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就在刘晴波领导下工作。当时，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为尽量减少地下党遭受的损失，中共南方局一度决定在国统区停止发展党员，而是成立一个叫“据点”的严密组织，不办理入党手续，以单线联系的方式，传达党的指示。昆明“一二·一”惨案后，重庆各界声援学生运动连续发生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惨案”，包括郭沫若等知名人士被殴打。中央大学学生再不能容忍了，作为组织学生运动的领导之一刘晴波最为活跃。终于，在重庆发生了著名的“一二·五”爱国学生运动。游行队伍直接进入大溪沟国民政府大院，要求国民党答复。邵力子出来了，他声称他代表政府和国民党讲话。当时我是学生中一名勇敢分子，高声叫喊：“你不能代表政府又代表国民党!这是一党专制!”同学们接着指出国民党不遵守协议，挑起内战等等问题。邵力子说：“好，好，现在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先生也在这里，我们共同来回答。”邵力子进去不久，孙科、周恩来、张澜、郭沫若、章伯钧、莫德惠、张召劢、陈启天等人都出来接见学生。孙科走到扩音器前刚要讲话，我猛冲过去占着扩音器大喊：“为什么不召开国民大会?!”随即又一些同学>中了上来，质问各种问题，孙科很为难，他只好说“内战是两党间的事，还是请周恩来先生讲话。”周恩来走到扩音器前，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他讲话了。台下的特务学生和右翼分子一轮轮猛攻周恩来，企图阻挠他的讲话，周恩来以惊人的魅力加之同学们对右翼学生的反击，会场很快平静下来。游行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这次运动具体组织者之一就是刘晴波。
　　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很冷静，没有出动军警，内心却十分恼火，毕竟是后院起火了。不久，国民党借口苏军在东北搬走机器，策划一场反苏游行。当时，刘晴波与我的意见非常一致，认为应全力阻止，努力遏止事情的扩大。第二天反苏游行队伍没有造成很大的声势。
　　一天，刘晴波通知帅能庶和我等4个人，准备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进行英语口试，录取后乘飞机去张家口，担任军调处的翻译。我明知我的英语口语水平不高，但可乘此去解放区，欣然前去应试。在组织帮助下，我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办事处。我在重庆学会了一些口头语，最普通的对话能应付一下，但显得比其他人差，他们争着答话。提问人当然知道了我的底细，也不苛求。“考试”完毕，我们躲过特务盯梢，溜进不同的小巷分别回校。
　　王若飞、叶挺等乘飞机失事后，刘晴波通知我们，周恩来借马歇尔两架飞机只剩下一架了，去张家口的人要减少。一直等到暑期将近，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而广东同学又催我回中山大学。放假之后我就先回家了。我一直与刘晴波保持通信联系。
　　1956年我调到湖南省委工作，农历春节去周里家拜年，进屋时我看到一个人坐在会客室，惊愕了一下，似曾相识，我问常杏云大姐，隔壁坐的是谁?她说：“刘晴波。”我赶忙到外面紧握着他的手，久别重逢，格外高兴。我马上带他去见周里并介绍他过去的情况。
　　刘晴波告诉我，1953年他被任命为长沙市委秘书长兼工业部长。在“肃反”运动中，由于中大有人乱供，说他是特务。他被捕了，弄清后调到省委办公厅。
　　谁料到：搞清楚了的事情，1958年又重新搞，加上有人说他在长沙市委有一个“反党集团”，刘晴波被开除党籍，每月发15元生活费下放劳动。
　　1966年我也被下放改造。在湘潭农科所一个养猪场，我们又见面了。他住在猪栏里，那时他饲养生猪的技能已为工人们所熟悉，有时候我们谈话晚了就和他睡在一起，我们无话不谈，从国际、国内到养猪、种菜、人际交往，毫无拘束，也无目的地聊，唯独不谈学生运动。
　　“文化大革命”之前，刘晴波调回长沙，到省社会科学院参加编纂《词源》，他终于能常见到他的妻子儿女了。刘晴波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工作勤奋。《词源》编定后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对杨度的思想转变研究甚详。
　　1982年底，我回省委主持组织工作，在一件关于刘睛波安排的待批件上，我不假思索地批了提高半级政治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