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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星光大道》《中国好歌曲》《快乐大本营》《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这些热门的电视文艺节目，一季又一季地播放，掀起一股又一股的收视狂潮。捧红新人、带来话题、引来广告投入……这一整套的运作模式，已日趋成熟。
然而，30多年前的中国电视文艺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呢？想知道答案，问这个领域的元老级人物邹友开就对了。
违心却正确的决定
1965年，邹友开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工作。由于专业人才少，在工作的头几年，他把电视台里的各个工种几乎都兼职了个遍。
“我搞得很杂啦，领导还挺重用的。”邹友开笑道，“首先就让我学习，搞直播，搞转播。体育直播我也去切过，但最后的落脚点，是让我搞专题。”
邹友开觉得做专题、讲话节目，老是一个人站那讲，没多大意思，也没有现场感。“我就一个人背着包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自己扛着机器，拿着灯光箱，然后在那拍。”他想，既然入了行，就应该迎接挑战，而要迎接挑战，当时的自己没有本钱，就得先学点东西。
“第一次扛起摄像机拍摄时，领导说：‘你拍的是什么啊！’”邹友开听了很不好意思，“我觉得自己还得努力往前走，不断学习摄影知识，构图、画面等。后来，去山西、安徽拍摄外景，回来领导一看，感觉不错，印象也不一样了。”
努力是有回报的，1983年，还在央视社教部文化生活组的邹友开，取得了业务上的进步，“自己也感觉很高兴。我始终相信，‘胜不骄，败不馁’，要通过刻苦、勤奋来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高度。”
然而就在这时候，他被调到了当时“地位不高、没什么叫得响的节目”的文艺部。“那是1983年，当时文艺部在台里比较落后一些，为了充实力量，让文艺节目更具文化感，更具创新度，台领导把我从搞专题的社教部调到文艺部。”邹友开回忆道，“那年，我要当编导，领导非要提我当文艺部副主任。”这让邹友开很不情愿，但当时是“文化生活全组一锅端”，他只好“违心地服从了领导的决定”，“从此一干就是16年”。
但多年以后，邹友开却把这次调动形容为“影响一生的、最智慧的决定”。“现在看来，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没有台里的这个决策，我就跨不到电视文艺这个行业里面来。”
“春晚刚开始那几年，说实在的，我也是在那偷偷摸摸地向老导演学，在春晚的实践中学，常常到现场去看人家怎么排的。看一下就记在心里，思索着怎么样把央视的文艺给弄上去，怎么样把电视文艺给它开拓出来。”从那时候起，邹友开就给自己下了任务。
大舞台装进小荧屏
“我看了很多外国文艺栏目，不赞成照抄，赞成为我所用。”邹友开对中国荧屏电视文艺形式的开创作用不容小觑。
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观众，对《综艺大观》《东西南北中》这些节目，一定再熟悉不过。它们都是邹友开参与制作的。当时，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稍显不足，普通老百姓买票去剧院看演出，是件不大现实的事，而这些节目抓住了观众的饥渴点，将最优秀的文艺演出呈现在荧屏上，让观众们可以免费在家里欣赏。
而在这之前，中国的电视文艺节目内容单调，节目形式多停留在“舞台录像”的水平上。邹友开记得，那时候电视台“录什么放什么，录多长放多长，根本没有后期制作，节目的播出时间也不固定”。
“至于文艺节目怎么符合电视特点，就更是空白。当时在央视众多节目当中，有人称它为‘倒数第二’（略胜于少儿节目）。”邹友开说。
谈到《综艺大观》的创办初衷，邹友开打开了话匣子：“办《综艺大观》是受春晚的启发，我说能不能让观众每周六都能看上‘小春晚’。当时台湾有个栏目《综艺一百》，我觉得，这和咱们的春晚不是一样的吗？我就用它这个壳，装上我们自己的内容，各个艺术领域，杂技、喜剧、歌舞、魔术。然后再加上中国特色，电视文艺里面有的是写实，有的有时效性，正好前几天发生了什么大家关心的事情，这些真实人物的命运，是大家很关心的，我们就把人请到电视台来。”
《综艺大观》开播后，平均收视率18%，长期居全国综艺类节目之首，电视观众约两亿，在全球华人地区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主持人王刚、倪萍、成方圆、周涛等人，都凭借这个平台走上了事业的高峰。尤其是倪萍，在《综艺大观》整整五年的主持，让她成为了国内一线女主持。
倪萍在散文集《日子》中，写到了接手《综艺大观》的这段经历：“终于，文艺部主任邹友开找我谈话了：‘台里决定让你接手《综艺大观》，你要有信心，试试看，谁都是从头开始……’普普通通的话语，却让我感到温暖，也感到了力量，我的压力更大了。”
“每一个成功的人身上必定有别人的心血。”参与创办《综艺大观》的导演金越这样看待自己的成长道路。“每位《综艺大观》的导演，都要感谢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的邹友开，是他手把手地指导我们直播了那么多年。”
在央视，说起邹友开这个元老级的人物，许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看彩排、提意见，每期都到现场，一跟就是那么多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我相信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人，而我也力求做这样的人。”金越说。
选秀节目的开山鼻祖
“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吹到经济领域，然后吹到了文艺领域，吹到了电视界。”邹友开回忆，1984年3月，全国电视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播出的电视文艺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单薄，许多节目不好看。受到体育竞赛的启发，邹友开提出把竞赛性节目引进文艺中。
“竞赛性节目，我把它也看成电视文艺的一种形式，必须不断开发出来。开发有两种，一种呢，就像现在说的季播节目，还有一种，是放到栏目中去，比方最早的《星光无限》。”邹友开介绍说。
《星光无限》后来改版为《音乐擂台》，再后来又改版为《星光大道》。这个号称以“百姓自娱自乐”为宗旨的节目，陆续捧红阿宝、杨光、凤凰传奇、阿尔法、李玉刚等一大批草根艺人，成为一个造星场。 1984年，在一次会议上，邹友开建议中央电视台与部分省、市电视台联合举办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下简称青歌赛）。“当时我话音未落，大家就十分感兴趣，争相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这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彼时，类似的比赛在中国的电视发展史上尚属空白。1984年11月，第一届青歌赛总决赛在北京举行，参赛歌手只有八九十人，西部一些硬件设施较差的省市，甚至都没有人参加。
“在比赛现场，我们仿照美声演唱的方式，规定歌手在比赛时不许用话筒，现场观众也不允许鼓掌叫好。”
“第一次办这样的大赛，我们也没有经验”。他坦言，第一届的青歌赛，从组织到形式，都做得不好，节目制作也很粗糙。不过，这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青歌赛全国直播后，收到了热烈的反响。
把“洪水猛兽”引进来
年轻一代的听众们可能无法想象，在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歌曲可是被看做“洪水猛兽”一样的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邓丽君的歌被称为‘靡靡之音’，还有李谷一的《乡恋》也受到了多年的批判。”对于当时的形势，邹友开记忆犹新。
不过，流行音乐的火热已经不能阻挡。“当时港台有大量的流行歌曲进入内地，如《小城故事》《橄榄树》等。”邹友开意识到，像第一届青歌赛那样不按演唱方式分组的大杂烩比赛很不科学，他决定在第二届青歌赛上把流行音乐的类别加进去。
一天，邹友开把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时乐蒙和歌唱家李双江请到了办公室。“关上门，我向两位专家说出了想让流行音乐进入比赛，并将大赛分为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的考虑。”
“通俗，通俗，就是通俗易懂嘛。歌手唱歌就是要让老百姓通俗易懂！”李双江激动地说。
时乐蒙也点头道：“音乐就是要大众化，寓教于娱乐。现在改革开放了，想把港台流行音乐堵出去是堵不住的。堵不如疏，干脆将流行音乐引进大赛，化为我用。”
说干就干，邹友开先给台里打了个报告，“台里的领导也比较开明，表示支持。”紧接着，他把报告、提交方案和立项交到了广电部（广电总局前身）。不过这一次，增加通俗唱法的意见被否定了。
邹友开亲自跑到广电部相关领导的办公室，表达了和时乐蒙差不多的意思：“现在流行歌曲已经像洪水猛兽般北上呢，我们是堵还是疏？堵肯定是堵不住的。再说年轻人都很喜欢，《月亮代表我的心》挺好听的，有什么不好？”
“邹友开你搞什么名堂？这是中央电视台，咱不搞那些。”领导和他拍了桌子。毕竟在当时看来，这些音乐，实在和主流文化不大相符。
当时，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音乐界一些权威认为，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是‘乱弹琴’，他们强烈反对‘三种唱法’。”
为了这事，邹友开往广电部跑了一趟又一趟，希望能“再商量商量”。“我耍了一个小小花招。我和时乐蒙、李双江三人分工，由我负责游说中央电视台的领导，由时乐蒙、李双江采用车轮战术，分别去广电部某领导的办公室、家里连续游说。”
李双江就表态了：“我昨天参加了他们的策划会，今年的青歌赛想分出通俗唱法，我是民族唱法出身的，我非常支持他们。”
刚开始，领导担心观众不能接受，后来终于被说动了：“即然你们态度都这样坚决，那我就同意在第二届中试一试，不行改回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嘛！”
自此，从第二届开始，青歌赛便一直以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进行。
现在，青歌赛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多届，不仅成为中国电视节目的名牌栏目，还是被看做业内的权威性比赛。从这个舞台上走出的一大批歌手，如关牧村、殷秀梅、彭丽媛、毛阿敏、董文华、韦唯、蔡国庆、陈红、宋祖英、毛宁、林依轮、孙悦、刘媛媛、谭晶、祖海、萨顶顶等人，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所熟知。
上世纪90年代，许多歌手把参加青歌赛当做出名的途径，报名参加者越来越多，不过歌手们的文化素质却参差不齐。
有一天，文艺部策划一台大型晚会，邹友开意外地发现，受邀演出的两位获奖歌手，竟不识简谱，更别说看五线谱了。
“我问，你们当初比赛是如何获奖的哟？”歌手的回答令邹友开大吃一惊，“他们说靠‘模仿’。天哪，获奖歌手不识简谱、五线谱，那么举办这样的大赛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邹友开马上进行了几次“革命”，让现场评委与电视机前的场外观众一起给歌手打分，并对参赛歌手增加了文化素质综合考试。
文艺新时代
调任文艺部后，邹友开参与了央视几乎所有大型文艺晚会的策划和编创工作。举几个例子，《CCTV—MTV音乐盛典》，观众们应该不陌生;而喜爱日韩音乐的朋友，对《中韩歌会》《中日歌会》相信也比较熟悉。
什么是好的主题晚会？邹友开是这样理解的：“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节奏的起伏变化，观众情感的起伏跌宕，串词和节目的有机联系，电视综合艺术的充分发挥，节目布局的合理有序，节目编创的新意……”邹友开这么说，也这么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越走越快，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也使得一些投机取巧的现象渐渐多了起来。个别电视台为了吸引眼球，一味迎合观众，开始向低俗化、娱乐化转变。
“如果电视文艺的路子照此走下去，真不知道会怎样。是创新？还是群众审美需求？”邹友开忧心忡忡，在微博里这样写道，“如果把电视文艺等同于电视娱乐，这个趋势不对，电视文艺应丰富多彩，路子应该越走越宽。”
2000年从央视退休后，邹友开并没有完全脱离电视文艺圈，他用多年来累积的经验，继续发光发亮，不仅为众多文艺节目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还利用空闲时间，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词。
然而，30多年前的中国电视文艺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呢？想知道答案，问这个领域的元老级人物邹友开就对了。
违心却正确的决定
1965年，邹友开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工作。由于专业人才少，在工作的头几年，他把电视台里的各个工种几乎都兼职了个遍。
“我搞得很杂啦，领导还挺重用的。”邹友开笑道，“首先就让我学习，搞直播，搞转播。体育直播我也去切过，但最后的落脚点，是让我搞专题。”
邹友开觉得做专题、讲话节目，老是一个人站那讲，没多大意思，也没有现场感。“我就一个人背着包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自己扛着机器，拿着灯光箱，然后在那拍。”他想，既然入了行，就应该迎接挑战，而要迎接挑战，当时的自己没有本钱，就得先学点东西。
“第一次扛起摄像机拍摄时，领导说：‘你拍的是什么啊！’”邹友开听了很不好意思，“我觉得自己还得努力往前走，不断学习摄影知识，构图、画面等。后来，去山西、安徽拍摄外景，回来领导一看，感觉不错，印象也不一样了。”
努力是有回报的，1983年，还在央视社教部文化生活组的邹友开，取得了业务上的进步，“自己也感觉很高兴。我始终相信，‘胜不骄，败不馁’，要通过刻苦、勤奋来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高度。”
然而就在这时候，他被调到了当时“地位不高、没什么叫得响的节目”的文艺部。“那是1983年，当时文艺部在台里比较落后一些，为了充实力量，让文艺节目更具文化感，更具创新度，台领导把我从搞专题的社教部调到文艺部。”邹友开回忆道，“那年，我要当编导，领导非要提我当文艺部副主任。”这让邹友开很不情愿，但当时是“文化生活全组一锅端”，他只好“违心地服从了领导的决定”，“从此一干就是16年”。
但多年以后，邹友开却把这次调动形容为“影响一生的、最智慧的决定”。“现在看来，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没有台里的这个决策，我就跨不到电视文艺这个行业里面来。”
“春晚刚开始那几年，说实在的，我也是在那偷偷摸摸地向老导演学，在春晚的实践中学，常常到现场去看人家怎么排的。看一下就记在心里，思索着怎么样把央视的文艺给弄上去，怎么样把电视文艺给它开拓出来。”从那时候起，邹友开就给自己下了任务。
大舞台装进小荧屏
“我看了很多外国文艺栏目，不赞成照抄，赞成为我所用。”邹友开对中国荧屏电视文艺形式的开创作用不容小觑。
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观众，对《综艺大观》《东西南北中》这些节目，一定再熟悉不过。它们都是邹友开参与制作的。当时，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稍显不足，普通老百姓买票去剧院看演出，是件不大现实的事，而这些节目抓住了观众的饥渴点，将最优秀的文艺演出呈现在荧屏上，让观众们可以免费在家里欣赏。
而在这之前，中国的电视文艺节目内容单调，节目形式多停留在“舞台录像”的水平上。邹友开记得，那时候电视台“录什么放什么，录多长放多长，根本没有后期制作，节目的播出时间也不固定”。
“至于文艺节目怎么符合电视特点，就更是空白。当时在央视众多节目当中，有人称它为‘倒数第二’（略胜于少儿节目）。”邹友开说。
谈到《综艺大观》的创办初衷，邹友开打开了话匣子：“办《综艺大观》是受春晚的启发，我说能不能让观众每周六都能看上‘小春晚’。当时台湾有个栏目《综艺一百》，我觉得，这和咱们的春晚不是一样的吗？我就用它这个壳，装上我们自己的内容，各个艺术领域，杂技、喜剧、歌舞、魔术。然后再加上中国特色，电视文艺里面有的是写实，有的有时效性，正好前几天发生了什么大家关心的事情，这些真实人物的命运，是大家很关心的，我们就把人请到电视台来。”
《综艺大观》开播后，平均收视率18%，长期居全国综艺类节目之首，电视观众约两亿，在全球华人地区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主持人王刚、倪萍、成方圆、周涛等人，都凭借这个平台走上了事业的高峰。尤其是倪萍，在《综艺大观》整整五年的主持，让她成为了国内一线女主持。
倪萍在散文集《日子》中，写到了接手《综艺大观》的这段经历：“终于，文艺部主任邹友开找我谈话了：‘台里决定让你接手《综艺大观》，你要有信心，试试看，谁都是从头开始……’普普通通的话语，却让我感到温暖，也感到了力量，我的压力更大了。”
“每一个成功的人身上必定有别人的心血。”参与创办《综艺大观》的导演金越这样看待自己的成长道路。“每位《综艺大观》的导演，都要感谢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的邹友开，是他手把手地指导我们直播了那么多年。”
在央视，说起邹友开这个元老级的人物，许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看彩排、提意见，每期都到现场，一跟就是那么多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我相信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人，而我也力求做这样的人。”金越说。
选秀节目的开山鼻祖
“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吹到经济领域，然后吹到了文艺领域，吹到了电视界。”邹友开回忆，1984年3月，全国电视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播出的电视文艺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单薄，许多节目不好看。受到体育竞赛的启发，邹友开提出把竞赛性节目引进文艺中。
“竞赛性节目，我把它也看成电视文艺的一种形式，必须不断开发出来。开发有两种，一种呢，就像现在说的季播节目，还有一种，是放到栏目中去，比方最早的《星光无限》。”邹友开介绍说。
《星光无限》后来改版为《音乐擂台》，再后来又改版为《星光大道》。这个号称以“百姓自娱自乐”为宗旨的节目，陆续捧红阿宝、杨光、凤凰传奇、阿尔法、李玉刚等一大批草根艺人，成为一个造星场。 1984年，在一次会议上，邹友开建议中央电视台与部分省、市电视台联合举办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下简称青歌赛）。“当时我话音未落，大家就十分感兴趣，争相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这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彼时，类似的比赛在中国的电视发展史上尚属空白。1984年11月，第一届青歌赛总决赛在北京举行，参赛歌手只有八九十人，西部一些硬件设施较差的省市，甚至都没有人参加。
“在比赛现场，我们仿照美声演唱的方式，规定歌手在比赛时不许用话筒，现场观众也不允许鼓掌叫好。”
“第一次办这样的大赛，我们也没有经验”。他坦言，第一届的青歌赛，从组织到形式，都做得不好，节目制作也很粗糙。不过，这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青歌赛全国直播后，收到了热烈的反响。
把“洪水猛兽”引进来
年轻一代的听众们可能无法想象，在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歌曲可是被看做“洪水猛兽”一样的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邓丽君的歌被称为‘靡靡之音’，还有李谷一的《乡恋》也受到了多年的批判。”对于当时的形势，邹友开记忆犹新。
不过，流行音乐的火热已经不能阻挡。“当时港台有大量的流行歌曲进入内地，如《小城故事》《橄榄树》等。”邹友开意识到，像第一届青歌赛那样不按演唱方式分组的大杂烩比赛很不科学，他决定在第二届青歌赛上把流行音乐的类别加进去。
一天，邹友开把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时乐蒙和歌唱家李双江请到了办公室。“关上门，我向两位专家说出了想让流行音乐进入比赛，并将大赛分为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的考虑。”
“通俗，通俗，就是通俗易懂嘛。歌手唱歌就是要让老百姓通俗易懂！”李双江激动地说。
时乐蒙也点头道：“音乐就是要大众化，寓教于娱乐。现在改革开放了，想把港台流行音乐堵出去是堵不住的。堵不如疏，干脆将流行音乐引进大赛，化为我用。”
说干就干，邹友开先给台里打了个报告，“台里的领导也比较开明，表示支持。”紧接着，他把报告、提交方案和立项交到了广电部（广电总局前身）。不过这一次，增加通俗唱法的意见被否定了。
邹友开亲自跑到广电部相关领导的办公室，表达了和时乐蒙差不多的意思：“现在流行歌曲已经像洪水猛兽般北上呢，我们是堵还是疏？堵肯定是堵不住的。再说年轻人都很喜欢，《月亮代表我的心》挺好听的，有什么不好？”
“邹友开你搞什么名堂？这是中央电视台，咱不搞那些。”领导和他拍了桌子。毕竟在当时看来，这些音乐，实在和主流文化不大相符。
当时，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音乐界一些权威认为，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是‘乱弹琴’，他们强烈反对‘三种唱法’。”
为了这事，邹友开往广电部跑了一趟又一趟，希望能“再商量商量”。“我耍了一个小小花招。我和时乐蒙、李双江三人分工，由我负责游说中央电视台的领导，由时乐蒙、李双江采用车轮战术，分别去广电部某领导的办公室、家里连续游说。”
李双江就表态了：“我昨天参加了他们的策划会，今年的青歌赛想分出通俗唱法，我是民族唱法出身的，我非常支持他们。”
刚开始，领导担心观众不能接受，后来终于被说动了：“即然你们态度都这样坚决，那我就同意在第二届中试一试，不行改回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嘛！”
自此，从第二届开始，青歌赛便一直以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进行。
现在，青歌赛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多届，不仅成为中国电视节目的名牌栏目，还是被看做业内的权威性比赛。从这个舞台上走出的一大批歌手，如关牧村、殷秀梅、彭丽媛、毛阿敏、董文华、韦唯、蔡国庆、陈红、宋祖英、毛宁、林依轮、孙悦、刘媛媛、谭晶、祖海、萨顶顶等人，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所熟知。
上世纪90年代，许多歌手把参加青歌赛当做出名的途径，报名参加者越来越多，不过歌手们的文化素质却参差不齐。
有一天，文艺部策划一台大型晚会，邹友开意外地发现，受邀演出的两位获奖歌手，竟不识简谱，更别说看五线谱了。
“我问，你们当初比赛是如何获奖的哟？”歌手的回答令邹友开大吃一惊，“他们说靠‘模仿’。天哪，获奖歌手不识简谱、五线谱，那么举办这样的大赛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邹友开马上进行了几次“革命”，让现场评委与电视机前的场外观众一起给歌手打分，并对参赛歌手增加了文化素质综合考试。
文艺新时代
调任文艺部后，邹友开参与了央视几乎所有大型文艺晚会的策划和编创工作。举几个例子，《CCTV—MTV音乐盛典》，观众们应该不陌生;而喜爱日韩音乐的朋友，对《中韩歌会》《中日歌会》相信也比较熟悉。
什么是好的主题晚会？邹友开是这样理解的：“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节奏的起伏变化，观众情感的起伏跌宕，串词和节目的有机联系，电视综合艺术的充分发挥，节目布局的合理有序，节目编创的新意……”邹友开这么说，也这么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越走越快，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也使得一些投机取巧的现象渐渐多了起来。个别电视台为了吸引眼球，一味迎合观众，开始向低俗化、娱乐化转变。
“如果电视文艺的路子照此走下去，真不知道会怎样。是创新？还是群众审美需求？”邹友开忧心忡忡，在微博里这样写道，“如果把电视文艺等同于电视娱乐，这个趋势不对，电视文艺应丰富多彩，路子应该越走越宽。”
2000年从央视退休后，邹友开并没有完全脱离电视文艺圈，他用多年来累积的经验，继续发光发亮，不仅为众多文艺节目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还利用空闲时间，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