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刘世锦日前发表文章提出，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处在上升期，并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做了初步分析和判断。
第一，新的高增长产业中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以及其他消费品产业，是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些产业的产品所满足的不仅是少数特定阶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尽管从一个年度看，能够买房、买车的是一个占人口比例不大的收入较高的人群，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些人群的数量及其对经济增量的贡献相当可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群体将越来越大。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构成需求主体的不是“公家”的、团体的消费支出，而是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不是特定阶层中少数人的需求，而是占社会多数人口的需求。只有进入大众消费阶段，住宅、汽车等产业才能成为真正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它们的增长也才具备可持续性。满足大众消费这一特征，将会使增长具有扎实的基础，有效防止全局性、持续性“泡沫”的出现。
第二，作为这一轮经济增长“龙头”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相当长的较快增长周期。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经验，当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20年～30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20年的较快增长。由于住宅、汽车属于10万元级的产品，其价值量远超过其他消费品，它们较快增长的长周期特性，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奠定最重要的基础。电子通讯产业由于设备制造的下滑而较前几年的增速有所降低，但消费类电子通讯产品的高速增长对这种下降势头有所抵消。农村进城人口对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增长和技术快速进步导致的产品频繁换代，将会支持电子通讯产业在今后四五年继续保持增长强势。与近年呈现出的趋势相似，家电产业今后可能呈周期性波动走势，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进城人口消费增长、新产品换代和国际市场份额变动等。尽管不同产业增长周期不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多样而多变，但住宅、汽车两大产业的崛起，将使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
第三，与我国市场容量相联系的超大规模现象。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近5亿。如此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中期是史无前例的。仅算城市人口规模，也远超过已实现工业化的任何一个国家。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联系，我国将在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产销量进入国际领先位置，呈现出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和生产量都将有很大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当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后，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某种产品总量的“世界第一”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而不是高的要求，因为人均拥有量还是较低的。对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超大容量”，要有必要的认识和应对能力。
第四，新一轮增长中产业竞争力将更多地与产业集聚紧密相关。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近些年来，产业集聚在我国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聚使诸多产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竞争力因此而得到显著提升。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将会进入一个产业竞争力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阶段，某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将会具体体现于某个产业集聚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既可能是某个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更多的将是新创优势的地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重组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如老工业基地，当相应产业出现发展机遇时，该地区未必能够分享这种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与市场经济具有一致性的产业集聚条件。
第五，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将促进几大城市带的形成和扩展。多年来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争论颇多。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基本趋势不是重点发展某一类城市，而是若干个包含了大中小多种类型城市的城市带或城市圈的形成和扩展，大多数人口和资源将会集中于这些城市带或城市圈。与国际经验类似，我国沿海地区的几大城市圈和内地沿交通干线的若干城市带正在形成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一批高增长产业快速成长，将会加快上述城市化进程，二者之间形成密切地互动关系。新的高增长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日趋深化。过去包容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上下游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分解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一个企业往往专注于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机厂的外部采购率因此而逐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产业链条的运转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显著加强。从时间上计算，一个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这一特点在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电子通讯、汽车等行业表现地更为突出。由于服务业大都依托于城市，新的高增长产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产业与城市“共生”的典型案例，如香港、深圳的城市功能与东莞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上海的城市功能与昆山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等。
第一，新的高增长产业中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以及其他消费品产业，是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些产业的产品所满足的不仅是少数特定阶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尽管从一个年度看，能够买房、买车的是一个占人口比例不大的收入较高的人群，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些人群的数量及其对经济增量的贡献相当可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群体将越来越大。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构成需求主体的不是“公家”的、团体的消费支出，而是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不是特定阶层中少数人的需求，而是占社会多数人口的需求。只有进入大众消费阶段，住宅、汽车等产业才能成为真正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它们的增长也才具备可持续性。满足大众消费这一特征，将会使增长具有扎实的基础，有效防止全局性、持续性“泡沫”的出现。
第二，作为这一轮经济增长“龙头”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相当长的较快增长周期。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经验，当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20年～30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20年的较快增长。由于住宅、汽车属于10万元级的产品，其价值量远超过其他消费品，它们较快增长的长周期特性，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奠定最重要的基础。电子通讯产业由于设备制造的下滑而较前几年的增速有所降低，但消费类电子通讯产品的高速增长对这种下降势头有所抵消。农村进城人口对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增长和技术快速进步导致的产品频繁换代，将会支持电子通讯产业在今后四五年继续保持增长强势。与近年呈现出的趋势相似，家电产业今后可能呈周期性波动走势，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进城人口消费增长、新产品换代和国际市场份额变动等。尽管不同产业增长周期不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多样而多变，但住宅、汽车两大产业的崛起，将使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
第三，与我国市场容量相联系的超大规模现象。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近5亿。如此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中期是史无前例的。仅算城市人口规模，也远超过已实现工业化的任何一个国家。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联系，我国将在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产销量进入国际领先位置，呈现出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和生产量都将有很大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当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后，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某种产品总量的“世界第一”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而不是高的要求，因为人均拥有量还是较低的。对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超大容量”，要有必要的认识和应对能力。
第四，新一轮增长中产业竞争力将更多地与产业集聚紧密相关。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近些年来，产业集聚在我国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聚使诸多产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竞争力因此而得到显著提升。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将会进入一个产业竞争力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阶段，某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将会具体体现于某个产业集聚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既可能是某个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更多的将是新创优势的地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重组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如老工业基地，当相应产业出现发展机遇时，该地区未必能够分享这种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与市场经济具有一致性的产业集聚条件。
第五，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将促进几大城市带的形成和扩展。多年来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争论颇多。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基本趋势不是重点发展某一类城市，而是若干个包含了大中小多种类型城市的城市带或城市圈的形成和扩展，大多数人口和资源将会集中于这些城市带或城市圈。与国际经验类似，我国沿海地区的几大城市圈和内地沿交通干线的若干城市带正在形成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一批高增长产业快速成长，将会加快上述城市化进程，二者之间形成密切地互动关系。新的高增长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日趋深化。过去包容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上下游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分解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一个企业往往专注于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机厂的外部采购率因此而逐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产业链条的运转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显著加强。从时间上计算，一个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这一特点在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电子通讯、汽车等行业表现地更为突出。由于服务业大都依托于城市，新的高增长产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产业与城市“共生”的典型案例，如香港、深圳的城市功能与东莞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上海的城市功能与昆山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