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钟扬在复旦的办公室，却没能看到预想中的各种奇珍异草和植物标本。
　　植物学家不养植物么？钟扬笑着解释道：“这是对植物学家的误解，我平时不养植物，那是因为在工作时我已经最大程度地与植物亲密接触了！”钟扬与植物亲密接触的地方正是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内地干部援藏一般是两三年时间，而钟扬入藏工作已经十多个年头。
　　钟扬算得上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初中刚刚毕业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学了5年信息科学。“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在植物园待了15年，觉得还真找到了我喜欢的方向。但是我们当时的植物研究所只能在华中地区转悠，于是2000年我跑到了复旦，虽说只能当一名普通教授，但毕竟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那时候，钟扬原本已经当上研究所副所长，算是干到了“副局级”，但是到复旦大学，他只能当一名普通的教授。
　　在复旦大学干了没多久，钟扬被聘为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但是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在全国排名最末，作为植物学家，拥有超过两千种特有植物的青藏高原深深吸引着钟扬。2001年，他自己联系上西藏大学领导，表示愿意到藏大来进行高原生物信息学研究。就这样，钟扬放弃在复旦的副院长职务，开始在西藏大学兼任教授，没有任何额外的待遇。
　　一段时间后，钟扬发现，在西藏做科研，不能采取一般的学院式研究方法，仅靠夏季一个季节的工作是不可能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钟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开展长期性的、系统性的野外调查与室内试验相结合的研究。”
　　2003年，钟扬和西藏大学琼次仁副教授合作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藏大花红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学成分变化及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获得成功。那时，整个西藏大学都沸腾了，这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扎西次仁是钟扬在复旦指导的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生，在确定了“西藏巨柏保护的遗传学研究”博士论文课题后，师徒俩用三年时间在藏东南地区沿雅鲁藏布江两岸调查巨柏的分布与生存状况，直至将现存的3万余棵西藏巨柏登记在册，并对其野生种群——标记分析。钟扬说：“我时常教育自己的学生，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邯郸路的办公室里做出来的。”
　　如今，钟扬每年在西藏大学工作至少150天。十多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滚滚流淌的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能对科研有帮助，他都会去。
　　十多年来，他带队盘点了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轨迹；他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他在开展青藏高原生物资源研究的过程中，帮助建立了西藏大学自己的科研“地方队”。这支队伍如今不仅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而且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道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