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对中国的西部文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西部作家精神档案》中收录了他与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白鹿原》作者陈忠实的部分谈话内容。
　　李遇春：众所周知，您的《白鹿原》主要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您的文学创作除了接受异域文学的影响之外，是否还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小说的影响？
　　陈忠实：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们传统文化的小说，我很少读！
　　李遇春：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您总该读了吧？
　　陈忠实：没读完。四大名著中我最早读的是《西游记》，我是上初中时读的，当时不完全理解，反正很热闹。后来又把《红楼梦》囫囵吞枣地读过一遍，那还是在我初学写作的阶段，大约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因为那个生活离我的距离太远了，所以首先就没有一种感情上的亲近感，绝对不如我读《创业史》容易发生生活感受上的共鸣！《水浒》呢，我是没读完，大概读有三分之二吧。
　　李遇春：我不知道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当时是否广泛流传，它们不会作为“封资修”，或者以“破四旧”的名义给查禁了吧？
　　陈忠实：那些书在当时全都有，它们在五六十年代都是文学名著嘛！连课本上都收的，当然都是以选节的形式出现的。你说的“破四旧”那是在“文革”中“破”的嘛。而且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想找到那些书也不是太难。《水浒》我顶多读了三分之二，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就是前边那些人物出场部分，特别是鲁智深、武松、林冲这些人物的出场写得特别棒！一个人物集中写那么几章，这个人物就出来了，接着那个人物出来了又这样写，就是这种结构办法。到后头我就不喜欢了。梁山为了扩大人马，就把有一些地方官，像卢俊义呀，设圈套把人家弄上山来，逼人家走上反朝廷的道路。我就感觉到这与前头那些人物的意義已经大相径庭了。
　　李遇春：据人考证，中国的许多古典长篇小说，包括《西游记》，特别是《水浒传》在内，它们都是作者根据民间流传的许多传奇故事加工整理而成的，这些书的成因都经过了一个滚雪球式的过程。这就造成了它们在结构上相对来说比较松散。
　　陈忠实：它们可能直接从说书而来，因此不可能像西方近现代以来的长篇小说那样具有统一的结构。比如在西方小说中，一个人物在第一章中出现了以后，他可能要到第三章中才能出现，中间的一章就没有这个人物了。如果像这样说书，那就根本说不成。说书就要集中把这个人物的故事说完，然后才能引到另一个人物。所以我们的许多古典小说都带有这种痕迹。从情感上讲，我是喜欢现代文学和欧美文学的，我不是太喜欢咱们的传统文学，尤其是那个语言，我们章回小说的语言好像套话太多。
　　李遇春：我也感觉您的语言，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的语言都离传统文学的语言比较远。
　　陈忠实：我是不喜欢那些东西的。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暑假就第一次读了《静静的顿河》。你看书中那个旧俄统治下的哥萨克的生活，它离我多远呀，但我就感觉那些人物的思想情感，包括葛利高里的家庭生活、哥萨克农民和我们这里的农民所共同的东西，我都能感受到，没有隔膜！而且我更喜欢那种语言，当然那是翻译语言，但那种语言的流动性、生动性、活泼性，我是感觉更好一些。所以我后来更多地读欧美文学作品。现在有人说我对传统文学接受比较好，这可能是一个假象！（笑）为什么是假象呢？因为它不是艺术上的，而是因为我在《白鹿原》中重点挖掘了传统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可能这会使人产生那种印象。
　　李遇春：那您究竟读了哪些现代文学和欧美文学作品呢？
　　陈忠实：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什么《家》《春》《秋》呀，《雾》《雨》《电》呀，我都读了。茅盾的所有作品我都在高中阶段找来读了。还有柔石的作品、蒋光慈的作品、李广田的散文，也就是三十年代那些大家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读了。后来又读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那些苏联文学作品。到新时期以后主要接受的就是欧美文学和拉美文学。另外，我曾经在八十年代初那段时间还特别迷恋苏联文学。
　　（摘自商务印书馆《西部作家精神档案》 作者：李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