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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着重探讨了在文学翻译中如何处理原语和译语及其所处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对应现象。笔者认为，这种不对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名称；2.禁忌；3.典故，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作者指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有着自身特色的语言载体，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作用只能是对此作出受限制的“文化补偿”，也就是尽量保留和再现原作中的极易失去的“灵气”。
关键词：文化不对应；文化补偿；神似；化境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0-0119-02
一、前言
钱钟书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留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于‘化境’”。笔者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要想达到“化境”，就必须首先突破上述的“文化困境”。而导致上述的“文化困境”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文化不对应”现象，这种文化上的“不对应”必然会导致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对应”。在本文中，作者将针对几种常见的文化不对应现象加以探讨，并试图找出解决方案，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
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不对应现象及对策
（一）名称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族群、以及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变化和发展着的，因而，它们所承担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地域特点、民族个性和文化色彩。笔者认为，译者可以采用以下的四种方法来翻译各种名称。
1.加注法。当译者无法把一个名称的内涵意义全部译出时，则可以只翻译该名称的局部含义，随后再在译文后面加上注脚。例如，在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从“唐三藏”这个名字，汉语读者可以联想到所有的佛教经典，以及佛家三宝；从“孙悟空”这个名字，就可以联想到佛教所讲的“大彻大悟、四大皆空”的理念……而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将它们分别译为Master，Monkey……，这样一来，译文就丧失了原来的名称的文化底蕴，阻碍了西方的读者对汉语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这时，译者就需要在译文后面加上注释，以便对西方读者进行文化上的“补课”。
2.音译——意译结合法。该法要求译者将名称的部分含义译出，而将该名称的其余部分用拼音法拼出。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官职和称谓的翻译，唐玄宗（Xuanzong Emperor），周总理（Premier Zhou），新西兰（New Zealand）等等。
3.音译法。音译法主要适用于对绝大多数的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例如，哈尔滨（Harbin），呼和浩特（Huhot），西藏（Tibet），伦敦（London），柏林（Berlin）和巴黎（Paris）等等。
4.意译法。意译法要求译者完全根据该名称各部分的含义进行翻译。例如，Salt Lake City（盐湖城），Green Island（绿岛），等等。由此可见，对名称翻译是个含金量颇高的难题。
（二）禁忌
禁忌（taboo）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刻意回避的习惯和用词。在文学翻译中，对于禁忌的翻译，通常采用省译法和还原法。
1.省译法。有的禁忌，在西方文化中并不算什么，翻译是如果照直译出，反而会造成译语读者在理解上的困难，不如径直省译。
2.还原法。既然有的说法或习惯在一种文化里是禁忌，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则不然，这就要求译者把原文的真实意图传达给译语读者，进而为原文“恢复名誉”。例如，在汉语中，涉及狗的词汇都是贬义的。例如，狗才（奴才），狼心狗肺（贪婪、狠毒、凶恶），狗苟蝇营（像狗那样无耻，像苍蝇那样钻营）等等。而在西方，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与狗相关的词汇都具有褒义。所以，在翻译时，一定要顾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认知习惯。例如：“Every dog has its own day”译为“凡人皆有得意日”。
（三）典故
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创造了富于自身特色的绚丽文化，而典故则是其绚丽文化的浓缩表现。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对应性，对典故的处理有所不慎，就会出现“言不由衷”和“盲人摸象”之类的情景，使得原作固有的语言美感和文化意境的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对于典故的翻译，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
1.“张冠李戴”法。例如：“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有人把译作看成是原作的来生（afterlife），也就是说，译者通过发挥译语的优势，补偿了原作造成的文化空白，使得原作“起死回生”并和原作“并驾齐驱”。
2.“得意忘形”法。当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对于同一对象没有可以相互借代的表达时，译者就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直接译出该典故的含义，以便达到使译语读者尽可能理解原作的目的。例如，中国人爱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这是唐初大将程咬金的做事方式，这个典故的含义是“节外生枝”。而由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所欲当然无法理解这个典故的内在含义，这时，译者就可以直译其义，将其译为“meet trouble halfway”即可。
三、文学翻译的度：是再创造，不是创造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虽然不必对原作“亦步亦趋”，而是可以进行合理的再创造，但是，这种再创造永远也不能成为译者抛开原作进行创作的理由。因为，离开了原作的约束，那么，原作也就变成了译者的创作素材，这就背离了翻译的基本原则，即忠实于原作。这样的话，文学翻译就变成了文学创作，译者也就变成了作者。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许渊冲先生翻译的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弦思年华。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思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西汉董仲舒说过，“《诗》无达诂”。也就是说，对于诗歌的理解和解释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说，《锦瑟》是一首音乐诗，着重描写“瑟”的音乐境界；也有人说这是一首悼亡诗，烘托出了他的亡妻的貌美多才；还有人说，这是一首自伤诗，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的感伤。该诗中含有多个典故，且每个典故都有出处。例如，“庄生迷蝴蝶”，“望帝化杜鹃”，“沧海月”，“蓝田玉”等。中国读者每次读起这首诗，都会被李商隐的无以伦比的奇思妙想以及他所营造的文化意境所折服、所倾倒。下面是许渊冲先生的译文：“The Sad Zither Why should the zither have fifty strings？Each string，each strain evokes but vanished strings.Dim morning dreams to be a beauty fly，Amorous heart poured in cuckoo’s cry.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s，From sun-burnt mirth let blue jade vaporize.Such feeling can not be recalled again，It seemed long lost e’en when it was felt then.”可以看出，许译注重译文的音美、意美和形美。但是，却放弃了对原诗的“诗眼”——典故的翻译，所以，西方的读者是根本无法体会到李商隐的原诗的美妙意境的。关于文学翻译的优劣，朱生豪说过，“知我罪我，唯在读者”。笔者认为，如果译者在翻译时为了一味地追求“让译文和原文赛跑”而“从心所欲”，但是，却“逾矩”了，那么，这实际上是和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任务“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四、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针对文学翻译中存在着的几种文化不对应现象进行了探讨，并试图找到解决对策。实际上，作为原作的最后一个守护者，既然译者根本无法做到对原作“不离不弃”、“亦步亦趋”，那么，他在翻译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对应因素时所付出的任何努力都只能算是对原作的“小心翼翼”的补偿，一种文化补偿，而不能说是对等。
关键词：文化不对应；文化补偿；神似；化境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0-0119-02
一、前言
钱钟书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留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于‘化境’”。笔者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要想达到“化境”，就必须首先突破上述的“文化困境”。而导致上述的“文化困境”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文化不对应”现象，这种文化上的“不对应”必然会导致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对应”。在本文中，作者将针对几种常见的文化不对应现象加以探讨，并试图找出解决方案，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
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不对应现象及对策
（一）名称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族群、以及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变化和发展着的，因而，它们所承担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地域特点、民族个性和文化色彩。笔者认为，译者可以采用以下的四种方法来翻译各种名称。
1.加注法。当译者无法把一个名称的内涵意义全部译出时，则可以只翻译该名称的局部含义，随后再在译文后面加上注脚。例如，在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从“唐三藏”这个名字，汉语读者可以联想到所有的佛教经典，以及佛家三宝；从“孙悟空”这个名字，就可以联想到佛教所讲的“大彻大悟、四大皆空”的理念……而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将它们分别译为Master，Monkey……，这样一来，译文就丧失了原来的名称的文化底蕴，阻碍了西方的读者对汉语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这时，译者就需要在译文后面加上注释，以便对西方读者进行文化上的“补课”。
2.音译——意译结合法。该法要求译者将名称的部分含义译出，而将该名称的其余部分用拼音法拼出。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官职和称谓的翻译，唐玄宗（Xuanzong Emperor），周总理（Premier Zhou），新西兰（New Zealand）等等。
3.音译法。音译法主要适用于对绝大多数的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例如，哈尔滨（Harbin），呼和浩特（Huhot），西藏（Tibet），伦敦（London），柏林（Berlin）和巴黎（Paris）等等。
4.意译法。意译法要求译者完全根据该名称各部分的含义进行翻译。例如，Salt Lake City（盐湖城），Green Island（绿岛），等等。由此可见，对名称翻译是个含金量颇高的难题。
（二）禁忌
禁忌（taboo）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刻意回避的习惯和用词。在文学翻译中，对于禁忌的翻译，通常采用省译法和还原法。
1.省译法。有的禁忌，在西方文化中并不算什么，翻译是如果照直译出，反而会造成译语读者在理解上的困难，不如径直省译。
2.还原法。既然有的说法或习惯在一种文化里是禁忌，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则不然，这就要求译者把原文的真实意图传达给译语读者，进而为原文“恢复名誉”。例如，在汉语中，涉及狗的词汇都是贬义的。例如，狗才（奴才），狼心狗肺（贪婪、狠毒、凶恶），狗苟蝇营（像狗那样无耻，像苍蝇那样钻营）等等。而在西方，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与狗相关的词汇都具有褒义。所以，在翻译时，一定要顾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认知习惯。例如：“Every dog has its own day”译为“凡人皆有得意日”。
（三）典故
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创造了富于自身特色的绚丽文化，而典故则是其绚丽文化的浓缩表现。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对应性，对典故的处理有所不慎，就会出现“言不由衷”和“盲人摸象”之类的情景，使得原作固有的语言美感和文化意境的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对于典故的翻译，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
1.“张冠李戴”法。例如：“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有人把译作看成是原作的来生（afterlife），也就是说，译者通过发挥译语的优势，补偿了原作造成的文化空白，使得原作“起死回生”并和原作“并驾齐驱”。
2.“得意忘形”法。当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对于同一对象没有可以相互借代的表达时，译者就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直接译出该典故的含义，以便达到使译语读者尽可能理解原作的目的。例如，中国人爱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这是唐初大将程咬金的做事方式，这个典故的含义是“节外生枝”。而由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所欲当然无法理解这个典故的内在含义，这时，译者就可以直译其义，将其译为“meet trouble halfway”即可。
三、文学翻译的度：是再创造，不是创造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虽然不必对原作“亦步亦趋”，而是可以进行合理的再创造，但是，这种再创造永远也不能成为译者抛开原作进行创作的理由。因为，离开了原作的约束，那么，原作也就变成了译者的创作素材，这就背离了翻译的基本原则，即忠实于原作。这样的话，文学翻译就变成了文学创作，译者也就变成了作者。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许渊冲先生翻译的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弦思年华。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思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西汉董仲舒说过，“《诗》无达诂”。也就是说，对于诗歌的理解和解释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说，《锦瑟》是一首音乐诗，着重描写“瑟”的音乐境界；也有人说这是一首悼亡诗，烘托出了他的亡妻的貌美多才；还有人说，这是一首自伤诗，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的感伤。该诗中含有多个典故，且每个典故都有出处。例如，“庄生迷蝴蝶”，“望帝化杜鹃”，“沧海月”，“蓝田玉”等。中国读者每次读起这首诗，都会被李商隐的无以伦比的奇思妙想以及他所营造的文化意境所折服、所倾倒。下面是许渊冲先生的译文：“The Sad Zither Why should the zither have fifty strings？Each string，each strain evokes but vanished strings.Dim morning dreams to be a beauty fly，Amorous heart poured in cuckoo’s cry.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s，From sun-burnt mirth let blue jade vaporize.Such feeling can not be recalled again，It seemed long lost e’en when it was felt then.”可以看出，许译注重译文的音美、意美和形美。但是，却放弃了对原诗的“诗眼”——典故的翻译，所以，西方的读者是根本无法体会到李商隐的原诗的美妙意境的。关于文学翻译的优劣，朱生豪说过，“知我罪我，唯在读者”。笔者认为，如果译者在翻译时为了一味地追求“让译文和原文赛跑”而“从心所欲”，但是，却“逾矩”了，那么，这实际上是和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任务“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四、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针对文学翻译中存在着的几种文化不对应现象进行了探讨，并试图找到解决对策。实际上，作为原作的最后一个守护者，既然译者根本无法做到对原作“不离不弃”、“亦步亦趋”，那么，他在翻译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对应因素时所付出的任何努力都只能算是对原作的“小心翼翼”的补偿，一种文化补偿，而不能说是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