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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网络舆论已经越来越多地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它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意抒发的重要渠道,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网络舆论对于传媒业的各种发展建设也有一定的作用,它对我国媒体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美国,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标准和正当的业务手段,以履行媒体的圣洁使命为目标,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独立性、自由性的特点。虽然政治团体、经济利益、受众喜好等因素对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质性意义,但作为新闻媒介专业化理想的一种尝试,它确实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对于我国新闻业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虽然其概念在1999年才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但有学者认为近些年的新闻改革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很多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假、大、空”,以事实说话;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可以说,经过20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早已成为新闻改革过程的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①
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在我国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网络舆论就是其中一种。它对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新闻实践、职业伦理等。其影响既有积极促进的方面,也有消极不利的方面。
网络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积极影响
对新闻专业报道的影响。基于网络的即时性、开放性、交互性等优势,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网络上信息的无限多元,不同信息源之间的相互印证使每一个成为新闻的事件都有着不同以往的更深、更广的报道范围,每一次报道可能形成或已经形成网络舆论的事件都考验着记者的专业能力。因此,网络舆论对新闻的专业报道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以2009年10月24日发生的长江大学三名学生救人牺牲一事为例,从感动于三名学生的精神,到“渔夫见死不救”的传言出现,再到“捞尸者手牵绑尸绳谈价”的深度刺痛,事件的真相流变,一波三折。在不断被揭开的真相和隐情背后是网友们的力量和网络舆论的推动,这充分显示了网络舆论对于新闻报道开展的影响。事情发生的最初,所有报道的主旋律都是对英雄的赞美之声。到10月28日前后,爆料有渔民见死不救的帖子出现在天涯社区、猫扑网、百度贴吧等多个网站、论坛,顿时舆论一片哗然。10月29日,荆州公安局对网帖作出回应,称已成立专门调查组,调查渔船是否见死不救并借机牟利。至此,网络舆论已形成了强烈的攻势,网上到处充斥着要求查明“见死不救”“高价捞尸”背后真相的呼声。11月初,《东方早报》、《华商报》、《南方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开始对事件背后的真相进行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事件发生之后,“在一场试图对英雄壮举进行宣传的过程中,媒体报道经历了一场挤牙膏式的递进运动,这或许是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博弈”。②而推进这场挤牙膏式递进运动,启发这次新闻专业主义博弈的正是网络舆论。如果没有网络舆论,我们不能想象仅靠口耳相传的舆论传播方式,是否能够推动媒体进一步的探究,事件背后的“善与恶、冷与暖、罪与罚”又是否会有被全国人民所知的一天。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民了解和发布信息的途径、方式将越来越多,每一个受到关注的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可能会如这次的事件一样,由传言形成舆论,从而影响到新闻报道的思路和方向。这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对媒体专业主义的要求,媒体也应该认识到专业主义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也要体现在新闻实践中。在实践中具备客观、真实的视角,全面深入的专业精神,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
对新闻职业伦理的影响。目前,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陈力丹教授曾对传媒在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进行总结,居然有十四条之多。我国的传媒虽然进入了市场,但对形成必要的职业精神和职业工作规范,思想准备不足,对于传媒业的基本职业规范,不甚了解,因而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涉及职业操守的问题。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③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而网络舆论则逐渐成为能够监督新闻职业伦理发展和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积极力量之一。
网民通过互联网发布和传播各类信息,其扩散的速度和规模是任何媒体、渠道都无法比拟的。尤其是随着博客、播客等各类自媒体的出现,政府和媒体的任何不规范行为都有可能被曝光,任何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行为也都有可能被揭露。不仅如此,即便是传统媒体上所披露出的新闻工作者的不道德行为,在经过网络舆论的互动后,也有可能对媒体形象、新闻工作者本身产生严重的影响。汶川地震后央视记者徐娜在直播时有失职业道德的表现,引发了全国众多观众及网友的强烈反感,被网友称为临阵脱逃,不敬业、不道德。包括些微失误造成的“补妆门”、“哈欠门”等都被网友发现并放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可以看到,媒体或新闻工作人员的报道、行为都会被网友所关注,一些有失专业主义、缺乏职业道德的报道内容或行为都有可能被网友拿出来形成负面的舆论。这种情况同时也表现了网络舆论对新闻职业伦理建设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网络舆论正在成为一股外部监督力量,促使媒体对新闻职业伦理的更加重视。
网络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消极影响
网络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消极影响在网络舆论监督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网络打破了所谓精英阶层对媒体话语权的垄断,成为表达社情民意的平台,使其在社会监督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网络舆论监督也容易越界成为媒介审判,其所产生的舆论压力容易对媒体报道时的客观公正立场产生负面影响。
网络舆论监督演变成媒介审判,通常都不缺乏新闻媒体的添柴加薪。两者的合力共同促使了一些媒介审判事件的发生。如2003年的“宝马案”便是典型的网络舆论当先,传统媒体跟进的案例。事件发生最初,传统媒体的报道并没有激起舆论的积聚,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司法的独立审判。一审判决下发后,网上迅速掀起了讨论高潮。众多网民对案件的审判结果提出质疑,大部分言论认为案件背后有“黑幕”,传言也越来越多,比如事件主角苏秀文是黑龙江省某领导的亲属,其丈夫用钱“买通了关系”,以及证人被“封口”,等等。有网民断言这是一起典型的司法不公的审判,为死者喊冤叫屈,网络舆情呈现“喊杀声一片”。回顾该案,大部分媒体直接从双方家庭贫富方面来叙述苏案,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直接给该案定了“富人欺负穷人”、“富人仗势欺人、逍遥法外”的调子,在正常的舆论形成过程中注入了非理性的因素,激化了舆论的仇富心态。迫于网上的舆论压力,黑龙江省司法机关出面辟谣,并于2004年初对此案进行了复查,但复查结果显示并无证据证明苏秀文故意杀人,该案维持原判。④这一事件的曲折变化,媒体报道的提前定调,一方面是媒体受网络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当网络舆论聚焦于一个公共事件或公共人物,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后,如果媒体介入,出于正义感或吸引读者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时候都会保持与网络舆论的一致倾向性,从而导致舆论的进一步升级。但网络舆论本身并不一定是客观公正的,且不说网络舆论容易涉及虚假信息和法律问题,网络世界里也存在从众心理、沉默的螺旋、群体极化等心理或现象,极端情绪、偏颇的言论占据主导的情绪型舆论在网络事件中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舆论监督事件中,当媒体的报道和网络舆论的扩散同时发生时,网络舆论非理性的一面在这时便极易对媒体的专业主义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没有做好信息的筛选,保持理性的态度,进行细致全面的了解,就会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失去媒体专业主义本身应有的独立、客观和公正。
注 释:
①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4)。
②徐剑桥:《手牵绑尸绳刺痛网民 讨伐不彻底 赞美无意义》,《南方日报》,2009年11月4日,A06版。
③陈力丹:《内化传媒人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规范》,《采写编》,2004(2)。
④付松聚:《我国“媒介审判”现象流变探析》,人民网,2009年9月28日。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硕士生)
编校:施 宇
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美国,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标准和正当的业务手段,以履行媒体的圣洁使命为目标,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独立性、自由性的特点。虽然政治团体、经济利益、受众喜好等因素对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质性意义,但作为新闻媒介专业化理想的一种尝试,它确实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对于我国新闻业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虽然其概念在1999年才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但有学者认为近些年的新闻改革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很多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假、大、空”,以事实说话;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可以说,经过20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早已成为新闻改革过程的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①
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在我国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网络舆论就是其中一种。它对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新闻实践、职业伦理等。其影响既有积极促进的方面,也有消极不利的方面。
网络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积极影响
对新闻专业报道的影响。基于网络的即时性、开放性、交互性等优势,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网络上信息的无限多元,不同信息源之间的相互印证使每一个成为新闻的事件都有着不同以往的更深、更广的报道范围,每一次报道可能形成或已经形成网络舆论的事件都考验着记者的专业能力。因此,网络舆论对新闻的专业报道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以2009年10月24日发生的长江大学三名学生救人牺牲一事为例,从感动于三名学生的精神,到“渔夫见死不救”的传言出现,再到“捞尸者手牵绑尸绳谈价”的深度刺痛,事件的真相流变,一波三折。在不断被揭开的真相和隐情背后是网友们的力量和网络舆论的推动,这充分显示了网络舆论对于新闻报道开展的影响。事情发生的最初,所有报道的主旋律都是对英雄的赞美之声。到10月28日前后,爆料有渔民见死不救的帖子出现在天涯社区、猫扑网、百度贴吧等多个网站、论坛,顿时舆论一片哗然。10月29日,荆州公安局对网帖作出回应,称已成立专门调查组,调查渔船是否见死不救并借机牟利。至此,网络舆论已形成了强烈的攻势,网上到处充斥着要求查明“见死不救”“高价捞尸”背后真相的呼声。11月初,《东方早报》、《华商报》、《南方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开始对事件背后的真相进行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事件发生之后,“在一场试图对英雄壮举进行宣传的过程中,媒体报道经历了一场挤牙膏式的递进运动,这或许是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博弈”。②而推进这场挤牙膏式递进运动,启发这次新闻专业主义博弈的正是网络舆论。如果没有网络舆论,我们不能想象仅靠口耳相传的舆论传播方式,是否能够推动媒体进一步的探究,事件背后的“善与恶、冷与暖、罪与罚”又是否会有被全国人民所知的一天。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民了解和发布信息的途径、方式将越来越多,每一个受到关注的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可能会如这次的事件一样,由传言形成舆论,从而影响到新闻报道的思路和方向。这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对媒体专业主义的要求,媒体也应该认识到专业主义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也要体现在新闻实践中。在实践中具备客观、真实的视角,全面深入的专业精神,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
对新闻职业伦理的影响。目前,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陈力丹教授曾对传媒在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进行总结,居然有十四条之多。我国的传媒虽然进入了市场,但对形成必要的职业精神和职业工作规范,思想准备不足,对于传媒业的基本职业规范,不甚了解,因而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涉及职业操守的问题。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③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而网络舆论则逐渐成为能够监督新闻职业伦理发展和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积极力量之一。
网民通过互联网发布和传播各类信息,其扩散的速度和规模是任何媒体、渠道都无法比拟的。尤其是随着博客、播客等各类自媒体的出现,政府和媒体的任何不规范行为都有可能被曝光,任何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行为也都有可能被揭露。不仅如此,即便是传统媒体上所披露出的新闻工作者的不道德行为,在经过网络舆论的互动后,也有可能对媒体形象、新闻工作者本身产生严重的影响。汶川地震后央视记者徐娜在直播时有失职业道德的表现,引发了全国众多观众及网友的强烈反感,被网友称为临阵脱逃,不敬业、不道德。包括些微失误造成的“补妆门”、“哈欠门”等都被网友发现并放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可以看到,媒体或新闻工作人员的报道、行为都会被网友所关注,一些有失专业主义、缺乏职业道德的报道内容或行为都有可能被网友拿出来形成负面的舆论。这种情况同时也表现了网络舆论对新闻职业伦理建设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网络舆论正在成为一股外部监督力量,促使媒体对新闻职业伦理的更加重视。
网络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消极影响
网络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消极影响在网络舆论监督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网络打破了所谓精英阶层对媒体话语权的垄断,成为表达社情民意的平台,使其在社会监督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网络舆论监督也容易越界成为媒介审判,其所产生的舆论压力容易对媒体报道时的客观公正立场产生负面影响。
网络舆论监督演变成媒介审判,通常都不缺乏新闻媒体的添柴加薪。两者的合力共同促使了一些媒介审判事件的发生。如2003年的“宝马案”便是典型的网络舆论当先,传统媒体跟进的案例。事件发生最初,传统媒体的报道并没有激起舆论的积聚,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司法的独立审判。一审判决下发后,网上迅速掀起了讨论高潮。众多网民对案件的审判结果提出质疑,大部分言论认为案件背后有“黑幕”,传言也越来越多,比如事件主角苏秀文是黑龙江省某领导的亲属,其丈夫用钱“买通了关系”,以及证人被“封口”,等等。有网民断言这是一起典型的司法不公的审判,为死者喊冤叫屈,网络舆情呈现“喊杀声一片”。回顾该案,大部分媒体直接从双方家庭贫富方面来叙述苏案,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直接给该案定了“富人欺负穷人”、“富人仗势欺人、逍遥法外”的调子,在正常的舆论形成过程中注入了非理性的因素,激化了舆论的仇富心态。迫于网上的舆论压力,黑龙江省司法机关出面辟谣,并于2004年初对此案进行了复查,但复查结果显示并无证据证明苏秀文故意杀人,该案维持原判。④这一事件的曲折变化,媒体报道的提前定调,一方面是媒体受网络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当网络舆论聚焦于一个公共事件或公共人物,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后,如果媒体介入,出于正义感或吸引读者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时候都会保持与网络舆论的一致倾向性,从而导致舆论的进一步升级。但网络舆论本身并不一定是客观公正的,且不说网络舆论容易涉及虚假信息和法律问题,网络世界里也存在从众心理、沉默的螺旋、群体极化等心理或现象,极端情绪、偏颇的言论占据主导的情绪型舆论在网络事件中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舆论监督事件中,当媒体的报道和网络舆论的扩散同时发生时,网络舆论非理性的一面在这时便极易对媒体的专业主义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没有做好信息的筛选,保持理性的态度,进行细致全面的了解,就会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失去媒体专业主义本身应有的独立、客观和公正。
注 释:
①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4)。
②徐剑桥:《手牵绑尸绳刺痛网民 讨伐不彻底 赞美无意义》,《南方日报》,2009年11月4日,A06版。
③陈力丹:《内化传媒人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规范》,《采写编》,2004(2)。
④付松聚:《我国“媒介审判”现象流变探析》,人民网,2009年9月28日。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硕士生)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