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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社区空间作为居民进行公共交往的开放性场所，其存在目的是为广大公众服务。但在中国追赶式现代化模式下，社区空间不断产生异化的现象。在发展型地方政府和空间资本化的双重动力的驱动下，社区空间呈现出“空间破碎——阶层分化——亚文化认同”的风险逻辑。本文基于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为社区空间异化问题寻求转化路径，需要从城市社区发展理念、治理主体、评价体系来优化社区空间的治理策略。
关键词 空间异化 生成机制 转化路径
作者简介：孙崇明，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078
一、导论
世界的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历史。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不断地书写着追赶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城市大发展的机遇期。主要以两种方式快速推进，规模上主要以城市外部空间的扩张膨胀；质量上则以城市内部空间的更新再造。然而由于城市更新动力逻辑的不合理、相关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贫乏。我国的城市更新大都被异化为了以房地产为驱动力的“空间牟利”的代名词。城市更新所推动的社区空间再生产异化为了权力资本联合体推动空间价值再创造、集中和剥夺空间剩余价值的工具。在这种工具理性的逻辑下，过往城市更新中追求建设效率和经济增长等目标，直接造成了城市中社区空间的异化。城市更新的动力逻辑已经成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实现社区和谐的桎梏。城市更新过程中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状态？它会对社区空间治理产生什么危害？如何重构社区正义的逻辑？这些问题的解答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区的建设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社区空间异化的双重动力逻辑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一开始，就将现代化的任务全面铺开，试图在短时间内，就将早发外生型现代化在不同阶段上分别加以解决的问题“一揽子解决”，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主要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资本空间剩余价值的攫取所产生的双重动力来解决，这直接造成了城市化更新过程中社区空间的许多问题。
（一） 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竞争驱动
发展型地方政府这一概念引申于学者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发展型政府” 的概念。但与东亚其他国家中央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不同的是，中国增长奇迹背后的主要动力由地方政府。因此，中国也被认为是“发展型地方政府”的典型代表。
关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生成学界已经较为深入的研究。一则地方政府面临“分税制”改革的压力，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并没有相应的对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做出重新规置，造成了巨大的“剪刀差” 。这种自负盈亏的财政体制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一个强有力“逐利动机”导致区域发展偏好。在分税制改革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更愿意参与到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盈余的行动中去。二则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锦标赛” 。财政分权并不是影响地方政府区域公共政策经济发展偏好的全部激励，要想真正理解偏好背后的影响因素，还应该深入到政府行为的层面即“政”的方面。我国地方官员不仅是“经济参与人”而且是“政治参与人”，他们关注政治晋升和政治收益，各地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财政税收竞争，同时也在“官场”上晋升竞争。在中国式的分税制改革和以GDP增长为政绩考核的政府竞争体制约束下各地区地方政府拥有更强的经济发展偏好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发展偏好。三则地方政府的逐利性。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詹姆斯·M·布坎南从“经济人”的概念出发，否定了政府公共性预设，认为政府最大化的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 。
（二） 资本对空间剩余价值的攫取
在资本的逻辑下，传统社区所具有的内在互动性和文化维系力日渐衰微，唯独“地域性”这个躯壳得以保留。作为居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社区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由特定成员及其社会行为构成的社会空间。哈维认为：空间的实质是它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附着在物理景观上，并赋予其某种社会内涵 。空间资本无限的追求剩余价值，导致了社区空间的破碎化、层次化、同质化，加剧了空间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空间为资本所主宰成为了奴役人的工具，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城市社区空间“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更没有满足人民群众的空间需要，社区空间异化存在使的空间正义面临失衡的危险。资本过度汲取空间的剩余价值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资本的本性是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这决定了资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空间资本化的扩张过程。空间正义的核心是资本与空间的关系问题。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直接造成了空间的商品化、空间生产的非均等化。空间的资本化生产不断地挤压蚕食着社会空间正义，必然造成社区空间的异化。
三、社区空间的异化表现形式
城市社区空间作为居民进行公共交往举行各种活动的开放性场所。在地方发展型政府和资本空间剩余价值攫取双重动力的驱动下，社区正义不断地遭受破坏，这直接表现为社区空间的破碎化、社区阶层的分化、社区亚文化的认同，这将不断的撬动着城市自身的物质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
（一）社区空间的破碎化
在追赶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和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资本的驱动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同时资本的空间扩张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但是与此同时也撬动着社区空间结构，这直接导致了社区空间结构的破碎化。这种破碎化直接表现在物理维度和社会维度。一方面类似于早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圈地运动，社区空间在结构上的破碎化特征使城市空间呈现出马赛克拼接的倾向，形成不断增长连续断裂的多中心空间结构，这种物理空间的破碎直接增加了城市道路的纹理，使得许多城市陷入“破碎城市”的境况当中。另一方面这种结构的破碎使得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节点的社区日渐衰微。传统的邻里关系不断的发生疏离，社会资本的缺失使商品化社区成为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二）社区阶层的分化
地方政府工具性的城市开发策略；资本的空间重构直接导致了社区内部的阶层分化。高房价对低收入者“过滤效应”和“挤出效应”必然导致社区内部空间的不断同质化。在资本的逻辑下商品化的社区实质上变成了一种“特权空间结构”。工具化的城镇更新对社区内部的重组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对富足者来说，封闭化的社区空间保障了其特殊地位；而对贫穷者来说，社区间的隔离使他们成为了城市的边缘者，其生存环境日益贫民窟化。这实质上是社区阶层的再生产化，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形成了某种“拒绝与排斥”的过程。它决定了谁有资格成为社区空间的消费者，社区空间成为了一种特殊所有权的“俱乐部空间”。
（三）社区空间的亚文化认同
大转型背景下二元动力的城市更新，直接导致了以血缘和地缘为节点的传统邻里关系瓦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社会的异质性构成使居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安全感。而相对闭合的社区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心灵寄托的场所。相对闭合的社区空间和“社区人的认同感”为城市居住创造了一种“认同空间”。部分阶层处于安全、社会地位和威望的原因，率先选择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档社区。高房价使得社区正在经历着一个“空间提纯”的过程，这便是哈维眼中的“私托邦”。城市更新过程中所导致的社区空间“非均衡破碎化”使得整个城市形成了高低贵贱的“空间极化”的状况。低收入者更多的感受是“相对剥夺感”，同时在资本的分选逻辑下，各阶层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认同，并随着形成了一定的“亚文化”。他们的下一代也将沿着相同的“路径依赖”形成贫富极化的“马太效应”。高收入者成为社区空间的主导者，而相对的弱势群体在城市的更新过程中被不断地“边缘化”。
四、社区空间异化的转化路径
伴随着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以及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城市更新逻辑。社区空间的人本化理念愈发缺失。社区空间的破碎化、阶层化、亚文化化直接影响了社区正义的重塑。社区空间成为了一种牟利的工具，个人权力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直接影响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重塑社区空间正义，“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分析视角。从词源上看，包容性发展是“包容性”和“发展”两个词的组合，其核心是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排斥性（ exclusive） 而是包容性的。在发展经济学中，发展则是与增长相比较而言的，增长指的就是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将增长变为发展强调了发展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包容性发展强调城市发展回归以人为本的目的，不再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使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进行。追求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发展，在强调包容性发展理念、治理主体、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重塑社区空间正义。
（一）人本化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城市更新过程中重塑社区正义的顶层设计。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应该是以经济发展片面或病态的发展，并不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空间利益成全另一部分人的空间尊贵为目标。空间正义更多的强调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发展理念，要关注多元化的空间利益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多元治理主体
注重发展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协同力。未来的城市更新要矫正单纯以政府为主导；与此同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以法律和制度不断的弥补市场运行过程中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陷。积极引导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引导公众的参与，从而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互动的体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中最有效的手段 ，只有当政府的引导力与市场决定性有机的结合足以支撑城市有机化更新，并充分嵌入日益强大的社会自治力量时，才能够共同抵御政府的失灵和市场的失灵，达到重塑社区空间正义的目的。
（三） 评价体系的规范
不断革新治理规范系统，摒弃以往单纯以经济增长，替代为包含包容性发展的绩效考核至关重要。以系统性的绩效考评来替代“唯GDP”论，导入绿色GDP、法治GDP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系。从而有利于地方官员在新型城镇化更新的过程中注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追赶式的现代化将历时性的任务变成了共时性的压力。“时空压缩”使城市在更新过程中社区空间正义问题无限的放大。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优化路径，这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注释：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8.
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在书中约翰逊提出了“发展型政府这一概念”，作为对东亚奇迹的一种解释.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6（6）.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2004（6）.
[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吴良建译.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1-30.
[英]大卫· 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3.
高传胜.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南京大学学报.2012（1）.
关键词 空间异化 生成机制 转化路径
作者简介：孙崇明，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078
一、导论
世界的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历史。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不断地书写着追赶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城市大发展的机遇期。主要以两种方式快速推进，规模上主要以城市外部空间的扩张膨胀；质量上则以城市内部空间的更新再造。然而由于城市更新动力逻辑的不合理、相关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贫乏。我国的城市更新大都被异化为了以房地产为驱动力的“空间牟利”的代名词。城市更新所推动的社区空间再生产异化为了权力资本联合体推动空间价值再创造、集中和剥夺空间剩余价值的工具。在这种工具理性的逻辑下，过往城市更新中追求建设效率和经济增长等目标，直接造成了城市中社区空间的异化。城市更新的动力逻辑已经成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实现社区和谐的桎梏。城市更新过程中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状态？它会对社区空间治理产生什么危害？如何重构社区正义的逻辑？这些问题的解答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区的建设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社区空间异化的双重动力逻辑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一开始，就将现代化的任务全面铺开，试图在短时间内，就将早发外生型现代化在不同阶段上分别加以解决的问题“一揽子解决”，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主要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资本空间剩余价值的攫取所产生的双重动力来解决，这直接造成了城市化更新过程中社区空间的许多问题。
（一） 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竞争驱动
发展型地方政府这一概念引申于学者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发展型政府” 的概念。但与东亚其他国家中央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不同的是，中国增长奇迹背后的主要动力由地方政府。因此，中国也被认为是“发展型地方政府”的典型代表。
关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生成学界已经较为深入的研究。一则地方政府面临“分税制”改革的压力，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并没有相应的对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做出重新规置，造成了巨大的“剪刀差” 。这种自负盈亏的财政体制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一个强有力“逐利动机”导致区域发展偏好。在分税制改革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更愿意参与到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盈余的行动中去。二则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锦标赛” 。财政分权并不是影响地方政府区域公共政策经济发展偏好的全部激励，要想真正理解偏好背后的影响因素，还应该深入到政府行为的层面即“政”的方面。我国地方官员不仅是“经济参与人”而且是“政治参与人”，他们关注政治晋升和政治收益，各地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财政税收竞争，同时也在“官场”上晋升竞争。在中国式的分税制改革和以GDP增长为政绩考核的政府竞争体制约束下各地区地方政府拥有更强的经济发展偏好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发展偏好。三则地方政府的逐利性。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詹姆斯·M·布坎南从“经济人”的概念出发，否定了政府公共性预设，认为政府最大化的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 。
（二） 资本对空间剩余价值的攫取
在资本的逻辑下，传统社区所具有的内在互动性和文化维系力日渐衰微，唯独“地域性”这个躯壳得以保留。作为居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社区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由特定成员及其社会行为构成的社会空间。哈维认为：空间的实质是它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附着在物理景观上，并赋予其某种社会内涵 。空间资本无限的追求剩余价值，导致了社区空间的破碎化、层次化、同质化，加剧了空间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空间为资本所主宰成为了奴役人的工具，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城市社区空间“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更没有满足人民群众的空间需要，社区空间异化存在使的空间正义面临失衡的危险。资本过度汲取空间的剩余价值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资本的本性是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这决定了资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空间资本化的扩张过程。空间正义的核心是资本与空间的关系问题。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直接造成了空间的商品化、空间生产的非均等化。空间的资本化生产不断地挤压蚕食着社会空间正义，必然造成社区空间的异化。
三、社区空间的异化表现形式
城市社区空间作为居民进行公共交往举行各种活动的开放性场所。在地方发展型政府和资本空间剩余价值攫取双重动力的驱动下，社区正义不断地遭受破坏，这直接表现为社区空间的破碎化、社区阶层的分化、社区亚文化的认同，这将不断的撬动着城市自身的物质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
（一）社区空间的破碎化
在追赶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和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资本的驱动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同时资本的空间扩张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但是与此同时也撬动着社区空间结构，这直接导致了社区空间结构的破碎化。这种破碎化直接表现在物理维度和社会维度。一方面类似于早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圈地运动，社区空间在结构上的破碎化特征使城市空间呈现出马赛克拼接的倾向，形成不断增长连续断裂的多中心空间结构，这种物理空间的破碎直接增加了城市道路的纹理，使得许多城市陷入“破碎城市”的境况当中。另一方面这种结构的破碎使得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节点的社区日渐衰微。传统的邻里关系不断的发生疏离，社会资本的缺失使商品化社区成为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二）社区阶层的分化
地方政府工具性的城市开发策略；资本的空间重构直接导致了社区内部的阶层分化。高房价对低收入者“过滤效应”和“挤出效应”必然导致社区内部空间的不断同质化。在资本的逻辑下商品化的社区实质上变成了一种“特权空间结构”。工具化的城镇更新对社区内部的重组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对富足者来说，封闭化的社区空间保障了其特殊地位；而对贫穷者来说，社区间的隔离使他们成为了城市的边缘者，其生存环境日益贫民窟化。这实质上是社区阶层的再生产化，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形成了某种“拒绝与排斥”的过程。它决定了谁有资格成为社区空间的消费者，社区空间成为了一种特殊所有权的“俱乐部空间”。
（三）社区空间的亚文化认同
大转型背景下二元动力的城市更新，直接导致了以血缘和地缘为节点的传统邻里关系瓦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社会的异质性构成使居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安全感。而相对闭合的社区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心灵寄托的场所。相对闭合的社区空间和“社区人的认同感”为城市居住创造了一种“认同空间”。部分阶层处于安全、社会地位和威望的原因，率先选择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档社区。高房价使得社区正在经历着一个“空间提纯”的过程，这便是哈维眼中的“私托邦”。城市更新过程中所导致的社区空间“非均衡破碎化”使得整个城市形成了高低贵贱的“空间极化”的状况。低收入者更多的感受是“相对剥夺感”，同时在资本的分选逻辑下，各阶层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认同，并随着形成了一定的“亚文化”。他们的下一代也将沿着相同的“路径依赖”形成贫富极化的“马太效应”。高收入者成为社区空间的主导者，而相对的弱势群体在城市的更新过程中被不断地“边缘化”。
四、社区空间异化的转化路径
伴随着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以及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城市更新逻辑。社区空间的人本化理念愈发缺失。社区空间的破碎化、阶层化、亚文化化直接影响了社区正义的重塑。社区空间成为了一种牟利的工具，个人权力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直接影响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重塑社区空间正义，“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分析视角。从词源上看，包容性发展是“包容性”和“发展”两个词的组合，其核心是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排斥性（ exclusive） 而是包容性的。在发展经济学中，发展则是与增长相比较而言的，增长指的就是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将增长变为发展强调了发展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包容性发展强调城市发展回归以人为本的目的，不再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使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进行。追求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发展，在强调包容性发展理念、治理主体、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重塑社区空间正义。
（一）人本化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城市更新过程中重塑社区正义的顶层设计。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应该是以经济发展片面或病态的发展，并不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空间利益成全另一部分人的空间尊贵为目标。空间正义更多的强调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发展理念，要关注多元化的空间利益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多元治理主体
注重发展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协同力。未来的城市更新要矫正单纯以政府为主导；与此同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以法律和制度不断的弥补市场运行过程中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陷。积极引导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引导公众的参与，从而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互动的体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中最有效的手段 ，只有当政府的引导力与市场决定性有机的结合足以支撑城市有机化更新，并充分嵌入日益强大的社会自治力量时，才能够共同抵御政府的失灵和市场的失灵，达到重塑社区空间正义的目的。
（三） 评价体系的规范
不断革新治理规范系统，摒弃以往单纯以经济增长，替代为包含包容性发展的绩效考核至关重要。以系统性的绩效考评来替代“唯GDP”论，导入绿色GDP、法治GDP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系。从而有利于地方官员在新型城镇化更新的过程中注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追赶式的现代化将历时性的任务变成了共时性的压力。“时空压缩”使城市在更新过程中社区空间正义问题无限的放大。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优化路径，这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注释：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8.
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在书中约翰逊提出了“发展型政府这一概念”，作为对东亚奇迹的一种解释.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6（6）.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2004（6）.
[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吴良建译.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1-30.
[英]大卫· 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3.
高传胜.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南京大学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