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了两千年帝制的夜空，迎来了中华民族新纪元的黎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随后，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如约让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经多方博弈，最终胜出，成为民初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民国第一名记”黄远庸（笔名远生）在一篇文章中不无揶揄地写道：“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
　　这一年的10月，流亡海外14年的梁启超自日本启程归国，以满腔热情投身民国的建设。最初，他对袁世凯是颇怀有些希望的。他很清楚，当下中国这个局面，要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必须借助袁世凯的力量。“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他后来也承认：“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可是，袁世凯对于梁启超的良苦用心究竟能领会多少呢？他看重梁启超，绝非认同梁的议会政治、民主立宪，乃是借助其进步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做议会角逐。及至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借机解散国民党，取消该党党员国会议员资格，使国会形同虚设，进步党亦随之黯然，梁启超对于袁氏的希望完全落空，于是，他对政治生涯便渐渐地生了厌恶、舍弃之心。1915年初，他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诚恳地检讨和反思二十年来自己在政治思想以及组织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为什么会陷于失败的困境。
　　梁启超一直梦想着有所作为，但始终不能如愿。袁世凯当权，他一事无成；换了段祺瑞、冯国璋当政，他仍然一事无成。他在写给籍亮侪的信中劝对方：“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一个爱国者、时刻把国家前途和命运放在心上的人，竟然说出这样一番痛心疾首的话，可见其所受伤害之深、之痛。此后，他闭门谢客，“邈然几与世绝”，开始了此生最后十年著述讲学、献身教育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