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社的青年作家顾仲起1923年跃上文坛，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先后创作了两部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笑与死》，四部中篇小说《爱的病狂者》（又名《爱情之过渡者》）、《坟的供状》、《葬》、《龙二老爷》和一部长篇小说《残骸》（其中有的出版于他去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小说家之一。
　　人们也许并不了解，顾仲起还是一位有成绩的诗人。他不但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最初是以诗歌开始其文学生涯的，而且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一个热情澎湃、诗情激荡的诗人。他的所有作品，都流淌着诗的激情，语言上也有着深深的诗的烙印。1923年7月，他的处女诗作《深夜的烦闷》发表于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此后，他更是诗兴蓬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源源地流泻于纸笔，刊载于《时事新报·学灯》。他向往美好的自然，对青春和人生充满了希望：“风在吻着春的面庞”，“莺”“在风幕里和着春的细语”，“他——诗人：在窗下呆看，在树前痴听”（见《晓莺》）；却又深感自己在社会人生中孤军奋战的寂寞：“怀故园呀长夜，感独宿呀秋空”，“一灯在几，独对孤影，唉！吹笛者呀，知否孤人闻声而动情”（见《深夜笛声》）。有时，他热烈地抒写自己豪迈的情怀：“我们是立在陆上，虽不能看见海浪，虽不能听得波响，然而我们可看自天上，然而我们可听自风狂”（见《灵海波声（二）·诗序》）。有时，他又低首沉吟孤独、失望和力不从心的无奈：“渺茫人生的海浪呀，我不觉流泪而失望”（见《孤灵的哀声》），“一枝新稚的嫩芽，那能去和暴风烈日奋斗。啊，被人间逼迫的我呀，现在已失却灵魂只剩着肉尸了”（见《寄萧觉先》）。另外，在《舟中感怀》《归感》《春》等诗作里，他还吟咏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以及对于青春的爱，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诗歌创作的同时，还对诗歌创作作了一定的思考和探索。他在两组《灵海波声》组诗之前分别写的《小言》和《序中的一段》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他认为：“诗是幽愁的灵觉，所谓诗，就是幽秘的灵觉流在纸上的一种痕影而已。所以诗的美妙，完全不能用一种死的方式或理智去评定它的价值。”因此，“当着我们拿着一首诗在眼前赞赏时，不是注重他的哲理和形式……要注重的便是高吟；用各种的腔调去高吟，用合乎各种诗的性质的腔调去高吟，在高吟的声里，能使我们感着悲或喜，能使我们在脑海里感着流来了狂潮一样的兴奋，那便是有价值、真的、好的诗了”。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诗园中的各种景致，同时并不因为自己的坎坷经历和艰难处境而立论偏颇，而是比较客观公允地提出对诗歌欣赏和评判的标准。由此可见顾仲起的诗歌修养和理论素质。
　　1925年初，他经郑振铎、茅盾推荐，离沪赴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以后又参加东征和北伐，就在北伐的行军途中，他利用空隙时间写成了一部长诗《红光》。1926年10月随军来到武汉后，他将《红光》修改定稿，付梓出版。正好其时茅盾也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顾仲起便请茅盾为《红光》写了一篇序文。序中写道：
　　在这部小诗集里，充分表现了仲起同志的热烈的革命情绪，和最近的思想。……我以为《红光》的新形式或者会引起了新的革命文学。文学界有一句老话：“旧酒瓶里不配装新酿。”革命的文学，须有新的形式来适合他的新精神。久矣我们听得人喊“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自然也已产生了许多好的革命文学，但是新形式的革命却不多见。似乎我们的文学家太忽略了新形式的创造了。在这方面，我们觉得《红光》纵使不能说是成立的新形式，至少也是“滥殇”了。
　　《红光》本身是慷慨的呼号，悲愤的呓语，或者可说是“标语”的集合体。也许有些“行不由径”的文学批评家，要说这不是诗，是宣传的标语，根本不是文学。但是在这里——空气极端紧张的这里，反是这样奇突的呼喊，口号式的新诗，才可算得是环境产生的真文学。我们知道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新派革命诗人如马霞考夫斯基等的著作，正也是口号的集合体。然而正如讬罗兹基所说：这些喊口号式的新诗，不但是时代的产物，环境的产物，并且确为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奠了基石。并且在大变动时代，神经紧张的人们已经不耐烦去静聆雅奏细乐，需要大锣大鼓，才合乎脾胃。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是时代的产物，那么，对于《红光》这作品也该承认他的时代价值罢？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自然有他自己的径路，但是正当大变动时代的中国，将来的革命的新文学，或者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会同一趋向罢？我希望仲起同志努力在这方面，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序文原载1927年3月27日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的《上游》周刊）
　　从茅盾的这篇序文可以看到：顾仲起这时写的这首长诗《红光》，与他从军前在上海所创作的诗歌截然不同，它不再是缠绵悱恻的低吟浅唱，而是充满了阳刚之气的战斗呐喊。这无疑是作者投身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的产物。在序文里，茅盾对顾仲起此作的内容和倾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种“口号式的新诗”是为革命和时代所需要的“真文学”，是“为……新文学奠了基石”。并且，茅盾还殷殷勉励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希望他逐渐“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可惜由于时局动荡，这部《红光》已散佚而无法寻觅，而诗人顾仲起后来致力于小说创作并闻名于世，未见再有诗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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