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与各种利益碰撞、博弈的过程，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行进更悲壮。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一定要有勇气和信心，在各种利益调整中勇往直前。
被外界称为“学者型官员、官员型学者”的河南省固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他说，一个领导干部不管在哪里工作，一定要留下自己的“执政痕迹”。
面对改革的复杂形势和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基层各种矛盾凸显期的领导干部须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如何处理利益关系？换届之年，中央提出建设“善于治县理政的高素质县级党政正职队伍”，这一切都在表明，中国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面对新的变化，《决策》杂志与《经济视点报》记者联合采访了郭永昌，在与记者的深度交谈中，他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有些观点很尖锐，但足以引发大家的深思。
用互动促和谐
记者：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正是基层各种矛盾的凸显期，您作为县委书记，如何来化解这些矛盾？又如何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渠道来表达？
郭永昌：基层矛盾的化解实际上就是放开的问题，我带头号召所有领导干部向全县公布手机号码，每个上访群众都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全国接待群众上访最多的县委书记。当然，“最多”并不就是说固始上访的群众多。中国的老百姓是很讲理的，很多上访户就是为了见我一面，听我说句话。举个例子，固始县城关镇有个老上访户程定新，给我写信说上访绝望了，要自杀。我看到信后让秘书找到老人的住址，然后就去他家，见面后他说：“见到你之后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了，真没想到一个县委书记会亲自到我家。”我也从没换过号码，省市信访局来暗访，发现我确实没有换过。恰恰是公布了手机号码，反而到县委来找我，给我打电话的人更少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还是用互动来促进和谐，这里的互动具体说就是领导干部爱老百姓，老百姓也要爱领导干部。
记者：在中央宏观政策调控下，土地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存在企业、开发商、市民、拆迁户、政府等多方的利益诉求，固始是如何来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你曾说过，最先被“化”到城市的就是失地农民，为什么？
郭永昌：在固始，政府只制定规则，不涉及具体操作，政府只要打造一个让企业发展的环境，企业怎么发展，政府不要去管。我有个观点，企业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像婴儿一样，需要党委政府慈母般的关怀，给它喂奶，扶它走路，帮助成长。在固始，企业是高压线，谁碰谁触电。我们不怕开发商赚钱，只要赚得合理合法，就怕开发商赔钱。
对于拆迁问题，一定要学会逆向思维，拆迁过程中要保护弱势群体，这是正面。那么谁是弱势群体呢？我认为保护弱势群体是对的，但不能保护那些打着弱势群体幌子的地痞无赖。在实际工作中，拆到最后，拆不掉的大多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第二类就是地痞无赖。真正的弱势群体，一动员就最先拆完了，政府要照顾的应该是他们。
对于失地农民，我认为失地农民无法生活，是个被过分炒作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最先被“化”到城市的就是失地农民。应该承认，有失地农民生活无着的情况，那主要是因为前几年每个乡镇，甚至行政村都在搞开发区，是人为圈地的结果，是没有产业支撑的结果，而不是城市化的结果。失地农民生活无着恰恰说明中国的城市化推进速度太慢了。真正因为城市的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其实都会提高。有一次，因为城建要征地，一部分群众来上访，说失地的农民怎么生活。我跟他们说，十年里，固始县城从8平方公里扩大到35平方公里，进入城市的大部分都是失地农民，你们去看看，到底是他们的生活水平高还是你们的生活水平高？所以很多时候，一定要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才会跟着变化。
记者：民生问题日益凸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在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央也在三令五申维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么，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的固始，如何维护基层农民群众的利益？
郭永昌：农民进城依然是目前解决农村问题的捷径。先算一笔账，一个进城务工农民月工资800元，对于大城市来讲确实低了，但一年就是近1万元收益，有多少农民种什么一年能收入1万元？一年的工资就是在土地上十年的收成。对于农民来说，这1万块钱可以解决子女教育、医疗、房屋等很多问题。子女上学后进入城市，还可能带动全家都搬入城市，这是一个很长的链条。所以我认为，靠加大对三农的投入而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杀伤力非常大，还是要让农民“洗脚进城”，在大海里学会游泳，不管是织毛衣还是做鞋子，进城农民都能学会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看农民进城与农民回城这个过程，出去的农民与回来的农民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个人，而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生了一场“革命”，只有进城之后才能发现赚钱的路子，学会赚钱的办法，一辈子呆在农村也看不到有什么出路。因此，我认为还要让农民从土地上“胜利大逃亡”。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规划、道路建设都很重要，但新农村建设的出路不在于多少资金的投入。喝上自来水、建好柏油路，只是生活环境的改善，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多少，农民收入提高了多少，农村财富增加了多少。新农村建设的千问题万问题，都只能在农民身上解决，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村农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政府不要以为比农民更聪明，农民愿意干的事政府一定要放手，农民不愿意干的政府一定要住手，政府越管越出问题。
在利益碰撞中行进
记者：如果说发展经济是做蛋糕，那么利益分配就是分蛋糕。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富人”和贫富差距的争论，在“做”与“分”的关系上，您从一个县委书记的视角，是怎么看的？
郭永昌：利益分配是个问题，又不是个问题，因为存在贫富差距是很正常的,共同富裕是个相对概念，而贫富差距是绝对的。不能一看到贫富差距就盲目说“为富不仁”，只有富人才会成为善人，成为慈善家。富人的“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把钱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二是富人积累财富和消费可以扩大就业。富人买一辆汽车，需要洗车、修车、加油等等，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不管富人主观上多浪费、多奢侈，但在客观上是为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因此，对富人不宽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富人多的地方穷人就少，富人少的地方穷人则多，“此地多奢华而民易生，天下多禁忌而民弥平”，一个仇视和排斥富人的社会至少不是一个成熟和文明的社会。过去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应该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况且，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跨度很长的国家，一边是金茂大厦，一边是坍塌的窑洞；一边是背着计算机周游世界的白领，一边是拿着鸡蛋去换盐的村妇。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靠发展，一定要把蛋糕做大。
记者：您曾说过，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也没有根本上的稳定。作为县委书记，您是如何看待改革、发展的呢？
郭永昌：现在针对改革有很多争论，有人也在“叫停”。但是，任何改革都会出错，任何改革都肯定不会整体受益，只能是局部或大部分受益。改革就是拿一部分人的利益给另一部分人，通过市场、政府的调控手段去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把这个利益切给他。但现在的改革进程中，好像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经济学家也站出来指责说：改革出现了很多问题，出血点太多。比如国企改革，有些人宁愿国企烂掉，也不愿意有人占国家的便宜，觉得这好像就是道德。一定要警惕有人用道德“刺杀”我们的经济！日本的明治维新，天皇把很多的“国有资产”无偿奉送给其经营者，因为有巨大的利益空间，企业才可以创新发展，参与竞争时才勇于放手一搏；也因为享受了天皇所赐的恩典，壮大后的日本企业家才具有报效国家的胸怀。
被外界称为“学者型官员、官员型学者”的河南省固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他说，一个领导干部不管在哪里工作，一定要留下自己的“执政痕迹”。
面对改革的复杂形势和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基层各种矛盾凸显期的领导干部须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如何处理利益关系？换届之年，中央提出建设“善于治县理政的高素质县级党政正职队伍”，这一切都在表明，中国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面对新的变化，《决策》杂志与《经济视点报》记者联合采访了郭永昌，在与记者的深度交谈中，他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有些观点很尖锐，但足以引发大家的深思。
用互动促和谐
记者：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正是基层各种矛盾的凸显期，您作为县委书记，如何来化解这些矛盾？又如何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渠道来表达？
郭永昌：基层矛盾的化解实际上就是放开的问题，我带头号召所有领导干部向全县公布手机号码，每个上访群众都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全国接待群众上访最多的县委书记。当然，“最多”并不就是说固始上访的群众多。中国的老百姓是很讲理的，很多上访户就是为了见我一面，听我说句话。举个例子，固始县城关镇有个老上访户程定新，给我写信说上访绝望了，要自杀。我看到信后让秘书找到老人的住址，然后就去他家，见面后他说：“见到你之后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了，真没想到一个县委书记会亲自到我家。”我也从没换过号码，省市信访局来暗访，发现我确实没有换过。恰恰是公布了手机号码，反而到县委来找我，给我打电话的人更少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还是用互动来促进和谐，这里的互动具体说就是领导干部爱老百姓，老百姓也要爱领导干部。
记者：在中央宏观政策调控下，土地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存在企业、开发商、市民、拆迁户、政府等多方的利益诉求，固始是如何来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你曾说过，最先被“化”到城市的就是失地农民，为什么？
郭永昌：在固始，政府只制定规则，不涉及具体操作，政府只要打造一个让企业发展的环境，企业怎么发展，政府不要去管。我有个观点，企业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像婴儿一样，需要党委政府慈母般的关怀，给它喂奶，扶它走路，帮助成长。在固始，企业是高压线，谁碰谁触电。我们不怕开发商赚钱，只要赚得合理合法，就怕开发商赔钱。
对于拆迁问题，一定要学会逆向思维，拆迁过程中要保护弱势群体，这是正面。那么谁是弱势群体呢？我认为保护弱势群体是对的，但不能保护那些打着弱势群体幌子的地痞无赖。在实际工作中，拆到最后，拆不掉的大多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第二类就是地痞无赖。真正的弱势群体，一动员就最先拆完了，政府要照顾的应该是他们。
对于失地农民，我认为失地农民无法生活，是个被过分炒作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最先被“化”到城市的就是失地农民。应该承认，有失地农民生活无着的情况，那主要是因为前几年每个乡镇，甚至行政村都在搞开发区，是人为圈地的结果，是没有产业支撑的结果，而不是城市化的结果。失地农民生活无着恰恰说明中国的城市化推进速度太慢了。真正因为城市的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其实都会提高。有一次，因为城建要征地，一部分群众来上访，说失地的农民怎么生活。我跟他们说，十年里，固始县城从8平方公里扩大到35平方公里，进入城市的大部分都是失地农民，你们去看看，到底是他们的生活水平高还是你们的生活水平高？所以很多时候，一定要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才会跟着变化。
记者：民生问题日益凸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在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央也在三令五申维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么，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的固始，如何维护基层农民群众的利益？
郭永昌：农民进城依然是目前解决农村问题的捷径。先算一笔账，一个进城务工农民月工资800元，对于大城市来讲确实低了，但一年就是近1万元收益，有多少农民种什么一年能收入1万元？一年的工资就是在土地上十年的收成。对于农民来说，这1万块钱可以解决子女教育、医疗、房屋等很多问题。子女上学后进入城市，还可能带动全家都搬入城市，这是一个很长的链条。所以我认为，靠加大对三农的投入而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杀伤力非常大，还是要让农民“洗脚进城”，在大海里学会游泳，不管是织毛衣还是做鞋子，进城农民都能学会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看农民进城与农民回城这个过程，出去的农民与回来的农民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个人，而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生了一场“革命”，只有进城之后才能发现赚钱的路子，学会赚钱的办法，一辈子呆在农村也看不到有什么出路。因此，我认为还要让农民从土地上“胜利大逃亡”。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规划、道路建设都很重要，但新农村建设的出路不在于多少资金的投入。喝上自来水、建好柏油路，只是生活环境的改善，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多少，农民收入提高了多少，农村财富增加了多少。新农村建设的千问题万问题，都只能在农民身上解决，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村农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政府不要以为比农民更聪明，农民愿意干的事政府一定要放手，农民不愿意干的政府一定要住手，政府越管越出问题。
在利益碰撞中行进
记者：如果说发展经济是做蛋糕，那么利益分配就是分蛋糕。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富人”和贫富差距的争论，在“做”与“分”的关系上，您从一个县委书记的视角，是怎么看的？
郭永昌：利益分配是个问题，又不是个问题，因为存在贫富差距是很正常的,共同富裕是个相对概念，而贫富差距是绝对的。不能一看到贫富差距就盲目说“为富不仁”，只有富人才会成为善人，成为慈善家。富人的“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把钱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二是富人积累财富和消费可以扩大就业。富人买一辆汽车，需要洗车、修车、加油等等，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不管富人主观上多浪费、多奢侈，但在客观上是为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因此，对富人不宽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富人多的地方穷人就少，富人少的地方穷人则多，“此地多奢华而民易生，天下多禁忌而民弥平”，一个仇视和排斥富人的社会至少不是一个成熟和文明的社会。过去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应该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况且，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跨度很长的国家，一边是金茂大厦，一边是坍塌的窑洞；一边是背着计算机周游世界的白领，一边是拿着鸡蛋去换盐的村妇。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靠发展，一定要把蛋糕做大。
记者：您曾说过，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也没有根本上的稳定。作为县委书记，您是如何看待改革、发展的呢？
郭永昌：现在针对改革有很多争论，有人也在“叫停”。但是，任何改革都会出错，任何改革都肯定不会整体受益，只能是局部或大部分受益。改革就是拿一部分人的利益给另一部分人，通过市场、政府的调控手段去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把这个利益切给他。但现在的改革进程中，好像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经济学家也站出来指责说：改革出现了很多问题，出血点太多。比如国企改革，有些人宁愿国企烂掉，也不愿意有人占国家的便宜，觉得这好像就是道德。一定要警惕有人用道德“刺杀”我们的经济！日本的明治维新，天皇把很多的“国有资产”无偿奉送给其经营者，因为有巨大的利益空间，企业才可以创新发展，参与竞争时才勇于放手一搏；也因为享受了天皇所赐的恩典，壮大后的日本企业家才具有报效国家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