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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十年，大众视野里的于丹多以学者身份出现，而她却喜欢称自己为“行者于丹”。五十年来，从大理到南极，从泰山到马赛马拉草原，万水千山走遍，于丹邂逅的不只是风景、文化，还有真正的自己。就像她在新书《有梦不觉人生寒》中所说：“都市空间逼仄，唯有在山水之间，才能得到心灵的成全。”
在行走中觉悟
2012年被许多人所铭记，在别人多是缘于“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在于丹，则是因为在这一年行走了北极和南极。
于丹还记得，那次奔赴南极时穿越“魔鬼西风带”德雷克海峡时的遭遇。从阿根廷最南端小城乌斯怀亚上船，领队就为她拿了一大堆各式各样、闻所未闻的晕船药，以备不时之需。她却一粒未服，只想感受一次晕船的独特经历。
果然，船行不久，颠簸就开始了，领队对她说，自己来南极5次，这是颠簸最厉害的一回。由于没服晕船药，于丹只得一路忍受头痛、恶心、干呕，每当晕到无可奈何之际，她会看一眼没有启封的药，想着“还有药，再撑一会儿”。最终，历经37个小时的颠簸，船顺利穿越魔鬼西风带，而晕船药也始终没有用上。这段经历，被于丹看作是一段时光的摔打、煎熬，经过以后，便会相信一切终究过得去。
晕船之际，于丹以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缓解压力，恰好读到陆澄的故事：陆澄在外修行，家中小儿病危，路遥难归，他忧心如焚。王阳明开示陆澄：“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练。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作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
“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王阳明的话，于丹从中读到了韧性与豁达。
在南极，恰逢极昼，于丹一开始欣喜若狂：要是永远都是白天，远离黑夜，那就好了。可是没有两三天，她就怀念起黑夜来，因为太阳总是在头顶上转圈，怎么也不落下来，自己睡觉不踏实，行走也乱了节奏。“白天之所以可贵，全因为黑夜。白昼与黑夜，制造了生命的节奏。也正是因为漫漫长夜，期待黎明，我们才相信破晓之前最深沉的黑暗，是能够被穿越的。”站在南极点，于丹发觉自己不再迷茫，因为眼前只有一个方向。北京人爱说“找不着北”，在地球的最南端却绝没有迷茫与迷失，只有辽阔与通透。
“人生与行走的关系大抵如此——在行走中觉悟，滋养，淬炼成一个更通透的自己。”于丹说。
旅行，让自己变小
人到中年，于丹感叹这是一个离自己最远、离角色最近的阶段：“我们没了孩子一样的童真，也熬不出老人一样可以放松的资本，我们总是被角色、被负担所牵绊，遇见真自我成为一种奢侈。”而自我、天真、纯净，这些久违的气质却时常在旅途中得以相逢。
于丹喜欢大理，因为它“让我们的年龄变小，回归天真；让我们的自我变小，学会敬畏” 。在这里，她看到一贫如洗却揣着一身故事的行吟诗人、流浪画家，他们摆摊、采风，有时狂放，有时忧郁，大理从不拒绝，宽厚地给他们一个家；还有温和但强韧的信徒，他们从不过分祈求，日子仿佛冰雪初融的小溪，明媚而安静；还有街边赚取路费的卖唱青年，不管人潮涌动还是人烟寂寥，他们弹着吉他，打着手鼓；当然，更多的是卖花大叔憨直的笑脸，咖啡店老板悠然的洞见，或者大背篓下常住民某个平静的背影……上关的花，下关的风，苍山的白雪，洱海的明月，都可以惊艳人的眼目，而更难得的是这里的人，依然拥有一份纯净。于丹说：“不是所有的相逢都能走心。科技再发达，也替代不了个体的生命感知。”
在都市中，快节奏的生活逼我们坚硬。那么，远离都市，徜徉山水，能否让我们重新收获柔软呢？
旅行，让于丹愈发体会到“同理心”。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大草原，于丹和朋友们一起参观这里近百种的野生动物。一路上，他们看见了泥沼中的河马，奔跑的瞪羚，还有大象、狮子……一只野牛“叭”地站在车前，睁大一双牛眼，好奇地往车里看。“这儿是它们的家，妈妈和孩子谈笑风生，情侣们甜言蜜语，对手间角逐拼抢……它们有自己的日子。”于丹说，在那里，她感受到一种柔软——在这世上，除了自己，还有其他的生命，在飞翔，在奔跑，在啜泣。“如果生命只是一段流光，也许我的前世今生，我的灵魂也曾借宿某只犀牛或者繁星，在草原和海边流浪。”
几十年的行走，于丹并不感觉疲惫，也并不想停下来，在她看来，行走也是一种安顿，离别也是一种爱情。“一个真正的流浪者，远方才是他的归宿。一生在路上，未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大自在。”
LADY对话于丹
LADY：您在新书中记录了多次旅行经历，平时您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呢？
于丹：我其实从小都在逛，只不过过去好像没有怎么在写，与其叫我学者于丹，不如叫我行者于丹，我一直在走。我特别小的时候跟我爸爸有关，他就带我去很远的地方。我妈妈说她都没有记忆，带这么小孩子出去干吗。我爸爸还是坚持，我小时候记忆当中北京有很多9字头的公交车。
后来慢慢有了一种习惯就是行走，一个是万卷书和万里路这件事情，让你觉得不走出去没有返回的，不走出去，何以消化。你自己用血肉之躯丈量的里程之后怦然动心的东西。20岁的时候我喜欢野性的东西，我拿着手电闯沙漠，怎么样颠覆，怎么样挑战。那时候小，比较穷，你身上总共带着几百块钱，可以去跑全国，完全是苦玩。30多岁我喜欢所谓的壮游，登高壮观天地间，那种壮游是我30多岁最喜欢的。人在壮阔雄起之中知道有那种近景。
LADY：到了40岁以后，您的行走方式发生改变了吗？
于丹：过40岁以后，我其实是喜欢在小地方长住，住下来的行走是最近这段时间。再说去美国，我已经不喜欢几国游了，要去就在一个国家待着，要去一个城市，就在一个城市待着。就在那里住住，老百姓可能都没走到的地方，然后跟他们过过小日子。
LADY：您曾经多次去过大理，为什么喜欢那里？
于丹：大理有很多山，山上有很多寺庙，我认识其中一个尼姑庵的尼姑，她8岁出家，现在人到中年，外面世界怎么样她不知道。我去了之后她给我做了一顿饭，是我吃过几个庙里面让我记住一辈子的饭，就是因为她们太舍得用时光。我在她这里吃到一个一个嗑出来的南瓜子，一入口的味道太香了。如果你不走到那么小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寂寞是可以照亮喧嚣？这样宁静的心是舍得时光，在一堆瓜子壳之外给你一勺的美味。
LADY：对于旅行这件事本身，您怎么看？
于丹：我喜欢的一个歌手是科恩，他也是诗人，词句很有沧桑感。他有一首歌就是《路》，歌词中，路不仅仅是一点到一点之间的距离，路本身就是梦。对我来讲也是这样，路不是旅程，路本身就是梦，路上会有种种遇见，不期而遇。我以前没有机会写我走过的那么多地方，也许以后就会多了。
20岁的狂游，30岁的壮游，到40岁以后愿意住下来都叫行走。我一生会在路上，也许我还会感受50岁以后怎么样，70岁怎么样，我要不断体会行走的感受。
在行走中觉悟
2012年被许多人所铭记，在别人多是缘于“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在于丹，则是因为在这一年行走了北极和南极。
于丹还记得，那次奔赴南极时穿越“魔鬼西风带”德雷克海峡时的遭遇。从阿根廷最南端小城乌斯怀亚上船，领队就为她拿了一大堆各式各样、闻所未闻的晕船药，以备不时之需。她却一粒未服，只想感受一次晕船的独特经历。
果然，船行不久，颠簸就开始了，领队对她说，自己来南极5次，这是颠簸最厉害的一回。由于没服晕船药，于丹只得一路忍受头痛、恶心、干呕，每当晕到无可奈何之际，她会看一眼没有启封的药，想着“还有药，再撑一会儿”。最终，历经37个小时的颠簸，船顺利穿越魔鬼西风带，而晕船药也始终没有用上。这段经历，被于丹看作是一段时光的摔打、煎熬，经过以后，便会相信一切终究过得去。
晕船之际，于丹以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缓解压力，恰好读到陆澄的故事：陆澄在外修行，家中小儿病危，路遥难归，他忧心如焚。王阳明开示陆澄：“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练。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作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
“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王阳明的话，于丹从中读到了韧性与豁达。
在南极，恰逢极昼，于丹一开始欣喜若狂：要是永远都是白天，远离黑夜，那就好了。可是没有两三天，她就怀念起黑夜来，因为太阳总是在头顶上转圈，怎么也不落下来，自己睡觉不踏实，行走也乱了节奏。“白天之所以可贵，全因为黑夜。白昼与黑夜，制造了生命的节奏。也正是因为漫漫长夜，期待黎明，我们才相信破晓之前最深沉的黑暗，是能够被穿越的。”站在南极点，于丹发觉自己不再迷茫，因为眼前只有一个方向。北京人爱说“找不着北”，在地球的最南端却绝没有迷茫与迷失，只有辽阔与通透。
“人生与行走的关系大抵如此——在行走中觉悟，滋养，淬炼成一个更通透的自己。”于丹说。
旅行，让自己变小
人到中年，于丹感叹这是一个离自己最远、离角色最近的阶段：“我们没了孩子一样的童真，也熬不出老人一样可以放松的资本，我们总是被角色、被负担所牵绊，遇见真自我成为一种奢侈。”而自我、天真、纯净，这些久违的气质却时常在旅途中得以相逢。
于丹喜欢大理，因为它“让我们的年龄变小，回归天真；让我们的自我变小，学会敬畏” 。在这里，她看到一贫如洗却揣着一身故事的行吟诗人、流浪画家，他们摆摊、采风，有时狂放，有时忧郁，大理从不拒绝，宽厚地给他们一个家；还有温和但强韧的信徒，他们从不过分祈求，日子仿佛冰雪初融的小溪，明媚而安静；还有街边赚取路费的卖唱青年，不管人潮涌动还是人烟寂寥，他们弹着吉他，打着手鼓；当然，更多的是卖花大叔憨直的笑脸，咖啡店老板悠然的洞见，或者大背篓下常住民某个平静的背影……上关的花，下关的风，苍山的白雪，洱海的明月，都可以惊艳人的眼目，而更难得的是这里的人，依然拥有一份纯净。于丹说：“不是所有的相逢都能走心。科技再发达，也替代不了个体的生命感知。”
在都市中，快节奏的生活逼我们坚硬。那么，远离都市，徜徉山水，能否让我们重新收获柔软呢？
旅行，让于丹愈发体会到“同理心”。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大草原，于丹和朋友们一起参观这里近百种的野生动物。一路上，他们看见了泥沼中的河马，奔跑的瞪羚，还有大象、狮子……一只野牛“叭”地站在车前，睁大一双牛眼，好奇地往车里看。“这儿是它们的家，妈妈和孩子谈笑风生，情侣们甜言蜜语，对手间角逐拼抢……它们有自己的日子。”于丹说，在那里，她感受到一种柔软——在这世上，除了自己，还有其他的生命，在飞翔，在奔跑，在啜泣。“如果生命只是一段流光，也许我的前世今生，我的灵魂也曾借宿某只犀牛或者繁星，在草原和海边流浪。”
几十年的行走，于丹并不感觉疲惫，也并不想停下来，在她看来，行走也是一种安顿，离别也是一种爱情。“一个真正的流浪者，远方才是他的归宿。一生在路上，未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大自在。”
LADY对话于丹
LADY：您在新书中记录了多次旅行经历，平时您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呢？
于丹：我其实从小都在逛，只不过过去好像没有怎么在写，与其叫我学者于丹，不如叫我行者于丹，我一直在走。我特别小的时候跟我爸爸有关，他就带我去很远的地方。我妈妈说她都没有记忆，带这么小孩子出去干吗。我爸爸还是坚持，我小时候记忆当中北京有很多9字头的公交车。
后来慢慢有了一种习惯就是行走，一个是万卷书和万里路这件事情，让你觉得不走出去没有返回的，不走出去，何以消化。你自己用血肉之躯丈量的里程之后怦然动心的东西。20岁的时候我喜欢野性的东西，我拿着手电闯沙漠，怎么样颠覆，怎么样挑战。那时候小，比较穷，你身上总共带着几百块钱，可以去跑全国，完全是苦玩。30多岁我喜欢所谓的壮游，登高壮观天地间，那种壮游是我30多岁最喜欢的。人在壮阔雄起之中知道有那种近景。
LADY：到了40岁以后，您的行走方式发生改变了吗？
于丹：过40岁以后，我其实是喜欢在小地方长住，住下来的行走是最近这段时间。再说去美国，我已经不喜欢几国游了，要去就在一个国家待着，要去一个城市，就在一个城市待着。就在那里住住，老百姓可能都没走到的地方，然后跟他们过过小日子。
LADY：您曾经多次去过大理，为什么喜欢那里？
于丹：大理有很多山，山上有很多寺庙，我认识其中一个尼姑庵的尼姑，她8岁出家，现在人到中年，外面世界怎么样她不知道。我去了之后她给我做了一顿饭，是我吃过几个庙里面让我记住一辈子的饭，就是因为她们太舍得用时光。我在她这里吃到一个一个嗑出来的南瓜子，一入口的味道太香了。如果你不走到那么小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寂寞是可以照亮喧嚣？这样宁静的心是舍得时光，在一堆瓜子壳之外给你一勺的美味。
LADY：对于旅行这件事本身，您怎么看？
于丹：我喜欢的一个歌手是科恩，他也是诗人，词句很有沧桑感。他有一首歌就是《路》，歌词中，路不仅仅是一点到一点之间的距离，路本身就是梦。对我来讲也是这样，路不是旅程，路本身就是梦，路上会有种种遇见，不期而遇。我以前没有机会写我走过的那么多地方，也许以后就会多了。
20岁的狂游，30岁的壮游，到40岁以后愿意住下来都叫行走。我一生会在路上，也许我还会感受50岁以后怎么样，70岁怎么样，我要不断体会行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