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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年（1739），是沈德潜的转运年——或许在头年八月他第17次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时，事情已在悄悄地起变化——会试中第65名，殿试后，67岁的他终于高中二甲第8名进士。俗话说“人生七十始开始”，70岁的他在乾隆七年（1742）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此后更是际遇非凡，官运直线上升，数年间仕至礼部侍郎（正二品）。致仕后，一度加衔为礼部尚书（从一品）、太子太傅（从一品），食正一品俸。倘若此生不遇乾隆帝，他恐怕只能以一老名士而终老乡间泉林，其官位不能至清要，亦不会被诗坛尊为大宗伯，其诗论恐亦难以盛行天下而成为乾隆朝三大诗论之一。
当时有记载说，雍正初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鄂尔泰编刻过一部地方采风诗集《南邦黎献集》，沈德潜之诗亦入选其中，时在潜邸的乾隆帝就已知其人【1】。是否属实，今已难征。但真正让沈德潜有机会一睹天颜的还是在乾隆四年考取进士之后，乾隆四年五月十三日（阴历）引见新进士时，沈德潜第一次见到了乾隆帝——还仅限于遥望端坐在龙椅上的乾隆帝，当被选为庶吉士时，他更是激动不已，感慨自己以一老年草野之士竟然能得与馆选，真有点喜从天降而飘飘入仙的感觉，随即写诗以记录此刻的感受：“许亲香案称仙吏，望见红云识圣人”【2】。他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乾隆七年四月十九日庶吉士散馆时，乾隆帝才真正认识沈德潜，坐在宝座上的乾隆帝看到一群在写诗作赋的庶吉士中有一白发苍苍的老者时，心里很是惊奇，忙叫上前来，询问后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沈德潜，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和籍贯。幸运的是，沈德潜这次考得第4名，留馆为翰林院编修。是年六月轮班引见时，乾隆帝就告诉张廷玉说“沈德潜系老名士，有诗名”，并命和御制《消夏十咏》诗，沈德潜花了一个时辰写好了和诗，得蒙赏赐纱二匹、葛纱二匹，想来应是写得不错。这是沈德潜文学侍从生涯的開始。
乾隆帝本来有好写诗的“结习”，此后乾隆帝常命沈德潜和诗，君臣诗简酬唱相得甚欢，二人在诗学上迅速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君臣关系。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下，乾隆帝一再对沈德潜超拔和奖赏。乾隆八年，一年之内连升四次五级，从正七品升至从四品：三月由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擢级升为左春坊左中允（正六品），五月晋翰林院侍读（从五品），六月再升为左春坊左庶子（正五品），九月晋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并授日讲起居注官。这意味着他可以时刻跟在乾隆帝身边，当然也可能是乾隆帝为了方便交流的缘故。这让沈德潜感恩戴德的同时也有点不知所措，“一岁之中，君恩稠叠，不知何以报称，窃自惧也”。乾隆九年六月再晋为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十年五月又超拔为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十一年三月又升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十二年六月又授为礼部侍郎（正二品），并入上书房教皇子读书。这是对沈德潜极为信任了，连皇子都交付沈德潜来教育。在致仕告归后，还赐礼部尚书衔等。是以不断有人感慨和艳羡不已，其同年袁枚就曾既酸楚又艳羡地说：“沈归愚尚书，晚年受上知遇之隆，从古诗人所未有”【3】，二人曾同在乾隆元年参加博学鸿词，乾隆四年又同中进士，又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乾隆七年散馆后的际遇却是千差万别——他比沈德潜少43岁，进士的名次还在沈德潜前，散馆时沈德潜留馆为编修，而他却外任地方知县，虽官阶一样，地位却从此拉开距离，此后更是天壤之别，不数年沈德潜擢为卿贰，而袁枚却调任几处知县后索性辞官隐居。
是什么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又是谁成就了沈德潜？根源在乾隆帝。那么乾隆帝为何偏偏赏识沈德潜，并高其位、厚以禄的加之于沈德潜呢？关键在于乾隆帝想通过扶植诗坛代言人来控制诗坛，而沈德潜在当时是最佳人选。乾隆帝曾明言：“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4】，他需要借沈德潜之名，便利之以禄位是自然之理。曾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控制的”【5】，这在乾隆帝尤为突出，他不仅制作了数量惊人的御制诗，并刊刻以宣示士林，对诗歌更是有着一套较为世俗化而又系统化的主张，他需要有人代理他来深入地宣扬他的主张。乾隆帝曾说：“余虽不欲以诗鸣，然于诗也，好之习之，悦性情以寄之，与德潜相商搉者有年矣”【4】，沈德潜本人也记录说乾隆帝曾多次与他商讨诗学、切磋诗艺。
如果说前面所述还只是物质上厚以禄位的话，那么乾隆帝还非常善于“攻心”，他要让沈德潜感到荣耀得惭愧，让沈德潜意识到若不主动地报答知遇之恩恐怕连地缝都莫得钻。他深谙文人的习气：一面盼着加官进爵以光宗耀祖，一面要保持清高的尊严和虚荣。是以一再擢升沈德潜的同时，还诰封四代、赠封妻室、荫赐子孙；此外，还要给足沈德潜的虚荣和面子，折节地和沈德潜诗原韵，让沈德潜觉得“君和臣韵，古未有也”，并一再主动赐诗、问候。甚至当沈德潜冒昧地以诗集请序时，他虽觉异常却仍应承下来，并在小年夜时熬夜为其写序，沈德潜自然觉得荣耀之极，“从古无君序臣诗者，传之史册，后人犹叹羡矣。”【2】在写序这件事上，无疑意味着乾隆帝并不忌讳向天下臣民公开地坦陈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们二人师友关系的最高峰。在沈德潜致仕离京时，乾隆帝御书匾额“诗坛耆硕”以赠，更是向天下士林昭告了沈德潜为官方代表的诗坛大宗师地位。沈德潜意识到自己在感恩戴德的同时需要涌泉相报。作为一个文士而言，他能够作的是在做好文学侍臣的和诗工作外，惟有积极响应乾隆帝的文学思想，并自觉地将之付诸行动，宣告士林，以图报答君恩之万一。
居官时，沈德潜就将自己的斋名取为“教忠堂”，其义不言而喻。归假时，乾隆帝在诰封三代的同时，还赐诗曰“斧邱陈奠处，不愧教忠堂”【4】，明确地将“教忠堂”拈出，此语颇有意味，既有表彰沈德潜之父能教育出沈德潜这位忠臣孝子之意，又似乎在暗示沈德潜要牢记“教忠”二字的深意。在致仕离京时，乾隆帝更明言说“汝回去与乡邻讲说孝弟忠信，便是汝之报国”。这“忠孝”不仅是对人在行为处事、品格德行上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士林写诗作文的要求。
此外，在诗学上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选诗来向士林传达乾隆帝对诗的理解和主张。他在乾隆十二年时就较早地用“温柔敦厚”、“事父事君”的诗教观来诠释杜诗，选评《杜诗偶评》一书，在评语中充分发掘杜甫“一饭不忘君”的忠悃之心，并认为杜诗之旨应于“一切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处求之”。而用心最著的则是他从乾隆二十二年开始选评，到二十五年重刻、二十六年又增订而成的《国朝诗别裁集》（又称《清诗别裁集》）一书，从序言到凡例都一再申明选诗要“合乎温柔敦厚之旨”【6】。如果说这是沈德潜长期以来的主张——事实上乾隆帝亦如是认为，那么还有两点可说明乾隆帝诗论对沈德潜编选此书的影响：一、乾隆帝反对绮靡浮华之文辞，二、乾隆帝坚决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所以沈德潜在凡例中反复强调这两点。实际上，乾隆帝只是个人写诗绝不为风云月露之辞，而沈德潜则变本加厉地放大到凡有言男女之情者，其诗一概不录，闺阁诗也必须要有助于维护纲常、体现温柔敦厚之旨才予以选录。本以为如此煞费苦心而成的诗选，定会邀获圣眷，是以在二十六年进京为皇太后祝寿时，一到京城就进献上这部最新的诗选。 然而，事情又在悄悄地起变化，风向变了，这一次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或许终究是快九十岁的人有些迷糊了，或许是享受优渥宠眷太久而有些忘乎所以了，他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很明显的皇家忌讳。在诗选中他竟然敢直称慎郡王允禧的名讳，慎郡王可是乾隆帝的叔叔，且还有不少皇亲宗室皆直呼其名，皇家尊严何在？而且宗亲类还不是放在卷首、单列，当然可以说他是想以人物生平来定前后次序，但如果他稍微翻翻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之类，都不至于犯下如此忌讳。第二个错误也是最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首列钱谦益、龚鼎孳等遗民诗人，并选有被雍正帝定为“名教罪人”的钱名世之诗。当然，沈德潜考虑的是他们在清诗史的实际的影响和地位，但钱谦益、钱名世等早被乾隆帝定为“不忠不孝”之人。在乾隆帝看来，“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4】，是以乾隆帝对此大为光火，直骂沈德潜“老而耄荒”，竟做出“非宿昔言诗之道”之举。二人由于诗学观念或许本来就有差异，又或许是沈德潜没跟上乾隆帝的步伐，亦师亦友君臣相得的关系自此出现难以修复裂痕。不过，此书大体上还是本着宣扬“诗教观”的目的而选，仍有宣传的价值；且沈德潜本来就是他扶植的代言人，也不便借此撕破脸皮；因此还是维系沈德潜的颜面，不是勒令沈德潜去删改而是谕令南书房诸臣删改重新锓板以刊行，并还告诉沈德潜这样做是为了“外人自不议论汝也”，在外人面前还是尽量维系他们之间这段君臣文坛佳话。这一恩威并施的做法，很明显地反映出乾隆帝詩论不是单纯的诗学主张，而是一种权力意志在诗歌领域的绝对权威化。
此时由于乾隆帝还未全稔钱谦益的著作，故只要求《清诗别裁集》中删除钱谦益选诗即可，而任其诗自在的流行社会。当他全面了解钱谦益的诗文集后，觉得触目惊心，在乾隆三十四年一改之前的决定，六月之内连下两道谕旨查缴钱谦益诗文集，凡书肆及藏书之家皆不得私藏，毋稔片简遗留民间。暴风雨终于来临了，八月二十九日，乾隆帝谕旨高晋严令沈德潜、钱陈群二人呈缴钱谦益诗文集，并震慑地说如果不交，以后万一查出，将祸及子孙。自《清诗别裁集》后，乾隆帝就对沈德潜产生了不信任感，此时更加怀疑沈德潜可能会隐匿不交。沈德潜醒过来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了，无论交与不交，这场血雨腥风他无法幸免，恐怕还有可能被抄家，九十七岁的他本来就行将就木了，早就经受不住这种暴风雨，在这惊恐之中惴惴不安地于谕旨下达不到十天就与世长辞。因他的突然去世，而高晋也上奏说其家并未藏有钱谦益的诗文集，事情方告一段落。
但事情并未真正的消歇。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又一再令查《清诗别裁集》的刻本及书板，包括二十四年初刻本及二十五年重刻本，查缴后令销毁。顺带还将沈德潜家中收藏的历来御赐物件全部收缴。最严厉的处罚来了，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爆发，而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这一次乾隆帝彻底愤怒了，大骂沈德潜“丧尽天良，负恩无耻”，并扬言若他还活着必重处，甚至怨恨地说沈德潜身故、其嗣子和孙子夭殁，都是报应。为了发泄愤怒，还下令“将沈德潜从前所有官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内牌位一并撤出，及赐祭葬碑文仆毁”【7】。四十四年，乾隆帝怀旧时，想到沈德潜仍是恨意未消，认为死后遭致仆碑是他咎由自取，但把仆碑的责任推向廷臣，说是为了平息众怒才不得已为之。四十五年最后一次南巡经过紫阳书院时，又想起曾任书院掌教的沈德潜，认为自己看错了人。直到乾隆五十七年后，乾隆帝的心情平复之后，有些叹息地感慨沈德潜是“恃才而不自检饬”以致身后遭受“过谴”，意识到此前对沈德潜的举措有些过度了，才慢慢采取一些补偿行为。
一代君臣相遇的文坛佳话以如此结局告终。沈德潜身前虽占尽名位，风光无限，后来由于卷入一系列的事件当中，他不仅被活活吓死，身后更惨遭“仆碑撤祠”。既能予之，必能取之，这一切都是乾隆帝在导演着，只不过乾隆帝没有将这一场旷古绝今的文坛佳话完满地持续到最后。然而他们之间的事，也不能简单地用“伴君如伴虎”来解释，反倒有点类似“魔菲斯特”的契约：签订时间从乾隆七年始，甲方给予世间的荣誉、地位，乙方则需要舍弃灵魂地报答皇恩，不过这契约中甲方是知道他该怎么做，乙方却没有具体条目规定该怎么做，因此一旦甲方觉得不满意，就意味着乙方毁坏了合同，那么甲方就强有力地收回一切。是以乾隆帝一再强调是沈德潜辜负了他，他没有任何对不住沈德潜的地方，然而名位之事是显性的，灵魂之事是隐性的，谁是谁非皆成为一堆故纸。只是悲剧能够发生，也多多少少与沈德潜本人也有一定关系，不说咎由自取，但他若能更谨言慎行，固守他的本分，或许不至于身后成为惨剧。如乾隆帝扶植的下一位代理人翁方纲，他们二人关系虽不再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但由于他对“忠孝论”更为忠心地大力宣扬，其在享受名位的同时亦得平安终老，身后无事。
有道是“生前哪管身后事，身后留将后世说”，词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沈德潜在乾隆帝的扶植下盛行乾隆诗坛三十余年，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但终究是一个文人，并无政绩可言，而文坛代言人的事务也没完全做好，死后更遭仆碑、撤祠，岂不悲乎！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袁枚.袁枚全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4】弘历.御制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6】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当时有记载说，雍正初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鄂尔泰编刻过一部地方采风诗集《南邦黎献集》，沈德潜之诗亦入选其中，时在潜邸的乾隆帝就已知其人【1】。是否属实，今已难征。但真正让沈德潜有机会一睹天颜的还是在乾隆四年考取进士之后，乾隆四年五月十三日（阴历）引见新进士时，沈德潜第一次见到了乾隆帝——还仅限于遥望端坐在龙椅上的乾隆帝，当被选为庶吉士时，他更是激动不已，感慨自己以一老年草野之士竟然能得与馆选，真有点喜从天降而飘飘入仙的感觉，随即写诗以记录此刻的感受：“许亲香案称仙吏，望见红云识圣人”【2】。他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乾隆七年四月十九日庶吉士散馆时，乾隆帝才真正认识沈德潜，坐在宝座上的乾隆帝看到一群在写诗作赋的庶吉士中有一白发苍苍的老者时，心里很是惊奇，忙叫上前来，询问后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沈德潜，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和籍贯。幸运的是，沈德潜这次考得第4名，留馆为翰林院编修。是年六月轮班引见时，乾隆帝就告诉张廷玉说“沈德潜系老名士，有诗名”，并命和御制《消夏十咏》诗，沈德潜花了一个时辰写好了和诗，得蒙赏赐纱二匹、葛纱二匹，想来应是写得不错。这是沈德潜文学侍从生涯的開始。
乾隆帝本来有好写诗的“结习”，此后乾隆帝常命沈德潜和诗，君臣诗简酬唱相得甚欢，二人在诗学上迅速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君臣关系。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下，乾隆帝一再对沈德潜超拔和奖赏。乾隆八年，一年之内连升四次五级，从正七品升至从四品：三月由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擢级升为左春坊左中允（正六品），五月晋翰林院侍读（从五品），六月再升为左春坊左庶子（正五品），九月晋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并授日讲起居注官。这意味着他可以时刻跟在乾隆帝身边，当然也可能是乾隆帝为了方便交流的缘故。这让沈德潜感恩戴德的同时也有点不知所措，“一岁之中，君恩稠叠，不知何以报称，窃自惧也”。乾隆九年六月再晋为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十年五月又超拔为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十一年三月又升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十二年六月又授为礼部侍郎（正二品），并入上书房教皇子读书。这是对沈德潜极为信任了，连皇子都交付沈德潜来教育。在致仕告归后，还赐礼部尚书衔等。是以不断有人感慨和艳羡不已，其同年袁枚就曾既酸楚又艳羡地说：“沈归愚尚书，晚年受上知遇之隆，从古诗人所未有”【3】，二人曾同在乾隆元年参加博学鸿词，乾隆四年又同中进士，又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乾隆七年散馆后的际遇却是千差万别——他比沈德潜少43岁，进士的名次还在沈德潜前，散馆时沈德潜留馆为编修，而他却外任地方知县，虽官阶一样，地位却从此拉开距离，此后更是天壤之别，不数年沈德潜擢为卿贰，而袁枚却调任几处知县后索性辞官隐居。
是什么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又是谁成就了沈德潜？根源在乾隆帝。那么乾隆帝为何偏偏赏识沈德潜，并高其位、厚以禄的加之于沈德潜呢？关键在于乾隆帝想通过扶植诗坛代言人来控制诗坛，而沈德潜在当时是最佳人选。乾隆帝曾明言：“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4】，他需要借沈德潜之名，便利之以禄位是自然之理。曾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控制的”【5】，这在乾隆帝尤为突出，他不仅制作了数量惊人的御制诗，并刊刻以宣示士林，对诗歌更是有着一套较为世俗化而又系统化的主张，他需要有人代理他来深入地宣扬他的主张。乾隆帝曾说：“余虽不欲以诗鸣，然于诗也，好之习之，悦性情以寄之，与德潜相商搉者有年矣”【4】，沈德潜本人也记录说乾隆帝曾多次与他商讨诗学、切磋诗艺。
如果说前面所述还只是物质上厚以禄位的话，那么乾隆帝还非常善于“攻心”，他要让沈德潜感到荣耀得惭愧，让沈德潜意识到若不主动地报答知遇之恩恐怕连地缝都莫得钻。他深谙文人的习气：一面盼着加官进爵以光宗耀祖，一面要保持清高的尊严和虚荣。是以一再擢升沈德潜的同时，还诰封四代、赠封妻室、荫赐子孙；此外，还要给足沈德潜的虚荣和面子，折节地和沈德潜诗原韵，让沈德潜觉得“君和臣韵，古未有也”，并一再主动赐诗、问候。甚至当沈德潜冒昧地以诗集请序时，他虽觉异常却仍应承下来，并在小年夜时熬夜为其写序，沈德潜自然觉得荣耀之极，“从古无君序臣诗者，传之史册，后人犹叹羡矣。”【2】在写序这件事上，无疑意味着乾隆帝并不忌讳向天下臣民公开地坦陈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们二人师友关系的最高峰。在沈德潜致仕离京时，乾隆帝御书匾额“诗坛耆硕”以赠，更是向天下士林昭告了沈德潜为官方代表的诗坛大宗师地位。沈德潜意识到自己在感恩戴德的同时需要涌泉相报。作为一个文士而言，他能够作的是在做好文学侍臣的和诗工作外，惟有积极响应乾隆帝的文学思想，并自觉地将之付诸行动，宣告士林，以图报答君恩之万一。
居官时，沈德潜就将自己的斋名取为“教忠堂”，其义不言而喻。归假时，乾隆帝在诰封三代的同时，还赐诗曰“斧邱陈奠处，不愧教忠堂”【4】，明确地将“教忠堂”拈出，此语颇有意味，既有表彰沈德潜之父能教育出沈德潜这位忠臣孝子之意，又似乎在暗示沈德潜要牢记“教忠”二字的深意。在致仕离京时，乾隆帝更明言说“汝回去与乡邻讲说孝弟忠信，便是汝之报国”。这“忠孝”不仅是对人在行为处事、品格德行上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士林写诗作文的要求。
此外，在诗学上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选诗来向士林传达乾隆帝对诗的理解和主张。他在乾隆十二年时就较早地用“温柔敦厚”、“事父事君”的诗教观来诠释杜诗，选评《杜诗偶评》一书，在评语中充分发掘杜甫“一饭不忘君”的忠悃之心，并认为杜诗之旨应于“一切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处求之”。而用心最著的则是他从乾隆二十二年开始选评，到二十五年重刻、二十六年又增订而成的《国朝诗别裁集》（又称《清诗别裁集》）一书，从序言到凡例都一再申明选诗要“合乎温柔敦厚之旨”【6】。如果说这是沈德潜长期以来的主张——事实上乾隆帝亦如是认为，那么还有两点可说明乾隆帝诗论对沈德潜编选此书的影响：一、乾隆帝反对绮靡浮华之文辞，二、乾隆帝坚决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所以沈德潜在凡例中反复强调这两点。实际上，乾隆帝只是个人写诗绝不为风云月露之辞，而沈德潜则变本加厉地放大到凡有言男女之情者，其诗一概不录，闺阁诗也必须要有助于维护纲常、体现温柔敦厚之旨才予以选录。本以为如此煞费苦心而成的诗选，定会邀获圣眷，是以在二十六年进京为皇太后祝寿时，一到京城就进献上这部最新的诗选。 然而，事情又在悄悄地起变化，风向变了，这一次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或许终究是快九十岁的人有些迷糊了，或许是享受优渥宠眷太久而有些忘乎所以了，他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很明显的皇家忌讳。在诗选中他竟然敢直称慎郡王允禧的名讳，慎郡王可是乾隆帝的叔叔，且还有不少皇亲宗室皆直呼其名，皇家尊严何在？而且宗亲类还不是放在卷首、单列，当然可以说他是想以人物生平来定前后次序，但如果他稍微翻翻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之类，都不至于犯下如此忌讳。第二个错误也是最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首列钱谦益、龚鼎孳等遗民诗人，并选有被雍正帝定为“名教罪人”的钱名世之诗。当然，沈德潜考虑的是他们在清诗史的实际的影响和地位，但钱谦益、钱名世等早被乾隆帝定为“不忠不孝”之人。在乾隆帝看来，“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4】，是以乾隆帝对此大为光火，直骂沈德潜“老而耄荒”，竟做出“非宿昔言诗之道”之举。二人由于诗学观念或许本来就有差异，又或许是沈德潜没跟上乾隆帝的步伐，亦师亦友君臣相得的关系自此出现难以修复裂痕。不过，此书大体上还是本着宣扬“诗教观”的目的而选，仍有宣传的价值；且沈德潜本来就是他扶植的代言人，也不便借此撕破脸皮；因此还是维系沈德潜的颜面，不是勒令沈德潜去删改而是谕令南书房诸臣删改重新锓板以刊行，并还告诉沈德潜这样做是为了“外人自不议论汝也”，在外人面前还是尽量维系他们之间这段君臣文坛佳话。这一恩威并施的做法，很明显地反映出乾隆帝詩论不是单纯的诗学主张，而是一种权力意志在诗歌领域的绝对权威化。
此时由于乾隆帝还未全稔钱谦益的著作，故只要求《清诗别裁集》中删除钱谦益选诗即可，而任其诗自在的流行社会。当他全面了解钱谦益的诗文集后，觉得触目惊心，在乾隆三十四年一改之前的决定，六月之内连下两道谕旨查缴钱谦益诗文集，凡书肆及藏书之家皆不得私藏，毋稔片简遗留民间。暴风雨终于来临了，八月二十九日，乾隆帝谕旨高晋严令沈德潜、钱陈群二人呈缴钱谦益诗文集，并震慑地说如果不交，以后万一查出，将祸及子孙。自《清诗别裁集》后，乾隆帝就对沈德潜产生了不信任感，此时更加怀疑沈德潜可能会隐匿不交。沈德潜醒过来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了，无论交与不交，这场血雨腥风他无法幸免，恐怕还有可能被抄家，九十七岁的他本来就行将就木了，早就经受不住这种暴风雨，在这惊恐之中惴惴不安地于谕旨下达不到十天就与世长辞。因他的突然去世，而高晋也上奏说其家并未藏有钱谦益的诗文集，事情方告一段落。
但事情并未真正的消歇。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又一再令查《清诗别裁集》的刻本及书板，包括二十四年初刻本及二十五年重刻本，查缴后令销毁。顺带还将沈德潜家中收藏的历来御赐物件全部收缴。最严厉的处罚来了，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爆发，而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这一次乾隆帝彻底愤怒了，大骂沈德潜“丧尽天良，负恩无耻”，并扬言若他还活着必重处，甚至怨恨地说沈德潜身故、其嗣子和孙子夭殁，都是报应。为了发泄愤怒，还下令“将沈德潜从前所有官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内牌位一并撤出，及赐祭葬碑文仆毁”【7】。四十四年，乾隆帝怀旧时，想到沈德潜仍是恨意未消，认为死后遭致仆碑是他咎由自取，但把仆碑的责任推向廷臣，说是为了平息众怒才不得已为之。四十五年最后一次南巡经过紫阳书院时，又想起曾任书院掌教的沈德潜，认为自己看错了人。直到乾隆五十七年后，乾隆帝的心情平复之后，有些叹息地感慨沈德潜是“恃才而不自检饬”以致身后遭受“过谴”，意识到此前对沈德潜的举措有些过度了，才慢慢采取一些补偿行为。
一代君臣相遇的文坛佳话以如此结局告终。沈德潜身前虽占尽名位，风光无限，后来由于卷入一系列的事件当中，他不仅被活活吓死，身后更惨遭“仆碑撤祠”。既能予之，必能取之，这一切都是乾隆帝在导演着，只不过乾隆帝没有将这一场旷古绝今的文坛佳话完满地持续到最后。然而他们之间的事，也不能简单地用“伴君如伴虎”来解释，反倒有点类似“魔菲斯特”的契约：签订时间从乾隆七年始，甲方给予世间的荣誉、地位，乙方则需要舍弃灵魂地报答皇恩，不过这契约中甲方是知道他该怎么做，乙方却没有具体条目规定该怎么做，因此一旦甲方觉得不满意，就意味着乙方毁坏了合同，那么甲方就强有力地收回一切。是以乾隆帝一再强调是沈德潜辜负了他，他没有任何对不住沈德潜的地方，然而名位之事是显性的，灵魂之事是隐性的，谁是谁非皆成为一堆故纸。只是悲剧能够发生，也多多少少与沈德潜本人也有一定关系，不说咎由自取，但他若能更谨言慎行，固守他的本分，或许不至于身后成为惨剧。如乾隆帝扶植的下一位代理人翁方纲，他们二人关系虽不再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但由于他对“忠孝论”更为忠心地大力宣扬，其在享受名位的同时亦得平安终老，身后无事。
有道是“生前哪管身后事，身后留将后世说”，词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沈德潜在乾隆帝的扶植下盛行乾隆诗坛三十余年，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但终究是一个文人，并无政绩可言，而文坛代言人的事务也没完全做好，死后更遭仆碑、撤祠，岂不悲乎！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袁枚.袁枚全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4】弘历.御制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6】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