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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中旬，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香港两地成功上市，作为最后一家进入股改和登陆资本市场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行在历时三年多的股改上市进程中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最终“破茧成蝶”。
2011年1月中旬，农行成功上市整半年。农行副董事长、行长张云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聊一聊农行上市以来难忘的一些事。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职业生涯是伴随着农业银行的发展一路走来的。自从1985年进入农行深圳分行，从深圳、广东、广西再到北京，你一直在农行工作，让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张云：就我本人而言，最让我难忘的还是2010年农行实现公开上市。作为最后一家股改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由于承担着服务“三农”的特殊使命，股改之路尤为复杂和艰难。农行股改历时近4年，期间遇到了许多特殊困难。可以说，其他行遇到的困难我们都经历了，其他行没有遇到的，我们也遇到了。虽然从发行上市工作正式启动，到顺利完成A H股上市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是建立在全体农行员工几千个日日夜夜工作基础之上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说，在这样艰难的市况下，农行在很短时间里完成了全球最大的IPO。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执行者，你觉得当时最艰难的一步是什么？
张云：艰难之处有很多，比如基石投资者的取舍、两地的协同定价等等。但最难的，我认为还是确定上市的时间。因为上市工作正式启动之后，就如离弦之箭，再无回头之路。农行IPO工作从正式启动到上市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里，资本市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不利局面，国内外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农行上市是需要勇气的，也反映了农行管理层对于自身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04年农行就递交了股改方案，随后几年，建行、中行与工行先后股改上市，唯独农行股改迟迟没有下文，大家都很好奇农行上市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农行上市和其他三大国有银行上市又有怎样的不同？
张云：农行股改方案的制定可以说“一波三折”。事实上，农行早在2003年就已着手研究股份制改革方案，并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农业银行股改横跨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两个领域，涉及面广，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因此成为最后一家股改上市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指明了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大方向。2月成立了由人民银行牵头、11个部门参加的“农业银行改革工作小组”，按照中央“一行一策”的改革要求，研究制定农行改革实施方案。2008年初，正当有关部门就方案若干问题基本形成共识的时候，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百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又发生了“5.12”汶川特大地震，农业银行贷款及固定资产也在灾害中遭受了损失，救灾及重新审计都导致了农行股改方案的一再后延。
2008年8月北京奥运后，在“农业银行改革工作小组”的大力支持下，10月21日国务院第32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农业银行股改方案,要求农业银行以建立健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为核心，以服务“三农”为特色，采取国家支持与自身努力相结合的办法，稳步推进财务重组、国家注资和股份公司设立等工作，农业银行的股改序幕至此正式拉开。
和其他国有银行上市相比，农业银行是在极其不利的市场环境下实现成功上市的。2007年以来，国内外自然灾害频发，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们面临着市场持续低迷的严峻考验。工、建、中行上市的时候，国内外资本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都比农行要好，上市筹备期也都在半年以上。农行上市不仅筹备时间最短，而且面对股市暴跌的资本市场环境。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国际主要金融机构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抱有悲观情绪，投资者对大型银行的未来前景充满怀疑。2010年初爆发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更是严重地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农行4月份启动发行到7月份定价期间，上证指数下跌近25%，香港恒生指数累计下跌约10%，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下跌约12%。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使农行IPO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一度面临“发还是不发”的两难选择。最终我们还是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气，咬牙坚持，如期推进路演，反复宣讲农行投资亮点和中长期投资价值，最终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投资订单，提前锁定了大量基础投资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境外有关机构对农业银行存在误解甚至是歪曲的严峻考验。经过反复的梳理和挖掘，我们向国内外投资者成功地讲述了农行“城乡联动 高速成长”的投资故事，将农行的业务模式和经营布局与中国未来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紧密连接在一起，充分展示农行未来业务发展的成长性。最终，我们用数据和事实扭转了市场对我们的看法，在市场极度低迷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成功发行。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看来，境内外投资者一直对农行“三农”业务的政策定位与盈利边界有所担忧。农行服务“三农”是股改中的一大亮点，但这个亮点也曾被人视为鸡肋。你是如何诠释农行服务“三农”职责的？农行又是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说服投资者的？
张云：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三农’、商业运作”是农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国家要求我们在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中承担骨干和支柱作用。在国有大型银行的股改历程中，仅有农行被赋予了这样的职责。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对城市，农村金融问题更为突出，改革要求更为迫切，国家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在其中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业银行恢复成立30余年来，一直与农村金融紧密相连，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特色，农业银行的改革离不开这个基本行情。
但是，农村金融依然是整个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三农”业务呈现弱质化、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抗风险能力较低，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在过去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何处理好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的关系，是农行股改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2007年以来，农业银行在如何服务“三农”、如何做好“三农”和县域业务方面进行了系列探索。确立了“三农”和县域蓝海战略，选择了八大重点支持领域，构建了专业化的政策制度、产品和渠道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三农”金融服务模式。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农业银行从2008年开始，开展了三农事业部制改革试点，尝试用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制度解决复杂的农村金融难题。在实践摸索中，我们提出了“六单管理”的事业部制模式，包括单独的资本管理、单独的三农信贷管理体制、单独的核算体系、单独的风险拨备与核销政策，单独的资金平衡与运营机制，单独的考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说，农业银行现在已经初步探索出一条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有效路径，而且服务“三农”已成为农业银行最鲜明的业务特色和亮点，成为农业银行发展的潜力所在，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
中国新闻周刊：到现在，农行上市已经整半年了，有怎样的收获和变化？
张云：现在的农行已经成为一家大型公众持股银行，与国内外先进同业在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同台竞技。虽然上市时间不长，但农行已经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首先是资本实力和发展能力增强了，农行今年在内地和香港市场成功上市后，募集资金221亿美元，资本充足率水平大大提高，构建了长期稳定的资本发展平台。下一步，农行将珍惜并充分利用好募集来的资本，不断提升盈利和股东回报水平。
此外，农行公司治理运行更加规范，逐步建成了高效运作、密切配合、相互制衡、有效监督的现代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并且信息披露更为全面、及时、准确、透明。农行上市前是国有独资银行，信息披露无论从覆盖面，还是内容、质量上来讲，都相对有限。上市后，农行根据监管要求、市场惯例以及投资者的需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并严格执行，力求做到信息披露全面、准确、透明，及时向资本市场传递农行发展情况，让投资者可以充分了解农行的投资价值，有利于投资者正确决策。
上市后的农行，接受市场上投资者、分析师和监管机构等的全面审视，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加挑剔的评判标准和更加严格的监管。我们感到自身的压力和挑战更大了。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农行出现任何经营业绩下滑、风险失控、违法违规，或者难以达到市场预期的情况，投资者都可能“用脚投票”，导致股价下跌。所以全行上下加快发展的意识很强，尊重股东、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自信地认为：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成长价值的增长点，农行因此也是最具成长性的银行。那么，未来农行在推进县域经济成长和城镇化进程中有怎样的部署和考量？
张云：我认为中国县域经济潜力很大，金融需求增长也很快。一是城镇化。1978 年至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提高至46.6%，年均提高近1%，未来城镇化进程将加速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依托现有的3.2万个小城镇展开，这将带动数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二是工业化。过去10 年，县域地区第二产业占比由38.6%增长至51.3%，年均提高1.4%。制造业由东部向西部、由城市向县域转移的趋势明显，县域地区将获得持续的发展机遇。三是农业现代化。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必将衍生巨大的金融需求。四是消费升级。县域地区有9 亿多人口，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居民住房、消费和理财服务等方面的金融需求将逐步释放，产生大量零售银行业务机会。
近年来，我们找到了一条以县域规模化融资和中小企业服务为基础，以农户为重点，以惠农卡为载体，以农户贷款为驱动，以三农金融部为组织保障，目标明确、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具有农行特色的服务“三农”新模式。截至2010年底，农行发放惠农卡超过6100万张，惠及2亿多农民，为广大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现代金融服务。
下一步，农行将始终坚持为农服务的基本方向，坚定不移地实施“三农”和县域蓝海战略，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做好做强“三农”和县域业务。一是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丰富“金益农”产品体系，推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三农”拳头产品。二是提升县域渠道综合服务效能。加大现有物理网点的改造和整合力度，进一步释放县域1.27万个物理网点的服务潜力。加大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交易平台的推广力度，使农行金融服务惠及更广大的农村和更多的农民。三是搞活县域支行。加大县支行的资源投入力度，增强县支行的服务功能，把县支行打造成“三农”服务的大前台。四是继续深化三农金融部改革。建立健全三农金融部“三级督导、一级经营”的管理体制和“六个单独”的运行机制，构建持续服务“三农”的长效制度保障。★
2011年1月中旬，农行成功上市整半年。农行副董事长、行长张云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聊一聊农行上市以来难忘的一些事。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职业生涯是伴随着农业银行的发展一路走来的。自从1985年进入农行深圳分行，从深圳、广东、广西再到北京，你一直在农行工作，让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张云：就我本人而言，最让我难忘的还是2010年农行实现公开上市。作为最后一家股改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由于承担着服务“三农”的特殊使命，股改之路尤为复杂和艰难。农行股改历时近4年，期间遇到了许多特殊困难。可以说，其他行遇到的困难我们都经历了，其他行没有遇到的，我们也遇到了。虽然从发行上市工作正式启动，到顺利完成A H股上市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是建立在全体农行员工几千个日日夜夜工作基础之上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说，在这样艰难的市况下，农行在很短时间里完成了全球最大的IPO。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执行者，你觉得当时最艰难的一步是什么？
张云：艰难之处有很多，比如基石投资者的取舍、两地的协同定价等等。但最难的，我认为还是确定上市的时间。因为上市工作正式启动之后，就如离弦之箭，再无回头之路。农行IPO工作从正式启动到上市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里，资本市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不利局面，国内外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农行上市是需要勇气的，也反映了农行管理层对于自身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04年农行就递交了股改方案，随后几年，建行、中行与工行先后股改上市，唯独农行股改迟迟没有下文，大家都很好奇农行上市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农行上市和其他三大国有银行上市又有怎样的不同？
张云：农行股改方案的制定可以说“一波三折”。事实上，农行早在2003年就已着手研究股份制改革方案，并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农业银行股改横跨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两个领域，涉及面广，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因此成为最后一家股改上市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指明了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大方向。2月成立了由人民银行牵头、11个部门参加的“农业银行改革工作小组”，按照中央“一行一策”的改革要求，研究制定农行改革实施方案。2008年初，正当有关部门就方案若干问题基本形成共识的时候，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百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又发生了“5.12”汶川特大地震，农业银行贷款及固定资产也在灾害中遭受了损失，救灾及重新审计都导致了农行股改方案的一再后延。
2008年8月北京奥运后，在“农业银行改革工作小组”的大力支持下，10月21日国务院第32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农业银行股改方案,要求农业银行以建立健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为核心，以服务“三农”为特色，采取国家支持与自身努力相结合的办法，稳步推进财务重组、国家注资和股份公司设立等工作，农业银行的股改序幕至此正式拉开。
和其他国有银行上市相比，农业银行是在极其不利的市场环境下实现成功上市的。2007年以来，国内外自然灾害频发，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们面临着市场持续低迷的严峻考验。工、建、中行上市的时候，国内外资本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都比农行要好，上市筹备期也都在半年以上。农行上市不仅筹备时间最短，而且面对股市暴跌的资本市场环境。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国际主要金融机构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抱有悲观情绪，投资者对大型银行的未来前景充满怀疑。2010年初爆发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更是严重地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农行4月份启动发行到7月份定价期间，上证指数下跌近25%，香港恒生指数累计下跌约10%，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下跌约12%。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使农行IPO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一度面临“发还是不发”的两难选择。最终我们还是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气，咬牙坚持，如期推进路演，反复宣讲农行投资亮点和中长期投资价值，最终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投资订单，提前锁定了大量基础投资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境外有关机构对农业银行存在误解甚至是歪曲的严峻考验。经过反复的梳理和挖掘，我们向国内外投资者成功地讲述了农行“城乡联动 高速成长”的投资故事，将农行的业务模式和经营布局与中国未来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紧密连接在一起，充分展示农行未来业务发展的成长性。最终，我们用数据和事实扭转了市场对我们的看法，在市场极度低迷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成功发行。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看来，境内外投资者一直对农行“三农”业务的政策定位与盈利边界有所担忧。农行服务“三农”是股改中的一大亮点，但这个亮点也曾被人视为鸡肋。你是如何诠释农行服务“三农”职责的？农行又是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说服投资者的？
张云：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三农’、商业运作”是农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国家要求我们在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中承担骨干和支柱作用。在国有大型银行的股改历程中，仅有农行被赋予了这样的职责。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对城市，农村金融问题更为突出，改革要求更为迫切，国家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在其中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业银行恢复成立30余年来，一直与农村金融紧密相连，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特色，农业银行的改革离不开这个基本行情。
但是，农村金融依然是整个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三农”业务呈现弱质化、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抗风险能力较低，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在过去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何处理好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的关系，是农行股改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2007年以来，农业银行在如何服务“三农”、如何做好“三农”和县域业务方面进行了系列探索。确立了“三农”和县域蓝海战略，选择了八大重点支持领域，构建了专业化的政策制度、产品和渠道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三农”金融服务模式。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农业银行从2008年开始，开展了三农事业部制改革试点，尝试用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制度解决复杂的农村金融难题。在实践摸索中，我们提出了“六单管理”的事业部制模式，包括单独的资本管理、单独的三农信贷管理体制、单独的核算体系、单独的风险拨备与核销政策，单独的资金平衡与运营机制，单独的考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说，农业银行现在已经初步探索出一条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有效路径，而且服务“三农”已成为农业银行最鲜明的业务特色和亮点，成为农业银行发展的潜力所在，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
中国新闻周刊：到现在，农行上市已经整半年了，有怎样的收获和变化？
张云：现在的农行已经成为一家大型公众持股银行，与国内外先进同业在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同台竞技。虽然上市时间不长，但农行已经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首先是资本实力和发展能力增强了，农行今年在内地和香港市场成功上市后，募集资金221亿美元，资本充足率水平大大提高，构建了长期稳定的资本发展平台。下一步，农行将珍惜并充分利用好募集来的资本，不断提升盈利和股东回报水平。
此外，农行公司治理运行更加规范，逐步建成了高效运作、密切配合、相互制衡、有效监督的现代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并且信息披露更为全面、及时、准确、透明。农行上市前是国有独资银行，信息披露无论从覆盖面，还是内容、质量上来讲，都相对有限。上市后，农行根据监管要求、市场惯例以及投资者的需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并严格执行，力求做到信息披露全面、准确、透明，及时向资本市场传递农行发展情况，让投资者可以充分了解农行的投资价值，有利于投资者正确决策。
上市后的农行，接受市场上投资者、分析师和监管机构等的全面审视，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加挑剔的评判标准和更加严格的监管。我们感到自身的压力和挑战更大了。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农行出现任何经营业绩下滑、风险失控、违法违规，或者难以达到市场预期的情况，投资者都可能“用脚投票”，导致股价下跌。所以全行上下加快发展的意识很强，尊重股东、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自信地认为：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成长价值的增长点，农行因此也是最具成长性的银行。那么，未来农行在推进县域经济成长和城镇化进程中有怎样的部署和考量？
张云：我认为中国县域经济潜力很大，金融需求增长也很快。一是城镇化。1978 年至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提高至46.6%，年均提高近1%，未来城镇化进程将加速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依托现有的3.2万个小城镇展开，这将带动数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二是工业化。过去10 年，县域地区第二产业占比由38.6%增长至51.3%，年均提高1.4%。制造业由东部向西部、由城市向县域转移的趋势明显，县域地区将获得持续的发展机遇。三是农业现代化。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必将衍生巨大的金融需求。四是消费升级。县域地区有9 亿多人口，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居民住房、消费和理财服务等方面的金融需求将逐步释放，产生大量零售银行业务机会。
近年来，我们找到了一条以县域规模化融资和中小企业服务为基础，以农户为重点，以惠农卡为载体，以农户贷款为驱动，以三农金融部为组织保障，目标明确、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具有农行特色的服务“三农”新模式。截至2010年底，农行发放惠农卡超过6100万张，惠及2亿多农民，为广大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现代金融服务。
下一步，农行将始终坚持为农服务的基本方向，坚定不移地实施“三农”和县域蓝海战略，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做好做强“三农”和县域业务。一是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丰富“金益农”产品体系，推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三农”拳头产品。二是提升县域渠道综合服务效能。加大现有物理网点的改造和整合力度，进一步释放县域1.27万个物理网点的服务潜力。加大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交易平台的推广力度，使农行金融服务惠及更广大的农村和更多的农民。三是搞活县域支行。加大县支行的资源投入力度，增强县支行的服务功能，把县支行打造成“三农”服务的大前台。四是继续深化三农金融部改革。建立健全三农金融部“三级督导、一级经营”的管理体制和“六个单独”的运行机制，构建持续服务“三农”的长效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