库模式和开放存取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的交叉使用。但是，国外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是在产权清晰状况下的市场行为，而我国学术期刊以政府为主的供给机制使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出版者不具备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如何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从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现状来看，四大数字出版商的垄断局面对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进行数字出版的机会和积极性都产生了制约。对机会的制约体现在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很难突破四大数字出版商已经形成的垄断局面，重新建设新的独立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并在数字出版市场上获得生存机会。对积极性的制约体现在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与四大数字出版商的合作中缺乏话语权，并使自己的品牌价值被严重消解。我国学术期刊由于以政府为主的供给机制导致的市场主体性缺失，使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争取原本属于自己的权益。因此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应该进行市场化改革，形成独立的市场主体，在与四大数字出版商的合作中积极争取话语权，使利益分配更趋合理，使品牌价值得以实现，例如通过要求学术期刊数据库在技术上实现搜索论文时必须首先呈现论文所在学术期刊的封面和目录等内容。对于解决时下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与四大数字出版商之间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我们可能首先会试图找到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计算方法，使双方都能够接受，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在没有一种从逻辑上可以合理存在的利益分配计算方法的情况下，让双方进行谈判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但是谈判能够取得公平结果的前提是双方地位的对等，因此国家出版行业主管部门应该对四大数字出版商进行垄断规制，避免不公平的合作与竞争。
除对四大数字出版商进行垄断规制外，让他们相互充分竞争也是解决他们与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地位不对等的可选途径。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没有采取独家授权模式以前，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期刊网三家的竞争还是比较充分的，由于三家提供的是同质化产品，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有充分的谈判空间和选择余地，而随着独家授权模式的实施，这种竞争逐渐被弱化，因此对四大数字出版商进行垄断规制首先要对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的独家授权模式进行出版行为规制。但是，不论多家学术期刊数据库提供同质化产品还是独家授权模式，单个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实力都太弱，很难对学术期刊数据库形成实质上的制约，尤其是学术期刊数据库之间可能存在合谋行为而共同压低价格，因此中华医学会所属学术期刊数字版权的整体出售模式在与学术期刊数据库合作中值得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借鉴。除了与四大数字出版商合作以外，可选的路径就是自建数字出版平台，因此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应积极尝试采用单刊模式、刊群模式和开放存取模式进行数字出版，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对综合集成的四大学术期刊数据库形成实质性的制约。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商业数字出版由合作转向自立门户需要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前提和保证，[6]只有在学科领域非常有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出版者才能选择单刊模式或者刊群模式。对于大量学术影响力一般的学术期刊出版者来说，开放存取模式可以尝试选择。总之，不论单刊模式、刊群模式还是开放存取模式，总得有学术期刊出版者去先行探索，政府也可以考虑对先行探索的学术期刊出版者给予资助以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的良性发展，因为只要有这些模式的存在就能够对四大数字出版商产生实质性的冲击。 三、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
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如果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毫无疑问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学术期刊通过议程设置功能能够吸引全世界的聪明头脑聚焦到学术期刊出版者所设定的议题，可以使学术期刊出版国的问题得以优先解决，从而促进学术期刊出版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享受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科学》和《自然》是在引领学术议题和发挥议程设置功能方面的典范，《科学》的出版国美国和《自然》的出版国英国完全有能力将本国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议程设置来优先进行全球讨论。如果“科学无国界”的理想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学术期刊原本就应该国际化出版。然而，“科学无国界”的理想常常被“科学家的国籍”所困扰，由此巴斯德创造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但学者是属于祖国的”这句至理名言。巴斯德所说的“科学无国界”指向的是科学本身，因为科学的普遍真理性会超越国家而存在，但是科学的应用却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除此以外，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在塑造国家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传播本国理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于维护国家利益来说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能正是基于这些正面效用的考虑，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走出去战略成为当下中国的热议话题，从政府出版主管部门积极动用大量财政资金设立各种扶持基金来资助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以及学术期刊出版者热衷于创办大量英文学术期刊来看，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热潮真的是骤然而至。[7]但是，在热情和冲动之余，是否应该理性地思考一下：中国的科研水平到底能够支撑多少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办好国际化学术期刊的基础是什么？仅仅依靠充足的财力能否使所创办的国际化学术期刊可持续地发展？过于痴迷地创办英文学术期刊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如果把这些政府财政资金用于巩固和加强国内学术期刊市场是否更能体现国家利益？
学术期刊应该内生于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应该内生于职称、学位、科研课题等功利性的制度安排。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林毅夫教授把先前初步构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领域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应该担当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和领域的选择和甄别责任并给予产业政策扶持，以对冲先行尝试企业的外部性，从而达到因势利导。[8]对于学术期刊产业来说，资源禀赋结构就是本国的科研水平在各个学科专业所体现的结构化特征，只有在具有国际领先优势的学科专业才具有比较优势，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专业发展国际化学术期刊才能使学术期刊出版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即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政府如果能够甄别出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专业并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学术期刊产业发展战略，给予这些学术期刊出版企业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从而达到因势利导，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才能可持续地良性发展。那么按照这种思路和逻辑比照一下当前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现实，似乎是把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范围扩大化了，不论政府出版主管部门还是学术期刊出版从业者和参与者似乎都脱离了理性的轨道。如果仅仅是扩大了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范围，还可以通过实践的检验来进行校正，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范围被扩大背后的动机。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利益相关者似乎都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所应该体现的国家利益却鲜有关注。在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利益相关者中，作者持支持态度是因为被SCI、SSCI、EI等检索的国际化学术期刊符合其职称、学位、科研课题等功利性的个人利益需求，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以及学术期刊从业者持支持态度是因为业绩或政绩的功利性考虑。但是，如果一本国际化的英文学术期刊即便是能够被SCI、SSCI、EI等检索系统收录，同时既失去了国内市场又没有开拓出国际市场，学术期刊的读者数量和被引频次趋于零，那么这本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对于整个国家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这样的国际化学术期刊出版企业无法获得自生能力，难道需要国家永远动用财政资金支持下去吗？如果对于国内的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还有促进学术交流的理由，那么对于读者数量趋于零的国际化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样的国际化学术期刊即便是在塑造国家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传播本国理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于国内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主要的理由应该是学术期刊的公共性，而对于读者数量趋于零的国际化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就很难用学术期刊具有公共性进行解释。即便是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专业对国际化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也应该是通过“扶上马送一程”的策略而使学术期刊出版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单纯依靠政府补贴可能永远也无法产生国际名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涉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区分。国际化学术期刊出版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就动用“缺钱补钱”的政府补贴手段解决问题，实质上就是在应用凯恩斯主义观察短期问题的理论框架，而没有考虑国际化学术期刊出版企业如何才能具有自生能力并永续发展这个长期问题。凯恩斯主义观察短期问题的理论框架只能处理短期问题，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这种理论框架不是分析长期问题的适用工具，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混在一起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通俗地来讲，凯恩斯主义主张直接利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来克服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弊端，这种思路只能用来“治病”，而不能用来“强身健体”。对于长期问题的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应该运用生产函数从供给方来分析，而凯恩斯主义的要点是着眼于需求方来分析。[9]国际化学术期刊出版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根源在于发展方式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的投资驱动，而没有在根本上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进而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支持发展。短期的需要往往会压倒长期的考量，参与者总是容易深陷到眼前的利益格局当中。因此，超越利益的思想市场是当下急需培育的，通过思想市场的力量可以约束短期行为并能够促进参与者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四、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市场化出版
学术期刊出版是一个国家激活和培育思想市场的需要，也是新理念产生和传播的需要。要满足学术期刊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学术期刊出版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规模，而这个合理规模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给出答案，无法通过政府出版主管部门的计算与审批来确定。学术期刊出版要与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相匹配，思想和理念的创新与交流是学术期刊出版的核心意义。但是，由于当下对学术期刊出版的功利性需求，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已经严重地甚至普遍地被异化。因此，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思考和梳理，例如学术期刊是什么？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对于职称评定、学位授予、承揽科研课题这些功利性需求，学术期刊应该如何对待？学术期刊市场化意味着什么？现有的存量学术期刊是否都应该生存？学术期刊需求者的个人利益、学术期刊出版的行业利益、学术期刊主办者的利益、科研和教育等学术期刊需求行业的利益等如何与国家利益实现相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涉学术期刊出版制度的设计以及出版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广义上说，市场化的“化”可以理解为“转化”，指的是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化的过程，是“未完成的方案”，只要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和利益机制中的某一项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市场化的过程。计划经济条件下追求集中计划、大政府和全能政府，而市场经济的政府要的是小政府、守夜人。因此，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也要相应转型，以宏观调控与加强监管为主，而不是做集中计划，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也要市场化，同样的道理，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市场化。说政府市场化，不是说让政府去做生意，而是说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同样，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市场化也不是说一定要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而只是强调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水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和利益机制等的要求，以求符合人的本性和激励相容条件，因为毕竟不论什么事情最终都要由人来实施和完成。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大海，那么各种主体都是漂浮在海上的船，包括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因此，学术期刊出版者不论采取哪一种组织形式，都会面临市场化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学术期刊被普遍认为具有公共性，因此国家或政府在本质上具有的公共性使人们认定学术期刊通过政府提供具备天然的合理性。但是，中国几十年的学术期刊出版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千刊一面、八股式文章、缺乏实质性竞争、优不胜劣不汰、激励不足与不相容、所有者缺位、预算软约束、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都与政府供给自身固有的缺陷紧密相关。市场机制具有化公为私、反公共性的特征，因为市场机制具有对自利性动机的诱发力量和对机会主义倾向的助长作用。[10]学术期刊如何借助市场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的当下，是一个必须面对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市场由嵌入在社会之中的配角而转变为宰制社会的主角，进而逐渐变成主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统上来自道德、宗教等方面规范市场的力量也逐渐地被克服。[11]即便如此，市场机制至少是学术期刊出版不得已的次优选择，因为除了市场机制，无法找到既能提供公共性又能提供对从业者有效激励约束的最优方案。学术期刊出版作为人际、代际和国际的文化传播行为，公共性和公益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因此学术期刊的出版行为必须有益于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世道人心。但是，我们仍然要突破对市场机制的认识缺陷，在我们一提到市场化就自然地联系到学术腐败和学术纯洁性缺失的时候，不能忘记很多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名牌都是通过市场机制生产出来的。学术期刊在理论上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只能通过具体的出版实践来体现，不能把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所有事情都推给政府，在市场经济向市场社会逐渐过渡的当下，只有建构能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合理分工、有效配合的体制机制，才能使学术期刊既能体现公共性和公益性，又能实现有效出版和有效消费。[12]学术期刊提供的优先次序应该是市场、社会、政府，也就是在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下应该首先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只有在市场和社会同时都出现失灵时政府才能充当最后的保障。
学术期刊市场化出版需要合理的价格体系与企业家决策的有效结合，没有价格这个资源配置信号和企业家这个决策主体就不可能形成良性的学术期刊出版市场，也不可能有效地进行学术期刊企业化、市场化以及产业化改革。学术期刊的价格体系严重扭曲，但是我们国家在学术期刊的价格体系方面并没有实施过多的管制，学术期刊的价格体系是内生于学术期刊出版制度的。我国学术期刊以政府为主的供给制度使从业者没有积极性去考虑学术期刊合理的价格体系，学术期刊出版行为在本质上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只有市场机制才能使学术期刊的价格体系合理化，其实计划机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计划机制所设想的理想境界是高效率和低交易成本，只是由于市场过于复杂多变，计划机制的目标严重受制于信息的对称性、复杂性和组织成本的不可承担性，即便是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也无法完全舍弃计划机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也认为，学术界、学术期刊出版界对学术期刊市场化出版存在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与国际学术期刊出版的经验与事实是相悖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出版能够实现高定价和高收益，不能把学术期刊仅仅当做一本书来卖，学术期刊最大的价值是其所承载的创新思想和知识，应该从单纯的出版学术期刊的思维模式逐步向提供科研信息服务和学术信息解决方案的思维模式转变。[13]政府担当学术期刊公共性的路径应该是多元的，政府补贴首先应该提供给学术期刊的消费者而不是学术期刊出版者，通过学术期刊消费者的选择才能真正促进学术期刊出版者的竞争。学术期刊的价格应该内生于市场竞争，而且要尽量不让学术期刊价格承载其原本不该承受的补贴学术研究的任务。学术期刊的收入应该靠市场竞争而得来，不能凭借主办单位的意愿和部门私利扰乱学术期刊出版市场。[14]在学术期刊的收入中应该包含政府补贴收入、市场经营收入和社会捐助收入，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收入应该源于学术期刊的公共性，而市场经营收入应该是源于学术期刊的市场性。由于社会组织不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能够与学术期刊的公共性相融合，因此要充分重视以社会组织的形式提供学术期刊的实践探索，政府应该积极出台税收和捐赠的协调方案，以促进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公益领域的竞争，进而提升社会组织提供学术期刊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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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 学术期刊 数字化出版 国际化出版 市场化出版
赵文义，博士后，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硕士导师；长安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长安大学杂志社副社长，编审。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矛盾与协调问题研究”（12CXW010），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西安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路径研究”（14X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3G6504052；2013G6502009）。
众所周知，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但是，对于具体的问题真理应该只有一个。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去解构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结论，这种现象通常会被认为是“学术无对错”或者是“学术超越对错”的范畴，[1]但是具体的问题终究是要拿出唯一的解决思路来。那么，如何来统揽和权衡基于不同角度和层面分析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呢？国家利益或者说整体利益的视角可能会提供一个统揽全局的解决方案。对于学术期刊这种既具有公共性又具有市场性，同时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出版物，如何出版？出版制度如何设计？公共性、市场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如何兼顾？各种属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更具体和深入的追问还会涉及：要体现公共性往往会想到动用政府财政资金来维持学术期刊的生存，但是学术期刊的质量和从业者的积极性如何保证？要体现市场性就要通过市场竞争获取自身生存的资本，那么学术期刊的公共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又如何保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而且往往会有不同的结论，笔者试图把学术期刊出版置于国家利益的视域下，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分析学术期刊出版制度的设计和改革的价值取向。
一、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出版
国家利益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只要对国家整体上有益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涉及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等不同的领域和诉求，也关涉思想市场的活跃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统一。学术期刊的本质是学术和思想交流和传播的平台，是一个国家思想市场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国家重拾实质理性的阵地。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解，实质理性是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而工具理性则是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并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回顾中国35年的渐进式改革，对于工具理性有着高度的认识与实践经验，基本上是在一个实质理性缺位的情况下，以工具理性的思维来推动的改革。[2]对于此一问题的讨论，学术期刊确实是一个深入反思和广泛思辨的阵地。作为社会公器的学术期刊，不仅仅要为国家推动改革而做好各种工具理性的准备，也要为国家改革之后的社会发展方向做好实质理性的准备。中国的改革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或者说工具理性精神，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实主义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是缺乏实质理性内涵的。对于重拾实质理性，重建关于终极价值的思考，学术期刊应该发挥学术和思想交流及传播的平台和阵地的作用。这也应该是国家赋予学术期刊的重要使命，更应该是学术期刊对于国家利益的贡献和诉求。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从1993年宪法确认已经整整走过了20年的历程，商品市场和劳动分工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追求财富的基本制度，然而思想僵化仍是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所面临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因此要完成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更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是改革再出发的首要前提。在此种情境下，作为思想市场的基础设施的学术期刊，对于激活和引领思想市场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思想市场的繁荣和发展需要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的相互竞争，更需要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相互补充、相互参照、相互修正和相互影响，而学术期刊为这些观点、理论和思想竞争提供了一个平台、阵地和基础设施。思想市场具备极大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包容性，当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都充分发育，能够比翼齐飞的时候，两者便能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协同发育，中国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的改革才会坚实地走向成功。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程，而不是一个终止的状态。思想市场是影响人力资本市场的质量和表现的重要因素，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会让知识和创新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将不再仅是全球的生产中心。[3]塑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对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按照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解读，改革头20年是理念战胜利益，而当下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未来中国的发展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理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理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理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理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长期背离普通大众的观点而行事。[4]学术期刊作为思想和理念创新的发源地和传播平台，应该成为引导理念创新和传播、普及新理念的强大力量。通常人的行为是内生于制度的，但在制度的背后是利益在决定人的行为。改革同样是靠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引导和持续的，既得利益者通常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往往会阻挠任何对其不利的改革。但是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理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提出利益是思想的奴隶的观点，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思想或理念支配的。思想和利益都会对改革产生影响，追逐利益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改革在终极意义上却受到思想的左右。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中部分人理念的变化所引起的，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和终身总统，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并在其拥有绝对权力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都是由于理念的支撑而非利益的诱导。综上所述，对于实质理性和终极价值的追问、对于思想市场的激活和培育以及对于新理念的产生和传播都需要学术期刊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而这些都与国家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
随着我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的快速发展，大量读者开始由传统的纸本阅读转向访问和使用在线数据库，直接导致了纸本发行量的严重萎缩，也使传统学术期刊越来越重视网络出版市场。但是，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期刊网和龙源期刊网四大数字出版平台已经占据了国内传统学术期刊数字出版9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建库模式、标准和利益分配规则等话语权也被它们垄断，传统学术期刊基本处于被动的局面。在传统学术期刊与数字出版平台分别属于不同的产权所有者的情况下，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阻碍着传统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并成为读者阅读学术期刊论文的主要渠道后，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再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数字出版和传播渠道将异常艰难。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面临着不与数据库合作，单靠纸本的发行量已经无法保证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可能会被读者淘汰或被边缘化；反之自己的品牌会被学术期刊数据库逐渐淡化和消解的两难境地。学术期刊数据库不仅以搜索的形式消解了传统学术期刊的品牌，而且使传统学术期刊的栏目设置、期刊定位等自身要素也无法呈现。[5]读者通过数据库阅读，只知道该论文是从哪个数据库中获得，至于论文发表在哪个学术期刊上已经不是读者关心的问题。因此，如何开拓数字出版市场并从中获得合理的市场回报，使自身的品牌和价值得以体现，应该遵循哪些基本的原则和策略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市场权益，已经成为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中国的学术期刊如何进行数字化出版？如何协调传统出版与数字化出版之间的矛盾？对于学术期刊数据库来说，没有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为其提供内容，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在本质上，学术期刊数据库是传统学术期刊的数字发行渠道，但学术质量是要靠学术期刊的出版者来保证的。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的国际竞争角度来看，中国应该培育与规模相匹配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商，似乎允许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期刊网和龙源期刊网四大数字出版平台形成垄断局面。但是，即便是普通商品的国际竞争也不能只靠规模优势，尤其是对于学术期刊这种信息产品，没有学术质量的保证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还谈什么国际竞争呢？从传统学术期刊市场化改革的角度来看，由于网络的兴起与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仅仅依靠纸质学术期刊的销售已经不可能维持生存，数字出版市场是学术期刊市场化生存的最后一根救命绳索。如果允许垄断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传统学术期刊市场化改革就没有出路，其学术质量也就失去了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的可能性，那么四大数字出版平台没有高质量的内容又怎么参与国际竞争呢？从学术期刊的国内出版市场来看，学术期刊的竞争力也决定于其承载的学术信息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不论是从国内学术传播所体现的国家利益来看，还是从国际学术传播所体现的国家利益来看，对于四大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垄断行为都应该进行政府规制。
从英、美、德国等出版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模式有单刊模式、刊群模式、综合集成数据库模式和开放存取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的交叉使用。但是，国外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是在产权清晰状况下的市场行为，而我国学术期刊以政府为主的供给机制使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出版者不具备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如何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从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现状来看，四大数字出版商的垄断局面对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进行数字出版的机会和积极性都产生了制约。对机会的制约体现在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很难突破四大数字出版商已经形成的垄断局面，重新建设新的独立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并在数字出版市场上获得生存机会。对积极性的制约体现在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与四大数字出版商的合作中缺乏话语权，并使自己的品牌价值被严重消解。我国学术期刊由于以政府为主的供给机制导致的市场主体性缺失，使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争取原本属于自己的权益。因此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应该进行市场化改革，形成独立的市场主体，在与四大数字出版商的合作中积极争取话语权，使利益分配更趋合理，使品牌价值得以实现，例如通过要求学术期刊数据库在技术上实现搜索论文时必须首先呈现论文所在学术期刊的封面和目录等内容。对于解决时下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与四大数字出版商之间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我们可能首先会试图找到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计算方法，使双方都能够接受，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在没有一种从逻辑上可以合理存在的利益分配计算方法的情况下，让双方进行谈判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但是谈判能够取得公平结果的前提是双方地位的对等，因此国家出版行业主管部门应该对四大数字出版商进行垄断规制，避免不公平的合作与竞争。
除对四大数字出版商进行垄断规制外，让他们相互充分竞争也是解决他们与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地位不对等的可选途径。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没有采取独家授权模式以前，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期刊网三家的竞争还是比较充分的，由于三家提供的是同质化产品，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有充分的谈判空间和选择余地，而随着独家授权模式的实施，这种竞争逐渐被弱化，因此对四大数字出版商进行垄断规制首先要对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的独家授权模式进行出版行为规制。但是，不论多家学术期刊数据库提供同质化产品还是独家授权模式，单个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实力都太弱，很难对学术期刊数据库形成实质上的制约，尤其是学术期刊数据库之间可能存在合谋行为而共同压低价格，因此中华医学会所属学术期刊数字版权的整体出售模式在与学术期刊数据库合作中值得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借鉴。除了与四大数字出版商合作以外，可选的路径就是自建数字出版平台，因此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应积极尝试采用单刊模式、刊群模式和开放存取模式进行数字出版，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对综合集成的四大学术期刊数据库形成实质性的制约。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商业数字出版由合作转向自立门户需要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前提和保证，[6]只有在学科领域非常有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出版者才能选择单刊模式或者刊群模式。对于大量学术影响力一般的学术期刊出版者来说，开放存取模式可以尝试选择。总之，不论单刊模式、刊群模式还是开放存取模式，总得有学术期刊出版者去先行探索，政府也可以考虑对先行探索的学术期刊出版者给予资助以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的良性发展，因为只要有这些模式的存在就能够对四大数字出版商产生实质性的冲击。 三、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
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如果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毫无疑问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学术期刊通过议程设置功能能够吸引全世界的聪明头脑聚焦到学术期刊出版者所设定的议题，可以使学术期刊出版国的问题得以优先解决，从而促进学术期刊出版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享受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科学》和《自然》是在引领学术议题和发挥议程设置功能方面的典范，《科学》的出版国美国和《自然》的出版国英国完全有能力将本国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议程设置来优先进行全球讨论。如果“科学无国界”的理想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学术期刊原本就应该国际化出版。然而，“科学无国界”的理想常常被“科学家的国籍”所困扰，由此巴斯德创造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但学者是属于祖国的”这句至理名言。巴斯德所说的“科学无国界”指向的是科学本身，因为科学的普遍真理性会超越国家而存在，但是科学的应用却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除此以外，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在塑造国家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传播本国理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于维护国家利益来说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能正是基于这些正面效用的考虑，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走出去战略成为当下中国的热议话题，从政府出版主管部门积极动用大量财政资金设立各种扶持基金来资助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以及学术期刊出版者热衷于创办大量英文学术期刊来看，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热潮真的是骤然而至。[7]但是，在热情和冲动之余，是否应该理性地思考一下：中国的科研水平到底能够支撑多少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办好国际化学术期刊的基础是什么？仅仅依靠充足的财力能否使所创办的国际化学术期刊可持续地发展？过于痴迷地创办英文学术期刊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如果把这些政府财政资金用于巩固和加强国内学术期刊市场是否更能体现国家利益？
学术期刊应该内生于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应该内生于职称、学位、科研课题等功利性的制度安排。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林毅夫教授把先前初步构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领域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应该担当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和领域的选择和甄别责任并给予产业政策扶持，以对冲先行尝试企业的外部性，从而达到因势利导。[8]对于学术期刊产业来说，资源禀赋结构就是本国的科研水平在各个学科专业所体现的结构化特征，只有在具有国际领先优势的学科专业才具有比较优势，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专业发展国际化学术期刊才能使学术期刊出版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即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政府如果能够甄别出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专业并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学术期刊产业发展战略，给予这些学术期刊出版企业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从而达到因势利导，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才能可持续地良性发展。那么按照这种思路和逻辑比照一下当前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现实，似乎是把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范围扩大化了，不论政府出版主管部门还是学术期刊出版从业者和参与者似乎都脱离了理性的轨道。如果仅仅是扩大了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范围，还可以通过实践的检验来进行校正，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范围被扩大背后的动机。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利益相关者似乎都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所应该体现的国家利益却鲜有关注。在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利益相关者中，作者持支持态度是因为被SCI、SSCI、EI等检索的国际化学术期刊符合其职称、学位、科研课题等功利性的个人利益需求，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以及学术期刊从业者持支持态度是因为业绩或政绩的功利性考虑。但是，如果一本国际化的英文学术期刊即便是能够被SCI、SSCI、EI等检索系统收录，同时既失去了国内市场又没有开拓出国际市场，学术期刊的读者数量和被引频次趋于零，那么这本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对于整个国家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这样的国际化学术期刊出版企业无法获得自生能力，难道需要国家永远动用财政资金支持下去吗？如果对于国内的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还有促进学术交流的理由，那么对于读者数量趋于零的国际化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样的国际化学术期刊即便是在塑造国家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传播本国理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于国内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主要的理由应该是学术期刊的公共性，而对于读者数量趋于零的国际化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就很难用学术期刊具有公共性进行解释。即便是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专业对国际化学术期刊进行政府补贴，也应该是通过“扶上马送一程”的策略而使学术期刊出版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单纯依靠政府补贴可能永远也无法产生国际名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涉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区分。国际化学术期刊出版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就动用“缺钱补钱”的政府补贴手段解决问题，实质上就是在应用凯恩斯主义观察短期问题的理论框架，而没有考虑国际化学术期刊出版企业如何才能具有自生能力并永续发展这个长期问题。凯恩斯主义观察短期问题的理论框架只能处理短期问题，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这种理论框架不是分析长期问题的适用工具，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混在一起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通俗地来讲，凯恩斯主义主张直接利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来克服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弊端，这种思路只能用来“治病”，而不能用来“强身健体”。对于长期问题的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应该运用生产函数从供给方来分析，而凯恩斯主义的要点是着眼于需求方来分析。[9]国际化学术期刊出版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根源在于发展方式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的投资驱动，而没有在根本上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进而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支持发展。短期的需要往往会压倒长期的考量，参与者总是容易深陷到眼前的利益格局当中。因此，超越利益的思想市场是当下急需培育的，通过思想市场的力量可以约束短期行为并能够促进参与者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四、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市场化出版
学术期刊出版是一个国家激活和培育思想市场的需要，也是新理念产生和传播的需要。要满足学术期刊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学术期刊出版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规模，而这个合理规模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给出答案，无法通过政府出版主管部门的计算与审批来确定。学术期刊出版要与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相匹配，思想和理念的创新与交流是学术期刊出版的核心意义。但是，由于当下对学术期刊出版的功利性需求，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已经严重地甚至普遍地被异化。因此，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思考和梳理，例如学术期刊是什么？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对于职称评定、学位授予、承揽科研课题这些功利性需求，学术期刊应该如何对待？学术期刊市场化意味着什么？现有的存量学术期刊是否都应该生存？学术期刊需求者的个人利益、学术期刊出版的行业利益、学术期刊主办者的利益、科研和教育等学术期刊需求行业的利益等如何与国家利益实现相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涉学术期刊出版制度的设计以及出版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广义上说，市场化的“化”可以理解为“转化”，指的是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化的过程，是“未完成的方案”，只要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和利益机制中的某一项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市场化的过程。计划经济条件下追求集中计划、大政府和全能政府，而市场经济的政府要的是小政府、守夜人。因此，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也要相应转型，以宏观调控与加强监管为主，而不是做集中计划，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也要市场化，同样的道理，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市场化。说政府市场化，不是说让政府去做生意，而是说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同样，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市场化也不是说一定要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而只是强调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水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和利益机制等的要求，以求符合人的本性和激励相容条件，因为毕竟不论什么事情最终都要由人来实施和完成。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大海，那么各种主体都是漂浮在海上的船，包括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因此，学术期刊出版者不论采取哪一种组织形式，都会面临市场化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学术期刊被普遍认为具有公共性，因此国家或政府在本质上具有的公共性使人们认定学术期刊通过政府提供具备天然的合理性。但是，中国几十年的学术期刊出版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千刊一面、八股式文章、缺乏实质性竞争、优不胜劣不汰、激励不足与不相容、所有者缺位、预算软约束、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都与政府供给自身固有的缺陷紧密相关。市场机制具有化公为私、反公共性的特征，因为市场机制具有对自利性动机的诱发力量和对机会主义倾向的助长作用。[10]学术期刊如何借助市场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的当下，是一个必须面对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市场由嵌入在社会之中的配角而转变为宰制社会的主角，进而逐渐变成主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统上来自道德、宗教等方面规范市场的力量也逐渐地被克服。[11]即便如此，市场机制至少是学术期刊出版不得已的次优选择，因为除了市场机制，无法找到既能提供公共性又能提供对从业者有效激励约束的最优方案。学术期刊出版作为人际、代际和国际的文化传播行为，公共性和公益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因此学术期刊的出版行为必须有益于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世道人心。但是，我们仍然要突破对市场机制的认识缺陷，在我们一提到市场化就自然地联系到学术腐败和学术纯洁性缺失的时候，不能忘记很多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名牌都是通过市场机制生产出来的。学术期刊在理论上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只能通过具体的出版实践来体现，不能把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所有事情都推给政府，在市场经济向市场社会逐渐过渡的当下，只有建构能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合理分工、有效配合的体制机制，才能使学术期刊既能体现公共性和公益性，又能实现有效出版和有效消费。[12]学术期刊提供的优先次序应该是市场、社会、政府，也就是在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下应该首先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只有在市场和社会同时都出现失灵时政府才能充当最后的保障。
学术期刊市场化出版需要合理的价格体系与企业家决策的有效结合，没有价格这个资源配置信号和企业家这个决策主体就不可能形成良性的学术期刊出版市场，也不可能有效地进行学术期刊企业化、市场化以及产业化改革。学术期刊的价格体系严重扭曲，但是我们国家在学术期刊的价格体系方面并没有实施过多的管制，学术期刊的价格体系是内生于学术期刊出版制度的。我国学术期刊以政府为主的供给制度使从业者没有积极性去考虑学术期刊合理的价格体系，学术期刊出版行为在本质上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只有市场机制才能使学术期刊的价格体系合理化，其实计划机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计划机制所设想的理想境界是高效率和低交易成本，只是由于市场过于复杂多变，计划机制的目标严重受制于信息的对称性、复杂性和组织成本的不可承担性，即便是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也无法完全舍弃计划机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也认为，学术界、学术期刊出版界对学术期刊市场化出版存在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与国际学术期刊出版的经验与事实是相悖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出版能够实现高定价和高收益，不能把学术期刊仅仅当做一本书来卖，学术期刊最大的价值是其所承载的创新思想和知识，应该从单纯的出版学术期刊的思维模式逐步向提供科研信息服务和学术信息解决方案的思维模式转变。[13]政府担当学术期刊公共性的路径应该是多元的，政府补贴首先应该提供给学术期刊的消费者而不是学术期刊出版者，通过学术期刊消费者的选择才能真正促进学术期刊出版者的竞争。学术期刊的价格应该内生于市场竞争，而且要尽量不让学术期刊价格承载其原本不该承受的补贴学术研究的任务。学术期刊的收入应该靠市场竞争而得来，不能凭借主办单位的意愿和部门私利扰乱学术期刊出版市场。[14]在学术期刊的收入中应该包含政府补贴收入、市场经营收入和社会捐助收入，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收入应该源于学术期刊的公共性，而市场经营收入应该是源于学术期刊的市场性。由于社会组织不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能够与学术期刊的公共性相融合，因此要充分重视以社会组织的形式提供学术期刊的实践探索，政府应该积极出台税收和捐赠的协调方案，以促进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公益领域的竞争，进而提升社会组织提供学术期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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