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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过程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复述或再现的一个过程。通过复原重建式的民族志拍摄队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注重分析了复原重建式的民族志方法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及复原重建式民族志创作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提了出复原重建式的民族志拍摄过程中应注意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 ：影像民族志 复原重建 民族文化保护
一、 复原重建式民族志创作方法
“民纪片的拍摄过程，就是通过本民族群众必要的排演进行历史的复述或再现的过程”。这不但提高了影片的拍摄难度，也对影的品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复原重建的拍摄要求从科学性的原则出发，严格的依据事实，让参与者重新进入事先规定的文化的情景之中，这个情景曾是他们所熟悉的。在这样情景之中，按照拍摄脚本剧本的要求，让参与者完全根据自己的民族习惯了的行为样式，在自己民族文化气氛环境里，通过必要的自我复述式的方式来进行演示活动。复原拍摄在历史纪录片历史上是不能缺乏的。
任何一种文化创作形态都是以其生命的形式出现的，都是以一种原始的力量从孕育着它的社会土壤里，特定的精神理想中生长出来的。因此，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像一定不能脱离它特定的时空环境。另外，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已经出现了一种将厚重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民俗文化旅游的趋势，现实中出现了大量因“摆拍”，“为表演而表演”的“失真”，有些民族元素已经不再保持原汁原味。影像民族志的复原重建拍摄与虚假的“摆拍”是不同的。
以国际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传统而言，“复原”或“重建”最早见于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等影片中。弗拉哈迪邀请其爱斯基摩人伙伴纳努克，将传统的捕猎方式与生活习俗，通过排演复原的方法再现于电影银幕上。西方学者将其创作方法称作“标本剥制式”的拍摄方法。被重建的“民族志”内容令观看者信以为真，虚构部分也因影片并未篡改史实而得以存在。这种意识形态强化了电影在针对正在消失的种族的拯救人类学中的用途。
二 、复原重建式的民族志方法对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
（一）记录与保存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既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写照，又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通过复原重建式的影像拍摄能够对民族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连贯地、逼真的记录，将场景的、音响的、文字语言等客观事物的原貌保存下来，作为视听资料存储，供人们随时提取，作为“活化石”和历史性“视听资料”载入史册，为有目的的抢救、保存、研究正在不断消逝或演变中的民族社会文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二） 收集与研究民族文化
每一个文化要素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必须把它放置于一个较大的文化系统之中，进行长期田野考察，收集大量的信息后，才能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也才能对该行为或现象进行科学而合理的解释。作为民族文化的影像没有拍摄者的主观设计，可以成功地还原出行为或现象发生的那种文化意义上的综合环境，包括背景与氛围，去探寻文化的内涵与意蕴，因而复原重建式的民族志是研究文化的重要手段。
（三） 传承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族群成员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并赋予了该民族不断发展的顽强的生命力。通过复原重建式的影像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民众认识到应该把握住民族文化的根脉，自觉地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通过民族文化的记录，让不同文化的观者能从影像中读懂影像画面的形象语言，了解及认识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消失或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体验相似的情感，唤起对继承与保护自己民族优秀文化的意識。
三 、民族志影片在创作方法上应注意的问题
（一）客观真实
影像记录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摄影师的认知水平以及专业技术。记录是主体选择、发现和重构的结果。因此，记录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而应是主体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前提下进行的诠释。记录和再现不仅是客观现实的真实，还必须是本身逻辑的真实，这样才能赋予影像永久地保存与供研究学习的价值。大部分影像民族志遵循描述性理解模式，要求作者首先要忠实地贴近研究对象的生活实践，并以研究对象的传统、信仰为依据，用研究对象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被他们建构起来的生活秩序。这是一种不以科学理性为前提的文化理性，其追求的“客观性”受到对象主体的事实逻辑的约束。因此，影像民族志者在素材处理上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在拍摄与制作过程中必须面对那些不属于科学理性的道德、审美、信仰等非理性思维。
（二）跨文化的设觉
民族志作者与被研究对象拥有了同一个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后者创作的影像民族志作品同样能够解释某些人类学知识，阐释其文化特质，并与民族志作者的观察、描述和理论建构彼此求证。建立同一个对话平台，首先学者应将话语的权力归还给被拍摄的对象。
结语
民族志影片的复原拍摄应该有个限度，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复原拍摄的。属于历史上特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特定事件或特定人物的活动无法进行全面的恢复，如果进行了复原重建，也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复原拍摄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不得而为的办法，我认为这种方法在民族志影像中尽量的少用为好。经过后人或他人的复原已不是原装原貌，还是存在着偏差。复原拍摄无论做的怎样细致，总部及随机选样拍摄所达成的真实效果。影响民族志纪录片应用心发掘和反映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变化。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生动的内容会成为历史，如果及时的对这些进行记录和拍摄，没有必要后人再进行复原重建的拍摄。
参考文献
[1].朱靖江：复原重建与影像真实——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再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13
[2].陈学礼：以镜头“写”文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反思，云南大学，2015
[3].保罗·基奥齐，梦兰.：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 民族译丛，1994
[4].丁婕，杨洪林：民族志影片的人类学实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5].陈学礼：论民族志电影的“真实”，云南社会科学，2003
作者简介：凯丽比努尔·伊力（1995-），女，新疆人，中央民族大学，2013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关键词 ：影像民族志 复原重建 民族文化保护
一、 复原重建式民族志创作方法
“民纪片的拍摄过程，就是通过本民族群众必要的排演进行历史的复述或再现的过程”。这不但提高了影片的拍摄难度，也对影的品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复原重建的拍摄要求从科学性的原则出发，严格的依据事实，让参与者重新进入事先规定的文化的情景之中，这个情景曾是他们所熟悉的。在这样情景之中，按照拍摄脚本剧本的要求，让参与者完全根据自己的民族习惯了的行为样式，在自己民族文化气氛环境里，通过必要的自我复述式的方式来进行演示活动。复原拍摄在历史纪录片历史上是不能缺乏的。
任何一种文化创作形态都是以其生命的形式出现的，都是以一种原始的力量从孕育着它的社会土壤里，特定的精神理想中生长出来的。因此，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像一定不能脱离它特定的时空环境。另外，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已经出现了一种将厚重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民俗文化旅游的趋势，现实中出现了大量因“摆拍”，“为表演而表演”的“失真”，有些民族元素已经不再保持原汁原味。影像民族志的复原重建拍摄与虚假的“摆拍”是不同的。
以国际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传统而言，“复原”或“重建”最早见于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等影片中。弗拉哈迪邀请其爱斯基摩人伙伴纳努克，将传统的捕猎方式与生活习俗，通过排演复原的方法再现于电影银幕上。西方学者将其创作方法称作“标本剥制式”的拍摄方法。被重建的“民族志”内容令观看者信以为真，虚构部分也因影片并未篡改史实而得以存在。这种意识形态强化了电影在针对正在消失的种族的拯救人类学中的用途。
二 、复原重建式的民族志方法对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
（一）记录与保存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既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写照，又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通过复原重建式的影像拍摄能够对民族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连贯地、逼真的记录，将场景的、音响的、文字语言等客观事物的原貌保存下来，作为视听资料存储，供人们随时提取，作为“活化石”和历史性“视听资料”载入史册，为有目的的抢救、保存、研究正在不断消逝或演变中的民族社会文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二） 收集与研究民族文化
每一个文化要素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必须把它放置于一个较大的文化系统之中，进行长期田野考察，收集大量的信息后，才能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也才能对该行为或现象进行科学而合理的解释。作为民族文化的影像没有拍摄者的主观设计，可以成功地还原出行为或现象发生的那种文化意义上的综合环境，包括背景与氛围，去探寻文化的内涵与意蕴，因而复原重建式的民族志是研究文化的重要手段。
（三） 传承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族群成员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并赋予了该民族不断发展的顽强的生命力。通过复原重建式的影像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民众认识到应该把握住民族文化的根脉，自觉地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通过民族文化的记录，让不同文化的观者能从影像中读懂影像画面的形象语言，了解及认识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消失或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体验相似的情感，唤起对继承与保护自己民族优秀文化的意識。
三 、民族志影片在创作方法上应注意的问题
（一）客观真实
影像记录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摄影师的认知水平以及专业技术。记录是主体选择、发现和重构的结果。因此，记录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而应是主体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前提下进行的诠释。记录和再现不仅是客观现实的真实，还必须是本身逻辑的真实，这样才能赋予影像永久地保存与供研究学习的价值。大部分影像民族志遵循描述性理解模式，要求作者首先要忠实地贴近研究对象的生活实践，并以研究对象的传统、信仰为依据，用研究对象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被他们建构起来的生活秩序。这是一种不以科学理性为前提的文化理性，其追求的“客观性”受到对象主体的事实逻辑的约束。因此，影像民族志者在素材处理上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在拍摄与制作过程中必须面对那些不属于科学理性的道德、审美、信仰等非理性思维。
（二）跨文化的设觉
民族志作者与被研究对象拥有了同一个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后者创作的影像民族志作品同样能够解释某些人类学知识，阐释其文化特质，并与民族志作者的观察、描述和理论建构彼此求证。建立同一个对话平台，首先学者应将话语的权力归还给被拍摄的对象。
结语
民族志影片的复原拍摄应该有个限度，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复原拍摄的。属于历史上特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特定事件或特定人物的活动无法进行全面的恢复，如果进行了复原重建，也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复原拍摄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不得而为的办法，我认为这种方法在民族志影像中尽量的少用为好。经过后人或他人的复原已不是原装原貌，还是存在着偏差。复原拍摄无论做的怎样细致，总部及随机选样拍摄所达成的真实效果。影响民族志纪录片应用心发掘和反映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变化。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生动的内容会成为历史，如果及时的对这些进行记录和拍摄，没有必要后人再进行复原重建的拍摄。
参考文献
[1].朱靖江：复原重建与影像真实——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再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13
[2].陈学礼：以镜头“写”文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反思，云南大学，2015
[3].保罗·基奥齐，梦兰.：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 民族译丛，1994
[4].丁婕，杨洪林：民族志影片的人类学实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5].陈学礼：论民族志电影的“真实”，云南社会科学，2003
作者简介：凯丽比努尔·伊力（1995-），女，新疆人，中央民族大学，2013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