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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扶贫社”引进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式，历经13年的中国乡村试验，在探索中国“穷人银行”模式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扶贫事业打开了另一扇门。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为乡村银行)被称为“穷人银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5年前，这个“穷人银行”的模式就已经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试行了15年。
15年前，即1993年，由杜晓山主持的“小额信贷扶贫研究”课题组引进了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模式并先后在中国的5个县进行试点。至今，它的情况怎样呢?本刊记者对中国社科院杜晓山教授的专访揭开了孟加拉国“穷人银行”中国乡村试验的神秘面纱。
10万美元起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杜晓山就开始着手扶贫领域的研究。当时扶贫贷款的现状是。要么被层层节流挪作它用，要么贷给了那些办企业的个体工商户，真正到达农民手上的微乎其微；二是贷款不管到了谁的手上，几乎都收不回来。
“这是两个顽症，也是我们最困惑的难题。”杜晓山认为，农民能不能借到钱和能不能还钱之外，更深层次要考虑的就是扶贫机构自身能不能长久地自我生存。
在一次国际研讨会，杜晓山发现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都解决了他们的困惑。上世纪90年代初，杜晓山他们开始在社科院的刊物、报纸上以及各种研讨会上对它进行宣传，“但是那时没人注意这事，学术界也有很多人认为人家的经验苒好也不适用于中国。”
但杜晓山和他的课题组希望用实践来说话，出于这样一个动机，1993年杜晓山去了孟加拉国考察。去之前，他们就定了河北省易县作为试验点，与当地政府沟通也很顺畅。考察结束。在与尤努斯交换意见后，杜晓山他们得到了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信托基金(GT)的5万美元低息贷款。
“他的理念是‘我可以借给你，但我不可以送给你’，他对农民也是一样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要让农民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自我增强能力的意识。”
1994年格莱珉银行的5万美元到位，同时杜晓山他们还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5万美元赠款，加起来是10万美元。
接下来，为了取得一个相对合法运作的身份，杜晓山他们请易县政府出具了允许社科院在易县做试验点的文件；同时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了一个非盈利的社团法人——“扶贫社”。扶贫社由当地政府推荐一位负责人全职参与扶贫社工作，但属公务员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其余的工作人员全部从社会招聘，由扶贫社发薪。
河北省易县成为试点之后，杜晓山他们又先后在虞城、南召、丹凤、涞水和金堂5个县建立了小额信贷扶贫试验点。
据说，运作最初国务院扶贫办的态度是“口头支持”但没有下达文件。直到1999年12月，扶贫社运作了5年之后，人民银行才给了社科院一个批准文件，允许社科院继续按现有模式试验，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和扶贫办也都下文表示了支持这项试验。
孟加拉国模式的拷贝
“除了机构和孟加拉国银行不同之外，我们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的模式拷贝过来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独立运作的，我们是要跟政府协调、接受社科院的指导的，带有点半官方的性质，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不可以吸储。”杜晓山说。
虽说是照搬，但杜晓山他们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作了一些相应调整，他们称之为“中国式小额信贷模式”。
与孟加拉国格莱珉模式相同的是，中国模式同样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按照尤努斯的说法，是因为“妇女流动性低，违约可能性低，同时由于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更有决心和毅力使自己的家庭摆脱贫困，故而更为珍惜借贷的机会。”格莱珉银行贷款人中，妇女的比例已经由最初设定的50％提高到了现在的96％。而杜晓山告诉记者。中国模式中，妇女贷款的比例是85％以上。
事实上，孟加拉国格莱珉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妇女为主体，五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
杜晓山解释，其实五人小组联保可以视为是担保的一种形式。
2001～2004年。格莱珉银行开始了“格莱珉二代”的模式转型。“格莱珉二代”的特点是采取建立在借款者个人信用基础上的弹性贷款机制，只要信用良好，借款者就可以提升贷款规模。直至贷款额度上限，如果无法如期偿还，其贷款额度上限就会下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联保小组的作用已经减弱了，贷款的期限也变得更加灵活。
2004年8月份，杜晓山他们在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副总经理沙迦汗，阿里的指导下试验了模式二。“模式二中包含了模式一(整贷零还)，又增加了一种贷款方式(整贷整还)，是一种有更灵活贷款额度、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的贷款模式。”杜晓山说。
平均90％的还贷率
说到运作的最终效果，杜晓山并不同意有些媒体夸大其辞的说法，他以一位学者严谨的态度说：“总体上说得过去，但不完全是非常乐观的”。
至于还贷率，杜晓山认为已经“越来越好”。在涞水、金堂县还贷率已经可以达到100％，但因为有些要求每周还的贷款可能会拖到两周三周之后还，所以杜晓山宁愿把这个数字说成99％。
据了解，扶贫社在河北省易县累计向1.9万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妇女受扶持率占83％，全县近6000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社科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扶贫社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目前获得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3～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15万人。
三大特性使“乡村银行”迅速发展
投入农村互助资金组织的政府资金，显然比通过其它惠农政策发放给农民的钱更有效，因为这笔钱成了“种子钱”，它不但帮贫困农民增收，也教会了农民“如何以市场机制来花钱、管理钱”，更推动了农村自治能力的增强。
农民为何如此钟情于扶贫社?在采访中安徽村民们告诉记者，是由于扶贫社具有三大特性：
一是便利性。扶贫社就设在村内，农户间彼此知根知底、相互信任度高，办理贷款的手续也特别简便，真正是“农民自己的土银行”。正是便利性，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急着“入社”，太湖县小池镇张冲村村民何其应，去年初从“扶贫社”借款5000元发展肉鸡规模养殖。半年赚了2万元，全村人“社”借款发展规模化养鸡的农户迅速发展到了70多家。
二是民主性。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认为，互助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是农民自我管理能力、民主意识的一次大提升。由于资金管理小组的成员必须由一户一票地选出，村民们普遍觉得“比选村委会主任更认真，管钱的事可马虎不得”，许多村民为了赢得别人的信任，甚至开始约束自己的言行。农民增收之后，在道德信誉监督约束之下，首先想到的也是还本付息。
三是引导性。太湖县领导认为，由于互助资金借贷的导向是必须用于发展生产，这比任何口号与讲话的引导更直接。从试点村情况看，通过互助资金而增收的农民对其他户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明显，提高了村民的创业能力。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扶贫社”面临转型
对于游离于政府和商业化运作之间的扶贫社来说，除了面临其身份的合法化问题之外，由于“只贷不存”。还面临着严重的资金饥渴。杜晓山介绍说，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资金规模小，农户借款限额较低。不能满足农民发展生产的实际需求。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每次“封顶”5000元的贷款显然不能“解渴”。二是没有合法地位，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无法进行注册登记。管理组织的地位没有明确。在工作中存在许多不便。以银行开户为例，安徽省除岳西县通过协调县人民银行同意管理组织作为特例开户外，金寨县是乡财政所开户，其他地方多以个人名义开户。这给以后的规范管理带来难度与隐患。三是风险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农业一定程度是弱势产业，在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或是个别家庭发生特殊困难时，借用的资金存在一定风险。四是壮大规模后。农民受限于自身的文化素质与财务知识，会出现管理难题，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农村财务人才培养机制。
杜晓山说。他希望国家出台政策，这样就可以按国家的政策把它变成一个公司或者交给一个公司。又或者交给一个银行或者成立一个银行。事实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了发展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他希望在平稳的过渡过程中对扶贫社进行改制，最后使之变成一个财务可持续发展的、为穷人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金融或者准金融机构。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为乡村银行)被称为“穷人银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5年前，这个“穷人银行”的模式就已经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试行了15年。
15年前，即1993年，由杜晓山主持的“小额信贷扶贫研究”课题组引进了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模式并先后在中国的5个县进行试点。至今，它的情况怎样呢?本刊记者对中国社科院杜晓山教授的专访揭开了孟加拉国“穷人银行”中国乡村试验的神秘面纱。
10万美元起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杜晓山就开始着手扶贫领域的研究。当时扶贫贷款的现状是。要么被层层节流挪作它用，要么贷给了那些办企业的个体工商户，真正到达农民手上的微乎其微；二是贷款不管到了谁的手上，几乎都收不回来。
“这是两个顽症，也是我们最困惑的难题。”杜晓山认为，农民能不能借到钱和能不能还钱之外，更深层次要考虑的就是扶贫机构自身能不能长久地自我生存。
在一次国际研讨会，杜晓山发现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都解决了他们的困惑。上世纪90年代初，杜晓山他们开始在社科院的刊物、报纸上以及各种研讨会上对它进行宣传，“但是那时没人注意这事，学术界也有很多人认为人家的经验苒好也不适用于中国。”
但杜晓山和他的课题组希望用实践来说话，出于这样一个动机，1993年杜晓山去了孟加拉国考察。去之前，他们就定了河北省易县作为试验点，与当地政府沟通也很顺畅。考察结束。在与尤努斯交换意见后，杜晓山他们得到了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信托基金(GT)的5万美元低息贷款。
“他的理念是‘我可以借给你，但我不可以送给你’，他对农民也是一样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要让农民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自我增强能力的意识。”
1994年格莱珉银行的5万美元到位，同时杜晓山他们还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5万美元赠款，加起来是10万美元。
接下来，为了取得一个相对合法运作的身份，杜晓山他们请易县政府出具了允许社科院在易县做试验点的文件；同时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了一个非盈利的社团法人——“扶贫社”。扶贫社由当地政府推荐一位负责人全职参与扶贫社工作，但属公务员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其余的工作人员全部从社会招聘，由扶贫社发薪。
河北省易县成为试点之后，杜晓山他们又先后在虞城、南召、丹凤、涞水和金堂5个县建立了小额信贷扶贫试验点。
据说，运作最初国务院扶贫办的态度是“口头支持”但没有下达文件。直到1999年12月，扶贫社运作了5年之后，人民银行才给了社科院一个批准文件，允许社科院继续按现有模式试验，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和扶贫办也都下文表示了支持这项试验。
孟加拉国模式的拷贝
“除了机构和孟加拉国银行不同之外，我们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的模式拷贝过来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独立运作的，我们是要跟政府协调、接受社科院的指导的，带有点半官方的性质，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不可以吸储。”杜晓山说。
虽说是照搬，但杜晓山他们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作了一些相应调整，他们称之为“中国式小额信贷模式”。
与孟加拉国格莱珉模式相同的是，中国模式同样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按照尤努斯的说法，是因为“妇女流动性低，违约可能性低，同时由于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更有决心和毅力使自己的家庭摆脱贫困，故而更为珍惜借贷的机会。”格莱珉银行贷款人中，妇女的比例已经由最初设定的50％提高到了现在的96％。而杜晓山告诉记者。中国模式中，妇女贷款的比例是85％以上。
事实上，孟加拉国格莱珉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妇女为主体，五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
杜晓山解释，其实五人小组联保可以视为是担保的一种形式。
2001～2004年。格莱珉银行开始了“格莱珉二代”的模式转型。“格莱珉二代”的特点是采取建立在借款者个人信用基础上的弹性贷款机制，只要信用良好，借款者就可以提升贷款规模。直至贷款额度上限，如果无法如期偿还，其贷款额度上限就会下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联保小组的作用已经减弱了，贷款的期限也变得更加灵活。
2004年8月份，杜晓山他们在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副总经理沙迦汗，阿里的指导下试验了模式二。“模式二中包含了模式一(整贷零还)，又增加了一种贷款方式(整贷整还)，是一种有更灵活贷款额度、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的贷款模式。”杜晓山说。
平均90％的还贷率
说到运作的最终效果，杜晓山并不同意有些媒体夸大其辞的说法，他以一位学者严谨的态度说：“总体上说得过去，但不完全是非常乐观的”。
至于还贷率，杜晓山认为已经“越来越好”。在涞水、金堂县还贷率已经可以达到100％，但因为有些要求每周还的贷款可能会拖到两周三周之后还，所以杜晓山宁愿把这个数字说成99％。
据了解，扶贫社在河北省易县累计向1.9万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妇女受扶持率占83％，全县近6000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社科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扶贫社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目前获得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3～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15万人。
三大特性使“乡村银行”迅速发展
投入农村互助资金组织的政府资金，显然比通过其它惠农政策发放给农民的钱更有效，因为这笔钱成了“种子钱”，它不但帮贫困农民增收，也教会了农民“如何以市场机制来花钱、管理钱”，更推动了农村自治能力的增强。
农民为何如此钟情于扶贫社?在采访中安徽村民们告诉记者，是由于扶贫社具有三大特性：
一是便利性。扶贫社就设在村内，农户间彼此知根知底、相互信任度高，办理贷款的手续也特别简便，真正是“农民自己的土银行”。正是便利性，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急着“入社”，太湖县小池镇张冲村村民何其应，去年初从“扶贫社”借款5000元发展肉鸡规模养殖。半年赚了2万元，全村人“社”借款发展规模化养鸡的农户迅速发展到了70多家。
二是民主性。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认为，互助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是农民自我管理能力、民主意识的一次大提升。由于资金管理小组的成员必须由一户一票地选出，村民们普遍觉得“比选村委会主任更认真，管钱的事可马虎不得”，许多村民为了赢得别人的信任，甚至开始约束自己的言行。农民增收之后，在道德信誉监督约束之下，首先想到的也是还本付息。
三是引导性。太湖县领导认为，由于互助资金借贷的导向是必须用于发展生产，这比任何口号与讲话的引导更直接。从试点村情况看，通过互助资金而增收的农民对其他户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明显，提高了村民的创业能力。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扶贫社”面临转型
对于游离于政府和商业化运作之间的扶贫社来说，除了面临其身份的合法化问题之外，由于“只贷不存”。还面临着严重的资金饥渴。杜晓山介绍说，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资金规模小，农户借款限额较低。不能满足农民发展生产的实际需求。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每次“封顶”5000元的贷款显然不能“解渴”。二是没有合法地位，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无法进行注册登记。管理组织的地位没有明确。在工作中存在许多不便。以银行开户为例，安徽省除岳西县通过协调县人民银行同意管理组织作为特例开户外，金寨县是乡财政所开户，其他地方多以个人名义开户。这给以后的规范管理带来难度与隐患。三是风险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农业一定程度是弱势产业，在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或是个别家庭发生特殊困难时，借用的资金存在一定风险。四是壮大规模后。农民受限于自身的文化素质与财务知识，会出现管理难题，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农村财务人才培养机制。
杜晓山说。他希望国家出台政策，这样就可以按国家的政策把它变成一个公司或者交给一个公司。又或者交给一个银行或者成立一个银行。事实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了发展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他希望在平稳的过渡过程中对扶贫社进行改制，最后使之变成一个财务可持续发展的、为穷人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金融或者准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