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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感动了谁
一九八一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生，刚刚二十岁的邓伟，利用暑假自费到西安，寻访他并不认识、但渴望一见的石鲁。然而，石鲁正病在医院里，一般不让会客。邓伟几次只能在玻璃窗外悄悄看一看他所崇敬的“病人”。到了第四次，趁石鲁中午精神稍好，邓伟终于得到医生的允许与石鲁相见了。一个弱冠之年的北京学生，远道来西安拍摄老画家，石鲁感动了，他从床上下来，让人搀扶着走到过道里照了张相。兴奋而激动的邓伟采用了不同一般的拍摄方法，将焦点对在稍远的左眼上捕捉了石鲁的特殊形象……
照片照成了，这是一张非常传神的照片。石鲁用颤抖的手指蘸着墨水写了“邓伟留念”，以谢年轻的寻访者。吴冠中还专为此事写了一篇小短文《谁感动了谁》。
谁感动了谁呢?这类事情要找一找，实在不少……
一九七二年，石鲁和赵望云先生正是百“帽”压顶的时候，陈伯希同志从甘肃跑来看他们。两位大画家感动了，赵望云说：“我们还被监视着，你就来看我们……”石鲁说“给你带走个纪念，画张画。画什么?我们就不讲了，心照不宣。”
石鲁画了挺拔的兰草，赵先生补了一块坚硬的石头。他们用画来传递着语言，上面题字道：“芝兰之宜于人也，会以高朋。”
一九七六年十月，徐行同志得知“四害”垮台的那天晚上，半夜三四点钟擂响了石鲁的家门，老徐语无伦次地告诉了石鲁这一天大的喜讯，石鲁先是一愣，然后就是发疯一样地喊叫起来，他笑着，他说着，他手舞足蹈着，从屋里跑到屋外，又从屋外唱进屋里，长歌当哭，一位伟大画家如注的泪水伴着歌声滚落下来的情景，真让人感动。
徐行这个搞工业的“粗人”，一时心潮激荡，也做诗一首。
诗曰：
晨星光洁夜路静，情满深舒步履轻。
花逢时雨俏为意，西行回首见启明。
石鲁看了这首诗，得意地说：“哈，你这家伙还会做诗?做得好!好!真好!”他大约也受了感动，马上要徐行拿纸来，老徐信手牵过一张半截宣纸，石鲁嫌小，连喊：“大的，拿大的!”老徐又重新换过一张整幅，石鲁就以徐行诗句《花逢时雨俏》为题，挥洒了饱蘸欢欣热泪而又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幅画。画罢之后的石鲁，已经是汗浸两鬓，但他仍余兴未尽，又叫拿过一张整幅，挥书写成了“春到人间”四个大字，他扔下了笔，对徐行说：“送给你，都送给你!”说完，他一屁股倒在躺椅里，动也不再动。这时，他才真是感到累了。
这种感人的事，石鲁生前死后都没有间断过。
一位远在黑龙江哈尔滨师大美术系的教师王秀成，他很早就仰慕石鲁，向往见上一面，但苦于数千里之隔，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一九八二年八月，突然传来石鲁逝世的消息，他的愿望破灭了，悲痛之余，他找到一极不清晰的石鲁照片，精心精意为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老师画了幅肖像，从遥远的北国边陲寄给西安石鲁家里，以表示他对亡师的赤诚哀悼。
谁感动了谁?
是石鲁的精神感动了远远相隔的王秀成，是石鲁的艺术冲击着这颗青年教师的心?反而言之，石鲁若九泉有灵，也会为王秀成的痴心所感动，遗憾的是，一杯黄土隔开了两个世界，石鲁再也无法和他交谈、讲出他的感激之情了。
如果要说，还有更让人感动的事。
有一位叫令狐彪的同志，自幼酷爱绘画，他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时，拣起了画笔，但苦于无师可投，那时正好西安美术界举办一个油画学习班，便报名参加了，十年内乱期间，美术界也被搅得乌烟瘴气，一个“造反派”头头说令狐彪是文科大学生，便把所谓“黑画家”石鲁的部分材料交给了他，并特别指着《学画录》说：“这些用文言文写的，一般人看不懂，没办法批判，你是学文科的，要帮助我们写出高水平的批判文章。”
对石鲁早就敬慕不已的令狐彪，看了《学画录》手稿后，深深为那精美的文笔、渊博的知识、别有天地的论述所折服，他认定这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便借口手稿文字不清楚、玄奥难解种种原因，拖着未写，手稿也就这样保存下来。
一九六八年毕业分配前夕，令狐彪卖掉了一些心爱的书籍，却将《学画录》手稿藏在他的一个小棕箱底。在近两年艰苦的“接受再教育”的劳动锻炼中，从蒲城县的盐碱滩到陕北甘泉县的山沟里，从崂山深处的山崖畔到大荔县的黄河滩，他把《学画录》手稿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一九七八年他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才向在学院执教的老师、石鲁生前的画友李琦披露此事。此后，令狐彪去西安看望正在住院的石鲁，当石鲁听说《学画录》手稿还完好地保存着的时候，连声说：“我以为《学画录》手稿早都给毁了，想不到你把它保存着，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石鲁当时还表示病愈出院后，要继续把《学画录》手稿修订完善，想不到瞬息间溘然长逝。
石鲁离去之后，令狐彪感到自己对《学画录》的整理核勘工作已经是义不容辞了，于是日以继夜，苦心编著，尽瘁为之，终于将《石鲁(学画录)整理校勘》一书付诸出版，这是对石鲁做了最好的悼念。
谁感动了谁?我自己也说不太清了。
乍暖还寒
一九七七年五月，打倒“四人帮”已经半年多了，陕西文化界中的少数几个人，仍还死死揪住石鲁不放，倒还真有点“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劲”了。
“五·二三”全国美展的时候，好多老画家的作品都展出了，全国美协也准备展出石鲁的四幅作品，甚至都已经布置上厅壁，但在征求陕西意见的过程中，几位仍旧当权的负责人坚持不同意，在无可疏通的情况下，全国美协为了尊重地方的意见，只好将挂出的画又摘了下来。
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了全国美术界许多画家的关注，石鲁的故乡四川美协的同志们，听说石鲁当时依然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大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声援石鲁，石鲁得到这些消息，悲喜交加，病势更为严重了。
石鲁倒卧床上写了封长信，托儿子石果去北京找华君武、黄胄。石果赶到北京，华君武刚去南方，黄胄也不在北京，石果便跑到北戴河，在医院找到了黄胄。黄胄时值偏瘫病住院，亚明也在那里。他们一见到信极为焦急，马上答应立即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这一情况，黄胄一再嘱咐石果带他的意见回去，让石鲁为叶帅画一幅画，另外再多画几幅，他好转交有关领导，因为北京好多年不见石鲁的画了，有必要使领导对石鲁的艺术有个了解，加速问题的解决。 石果返回西安对石鲁讲述了黄胄的意见，石鲁对老朋友的关怀非常感激，但不答应送画，石果有些不满意了。这在石鲁原本是易如反掌的事，给多少相识不相识的老百姓都画了，此关键时刻，一画千斤，能顶得上百言千句的申诉，为什么反倒不画了呢?
石鲁盯着儿子，沉沉地说：“我不能画。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这样地画”。
石果不再多言。
不久，叶帅的侄子到西安，特意登门看望石鲁，石鲁深表感激。对方提出了求画的愿望，石鲁点头答应，但直至人家离开，这画始终没有动笔。
嗣后，华君武同志回到北京，得知石鲁的有关情况后，一方面向中央反映，一方面与九位老同志商量，着手将石鲁接到北京治病。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央派出了调查组，系统调查石鲁的全部“案情”。与此同时，还派出了黄、金两位同志专程赴西安接石鲁到北京。
人间虽有“倒春寒”然春风浩荡，终究是那一小股寒流所无法阻挡的。春风吹过，随之而来的就当是金光暖照的烘烘阳夏了。
石鲁临行之前，陕西那在文化口仍当权的个别人物，竟还派人警告石鲁和他的家属说：“到了北京见了老同志，不要激动，不要乱说，要知道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的，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伟大成果……”
真可算“语重心长”，令人永志不能忘啊!
石鲁微微冷笑，被人扶上了担架，他懒得再听这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了。
一些亲朋故旧陪着他的妻子儿女到车站送行，那个“平民之交”的王汝仙在担架抬到软卧车厢门口时，半开玩笑地说：“你的艺术又将进入黄金时代了!”
石鲁听罢哈哈大笑起来，多少年他已没有这样发自肺腑地开怀大笑过了。
更多的朋友劝他安心在北京好好养病。他却告诉大家，不久就要回来，他要收复美术上的失地，要健全组织，要扩充人马……他倍遭坎坷，仍壮志不已啊!
风驰电掣的列车向东、向北，跨过了黄河，疾速奔向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它载来了受尽苦难、绝处逢生的画家石鲁。
中国美协的华君武等同志早早就在北京站上迎候了。列车停稳，石鲁被人搀架着走下车厢，华君武惊呆了，一个十几年前还是浓密黑发、英气勃勃，经常登山涉水、奔跑打猎的年轻人，转眼间竟变成了霜雪染顶、脱发落齿、步覆艰难、老态龙钟的老者，他面目黧黑，干枯消瘦，迎上去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几乎泪下。
此时的石鲁却一反常态、努力推开搀架他的人，紧扑几步，抓住了迎在前面的华君武同志，幽默地说：“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又会合了!”
也还是转眼之间，从踏上北京土地的头一分钟起，石鲁仿佛又恢复了他当年的诙谐风趣、欢乐和青春。
华君武在他逝世之后曾感慨地说：“我对石鲁的国画是倾倒的，遗憾的是他写了一副对联给我，我竟没有开口向他要一张画……”
这方面岂止是华君武同志，像习仲勋、刘澜涛、赵守一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在西北工作时，都给予过石鲁巨大的支持，使他成就了宏伟的事业，石鲁与这些领导同志友情极深，但他只知竭力工作以为报答，领导们不要他的画，他自己也想不起来给，他不愿用画做交易而玷污了艺术、友谊的圣洁。
许多画他是应该画的，他大约也不会想到死神会骤然降临而来不及画了。
石鲁到北京后，先被安置住在了文化部的国画创作组，有几位负责同志提出想看看他十年浩劫后的新作，不巧，石鲁动身仓促，手边没带上一幅画，便只好从北京熟悉的同志家里借回一张不久前赠予这位同志的《荷花图》。
石鲁的儿子石果把画挂到墙上，他翻来覆去审视端详，好长时间的静默之后，他忽然悄悄地问石果：“你看看我这几年的画行不行，能不能拿得出去?恐怕是很糟糕的吧!”
石果顿时心头一震，他看出父亲的紧张，简直是畏缩，是从未见过的胆怯，这些使他产生了一种莫以名状的难受，他想：爸爸是何等的大画家，何等气质、何等的老练纯熟，居然还如此的小心谨慎，如此的自谦，如此的腼腆，像初上考场的小学生……
他马上安慰着说：“您的画会叫人感到震动的，这幅荷花，尤其精妙，人家一定会欢喜的。”
石鲁并不放心，临睡前又加了一句：“你可不要乱吹牛啊!”
……
石鲁在北京治疗期间，参加了间隔十多年没有开过的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会议。
他在会上做了一次言语生动、逻辑性强、理由充分的发言，大家听了非常开心。他谈及了《转战陕北》的遭遇，就是描绘毛泽东同志在行军途中高瞻远瞩的雄姿的那幅有名作品。之所以画面上直接表现的配角不多，主要是因为主角站在崎岖的山路上……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歪曲历史、丑化领导的批评。正在发行的《石鲁画集》也由于选刊了这幅作品而停止发行。
为这本画集作序的王朝闻同志，偏偏着重地称赞了这幅画在构思方面的创造性，因为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政治性错误。后来他在谈到那次会议上石鲁发言时说：“石鲁自己呢?尽管这种遭遇有不同性质，但他究竟是开心，还是难过，也是不问可知的。为了革命美术的繁荣昌盛，而不只是为了艺术家的开心与难过，我衷心期望《转战陕北》式的不幸遭遇，今后不再重演。”
石鲁发言中免不了要激动，这也是秉性难移无可改变了，他愤怒起来，破口大骂那些败类们。多年装疯，假疯也会变成真疯，他讲话一次次离开轨道，使王朝闻不得不抓起屁股底下的坐垫堵住他的嘴，以停止他的发言，疏懈他的激动……
人民大会堂的“冷落”
诺贝尔一生既不为名利所动，也不被孤独所苦，毫不保留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学事业。他哥哥曾要他写自传，他不肯。后来几经催促，他只好戏谑地写道：
“爱弗莱·诺贝尔——他那可怜的生命，当他呱呱落地时，本可断送于仁慈的医生之手。主要美德：保持指甲干净，从不累及他人。主要过失：终生不娶，脾气坏，消化力弱。仅有的愿望：不敬财神。生命的重要事迹：无。”
这“自传”虽属戏语之作，但不难看出诺贝尔那颗伟大的心灵。
石鲁的“美德”不如诺贝尔。因为他不但保持不了指甲的干净，甚至连手脸也经常沾满颜色，头发的脏乱更是不言自明。但在“过失”和“愿望”方面，却与诺贝尔大致相同，他唯没有终生不娶，而且还有过美好的爱情。 除了填干部履历，石鲁没有写过什么自传，他的哥哥没有劝过他，他也认为没有那个必要。至于别人要写他，他干涉不了“外政”。但若问及他“生命的重要事迹”，他也会回答：“无”。我写这些并非无的放矢，因为他的宏伟计划刚刚才开头，还没有施展开他的才华，所以才会有人说他是半途夭折的画家。但成功的画家和失败的画家，于他都无所谓。他从来没想过这些空虚的荣誉，他不需要人民承认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画家，他只要人民看到一个人的价值就足够了，何必戴上华丽的桂冠，竭力炫耀、招摇过市呢?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住了一年多医院的石鲁，病情基本好转，准备出院了，他的儿子石果专程从西安来接他回去。
文化部和美协的领导同志劝他不要急于走，在北京好好玩几天，因为这许多年来，石鲁偏居一隅，到首都来的时间屈指可数，连北京许多的名胜古迹，也都还未曾去看过。石鲁答应了，同意过了春节再返回西安。
大年三十晚上，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游艺晚会，石鲁也应邀参加，带着石果来到了宽阔肃穆的天安门广场。
北京的节日之夜，华灯初上。一片宁静的夜色在欢乐中奏出了美妙和谐的交响乐，天安门广场右侧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富丽，由于热烈的节日气氛，它显得更加夺目壮观。
好多年没来这里走动了，石鲁的心里是相当激动的，但他面目上却异常安详，在儿子的搀扶下，他缓缓地迈上台阶，走走停停。他是在打量，他是在沉思。一切恶梦都化为陈迹，他又恢复了“人”的尊严，他作为美协与文化部的客人，登临了这首都神圣的人民大会堂。
游艺晚会是一片热闹的海，人只要走到海边，如果漫无目标，便可以随意跟着潮水，无论把你冲到什么地方。
石鲁既是画家，无疑要光临书画表演厅。他指了指，儿子扶着他悄悄走了进去。
书画表演厅里在这一晚，几乎容纳了北京所有的著名画家和书法家，人才济济，这真是个大显身手的好地方，每一张画案都像是一座美丽的小岛，无数美术爱好者们，则是围绕小岛喧跳进花的水浪……
一个又一个年老的、年青的和中年的书画家们轮番上场，当众表演。或山水、或花鸟、或草书、或篆书，个个八仙过海，转眼工夫，书画琳琅，铺满了地，挂满了墙。
中国人有个习惯，好热闹，好打听，就是大马路上两个自行车碰了头，也会顿时围上一堆人，凑个热闹，后到者再向先来者打听怨谁，其实都是些不相干的扯淡事。但今天大不相同，这大厅里云集的大都是海内名手，一流大家，所以，每逢换上一个人，观众马上就围住打听，这位是谁?那位名甚?倘碰着名气大的，睹着如山。名气小的，便无人问津，名气在这种场合，就愈发显示出它的重要。
石果把父亲安排坐下，站起身来在大厅转了一个圈，他看着这边画，看着那边写，不知不觉心里痒痒起来，那倒不是他想露一手，这对于他还需要些年月，他是想把他父亲的名字报上去，只要说出去“石鲁”两个字，必定会全场大哗!
他返回原处，和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那身子就是个起跑姿势，只要父亲一点头，他扭头就去报号了。石鲁一把拉住他说：“不行，亮出名就糟了，你不知道那有多麻烦，还是让人家去表演吧!”
石果像拔了气门芯的车胎，竖条条往长椅上一靠，不动了。他心灰意懒地陪着父亲待在一个角落里，扭头看了看默默坐在身旁的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懊丧。
石鲁很少来北京，十年期间就更不用说。现在他来了，就在这个大厅中，却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晓得他的名字，更没有人知道他被孤单单地冷落在一个墙角的长椅上。
石果的懊丧变得有些愤愤不平了，这不平多出于委屈：“按理说父亲受了多年的苦难和重压，也应该在这祖国的中心，在广场面前，在书画家云集的灯火辉煌的大厅中露面，让大家欢迎他、问候他。作为他的多少年来被人歧视的儿子，也可以享受一点光彩吧。”
但是，石鲁不那么做，他只是微笑地看着欢快的人群，静静地观赏着雄伟富丽的大会堂，似乎这样就心满意足了。
石果看看父亲，又看看那边正在拱手寒暄的名人大家，一种微妙的对比使他心中一震，忽然不觉得冷落和孤单了，相反，他感到了平静、充实和温暖。他暗自思忖：“我能陪伴着爸爸那自甘寂寞的心，也是一种幸福和骄傲。
(未完待续)
(责编：魏佩)
一九八一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生，刚刚二十岁的邓伟，利用暑假自费到西安，寻访他并不认识、但渴望一见的石鲁。然而，石鲁正病在医院里，一般不让会客。邓伟几次只能在玻璃窗外悄悄看一看他所崇敬的“病人”。到了第四次，趁石鲁中午精神稍好，邓伟终于得到医生的允许与石鲁相见了。一个弱冠之年的北京学生，远道来西安拍摄老画家，石鲁感动了，他从床上下来，让人搀扶着走到过道里照了张相。兴奋而激动的邓伟采用了不同一般的拍摄方法，将焦点对在稍远的左眼上捕捉了石鲁的特殊形象……
照片照成了，这是一张非常传神的照片。石鲁用颤抖的手指蘸着墨水写了“邓伟留念”，以谢年轻的寻访者。吴冠中还专为此事写了一篇小短文《谁感动了谁》。
谁感动了谁呢?这类事情要找一找，实在不少……
一九七二年，石鲁和赵望云先生正是百“帽”压顶的时候，陈伯希同志从甘肃跑来看他们。两位大画家感动了，赵望云说：“我们还被监视着，你就来看我们……”石鲁说“给你带走个纪念，画张画。画什么?我们就不讲了，心照不宣。”
石鲁画了挺拔的兰草，赵先生补了一块坚硬的石头。他们用画来传递着语言，上面题字道：“芝兰之宜于人也，会以高朋。”
一九七六年十月，徐行同志得知“四害”垮台的那天晚上，半夜三四点钟擂响了石鲁的家门，老徐语无伦次地告诉了石鲁这一天大的喜讯，石鲁先是一愣，然后就是发疯一样地喊叫起来，他笑着，他说着，他手舞足蹈着，从屋里跑到屋外，又从屋外唱进屋里，长歌当哭，一位伟大画家如注的泪水伴着歌声滚落下来的情景，真让人感动。
徐行这个搞工业的“粗人”，一时心潮激荡，也做诗一首。
诗曰：
晨星光洁夜路静，情满深舒步履轻。
花逢时雨俏为意，西行回首见启明。
石鲁看了这首诗，得意地说：“哈，你这家伙还会做诗?做得好!好!真好!”他大约也受了感动，马上要徐行拿纸来，老徐信手牵过一张半截宣纸，石鲁嫌小，连喊：“大的，拿大的!”老徐又重新换过一张整幅，石鲁就以徐行诗句《花逢时雨俏》为题，挥洒了饱蘸欢欣热泪而又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幅画。画罢之后的石鲁，已经是汗浸两鬓，但他仍余兴未尽，又叫拿过一张整幅，挥书写成了“春到人间”四个大字，他扔下了笔，对徐行说：“送给你，都送给你!”说完，他一屁股倒在躺椅里，动也不再动。这时，他才真是感到累了。
这种感人的事，石鲁生前死后都没有间断过。
一位远在黑龙江哈尔滨师大美术系的教师王秀成，他很早就仰慕石鲁，向往见上一面，但苦于数千里之隔，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一九八二年八月，突然传来石鲁逝世的消息，他的愿望破灭了，悲痛之余，他找到一极不清晰的石鲁照片，精心精意为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老师画了幅肖像，从遥远的北国边陲寄给西安石鲁家里，以表示他对亡师的赤诚哀悼。
谁感动了谁?
是石鲁的精神感动了远远相隔的王秀成，是石鲁的艺术冲击着这颗青年教师的心?反而言之，石鲁若九泉有灵，也会为王秀成的痴心所感动，遗憾的是，一杯黄土隔开了两个世界，石鲁再也无法和他交谈、讲出他的感激之情了。
如果要说，还有更让人感动的事。
有一位叫令狐彪的同志，自幼酷爱绘画，他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时，拣起了画笔，但苦于无师可投，那时正好西安美术界举办一个油画学习班，便报名参加了，十年内乱期间，美术界也被搅得乌烟瘴气，一个“造反派”头头说令狐彪是文科大学生，便把所谓“黑画家”石鲁的部分材料交给了他，并特别指着《学画录》说：“这些用文言文写的，一般人看不懂，没办法批判，你是学文科的，要帮助我们写出高水平的批判文章。”
对石鲁早就敬慕不已的令狐彪，看了《学画录》手稿后，深深为那精美的文笔、渊博的知识、别有天地的论述所折服，他认定这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便借口手稿文字不清楚、玄奥难解种种原因，拖着未写，手稿也就这样保存下来。
一九六八年毕业分配前夕，令狐彪卖掉了一些心爱的书籍，却将《学画录》手稿藏在他的一个小棕箱底。在近两年艰苦的“接受再教育”的劳动锻炼中，从蒲城县的盐碱滩到陕北甘泉县的山沟里，从崂山深处的山崖畔到大荔县的黄河滩，他把《学画录》手稿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一九七八年他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才向在学院执教的老师、石鲁生前的画友李琦披露此事。此后，令狐彪去西安看望正在住院的石鲁，当石鲁听说《学画录》手稿还完好地保存着的时候，连声说：“我以为《学画录》手稿早都给毁了，想不到你把它保存着，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石鲁当时还表示病愈出院后，要继续把《学画录》手稿修订完善，想不到瞬息间溘然长逝。
石鲁离去之后，令狐彪感到自己对《学画录》的整理核勘工作已经是义不容辞了，于是日以继夜，苦心编著，尽瘁为之，终于将《石鲁(学画录)整理校勘》一书付诸出版，这是对石鲁做了最好的悼念。
谁感动了谁?我自己也说不太清了。
乍暖还寒
一九七七年五月，打倒“四人帮”已经半年多了，陕西文化界中的少数几个人，仍还死死揪住石鲁不放，倒还真有点“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劲”了。
“五·二三”全国美展的时候，好多老画家的作品都展出了，全国美协也准备展出石鲁的四幅作品，甚至都已经布置上厅壁，但在征求陕西意见的过程中，几位仍旧当权的负责人坚持不同意，在无可疏通的情况下，全国美协为了尊重地方的意见，只好将挂出的画又摘了下来。
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了全国美术界许多画家的关注，石鲁的故乡四川美协的同志们，听说石鲁当时依然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大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声援石鲁，石鲁得到这些消息，悲喜交加，病势更为严重了。
石鲁倒卧床上写了封长信，托儿子石果去北京找华君武、黄胄。石果赶到北京，华君武刚去南方，黄胄也不在北京，石果便跑到北戴河，在医院找到了黄胄。黄胄时值偏瘫病住院，亚明也在那里。他们一见到信极为焦急，马上答应立即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这一情况，黄胄一再嘱咐石果带他的意见回去，让石鲁为叶帅画一幅画，另外再多画几幅，他好转交有关领导，因为北京好多年不见石鲁的画了，有必要使领导对石鲁的艺术有个了解，加速问题的解决。 石果返回西安对石鲁讲述了黄胄的意见，石鲁对老朋友的关怀非常感激，但不答应送画，石果有些不满意了。这在石鲁原本是易如反掌的事，给多少相识不相识的老百姓都画了，此关键时刻，一画千斤，能顶得上百言千句的申诉，为什么反倒不画了呢?
石鲁盯着儿子，沉沉地说：“我不能画。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这样地画”。
石果不再多言。
不久，叶帅的侄子到西安，特意登门看望石鲁，石鲁深表感激。对方提出了求画的愿望，石鲁点头答应，但直至人家离开，这画始终没有动笔。
嗣后，华君武同志回到北京，得知石鲁的有关情况后，一方面向中央反映，一方面与九位老同志商量，着手将石鲁接到北京治病。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央派出了调查组，系统调查石鲁的全部“案情”。与此同时，还派出了黄、金两位同志专程赴西安接石鲁到北京。
人间虽有“倒春寒”然春风浩荡，终究是那一小股寒流所无法阻挡的。春风吹过，随之而来的就当是金光暖照的烘烘阳夏了。
石鲁临行之前，陕西那在文化口仍当权的个别人物，竟还派人警告石鲁和他的家属说：“到了北京见了老同志，不要激动，不要乱说，要知道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的，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伟大成果……”
真可算“语重心长”，令人永志不能忘啊!
石鲁微微冷笑，被人扶上了担架，他懒得再听这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了。
一些亲朋故旧陪着他的妻子儿女到车站送行，那个“平民之交”的王汝仙在担架抬到软卧车厢门口时，半开玩笑地说：“你的艺术又将进入黄金时代了!”
石鲁听罢哈哈大笑起来，多少年他已没有这样发自肺腑地开怀大笑过了。
更多的朋友劝他安心在北京好好养病。他却告诉大家，不久就要回来，他要收复美术上的失地，要健全组织，要扩充人马……他倍遭坎坷，仍壮志不已啊!
风驰电掣的列车向东、向北，跨过了黄河，疾速奔向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它载来了受尽苦难、绝处逢生的画家石鲁。
中国美协的华君武等同志早早就在北京站上迎候了。列车停稳，石鲁被人搀架着走下车厢，华君武惊呆了，一个十几年前还是浓密黑发、英气勃勃，经常登山涉水、奔跑打猎的年轻人，转眼间竟变成了霜雪染顶、脱发落齿、步覆艰难、老态龙钟的老者，他面目黧黑，干枯消瘦，迎上去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几乎泪下。
此时的石鲁却一反常态、努力推开搀架他的人，紧扑几步，抓住了迎在前面的华君武同志，幽默地说：“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又会合了!”
也还是转眼之间，从踏上北京土地的头一分钟起，石鲁仿佛又恢复了他当年的诙谐风趣、欢乐和青春。
华君武在他逝世之后曾感慨地说：“我对石鲁的国画是倾倒的，遗憾的是他写了一副对联给我，我竟没有开口向他要一张画……”
这方面岂止是华君武同志，像习仲勋、刘澜涛、赵守一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在西北工作时，都给予过石鲁巨大的支持，使他成就了宏伟的事业，石鲁与这些领导同志友情极深，但他只知竭力工作以为报答，领导们不要他的画，他自己也想不起来给，他不愿用画做交易而玷污了艺术、友谊的圣洁。
许多画他是应该画的，他大约也不会想到死神会骤然降临而来不及画了。
石鲁到北京后，先被安置住在了文化部的国画创作组，有几位负责同志提出想看看他十年浩劫后的新作，不巧，石鲁动身仓促，手边没带上一幅画，便只好从北京熟悉的同志家里借回一张不久前赠予这位同志的《荷花图》。
石鲁的儿子石果把画挂到墙上，他翻来覆去审视端详，好长时间的静默之后，他忽然悄悄地问石果：“你看看我这几年的画行不行，能不能拿得出去?恐怕是很糟糕的吧!”
石果顿时心头一震，他看出父亲的紧张，简直是畏缩，是从未见过的胆怯，这些使他产生了一种莫以名状的难受，他想：爸爸是何等的大画家，何等气质、何等的老练纯熟，居然还如此的小心谨慎，如此的自谦，如此的腼腆，像初上考场的小学生……
他马上安慰着说：“您的画会叫人感到震动的，这幅荷花，尤其精妙，人家一定会欢喜的。”
石鲁并不放心，临睡前又加了一句：“你可不要乱吹牛啊!”
……
石鲁在北京治疗期间，参加了间隔十多年没有开过的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会议。
他在会上做了一次言语生动、逻辑性强、理由充分的发言，大家听了非常开心。他谈及了《转战陕北》的遭遇，就是描绘毛泽东同志在行军途中高瞻远瞩的雄姿的那幅有名作品。之所以画面上直接表现的配角不多，主要是因为主角站在崎岖的山路上……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歪曲历史、丑化领导的批评。正在发行的《石鲁画集》也由于选刊了这幅作品而停止发行。
为这本画集作序的王朝闻同志，偏偏着重地称赞了这幅画在构思方面的创造性，因为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政治性错误。后来他在谈到那次会议上石鲁发言时说：“石鲁自己呢?尽管这种遭遇有不同性质，但他究竟是开心，还是难过，也是不问可知的。为了革命美术的繁荣昌盛，而不只是为了艺术家的开心与难过，我衷心期望《转战陕北》式的不幸遭遇，今后不再重演。”
石鲁发言中免不了要激动，这也是秉性难移无可改变了，他愤怒起来，破口大骂那些败类们。多年装疯，假疯也会变成真疯，他讲话一次次离开轨道，使王朝闻不得不抓起屁股底下的坐垫堵住他的嘴，以停止他的发言，疏懈他的激动……
人民大会堂的“冷落”
诺贝尔一生既不为名利所动，也不被孤独所苦，毫不保留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学事业。他哥哥曾要他写自传，他不肯。后来几经催促，他只好戏谑地写道：
“爱弗莱·诺贝尔——他那可怜的生命，当他呱呱落地时，本可断送于仁慈的医生之手。主要美德：保持指甲干净，从不累及他人。主要过失：终生不娶，脾气坏，消化力弱。仅有的愿望：不敬财神。生命的重要事迹：无。”
这“自传”虽属戏语之作，但不难看出诺贝尔那颗伟大的心灵。
石鲁的“美德”不如诺贝尔。因为他不但保持不了指甲的干净，甚至连手脸也经常沾满颜色，头发的脏乱更是不言自明。但在“过失”和“愿望”方面，却与诺贝尔大致相同，他唯没有终生不娶，而且还有过美好的爱情。 除了填干部履历，石鲁没有写过什么自传，他的哥哥没有劝过他，他也认为没有那个必要。至于别人要写他，他干涉不了“外政”。但若问及他“生命的重要事迹”，他也会回答：“无”。我写这些并非无的放矢，因为他的宏伟计划刚刚才开头，还没有施展开他的才华，所以才会有人说他是半途夭折的画家。但成功的画家和失败的画家，于他都无所谓。他从来没想过这些空虚的荣誉，他不需要人民承认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画家，他只要人民看到一个人的价值就足够了，何必戴上华丽的桂冠，竭力炫耀、招摇过市呢?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住了一年多医院的石鲁，病情基本好转，准备出院了，他的儿子石果专程从西安来接他回去。
文化部和美协的领导同志劝他不要急于走，在北京好好玩几天，因为这许多年来，石鲁偏居一隅，到首都来的时间屈指可数，连北京许多的名胜古迹，也都还未曾去看过。石鲁答应了，同意过了春节再返回西安。
大年三十晚上，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游艺晚会，石鲁也应邀参加，带着石果来到了宽阔肃穆的天安门广场。
北京的节日之夜，华灯初上。一片宁静的夜色在欢乐中奏出了美妙和谐的交响乐，天安门广场右侧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富丽，由于热烈的节日气氛，它显得更加夺目壮观。
好多年没来这里走动了，石鲁的心里是相当激动的，但他面目上却异常安详，在儿子的搀扶下，他缓缓地迈上台阶，走走停停。他是在打量，他是在沉思。一切恶梦都化为陈迹，他又恢复了“人”的尊严，他作为美协与文化部的客人，登临了这首都神圣的人民大会堂。
游艺晚会是一片热闹的海，人只要走到海边，如果漫无目标，便可以随意跟着潮水，无论把你冲到什么地方。
石鲁既是画家，无疑要光临书画表演厅。他指了指，儿子扶着他悄悄走了进去。
书画表演厅里在这一晚，几乎容纳了北京所有的著名画家和书法家，人才济济，这真是个大显身手的好地方，每一张画案都像是一座美丽的小岛，无数美术爱好者们，则是围绕小岛喧跳进花的水浪……
一个又一个年老的、年青的和中年的书画家们轮番上场，当众表演。或山水、或花鸟、或草书、或篆书，个个八仙过海，转眼工夫，书画琳琅，铺满了地，挂满了墙。
中国人有个习惯，好热闹，好打听，就是大马路上两个自行车碰了头，也会顿时围上一堆人，凑个热闹，后到者再向先来者打听怨谁，其实都是些不相干的扯淡事。但今天大不相同，这大厅里云集的大都是海内名手，一流大家，所以，每逢换上一个人，观众马上就围住打听，这位是谁?那位名甚?倘碰着名气大的，睹着如山。名气小的，便无人问津，名气在这种场合，就愈发显示出它的重要。
石果把父亲安排坐下，站起身来在大厅转了一个圈，他看着这边画，看着那边写，不知不觉心里痒痒起来，那倒不是他想露一手，这对于他还需要些年月，他是想把他父亲的名字报上去，只要说出去“石鲁”两个字，必定会全场大哗!
他返回原处，和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那身子就是个起跑姿势，只要父亲一点头，他扭头就去报号了。石鲁一把拉住他说：“不行，亮出名就糟了，你不知道那有多麻烦，还是让人家去表演吧!”
石果像拔了气门芯的车胎，竖条条往长椅上一靠，不动了。他心灰意懒地陪着父亲待在一个角落里，扭头看了看默默坐在身旁的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懊丧。
石鲁很少来北京，十年期间就更不用说。现在他来了，就在这个大厅中，却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晓得他的名字，更没有人知道他被孤单单地冷落在一个墙角的长椅上。
石果的懊丧变得有些愤愤不平了，这不平多出于委屈：“按理说父亲受了多年的苦难和重压，也应该在这祖国的中心，在广场面前，在书画家云集的灯火辉煌的大厅中露面，让大家欢迎他、问候他。作为他的多少年来被人歧视的儿子，也可以享受一点光彩吧。”
但是，石鲁不那么做，他只是微笑地看着欢快的人群，静静地观赏着雄伟富丽的大会堂，似乎这样就心满意足了。
石果看看父亲，又看看那边正在拱手寒暄的名人大家，一种微妙的对比使他心中一震，忽然不觉得冷落和孤单了，相反，他感到了平静、充实和温暖。他暗自思忖：“我能陪伴着爸爸那自甘寂寞的心，也是一种幸福和骄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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