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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这一战略转移行动，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9月8日,中革军委曾命令进行西征的红6军团在湖南省的城步、绥宁、武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尔后转移至湘西,并和在川黔湘边境活动的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后因湖南、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党军主力进至绥宁、靖县(今靖州)地区阻击红军北进，遂转兵向南，于10月1日进占贵州省的旧州。24日，红6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地区同红3军会师。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接着，红2、红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红2、红6军团的攻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行动。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 、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贡水。21日，中革军委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这种甬道式队形，携带大量的物资器材，沿山路缓慢西进，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共77个团实施“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而此时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内，国民党军兵力薄弱，且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继续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间西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经过新圩、直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挡住了国民党军的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队于12月1日渡过湘江。但是，红军却遭到惨重损失，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销。
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境的通道、下乡、长安堡地区。此时，中央红军若按计划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必然要和以逸待劳的优势国民党军决战，那将会有覆灭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省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川黔边创建苏区。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接着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地，继而进至余庆、瓮安地区。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7日晨先头部队进占遵义。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准备从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省西北部创建苏区，在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配合下转入反攻，争取赤化四川。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挺进。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据此，中革军委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9日，中央红军集结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进行整编。11日，掉头东进，接着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在娄山关、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移,于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忙令其“追剿”军向川南追击。中央红军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牵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拦阻，向西挺进，27日进入云南省，逼近昆明，接着转向北进。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在乌江北岸活动的红9军团,也从云南省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随后与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9月8日,中革军委曾命令进行西征的红6军团在湖南省的城步、绥宁、武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尔后转移至湘西,并和在川黔湘边境活动的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后因湖南、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党军主力进至绥宁、靖县(今靖州)地区阻击红军北进，遂转兵向南，于10月1日进占贵州省的旧州。24日，红6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地区同红3军会师。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接着，红2、红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红2、红6军团的攻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行动。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 、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贡水。21日，中革军委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这种甬道式队形，携带大量的物资器材，沿山路缓慢西进，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共77个团实施“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而此时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内，国民党军兵力薄弱，且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继续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间西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经过新圩、直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挡住了国民党军的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队于12月1日渡过湘江。但是，红军却遭到惨重损失，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销。
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境的通道、下乡、长安堡地区。此时，中央红军若按计划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必然要和以逸待劳的优势国民党军决战，那将会有覆灭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省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川黔边创建苏区。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接着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地，继而进至余庆、瓮安地区。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7日晨先头部队进占遵义。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准备从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省西北部创建苏区，在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配合下转入反攻，争取赤化四川。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挺进。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据此，中革军委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9日，中央红军集结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进行整编。11日，掉头东进，接着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在娄山关、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移,于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忙令其“追剿”军向川南追击。中央红军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牵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拦阻，向西挺进，27日进入云南省，逼近昆明，接着转向北进。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在乌江北岸活动的红9军团,也从云南省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随后与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