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区作为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医疗资源丰富，市区两级的大小医院和药店，为百姓提供了方便，为患者带来了福音。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在这里，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一些医务人员，由于竞争压力的增大和金钱的诱惑，竟伸出“黑手”大捞昧心钱，导致医疗系统职务犯罪上升，严重破坏了医务工作者的形象。
　　
　　案例：触目惊心
　　
　　２００１年以来，渝中半岛上医疗行业职务犯罪呈现出数量上升、种类增多的特点，到去年１０月，共发案１０件１２人，其中受贿案７件７人，贪污案２件４人，挪用公款案１件１人。这其中包括窝串案４件７人。
　　案例一：中医院长吃进“黑钱”１０多万元。谢某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起担任重庆市中医院第一副院长，因技术精湛，工作勤奋，１９９８年５月被任命为院长。大权在握，拜金主义思想也开始在脑海里滋生，并使他走向罪恶。１９９７年下半年，他在中医院对外签订联合开办泌尿科合同的过程中，收受南昌康明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林某给的好处费３０００元。合同签订后，林某向谢提出在今后的承包工作中给予帮助，同时要谢利用医术为其所承包的泌尿科提供业务帮助，承诺每月给谢好处费１０００元。开始，谢某还理智地将所收好处费１２０００元交到医院纪检部门。可时间一长，他就大吃“黑钱”，将４１０００元“笑纳”。２０００年９月至２００２年３月，他在医院对外签订联合开办脾胃专科和联营结石科合同，以及为医院购买经颅多普勒血流仪、医用电梯、麻醉机时，先后收受好处费６４０００元。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谢某因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５年。
　　案例二：骨科医院４领导共同受贿。１９９１年２月，沈某、郭某、朱某、赵某分别担任了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院长、副院长职务。这４人本是医院的行家里手，但却因利益驱使，逐渐形成了犯罪团伙。２００１年上半年，重庆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业务员找到分管器械采购的副院长朱某推销骨科器械，并明确告知要给１０％的回扣费。朱将此事告知沈及赵后，共同商议接受回扣并平分。同年１１月，由朱某收受回扣１８００元，３人各分得６００元。后来，由郭副院长分管医疗器械采购，朱便将回扣一事交郭负责，由郭与该公司签订合同并收受回扣后４人平分。其间，该公司又将回扣比例提高为２０％。之后，４人就结成一个利益联盟，大肆收受回扣。直至案发，４人共收取了６家单位多次给的回扣费、好处费，沈实得１１．７万余元，郭实得１０．７万余元，朱实得７．７万余元，赵实得１１．４万余元。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日，渝中区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４人刑罚。
　　案例三：医大教授一口吞掉２０余万。周某是重庆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华肝脏病杂志》编辑部主任。２００３年９月５日至１２日，该杂志编辑部在海口市主办“第四届全国肝脏疾病学术研讨会”。周利用为参会代表安排住宿、餐饮，购买礼品，组织部分代表到博鳌旅游之机，采取虚增发票金额“吃”虚增款的手段，将虚增的２０余万元占为己有。２００５年７月４日，法院认为，周某在司法机关尚未掌握其犯罪事实前，经教育后主动向单位交待了犯罪事实，并退清赃款，可视为自首，且认罪态度较好，有悔改表现，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以周犯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３年。
　　
　　“白衣天使”吃“黑钱”的特点
　　
　　据检察官分析，医疗行业职务犯罪案件主要有四大特点：
　　一、领导涉案比率高。涉案人员一般都年纪轻、学历高，并处在重要岗位，其中医院领导犯罪占８０％。他们利用对人财物的管理权和支配权频伸“黑手”，在药品购销、医疗器械采购、基建项目建设等方面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丑剧。
　　二、涉案罪名集中。主要集中在受贿、贪污、挪用公款三种罪，其中受贿罪占７０％，且犯罪金额较大。７件受贿案涉及犯罪金额全部在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上的占９０％，２０万元以上的占６５％。
　　三、作案手段多样。一是私自提高购药价格，把差额部分占为己有或者私分；二是伪造单据、发票等财务凭证为自己或他人购买物品或者支付不正当消费；三是在进药、基建工程、进人、医疗器械购进等环节上索贿受贿；四是以开学术会、搞学术研究等为名向进货商索要赞助，进入部门小金库，再进行二次分配；五是挪用公款为自己购房子、买东西，或为自己、朋友或者亲属进行营利活动，或存入银行吃利息，更有甚者放贷收高息；六是徇私渎职，有的医疗单位将一些科室承包给江湖骗子，有的搞假义诊挣黑钱，有的医务人员当上“倒卖病人”的“医托”，造成严重后果。
　　四、窝案串案突出。往往是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人牵出数人，查出受贿牵出行贿，查出行贿牵出受贿。有的卫生行政部门、药监部门领导与医院领导、设备科、药剂科负责人及采购人员合伙作案；有的领导班子成员相互勾结，形成利益联盟，合谋作案；有的则与药贩内外勾结，沆瀣一气共同牟利。
　　
　　“白衣天使”伸“黑手”的原因
　　
　　据了解，１２名涉案人员原本是单位的先进模范或专家，他们看到某些行业、某些人的收入比自己高，心态便开始扭曲，产生了自以为有功的补偿心态、攀比失衡心态、你捞我也捞的从众心态、自作聪明的侥幸心态。这些不正常的心态驱使他们走向了犯罪。
　　除上述主观原因外，客观因素主要有：一是监督制约机制乏力，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特权化、私有化、商品化、家长化倾向严重，在客观上为这些人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部分领导干部对医药卫生系统实行的院长负责制存在错误认识，认为院长负责制就是院长一人说了算，班子成员原则性不强，对不正确的东西不敢执言，更不去监督揭发。医疗单位相对垄断，群众看病选择性小，且医疗专业性强，缺乏外部监督。主管部门监督制约不力，将开药吃“回扣”、拿“提成”视为正常。有的医院从医生、药房管理人员、科室主任到院长，大家都处在一个“防空洞”里，结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二是因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在医药、器械的购销过程中，销售商不惜使用“银弹”打通各个关节。三是管理脱节。对医院监管的是卫生行政部门，而对药品管理的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两个部门各管各的，但实际情况是医药是紧密联系的，这样就使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管上往往难以形成合力，从而引发了药品流通过程中的混乱，医院等医疗机构的一些不良行为未能得到约束和矫正，致使不法行为长期得不到处理。四是环境影响。时下，请客送礼风行，在这种不正之风影响下，作为社会短缺资源的医疗行业成为重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五是利益驱动。有的人把医疗体制改革错误理解为追求经济利益，使医疗、药品的价格不断攀升，他们乘机从中大捞“好处”。
　　
　　斩“黑手”，要标本兼治
　　
　　检察官们在深入分析“白衣天使”伸“黑手”的特点、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颇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一、药品采购严把“四关”。首先严把进货渠道关，建立协助医药公司采购制度，建立协采小组，杜绝户外药、关系药进院，保证药品进货渠道规范，防止医药公司恶意投标、随意变更等。其次要严把购销行为关，医院应避免药库购药随意性，药品购进后，采购员、质检员、保管员、药库主任应依次核对并在发票上签字，从而互相监督。第三是严把折扣明示关，所有购药发票一律需经过药品监督部门审验，销售让利折扣率必须明示在发票上，严禁将折扣以现金、支票和实物等形式送给个人。第四是严把采购队伍关，增加采购决策的“透明度”，并对采购人员采取定期轮岗制。
　　二、控制药品中标利润，完善药品招标制度，从源头遏制腐败。建议药品招投标委员会、物价部门、卫生部门在确定标价时，将药品的中间环节利润控制在合理范围，使药商没有更多的利润，断绝其行贿的物质基础，实现相对公平竞争。
　　三、加大监督、预防和打击力度。有关部门对医疗系统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应制订严格的规章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并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控，以权力制约权力，用制度约束权力。要加强对重点部门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用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达到“挖一鼠，堵一洞”、“办结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提高职工的法制意识。同时，可建立“医疗系统行贿、受贿不良记录数据库”，将违规收受红包、回扣者列入“黑名单”，永不录用并予以通报或在医疗系统进行公布。对送回扣的药品经销单位，取消其在各医疗机构的经营权，不得参与药品招投标。同时，要严格控制医生的处方权，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医生处方的情况进行抽查，采取有力措施杜绝医药代表进入医院促销。对触犯刑律的坚决予以严惩，加大震慑力。
　　四、加快推进医疗体制改革。“钱权交易”的权力来源?熏是医疗机构“垄断处方配药权”及其制度安排。毫无疑问，打破这种垄断，加快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是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发生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