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1985年4月10日的《华尔街日报》。
　　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的兄弟卧床不起32年——在他房间的同一个角落，同一个窗户底下，靠着同样黄颜色的墙。他是个聋哑人。他的腿是罗圈腿。他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也没有学习任何东西的智力。奥利弗一生下来就有严重的脑损伤，从而使他和他的身体处于长期的无能为力状态。
　　如今，我已是一名英语老师。每次我在班上介绍海伦·凯勒的电影——《奇迹创造者》时，我就给学生们讲奥利弗的故事。就在我任教第一年的某一天，我正准备描述奥利弗如何丧失了反应能力、他吃的每口饭是如何用勺子喂进去的以及他为什么从未开口说过话，这时，坐在最后排的一名男生举起手来说：“哦，德文克先生，你是说他是植物人？”我结结巴巴了好几秒钟。我和我的家人都喂过奥利弗饭，我们都替他换过尿布，在冬天替他把衣服和床单挂在地窖里烘干，在夏天替他把衣服和床单洗得白白净净、摊在草地上冻干。我总是饶有兴趣地观看蚱蜢在枕套上跳来跳去。我们替奥利弗洗澡，胳肢他的胸部逗他笑。有时，我们把收音机打开，留在他的房间里，但我们常常在上午把悬挂于他床上面的遮光帘放下来，以防止他娇嫩的皮肤被太阳灼伤。我们在楼下看电视时，有时听见他笑，有时听见他抡起胳膊来晃来晃去，把床摇得嘎吱嘎吱响。我们听见他在午夜咳嗽。“唔，我想你可以叫他植物人。我则叫他奥利弗，我的兄弟。你会喜欢他的。”
　　1946年10月间的一天，当时我的母亲已怀上奥利弗，她的第二个儿子，而我的父亲从床上爬起来，刮完脸，穿好衣服，就上班去了。当他走到火车站时，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忘了什么东西，于是就返回家中，结果闻到了煤气正从我们家的煤炉子里泄漏出来。我母亲躺在床上，已经昏迷不醒。我大哥则睡在摇篮里，由于摇篮离地面很高，所以没有发生煤气中毒。我父亲把他们从房间里背出来，穿过大厅，来到外面，我母亲很快就苏醒过来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6个月后，1947年4月20日，奥利弗出生了，一个看上去健康的、胖乎乎的、漂亮的小男孩。父母告诉我的兄弟姐妹们，奥利弗似乎同其他新生儿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什么缺陷。但是一天下午，他出生几个月后，母亲把奥利弗抱到窗户跟前，她抱着他沐浴在阳光中，而奥利弗也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眼睛直直地盯着太阳，母亲这才首次发现他是瞎子。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父母——这个故事中的真正英雄——发现奥利弗的头抬不起来，他不能爬，不能走，什么也不会。他手抓不住任何东西，他不会说话。于是，他们把他带到纽约西奈山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目的只是为了搞清楚情况已严重到什么程度。大家认同的唯一解释是，母亲在他怀孕三个月时在睡梦中吸入的煤气影响到了奥利弗，并在他出生前造成了严重的不可治愈的先天性障碍。在经过一个星期的漫长等待之后，父母再度找到这家医院，找到了医生塞谬尔·德兰格博士。当我们的孩子有伤痛时，我们就努力帮他们愈合伤痛。当我们的孩子饿了时，我们就喂给他们饭吃。当他们孤独时，我们就安慰他们。我的父母想知道：“我们能替自己的儿子做些什么呢？”德兰格博士说，他想非常清楚地告诉我的母亲和父亲，对于奥利弗来说，绝对是没有任何办法可想了。他不希望我父母抱有任何错误的幻想。“你们可以把他送到某个慈善机构去。”但我父母回答说：“奥利弗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当然要带他回家。”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医学建议。德兰格博士预计，奥利弗很可能不会活过7岁或者是8岁。他还建议请另外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对奥利弗进行复诊，我父母亲正是这么做的。是的，第二位医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奥利弗的病肯定是没有希望了。当第二位医生扫视我父母亲填写的表格时，他发现我父母亲出生在布鲁塞尔，于是他说：“你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被一位比利时人收留起来，他们给他们食物，并保护他们，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现在，我认为，该轮到我来帮一家比利时人了。”这位医生没有收我父母任何检查费、护理费或医药费。我从未见过这两位医生，但我终身都爱他们，就像孩子爱童话故事中的英雄一样。
　　奥利弗长到了10岁孩子那么大的个头。他胸部宽阔，脑袋很大。但他的手脚却只有5岁孩子那么大，细小而柔软。我们常常在圣诞节送给他一盒包裹好的谷类食品，放在圣诞树下。每年7月，热浪滚滚的时候，我们就用一块湿布在他的头上轻轻地拍打，替他去暑。奥利弗仍然是我见过的最无助的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脆弱的人，但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强有力的人之一。
　　作为教师，我花费了许多小时认真备课，希望自已能通过某种微不足道却意义深远的方式影响我的学生。每年，人们印刷了成千上万册书籍，就是希望作者能够激励人们去行动。我们都在为培养孩子或教给他们价值观这个任务而辛勤耕耘，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能传授给他们些东西。除了呼吸、睡觉和吃饭，奥利弗绝对做不了任何事情，但他激发了行动、爱、勇气和真理。对我来说，在一个把悲剧转变为欢乐的家庭中成长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之所以成为目前的我，一个丈夫、父亲、作家和教师的原因。
　　我记得自己在小时候母亲说：“你能亲眼目睹这一切，不是很好吗？”还有一次，她说：“当你到天堂去时，我敢打赌，奥利弗将会跑来拥抱你，他首先说的就是‘谢谢你’。”对于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说，这些话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当然，是我应该感谢奥利弗和父母为我划定了爱的边界——房子、庭院以及我们奔跑和玩耍于其中的树林。日复一日，奥利弗总是睡在窗户底下新洗的被窝里，嬉笑着。
　　我还记得母亲跟我解释说，我们有奥利弗是一种福气，她自己开始时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我们幸运的是，奥利弗的情况是如此严重，我们能够为他做的最多就是一天喂他三顿饭，帮他洗洗澡，替他保暖，他并不需要我们整天守在他的房间里。他从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状况。而父母碰到自己的孩子患严重痴呆症或多动症，狂野滋事、需要日夜护理，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此多的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孩子送到慈善机构去。每个环境都是不同的。没有人能够对别人品头论足。但是，我逐渐相信，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护理田野里的百合花的。我们及自己的最大努力。假如你的家里有一个像奥利弗这样的男孩或女孩，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对他或她最好的，什么是对家庭最好的。做出决定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问父亲：“你是怎么照顾奥利弗32年的？”他说：“不是32年，我只是问自己：‘我今天能喂奥利弗饭吃吗？”回答总是：‘是的，我能。’”
　　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坐在二哥的旁边。当时就我一个人，坐在二哥的旁边。整个屋子里就我一个人，我想看看奥利弗是不是真的眼睛瞎了。谁知道，要是他是假装的呢。于是，我张开手掌，罩住他的脸，在离他睁开的眼睛很近的地方，晃动手指。他当然没有眨眼睛或转动眼睛。
　　它的眼睛和我的一样，是棕色的，但确是如此的不同。通常，喂奥利弗吃晚饭是我的任务——麦片煎鸡蛋、热牛奶、糖、一根香蕉。我经常想：“真讨厌，我才不吃这些东西呢。”但是，喂奥利弗吃饭始终就像喂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吃饭。他的头总是稍微有点斜地靠在枕头上。把一勺食物送到他的嘴唇边，他感觉到勺子之后，张开嘴，合上嘴，然后咽下食物。今天，我仿佛仍然能够听见勺子在寂静的房间里，磕碰那只红碗发出的叮当声。“哦，德文克先生，你是说，他是一个植物人。”
　　我小的时候，由于害怕黑暗，总是和我的弟弟合住一个房间。我们的房间和奥利弗的房间仅一墙之隔。在夜里，5英寸厚的胶合板把我们彼此隔离开来。我们呼吸着同样的夜晚空气，听着同样的风声。慢慢地，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奥利弗在我们周围创造了一种力量，他改变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无法解释奥利弗的影响，只能说，在这个世界中，无能为力者确实拥有巨大的力量；有时，弱者确实令强者感到惊恐。
　　后记：我在20岁刚出头时，认识了一个姑娘，我们恋爱了。几个月之后，我邀请她上我家吃饭，和我的家人见面，在经过互相介绍和简短的寒暄之后，我母亲就去厨房看饭菜做好了没有，我乘机问这个姑娘：“你，你愿意去看奥利弗吗？”当然，我曾经跟他说起过我二哥的情况。她回答说：“不。”她不想见他，就好像她扇了我一记耳光。但我仅仅说了些礼貌的话，就去餐厅了。
　　不久之后，我遇见了罗伊·罗斯玛丽。一位黑头发、黑眼睛的可爱姑娘。她向我打听我兄弟姐妹的名字，还给我买了本《小王子》，她喜欢孩子。我觉得她非常好。几个月以后，我把她带回家，同我家人见面。相互介绍、寒暄、接下来便是晚餐。然后，就到了给奥利弗喂饭的时间。我走进厨房，拿起那只红碗，取出鸡蛋、麦片、牛奶和香蕉，给他做晚餐。然后，我记得自己怯怯地问罗伊是否愿意上楼去看奥利弗。她说：“当然愿意。”于是我们就上了楼。我坐在奥利弗的床边，而罗伊站着，从我背后俯视着。我喂他第一勺、第二勺……她轻松自然、充满同情的问：“我能喂吗？”于是，我把碗递给她，她开始给奥利弗喂饭，一次一勺。没有力量者的力量！你愿意娶哪个姑娘呢？如今，我和罗伊已经有了3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