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虽然全国大部分省份还没有进入新课程，但随着课程改革步伐的加快，新课程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笔者认为，在新老课程交替这一背景下，教学一线的历史教师要顺利展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必须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培养学生的新思维，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新课程的到来。
　　
　　一、运用史学新范式，改进历史教与学
　　
　　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教学载体，不仅要传授历史知识，也承载和反映教育理念、社会价值和民族精神。但是，现行中学历史传统教材基本上都是按“革命史范式”来编写的，以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为发展的主线，这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从现代化角度审视历史问题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为此，教师要加强理论学习，关注现代化研究成果，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尝试运用现代化范式改进历史教与学，引导学生运用现代化范式解释历史现象和评价历史人物。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通商口岸，是列强侵略中国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是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写照。但如果我们按现代化范式来审视，通商口岸还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商业、金融的中心，更是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心，因而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通过这样多角度的审视，我们就不难使学生很好地理解“近代企业都集中分布在通商口岸，通商口岸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兴起地”等现象背后的原因，对通商口岸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又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如何评价曾国藩、李鸿章，历来既是一个重要课题，又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难题。从革命史的角度看，这俩人都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李鸿章更因参与了签订《马关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政治活动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按现代化范式的标准来评价，他们还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坚，其所迈出的“师夷长技”这重要一步，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如，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以及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危害，在常规教学中都已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但如果从现代化角度去分析，认识还可以加深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动机之一，就是阻止中国的工业化。这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建立的沿海沿江大部分通商口岸陷于敌手，上海、武汉等工业中心损失惨重，“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的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多注意引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发现教材内容中所包含的新因素，将有利于学生历史新思维的培养。
　　
　　二、突破教材“定论”，帮助学生构建自己的理解
　　
　　现行教科书过多“定论”式的编写 ，使相当多的学生在学习中畏首畏尾，习惯于在书本中找答案。在太多历史定论的束缚下，学生不懂也不会历史思维 ，进而形成一种分析问题思维的简单化、公式化，产生盲目崇拜权威的怪异心理，以至无法真正提高历史知识的学习水平 。为此，教师要在教学中介绍一些史学界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学术争鸣 ，鼓励学生通过上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社会调查、课堂辩论等方式进行探究，跳出教科书“定论”的束缚，构建自己的理解。如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现行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往往简单称之为“壮举”，学术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称之为“赔本的壮举”。据史书记载，“明初府库充溢，郑和下西洋时赉银700余万，十载后仅剩百余万，所费计600万两”。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其中还不包括明成祖对众多来华贡使的大量赏赐。由于开支浩大，导致明朝“库藏为虚”。随着明朝国力衰退，航海壮举的悄然结束则是历史的必然，只能成为“赔本的壮举”。郑和下西洋虽然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面对海洋的能力，却并未促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西方航海家的航海却给西方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契机，最终西方由海洋迈向了近代化。这不能不令今人扼腕叹息。如果学生知道了这些，就会主动思索、探究，突破思维定势，正确比较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历史影响，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可能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如，在讲述中法战争清政府“以胜求和”问题时，教师要引入史学新观点，引导学生突破“中国不败而败”这一“定论”，分析清政府当时那样做的另外一些原因：一则清政府综合实力不如对方，二则欧洲列强有可能因法国的失败而结成侵略同盟，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在当时的情况下，抓住镇南关大捷的有利时机进行谈判，策略上不失为明智之举。《中法新约》比之清政府之前与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既无割地也无赔款，实属不易，正说明了这一点。
　　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相当有益的。
　　
　　三、纠正教材中的片面观点，引导学生全面认识历史
　　
　　教科书是教师传道、解惑的工具，是学生学以通达的范本。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及编写时间的制约，现行教科书始终无法同步跟上学术思想的发展。这就需要教师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来纠正教科书中的片面观点，引导学生全面地认识历史，培养正确、客观的历史意识。例如，红军为何“长征”，很多教科书都把原因单纯归咎为“左”倾军事错误指挥下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其实这是相当片面的。对长征的原因，当今史学界已经不限于军事的角度，还从国民党的实力，苏区的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等作了多角度的分析。如教师完全可以结合史学新成果，引导学生从地理环境的角度作以下分析：红军根据地多位于穷乡僻壤或数省交界的山区，而且面积狭小，资源有限，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传统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近代工业几乎没有，战争和群众生活供应主要靠农业生产。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战争进程的旷日持久，物资消耗已严重地超出了根据地的承载能力。而敌人又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红军长期坚持下去已少有可能。即使第五次反“围剿”不失败，转移也是必然。事实也证明，红军长征到了陕北，自然条件虽不如南方，但陕甘宁根据地地域广大，宜农宜牧，生产潜力大，境内储有煤、铁、食盐等资源，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其经济条件可供一个政权和一支军队长久坚持下去，使革命力量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样的教学既能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又有利于学生形成缜密的历史思维习惯。
　　新一轮的课改给历史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面对课改，广大的教师同仁，可谓任重而道远。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努力进取，主动阅读历史学术著作，积极吸纳前沿的史学科研成果，加快自身的知识更新，提高专业素质，我们的课堂教学一定会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