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音乐家去南方的乡村采风，乡间的一首歌谣引发了他的兴趣：其实歌词只是普通的男女求爱题材，但那旋律却与其他的当地歌曲差别很大；就算很多段落采用了典型的民歌手法，可专业研究者听起来，总还是觉得这首歌有特别之处——虽然一时也说不上具体原因。
　　我们的音乐家用录音机录下歌曲，又仔细做好了标记。直到这天晚上，他回住处整理当天收集的素材，听着录音记谱时，才猛然领悟了歌谣的真相：这根本就是改头换面的《国际歌》旋律。原来，当地早年是工农红军根据地，在革命政权的推广下，《国际歌》等红色歌曲曾在民众中广为流传；而随着部队战略转移、反动势力复辟镇压，百姓无法再公开唱起《国际歌》，只能用情歌的词句、民乐的润饰把它伪装起来；再加上年代久远、传唱失真，才形成了采风者最后听到的旋律。若没有这次采风旅程，又有谁会想到，在貌似平凡的曲调中隐藏着峥嵘岁月的先烈事迹！
　　虽然这段趣事发生在音乐研究领域，但它其实与我们旅行时常遇到的一种情形有类似之处：旅行者在经历某个瞬间、某个事件时，会突然感到有所触动，但又无法立即分辨出其中的缘由；只是在事后（甚至是相当长时间之后）留意重温，才会明白这段经历的真实意义。我们不妨说，旅行体验由此分裂为两个环节：首先是经历发生的时刻，其后是意义浮现的时刻；后者虽然姗姗来迟，但却绝非次要或冗余，相反，只有当旅途的意义向我们充分展露时，一次旅行才算完满，行程的目的才算是最终达成。如此一来，整段旅程的原则或前提，反而要等到最后方会显露。
　　在一篇有名的小品文中（我们的译文收录在本期杂志“至所未致”栏目里），18世纪的英国大学者约翰逊博士曾抱怨说，游记算得上所有图书里顶无趣的一类。照理说，旅游者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动起笔来应该引人入胜才对，可约翰逊博士发现，这类书要么是一味罗列行程、记流水账，要么是大惊小怪地发些“苍翠欲滴”“美不胜收”之类的感叹；因此作者写得越是兴高采烈，滔滔不绝，读者读着就越是味如嚼蜡，无所会心。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或许可以说，这些游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只是铺陈了旅行的经历，没能抽绎出旅行的意义；蹩脚作者们的旅行从根本上说还不够完整，其中缺席的，正是我们所说的“意义浮现的时刻”。
　　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我们无论是重温旧经典，还是学习新知识，都会把它们编织进一张无所不包的意义网络之中；因此所谓“意义”，也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认知地图”上为各类零散经历、片断体验添加的方位标记。对于这一点，也许没有人比人类学家们感触更深：他们在调研地域的深入考察，往往只是为了洞悉当地人为事物赋予意义的方式，从中归纳出若干世人尚不熟悉的文化机制。在拉萨河谷地区，人们常用的“吉都”一词到底指什么？被黄土高原上的蝎子蛰了是怎样一种体验？……辛勤的人类学家们不仅要经受、记录这一切，还将把它们全都织入认知与理解的整体网络。在本期杂志的专题报道《两种目光的相遇：三位人类学家的中国行旅》中，我们邀读者一起见证这些意义浮现的绝妙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