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郝铭鉴先生的这个集子，心里感到十分亲切。铭鉴大学毕业后，做过10年机关工作，此后就长期在出版阵地驰骋，卓然成家，成就显著。我和铭鉴同事30多年，同在一家出版社，同坐一间办公室，同住一幢宿舍楼，长期的亲密接触，使我在读他的这些文章时，脑海里重新闪现出他在编辑道路上的奋斗身影。
　　作者说，做编辑出版工作，“心中要有一块石头”。这一“石头”之喻，是他从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社院子里的一块石头引出的，这块石头上刻着“编辑三问”。铭鉴所指的“石头”，就是“编辑三问”所体现的文化理念、文化追求。但作者绝不讲一般的空洞道理，而是糅合着他的亲历、亲见、亲闻，有感而发，有的放矢，几乎每篇文章都有一个引人思索的“文眼”。加之铭鉴知识丰赡，文笔清新，行文毫无枯燥说教气，正吻合了目前大众对阅读的需求——有益而又有趣。
　　这个集子既是他对编辑出版的理论思索，也是他多年从事出版编辑工作的实践感悟。铭鉴说，“出版过程是一个贯穿着一连串选择的过程，”它既是思想的选择、科学的选择，也是艺术的选择、趣味的选择，选择中要防止的，是不能让赵公元帅扰乱选择的眼光。铭鉴在他的出版编辑活动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参与主编、责编或策划的图书，诸如《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鉴赏大成》《文化鉴赏大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文艺探索书系》《朱光潜美学文集》以及《中国茶经》《中国酒经》《中国食经》《中国衣经》等书，都具有很高的文化“含金量”，不仅传播了优秀文化，而且实现了出版业特有的文化积累功效，其中有些书是可以“潜入历史，化作永恒”的。
　　作者对有些出版人总是仰视电视，一味跟着电视走的做法，是摇头的。这和我可说是“心心相印”。我曾说过，电视和出版各有不同的职责和作用，那些娱乐性的一次性的消费文化，电视搞就可以了，出版不宜再浪费社会资源，去推波助澜。如果一味跟着电视走，甚至成为电视的附庸，那就会丧失出版业在文化传播上的深度使命，最终丧失自己。由此可见，文化追求这块“石头”，实在是出版人的灵魂。
　　作者也是他所倡导的创新精神的实践者。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很有影响的《文艺探索书系》，铭鉴是策划者。他在编辑前言中写道：“精神劳动具有不可重复的特点。这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探索精神是一种开拓精神，它体现了追求真理的虔诚和执著，体现了创造意识的清醒和强烈。”这种“清醒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在《别了，(文化与生活)》一文中也有着体现。《文化与生活》曾经是本具有很大影响的刊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编辑方式愈来愈不适应要求，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为另一种杂志，作为主编的郝铭鉴，是“笑着和昨天告别”的。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抱残守缺，是难以发出这样坦然的“笑”的。更能体现作者创新精神的，是他策划创办了《咬文嚼字》。这个开始并不被看好的小刊物，经过他的悉心经营，办得风生水起，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出版品牌。在一次优秀出版人的评选会上，我曾说，许多刊物的主持人，这个人可以，换一个人也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咬文嚼字》来说，没有郝铭鉴，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刊物。郝铭鉴为《咬文嚼字》的诞生与成长，付出的热情、学识、智慧、精力，是难以换个人来代替的。
　　与创新相联系，作者反对“一窝蜂”出版，反对“跟着别人脚印走路”，主张记住“我是谁”，走自己的路。这点，在《我到哪儿去了?》《丹麦有条海滨公路》《悼“土掉渣”》等文中，都有生动的表述。想当年，我们在讨论编辑工作时，铭鉴也不时会讲出个性化语言，使一些庸常的说法别开了新生面，给人以新鲜的触动。
　　郝铭鉴博闻强记，思维敏捷，口才文才俱佳，是出版界的才子。他编书、买书、评书、读书，也写书。前不久出版的《文字的味道》，和这本书一样，也是随笔集，让读者嚼得津津有味。他的随笔风格特点，如同他在《新年旧愿》一文中对他的作者提出的写稿要求一样，有四个“点儿”，即新点儿、实点儿、活点儿、短点儿。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这也体现了他的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不尚空谈，不作诳语。这种实实在在、老老实实的态度，配之以生动活泼、富有才情的笔墨，使他写的书亲切而多味。
　　作者曾自谦文章缺乏深度，比较浅。我想，这个浅，恰如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所指出的，“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也可以说犹如一汪可赏可玩可品可饮的澄澈池水，在书林的万千景象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