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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8年7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为此，温总理强调，中国需要开发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作物。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将投入200亿元作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资金支持。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及应用，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都有其局限性，存在一定风险。因此，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生物的安全评估。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需要慎之又慎
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基本食物，较之其他单一食品，水稻可以提供更多的热量。在中国，人均每日从水稻食物中获取的热量为889卡路里，而在美国，仅为82卡路里。近年来，我国有农业专家提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应尽早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以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农民收入。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遗传和发育生物研究专家已经培育出十几种转基因水稻。这些品种都依照国家有关法规经过小规模温室实验和大田实验，其中包括一个抗水稻螟虫和两个抗白叶枯病和其他植物疾病的品种。在湖北和福建的实验田成果表明，抗虫水稻能够把农药的使用量减少80%，将虫害造成的减产降低6%~7%。农民减少了对农药的依赖，也减少了在田间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节省了农药费用。但有关专家表示，即使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得到批准，也需要因地制宜，逐步加以推广。
国家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对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所面临的风险表示担忧，他指出：中国是水稻栽培和野生水稻的故乡，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基因污染一旦发生，其野生稻遗传多样性的破坏后果将是一场灾难，这种环境影响有时是不可逆转的。
有专家指出，虽然中国水稻被转化了抗白叶枯病等基因，可以同时抗三化螟，但在做安全评估时，必须考虑每种基因转入后植物体产生的毒性，以及混合后组合的毒性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同时，转基因水稻可能成为对环境有威胁的农作物，它们可能污染常规水稻。
绿色和平组织的专家指出，我国正在等待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的三种转基因水稻，在研发过程中涉及5至12项国外转基因技术及被转入的基因等专利。而这些专利为孟山都、先锋—杜邦、拜耳等外国公司控制，一旦其获得商业化种植，则这些公司可能会通过法律途径向农民和下游经销商索赔。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也可能会使我国水稻种子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增加，最终粮食价格上涨。
有专家提出，不采用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方法，同样可以控制虫害和增加水稻产量。如云南大学的研究人员自1997年以来，通过将不同品种放在一起栽培的传统技术，使水稻产量增产10%。专家指出，维护生物多样性，比单一的转基因技术和品种要可靠持久得多。
中国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相关问题。但绿色和平组织有关负责人指出，该委员会大多是高生物技术的专家，而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专家很少。
树木单一性种植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破坏
商业化种植树木单一无性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实例。2002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树的国家，目前拥有世界上释放面积最大的转基因林地。但单一种植该基因的无性系，就像商业化种植树木单一无性系一样，可能会导致生态问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副所长卢孟柱指出：某些转基因树比起转基因作物更易对天然种群形成基因飘移，可能对自然群体的多样性产生影响。因此，转基因树木的基因飘移应该引起关注。目前释放到野外进行田间试验的基因工程杨树，还没有数据证明其转基因已逃逸到天然群体。我国最早的商业化转基因林木已推广六年，但林业相关基因漂流的研究不多。
基因工程树的大规模种植，对自然生态系统可能发生有害作用，主要反映在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树木单一性种植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破坏。对于中国“三北”地区普遍发生的杨树天牛等害虫危害，专家认为与营造箭杆杨、大官杨等杨树单一无性系人工林有关，所以单一性更强的转基因林木面临同样的虫害危险。
基因工程树以自身的特性影响生物多样性。研究表明，转基因杨树可能会改变林内的昆虫群落结构。有专家认为，转基因杨树昆虫群落的稳定性不如非转基因杨树。但这个结论尚无检测数据支持。
不育性基因工程树可能影响昆虫、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生存。有专家认为，由于不育性基因工程树不能产生花粉、花或果实，影响一大批以花粉、花或果实为生的昆虫、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生存，而昆虫的减少又直接影响食虫鸟类的数量，继之影响哺乳类的数量，然后反过来又影响猛禽的数量。这些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链被拆毁，最终走向消亡。
此外，快速生长的基因工程树在短时期内过度耗损土壤水分和养料，加剧林地生产力下降和恶化；耐除草剂基因工程树可能发生转基因的漂流，使野生同类或相近草种获得抗除草剂性能而成为杂草；降低木质素含量的基因工程树，其花粉若与野生同类树种杂交，则被“污染”树种的树干抵御强风袭击的能力减弱，对这类树木是毁灭性的灾难。但目前我国这样的转基因树尚未种植，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论文。
转基因影响土壤中的生物活性。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了土壤残留转基因毒蛋白对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影响，发现不同蛋白残留量的土壤磷酸酶活性存在着显著差异，表明转基因可能影响了土壤中的生物活性。
基因工程树可能成为入侵物种导致“基因同化”。对于基因工程树而言，它们均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使它们可能成为入侵物种，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另外，通过基因工程树与野生树种交配，发生“远缘杂交衰”，“基因同化”可能引起杂交后代对环境适应性减弱，造成小种群的消亡，而我国目前此类研究资料积累较少。
转基因果树食品安全风险。目前只有一种转基因工程果树（抗病毒番木瓜）在美国正式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有专家提出，果树被用于转基因研究可能对动物和人的健康构成威胁；经转基因技术处理后的水果是否使人产生过敏反应，长期食用会否患癌症等致命疾病，这方面尚无检测数据支持，果树食品安全风险评价工作还是空白。
强化进口转基因大豆监管提高出口大豆的质量
我国目前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主要是转基因大豆、油菜、玉米和棉花，其中转基因大豆占的比重最大。国内生产的转基因大豆只能满足全民需要的1/3至一半，因此，我国十分依赖对转基因大豆的进口。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均为转基因大豆种植大国，也是我国转基因大豆的主要进口国。2005年，中国进口大豆2660万吨，大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农产品，出口量却大幅递减。
据媒体报道，2001年4月美国孟山都公司向全球101个国家申请一项有关转基因大豆的国际专利，该专利源自我国上海附近的一种野生大豆。虽然孟山都公司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申请专利，但此事却足以引起我国的警惕。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该公司申请专利成功，中国在向上述国家进口其转基因大豆时，要支付不菲的专利费，而且中国以后要想对这种野生大豆进行品种改良，也会受制于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夏友富指出，2002年，我国进口的大豆发现病虫害的比例达44.6%；200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当年进口的大豆发现病虫害的比例上升至86%，豆油产品质量低下。为此，夏友富呼吁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加强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的安全评估和监管，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有1000多万公顷的土地种植大豆，其中95%是非转基因大豆（应该是100%），而日、韩以及欧洲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的非转基因大豆95%来自中国，由于中国出产的是高蛋白大豆，因此很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拿出巨额外汇资金进口转基因大豆，不如拿出一小部分资金支持农业科研机构大力开展自主创新科研，提高农民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的积极性，提高其作物和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建立专利保护，大量出口创汇，打破美国跨国公司对转基因大豆市场的垄断。
国家要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专项立法
中国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根据该议定书，我国有义务通过国内立法全面履行其义务。目前我国已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生产、进口、检验检疫、审批、标示与审查等作出了规范。但专家指出，该办法属于国务院条例，法律地位不高，不能适应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需求；仅能在农业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领域进行相应管理，无法对林业和环保等其他领域进行管理。因此，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出台一部转基因生物管理专项法律，已成为当务之急。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及应用，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都有其局限性，存在一定风险。因此，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生物的安全评估。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需要慎之又慎
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基本食物，较之其他单一食品，水稻可以提供更多的热量。在中国，人均每日从水稻食物中获取的热量为889卡路里，而在美国，仅为82卡路里。近年来，我国有农业专家提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应尽早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以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农民收入。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遗传和发育生物研究专家已经培育出十几种转基因水稻。这些品种都依照国家有关法规经过小规模温室实验和大田实验，其中包括一个抗水稻螟虫和两个抗白叶枯病和其他植物疾病的品种。在湖北和福建的实验田成果表明，抗虫水稻能够把农药的使用量减少80%，将虫害造成的减产降低6%~7%。农民减少了对农药的依赖，也减少了在田间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节省了农药费用。但有关专家表示，即使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得到批准，也需要因地制宜，逐步加以推广。
国家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对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所面临的风险表示担忧，他指出：中国是水稻栽培和野生水稻的故乡，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基因污染一旦发生，其野生稻遗传多样性的破坏后果将是一场灾难，这种环境影响有时是不可逆转的。
有专家指出，虽然中国水稻被转化了抗白叶枯病等基因，可以同时抗三化螟，但在做安全评估时，必须考虑每种基因转入后植物体产生的毒性，以及混合后组合的毒性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同时，转基因水稻可能成为对环境有威胁的农作物，它们可能污染常规水稻。
绿色和平组织的专家指出，我国正在等待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的三种转基因水稻，在研发过程中涉及5至12项国外转基因技术及被转入的基因等专利。而这些专利为孟山都、先锋—杜邦、拜耳等外国公司控制，一旦其获得商业化种植，则这些公司可能会通过法律途径向农民和下游经销商索赔。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也可能会使我国水稻种子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增加，最终粮食价格上涨。
有专家提出，不采用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方法，同样可以控制虫害和增加水稻产量。如云南大学的研究人员自1997年以来，通过将不同品种放在一起栽培的传统技术，使水稻产量增产10%。专家指出，维护生物多样性，比单一的转基因技术和品种要可靠持久得多。
中国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相关问题。但绿色和平组织有关负责人指出，该委员会大多是高生物技术的专家，而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专家很少。
树木单一性种植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破坏
商业化种植树木单一无性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实例。2002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树的国家，目前拥有世界上释放面积最大的转基因林地。但单一种植该基因的无性系，就像商业化种植树木单一无性系一样，可能会导致生态问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副所长卢孟柱指出：某些转基因树比起转基因作物更易对天然种群形成基因飘移，可能对自然群体的多样性产生影响。因此，转基因树木的基因飘移应该引起关注。目前释放到野外进行田间试验的基因工程杨树，还没有数据证明其转基因已逃逸到天然群体。我国最早的商业化转基因林木已推广六年，但林业相关基因漂流的研究不多。
基因工程树的大规模种植，对自然生态系统可能发生有害作用，主要反映在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树木单一性种植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破坏。对于中国“三北”地区普遍发生的杨树天牛等害虫危害，专家认为与营造箭杆杨、大官杨等杨树单一无性系人工林有关，所以单一性更强的转基因林木面临同样的虫害危险。
基因工程树以自身的特性影响生物多样性。研究表明，转基因杨树可能会改变林内的昆虫群落结构。有专家认为，转基因杨树昆虫群落的稳定性不如非转基因杨树。但这个结论尚无检测数据支持。
不育性基因工程树可能影响昆虫、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生存。有专家认为，由于不育性基因工程树不能产生花粉、花或果实，影响一大批以花粉、花或果实为生的昆虫、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生存，而昆虫的减少又直接影响食虫鸟类的数量，继之影响哺乳类的数量，然后反过来又影响猛禽的数量。这些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链被拆毁，最终走向消亡。
此外，快速生长的基因工程树在短时期内过度耗损土壤水分和养料，加剧林地生产力下降和恶化；耐除草剂基因工程树可能发生转基因的漂流，使野生同类或相近草种获得抗除草剂性能而成为杂草；降低木质素含量的基因工程树，其花粉若与野生同类树种杂交，则被“污染”树种的树干抵御强风袭击的能力减弱，对这类树木是毁灭性的灾难。但目前我国这样的转基因树尚未种植，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论文。
转基因影响土壤中的生物活性。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了土壤残留转基因毒蛋白对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影响，发现不同蛋白残留量的土壤磷酸酶活性存在着显著差异，表明转基因可能影响了土壤中的生物活性。
基因工程树可能成为入侵物种导致“基因同化”。对于基因工程树而言，它们均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使它们可能成为入侵物种，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另外，通过基因工程树与野生树种交配，发生“远缘杂交衰”，“基因同化”可能引起杂交后代对环境适应性减弱，造成小种群的消亡，而我国目前此类研究资料积累较少。
转基因果树食品安全风险。目前只有一种转基因工程果树（抗病毒番木瓜）在美国正式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有专家提出，果树被用于转基因研究可能对动物和人的健康构成威胁；经转基因技术处理后的水果是否使人产生过敏反应，长期食用会否患癌症等致命疾病，这方面尚无检测数据支持，果树食品安全风险评价工作还是空白。
强化进口转基因大豆监管提高出口大豆的质量
我国目前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主要是转基因大豆、油菜、玉米和棉花，其中转基因大豆占的比重最大。国内生产的转基因大豆只能满足全民需要的1/3至一半，因此，我国十分依赖对转基因大豆的进口。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均为转基因大豆种植大国，也是我国转基因大豆的主要进口国。2005年，中国进口大豆2660万吨，大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农产品，出口量却大幅递减。
据媒体报道，2001年4月美国孟山都公司向全球101个国家申请一项有关转基因大豆的国际专利，该专利源自我国上海附近的一种野生大豆。虽然孟山都公司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申请专利，但此事却足以引起我国的警惕。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该公司申请专利成功，中国在向上述国家进口其转基因大豆时，要支付不菲的专利费，而且中国以后要想对这种野生大豆进行品种改良，也会受制于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夏友富指出，2002年，我国进口的大豆发现病虫害的比例达44.6%；200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当年进口的大豆发现病虫害的比例上升至86%，豆油产品质量低下。为此，夏友富呼吁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加强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的安全评估和监管，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有1000多万公顷的土地种植大豆，其中95%是非转基因大豆（应该是100%），而日、韩以及欧洲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的非转基因大豆95%来自中国，由于中国出产的是高蛋白大豆，因此很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拿出巨额外汇资金进口转基因大豆，不如拿出一小部分资金支持农业科研机构大力开展自主创新科研，提高农民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的积极性，提高其作物和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建立专利保护，大量出口创汇，打破美国跨国公司对转基因大豆市场的垄断。
国家要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专项立法
中国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根据该议定书，我国有义务通过国内立法全面履行其义务。目前我国已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生产、进口、检验检疫、审批、标示与审查等作出了规范。但专家指出，该办法属于国务院条例，法律地位不高，不能适应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需求；仅能在农业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领域进行相应管理，无法对林业和环保等其他领域进行管理。因此，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出台一部转基因生物管理专项法律，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