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电影呢？如果没有了音乐，它还会不会触摸得到你心灵的深处？
　　习惯了世界的喧哗，你就很难想象默片时代会是一番何等的景象。想起孙海英在《美丽的大脚》里那段滑稽的配音，忍俊不禁之际也让自己陷入了这样的联想：音乐，究竟在我们的电影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认识陶龙先生，很是偶然。有了一面之缘以后，再打电话给他，尽管很忙，他还是抽空让我去他家里聊一聊这个问题。
　　在陶龙先生乔迁不久的新家里，我竟没有了一丝客人的拘禁，所谓的采访变成了随心所欲的闲谈。他坐在沙发上，我也坐在沙发上。喝茶。听他的音乐。
　　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待我却如同他的音乐那般纯净、真诚。
　　他谈话喜欢平铺直叙，完全没有一点上海人的痕迹。许是吃惯了西安的羊肉泡馍，吹惯了边塞的风沙，也品出了这黄土地的豪迈，他骨子里隐隐透出的是一种宏大的气魄，生活里却是个细致的丈夫、无微不至的父亲。
　　语言是了解一个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但进入这个心灵殿堂的门却有很多扇。对一个作曲家而言，我喜欢从他的音乐作品进入他的世界。
　　我请他放一段陌生的音乐。陶龙先生便选了一盘他刚刚为某电视剧谱就的曲子。
　　我说，是喜剧吧？
　　他不言语，只示意我继续咂摸咂摸其中的滋味。
　　音乐继续，偶尔也有重复的曲子。我的心绪也被某种东西丝丝缕缕地牵引着，时而想开怀大笑，时而忿忿然于心头，时而又忧伤地低头不语，起伏如连绵不绝的山峦，层层叠嶂。“未见其影，先闻其声”，想必该剧播出时定能有不小的收视率吧。单是这音乐的奇妙幻境，就似乎已让我到了失魂落魄的境地。（采访结束，我果真耐不住激动地从陶龙先生那拿了这部名为《厨子当官》电视剧的带子，一睹为快。）
　　


　　陶龙选择了音乐，似乎就不再擅于用语言表达了自己，也或者是他谦逊的本性使然吧。读了雷涛先生的《接近陶龙》，才晓得陶龙先生家世的渊源，以及他走上音乐道路的曲折。
　　陶龙1956年生于上海，四年之前父亲即已支援大西北来到了西安。于是，在上海与古城西安之间，留下的是他童年的最难以忘怀的对辗转无常的生活的记忆。父亲继承了祖父对民间音乐的热爱，又将这份感情遗传给了陶龙。于是，从小小陶龙就在父亲的启蒙下学拉手风琴、扬琴、二胡，以孩子特有的敏感整天吹拉弹唱个不停，直到14岁时考入西安市歌舞团，从此走上了音乐的工作岗位（工龄即从那时算起，这让他今年16岁的女儿简直无法想象）。在陶龙正式进入西安音乐学院深造之前，他已然有了十年的艺术实践经历。虽说学习的条件比不得学校，但他仍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有了小小的收获。至为芭蕾三人舞《仙鹤的故事》作曲、参加全国首届舞蹈比赛时，他就明确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完成 了由演奏到创作的转变。大学毕业之时，更是凭借其在1984年陕西省音乐作品评比会上一举夺魁的代表作——室内乐《第一弦乐四重奏》，被西影厂当时的吴天明厂长慧眼相中，调到电影音乐的创作队伍中来。
　　圈里人认识陶龙，是通过1990年西影厂摄制的故事《双旗镇刀客》。这是陶龙的第一次辉煌。尽管在此之前已有《我们的世界》、《川岛芳子》、《兰煞星》、《代号美洲豹》等众多影视作品问世，因了影片的局限性，音乐也自然鲜为人知了。
　　


　　“所有的声音都应该属于音乐的范畴。”他说，“好莱坞的影片也是越来越注重音乐的塑造、注重声画的一体才产生如此的震撼力，穿透力，音乐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绝对的主角。”
　　每一部影片陶龙都追求一种“在场”的感觉，这几乎成了他电影音乐创作的一个隐性原则。“这能让我捕捉到空气中瞬间的灵感，也能让我触摸得到一部电影作品的灵魂”。
　　甘肃高阳县，《双旗镇刀客》外景地。
　　深褐色的大戈壁中，陶龙以职业的慧眼举目四望，荒漠、沙丘与天地浑然相连，不知不觉间，他与导演何平等一行数人仿佛步入了沙的海洋。离镇不远处，一段残缺不齐、高低不等的断墙残壁，在夕阳逆光的折射中，显的苍茫、孤寂，好似在冥冥中诉说着这里遥远的过去，展现出一种深厚广博的气势。
　　每当身在电影现场之时，天地间一切美好的声音便会不由自主地在他身体的周围汇聚，形成一个无形的磁场，将他包裹在其中。乐符就像悬浮在空气中的一粒粒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珍珠，一经他的缀结，便成了一串更加光彩夺目的项链，嵌入无声的影像里。
　　“当摄影机从高处俯瞰破败的烽燧，好妹站在烽燧的顶峰端朝远处眺望时，背景中残阳下的荒漠，随着摄影机缓慢而有节奏的升摇，为音乐展示出一幅极富于表现力的画面。那浑厚，丰满的弦乐群持续和声音型织体，由低向上依次奏出，构成一个暖色调的背景织体。由电子合成器模拟出的笛声，倾诉着好妹的此刻等诗孩哥来时的急切心情，与画面的情景形成了统一的整体。”（雷涛《接近陶龙》）
　　作为中国西部片与武打片结合得较为完美的一部佳作，陶龙在创作《双旗镇刀客》这部影片音乐的时候，吸取了过去同类影片在音乐上的不足，结合影片的画面与节奏，运用了西北民间素材中四、五度音理的跳进，配器上注重色彩上的隆重与热烈，低音部分的厚重衬托出了高声部旋律激烈而明快的情绪，从而使影片在音乐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骄阳烈日下的戈壁，没有一丝风，静得出奇。
　　陶龙又爬上双旗镇的城头举目四望，天际处仍是一望无际的荒漠，给人一种神奇而又略带紧张的感觉。
　　“突然，从远处传来尖厉刺耳的马嘶声，复仇的七刀客一字队形排开向着双旗镇扑来。透过摄影机的长焦镜头，画面中七刀客随着马的奔驰起伏，在戈壁地面高温气流的蒸发中呈现出一种虚幻的意境，令人感到压抑、恐怖，一种大兵压境的紧迫感笼罩着全镇，等待着他们的将是灾难和死亡。”
　　为了进一步营造和增强那种紧张恐怖的气氛，陶龙在创作这段音乐时强化了打击乐器的表现特长：两只低音定音鼓配合一面大锣，伴随着七刀客尖厉的马嘶声——击奏出一个由弱渐强的密集型持续音型，从而与画面中紧张的气氛相融合，并在不断加强紧张度的同时，将这种情绪推到了极致。这样，不仅使画面具有了很强的冲击力，让观众的心灵在不经意间受到震撼，也为小刀客孩哥与一刀仙最后的较量、拼杀，作了充分的情绪铺垫，留下了让人忐忑不安的悬念，丰富并提高了本片音乐的艺术表现力，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陶龙先生深情地回忆说：《双旗镇刀客》的音乐成功之处，就在于音乐与影片画面内容的有机统一，做到了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认真地深入生活，到外景地实地考察，与剧组人员一起体验电影中的人物情感，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不断地收集创作素材，并通过自身的感受去捕捉瞬间的灵感，将一种现场激发出的那种膨湃的有生命的呼吸汇入影片当中，让观众能在观赏中体会到那种原汁原味的真实的幻觉。
　　一部优秀的影片，首先会在作曲家的心里像一条无名的小河一样，静静流淌在他的心间。剧本中的情节，常常会让他幻想着此处该有怎样一段感人肺腑的音乐。如果说导演会思考着如何将它们化作一个个镜头创作的话，那么，从作曲的角度而言，陶龙则希望经过音乐的熨烫，让影片像贝多芬的灵魂一样去抚慰人类的心灵，让它闪耀着诗一样的光辉。
　　“在音乐里回忆电影是件很美妙的事情。”一个不折不扣的影迷曾经这样说过。与众多电影Fans不同，这是个爱屋及乌的家伙，总是习惯于先买下与电影同步上市的电影原声来，让自己非常纯粹地欣赏完音乐，然后才决定该影片买下与否。
　　“他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自己事先不受电影画面的影响，展开自己想像的翅膀，从另一个角度去欣赏感受一部影片。”陶龙品评说，“好的影片总会在好的音乐中展现得一览无余，即便偶有例外，对于经典的东西而言却屡屡奏效。”
　　陶龙先生的经验之谈，至今仍让我无法释怀。“其实导演绝不仅仅是通过光影来构筑视觉上的艺术的，他们一样强调听觉上的唯美与共鸣。”《卧虎藏龙》在奥斯卡中突围成功如是，而今年《指环王3：王者归来》在这届奥斯卡中横扫11项大将更是印证了这一点：指环冒险的诗篇正是以其深沉撞击视听情绪的壮丽乐章再次征服了奥斯卡上那些挑剔的评委的，它为整部影片注入了一剂振奋人心的催化剂。
　　最初的答案或许毋须寻找。也许正是因了音乐常常被映入视觉的影像所淹没，也许正是因了它总是被我们的心灵所忽略，“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总是趁你睁大眼睛的时候悄然隐退”（陶龙语）才愈加彰显了它无穷的魅力。
　　《默默的耕耘 悄悄地收获》，一位了解陶龙为人的朋友曾以此为题这样评价他，就如同陈凯歌的那篇《秦国人》之于张艺谋那般准确。低调地生活、真诚地创作，多年的历炼，成功与失败，在电影的道路上，陶龙用自己的音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